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经销商可能会将一管抗体分装成两管、三管甚至四管，然后分别兑水。造假者的另一种手段是用回收的国外品牌的旧包装，直接装入来历不明的试剂，贴上打印的进口品牌标签，就能卖大价钱
大学、研究所使用的生物试剂也有假货吗？5月11日，《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科学家与假冒试剂的秘密战争》一文，根据文章描述，中国存在着一个利润丰厚的假冒试剂市场，科学家们在想方设法对付这些假货。
试剂造假听起来有点儿匪夷所思，把这个现象说得通俗化一点，或许就很容易理解了：买试剂和到国外代购包包的套路很相似。为了能够买到免税的产品而选择买水货，但是又常常会因为不了解代购方，而买到假货。
这不是国际学术期刊第一次对中国的假冒试剂投入关注。2009年5月，另一家世界权威的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就曾报道了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特聘研究员席建忠购买到假细胞培养基的经历。国内的科学网联合《科学新闻》杂志就关于科研试剂耗材造假现象在网上曾做过问卷调查，在将近500份问卷中，有43%的人曾使用假冒伪劣试剂耗材，比例几乎达到一半。
（資料图片）重庆的一个DNA实验室。
国内科研试剂造假的“套路”沿用了制造普通假冒伪劣产品的做法。例如，2007年，生物在线网站曾披露，国内许多企业向各大科研机构出售所谓“美国ADL公司的ELISA试剂盒”，然而，这家公司并不存在，它是由国内商家杜撰一家“美国公司”，然后将国产试剂盒套上国外身份进行销售。
由此可见，假冒科研试剂的出现在中国至少有10年的历史了，但至今它依然是令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感到困惑的问题，以至《自然》杂志最近再次关注此事。
根据2015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生物试剂，是以微生物、细胞、动物或人源组织和体液作为原料，应用传统技术或者现代生物技术制成，用于人类疾病的预防、治疗和诊断的药品。我们日常听到的抗生素、血清、疫苗、血液制品甚至动物源性的组织和胚胎等都属于试剂的范畴，是生物科学实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黄嵩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行政副所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们研究所一年有4000万元经费花在购买试剂上，几乎占了整体科研经费的一半。在采购试剂的时候，假冒试剂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他心头。
2013年，他曾在中关村一家打印店里看到印着艾博抗（Abcam）和CST（Cell Signalling Technology）等国外知名抗体公司名称的标签;2015年，他看到实验室里有清洁工专门挑拣出空的试剂瓶，问过以后才知道，有人以40元一个的价钱回收空试剂瓶。
不仅如此，黄嵩自己也有过买假试剂的经历。他曾经做DNA转染的实验，把DNA引入细胞的试剂出了问题，使得他后面的实验没有结果。他想到很多因素：血清是假的，还是细胞出了问题，或者是实验方法出了错？他把这些都试验了一遍，依然没找到原因，最终才想到试剂是否有问题——一试，果然试剂本身就是假的。
“重新测试的过程非常长，一个礼拜才能验证一个变量是不是错的。”在辛辛苦苦完成一系列实验以后，再折回去寻找“错点”是非常烦恼的事，这样的困扰不仅黄嵩独有。
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研究员席建忠曾对《科学》杂志讲述，他的实验瓶里多次出现黑斑，培养的细胞在一周内就死亡了，逐个排除干扰因素以后，最终发现他使用的一种细胞培养基DMEM可能是假货。“DMEM太基础了，我们从来没想到过它会出问题。”除了费时、费力还费钱，因为实验过程中还添加了很多其他试剂，使用各种耗材、仪器，而且搭进很大的人力成本。根据席建忠的计算，一次这样的事故，损失大概就有二三十万元。
北京大学工学院特聘研究员黄岩谊曾经提到，“实验室的老师和学生从来就没有想过试剂会有假的，他们大脑里从来就没有这根弦儿。”在黄嵩看来，很多生物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从来不会怀疑试剂的真假，因为在美国几乎不会遇到假货。
黄嵩根据自己看到的假冒商标和试剂瓶回收的情况推测，试剂造假的手段应该是兑水掺假和直接假冒。“许多生物试剂包装并没有密封条，拿抗体来讲，经销商可能会将一管抗体分装成两管、三管甚至四管，然后分别兑水，这时候从外表上并不能看出哪管试剂是假的，只要能打印出标签来，贴上去就行了。”
他推测，造假者的另一种手段是用回收的国外品牌的旧包装，直接装入来历不明的试剂，贴上打印的进口品牌标签，就能卖大价钱。“这些人用别人的品牌是没有顾忌的，自己赚了钱，却毁了国外品牌的名誉。”
国内高校或研究所所使用的大部分试剂都是进口的，这样做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崇洋媚外”。“用进口的，是因为试剂是一种工业标准，你的实验结果要让别人重复出来，那么，你的试剂必须是全世界的实验室都在用的，而且应该是有几十年的质量保证的。”黄嵩解释说，“中国完全可以自己创造一个品牌，但是别人不用啊！你说你的实验用的是国产某某品牌的血清，你的论文发到国际学术期刊，人家会觉得，你所使用的没有一个试剂是我认识的，那你的结论在我心里也会打鼓。”
而且，如果试剂公司的技术不够高，则试剂质量不稳定，可能会夹带杂质，最终的实验结果就有可能是杂质造成的假象。
iBio联合创新服务中心的CEO杨颖负责生物材料的进出口工作。在她看来，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材料有几个刚性需求是不可替代的。比如，进口的胎牛血清，主要是培养娇贵的细胞，比如干细胞或者神经细胞，它们对血清的要求很高，国内的血清和国外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另外，科学研究需要一直追逐最新的东西，很多创新的源头还是来自国外。所以看到一个新东西，可能整个产业链还在国外，国内还没学会如何仿制呢，国外就又出来新东西了。因为这种特性，所以国内在生物科研试剂领域没有形成产业链，但是又有刚性需求，所以就必须进口。” 国家对生物材料进出口有一套复杂的流程和标准，与科研人员的需求之间形成一种矛盾，这就成了水货、假货产生的一大背景。
由于生物试剂有安全隐患，所以进口过程十分繁琐，需要递交一系列的资格审查表、报关、通关、检疫检验等，单独报关的费用很昂贵，国外的试剂公司很少在中国直销，而是设立分公司或者一级代理。但是检疫检验部门为了保证安全，对试剂质量评价有一套专门的流程和标准，所以通过官方渠道购买，需要花费1～2个月的时间，而科研人员希望更快地拿到这个产品，用在实验中。
科研试剂的水货在这种情况下就登场了。水货是逃避关税、非法进口的产品。两个月前，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就截获了私人携带的18瓶胎牛血清。“水货见不得光，科研人员用了水货也无法联系厂商和合法经销商，所以也就没办法溯源，于是假货就有了大行其道的空间。”杨颖说，“但凡能溯源的，就不会有假货。选择了非法渠道进口试剂的科研人员，一旦买到假货，就只能自己吃哑巴亏。”
即使通过正规代理商，试剂市场的情况也很复杂。在丁香园网站的实验产品采购平台“丁香通”上，就能看到给用户推荐的试剂代理公司多达800多家。
清华大学生物系2014级研究生孔一番（化名）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们实验室每天都有各种代理商来上门推销产品，他们会选择一些长期合作的大代理商，并且在他们当中进行比较。“竞争激烈，一个代理商可以代理多个产品，谁来得勤，谁会推销，谁给的折扣合适，我们肯定就会找谁买。” 在孔一番所在的生物技術楼里，很多实验室门口都贴着“谢绝推销”的字样。据某实验室管理试剂采购的王老师介绍，几乎每周都有来实验室“套近乎”的，讲他们代理的产品以及价格优势。
除了学校统一购买或者从国外官网直销购买以外，王老师所在的实验室有自己长期合作的代理商。但是即使从合作的代理商处，她也买到过疑似假货的实验耗材。“具体是真是假没办法确定，但是最后我们就不从那家买了，选别的代理商。之前的代理商也不会承认有问题，只是跟我们说包装不同。最后就算了，反正也没有产生特别恶劣的影响。”
使用假冒试剂的后果并不像通过“海淘”购买到假货那么简单，它不仅仅是金钱的损失。黄嵩提到，假冒试剂对中国科研体系都会造成影响。“《自然》杂志之所以报道中国的假冒试剂问题，肯定是美国那儿有反馈，才来中国做调查的。”他说，“这样下去，国外厂商以后可能对中国市场会有限制，而且这关乎我们发表文章的诚信度问题。多少人的心血和时间、多少教授的前途和国际声望，还有我们每年砸出去的多少科研经费，但是碰上一个试剂造假，人家就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你。”
看到《自然》杂志有关中国假冒试剂的报道，很多科研人员都留言表示“希望国产试剂能够迅速崛起”，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黄嵩举例说，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原先使用美国试剂做出了世界一流的成果，并且最终拿到了诺贝尔奖。得奖后他就开始慢慢使用日本的产品了，而且继续发表出很好的文章。此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也想方设法买日本产品，于是，这些日本产品慢慢就变成世界公认的了。“不要小看一小瓶试剂，这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中国的试剂想要打入国际市场，还需要很长时间。”
但面对试剂造假现象，中国科学界已经有所行动。目前，北京生物科学研究所很多重要试剂都从iBio联合平台统一从国外采购，然后再在所里分发，这就减少了每个人接触不同代理商的机会，也减少了接触复杂货源的风险。
据杨颖介绍，这个平台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联合发起，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管委会搭台建立并授权的服务平台。它联合中关村海关、北京国检局和对生物材料有需求的院校和企业，建立一站式免税进出口服务。“相当于大家团购，并享受到免税采购实惠。同时在这个平台上实现特殊物品风险评估、检疫检验等，在合规的前提下，实现快速进口。”
“对于供应商来说，这17%的税能逃就逃，是巨大的利润。特别是血清，一瓶价格就可达上万元，逃个税就能赚1000多元。”虽然iBio目前主要服务于京津冀，还只是一个试点，但据黄嵩介绍，苏州工业园也准备把iBio平台的运营模式和国家配套方式搬过去，目前打算这样做的，还有上海张江高新科技园等。
同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协和医院等在使用“供应室”平台，它相当于一个“天猫”商城，平台对供应商进行资质审查，推出“正品保障”和“七天无条件退换货”等服务计划，实现用户和供应商的在线交易。
未止科技是由几个自英国归来的海归人士创办的生物科技公司，他们认为，在抗体技术全面革命之前的最有效过渡方案，是让用户积极参与反馈数据分享，建立科研行业的“大众点评”，才能够以第三方监督的机制促进行业改革。目前，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官网上推行了“抗体验证计划”。
当然，科研人员自身的行为规范也很重要。为了更快地拿到试剂，有些人在质量和速度的权衡中选择了后者，这样的做法助长了假冒试剂的出现。“科研人员不重视合规进口。最快的获得进口试剂的途径就是个人入境夹带或者信邮。”杨颖介绍说，过去，用这两种方式携带试剂入境比较方便，而且有机会免去琐碎的检疫检验程序。但是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前不久，她看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新规定：对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的，应予立案追溯。
“中国科学界越来越呼吁合规进口科研试剂，在期刊上发表文章也要溯源，再加上法律上加大了管理力度。”杨颖认为，随着国家在科研领域投入的不断加大，科研试剂的假货问题和合规进口问题，应该在较短时间内有所改观。
大学、研究所使用的生物试剂也有假货吗？5月11日，《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科学家与假冒试剂的秘密战争》一文，根据文章描述，中国存在着一个利润丰厚的假冒试剂市场，科学家们在想方设法对付这些假货。
试剂造假听起来有点儿匪夷所思，把这个现象说得通俗化一点，或许就很容易理解了：买试剂和到国外代购包包的套路很相似。为了能够买到免税的产品而选择买水货，但是又常常会因为不了解代购方，而买到假货。
这不是国际学术期刊第一次对中国的假冒试剂投入关注。2009年5月，另一家世界权威的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就曾报道了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特聘研究员席建忠购买到假细胞培养基的经历。国内的科学网联合《科学新闻》杂志就关于科研试剂耗材造假现象在网上曾做过问卷调查，在将近500份问卷中，有43%的人曾使用假冒伪劣试剂耗材，比例几乎达到一半。
国内科研试剂造假的“套路”沿用了制造普通假冒伪劣产品的做法。例如，2007年，生物在线网站曾披露，国内许多企业向各大科研机构出售所谓“美国ADL公司的ELISA试剂盒”，然而，这家公司并不存在，它是由国内商家杜撰一家“美国公司”，然后将国产试剂盒套上国外身份进行销售。
由此可见，假冒科研试剂的出现在中国至少有10年的历史了，但至今它依然是令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感到困惑的问题，以至《自然》杂志最近再次关注此事。
隐秘的试剂造假
根据2015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生物试剂，是以微生物、细胞、动物或人源组织和体液作为原料，应用传统技术或者现代生物技术制成，用于人类疾病的预防、治疗和诊断的药品。我们日常听到的抗生素、血清、疫苗、血液制品甚至动物源性的组织和胚胎等都属于试剂的范畴，是生物科学实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黄嵩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行政副所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们研究所一年有4000万元经费花在购买试剂上，几乎占了整体科研经费的一半。在采购试剂的时候，假冒试剂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他心头。
2013年，他曾在中关村一家打印店里看到印着艾博抗（Abcam）和CST（Cell Signalling Technology）等国外知名抗体公司名称的标签;2015年，他看到实验室里有清洁工专门挑拣出空的试剂瓶，问过以后才知道，有人以40元一个的价钱回收空试剂瓶。
不仅如此，黄嵩自己也有过买假试剂的经历。他曾经做DNA转染的实验，把DNA引入细胞的试剂出了问题，使得他后面的实验没有结果。他想到很多因素：血清是假的，还是细胞出了问题，或者是实验方法出了错？他把这些都试验了一遍，依然没找到原因，最终才想到试剂是否有问题——一试，果然试剂本身就是假的。
“重新测试的过程非常长，一个礼拜才能验证一个变量是不是错的。”在辛辛苦苦完成一系列实验以后，再折回去寻找“错点”是非常烦恼的事，这样的困扰不仅黄嵩独有。
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研究员席建忠曾对《科学》杂志讲述，他的实验瓶里多次出现黑斑，培养的细胞在一周内就死亡了，逐个排除干扰因素以后，最终发现他使用的一种细胞培养基DMEM可能是假货。“DMEM太基础了，我们从来没想到过它会出问题。”除了费时、费力还费钱，因为实验过程中还添加了很多其他试剂，使用各种耗材、仪器，而且搭进很大的人力成本。根据席建忠的计算，一次这样的事故，损失大概就有二三十万元。
北京大学工学院特聘研究员黄岩谊曾经提到，“实验室的老师和学生从来就没有想过试剂会有假的，他们大脑里从来就没有这根弦儿。”在黄嵩看来，很多生物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从来不会怀疑试剂的真假，因为在美国几乎不会遇到假货。
黄嵩根据自己看到的假冒商标和试剂瓶回收的情况推测，试剂造假的手段应该是兑水掺假和直接假冒。“许多生物试剂包装并没有密封条，拿抗体来讲，经销商可能会将一管抗体分装成两管、三管甚至四管，然后分别兑水，这时候从外表上并不能看出哪管试剂是假的，只要能打印出标签来，贴上去就行了。”
他推测，造假者的另一种手段是用回收的国外品牌的旧包装，直接装入来历不明的试剂，贴上打印的进口品牌标签，就能卖大价钱。“这些人用别人的品牌是没有顾忌的，自己赚了钱，却毁了国外品牌的名誉。”
假试剂难以“溯源”
国内高校或研究所所使用的大部分试剂都是进口的，这样做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崇洋媚外”。“用进口的，是因为试剂是一种工业标准，你的实验结果要让别人重复出来，那么，你的试剂必须是全世界的实验室都在用的，而且应该是有几十年的质量保证的。”黄嵩解释说，“中国完全可以自己创造一个品牌，但是别人不用啊！你说你的实验用的是国产某某品牌的血清，你的论文发到国际学术期刊，人家会觉得，你所使用的没有一个试剂是我认识的，那你的结论在我心里也会打鼓。”
而且，如果试剂公司的技术不够高，则试剂质量不稳定，可能会夹带杂质，最终的实验结果就有可能是杂质造成的假象。
iBio联合创新服务中心的CEO杨颖负责生物材料的进出口工作。在她看来，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材料有几个刚性需求是不可替代的。比如，进口的胎牛血清，主要是培养娇贵的细胞，比如干细胞或者神经细胞，它们对血清的要求很高，国内的血清和国外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另外，科学研究需要一直追逐最新的东西，很多创新的源头还是来自国外。所以看到一个新东西，可能整个产业链还在国外，国内还没学会如何仿制呢，国外就又出来新东西了。因为这种特性，所以国内在生物科研试剂领域没有形成产业链，但是又有刚性需求，所以就必须进口。” 国家对生物材料进出口有一套复杂的流程和标准，与科研人员的需求之间形成一种矛盾，这就成了水货、假货产生的一大背景。
由于生物试剂有安全隐患，所以进口过程十分繁琐，需要递交一系列的资格审查表、报关、通关、检疫检验等，单独报关的费用很昂贵，国外的试剂公司很少在中国直销，而是设立分公司或者一级代理。但是检疫检验部门为了保证安全，对试剂质量评价有一套专门的流程和标准，所以通过官方渠道购买，需要花费1～2个月的时间，而科研人员希望更快地拿到这个产品，用在实验中。
科研试剂的水货在这种情况下就登场了。水货是逃避关税、非法进口的产品。两个月前，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就截获了私人携带的18瓶胎牛血清。“水货见不得光，科研人员用了水货也无法联系厂商和合法经销商，所以也就没办法溯源，于是假货就有了大行其道的空间。”杨颖说，“但凡能溯源的，就不会有假货。选择了非法渠道进口试剂的科研人员，一旦买到假货，就只能自己吃哑巴亏。”
即使通过正规代理商，试剂市场的情况也很复杂。在丁香园网站的实验产品采购平台“丁香通”上，就能看到给用户推荐的试剂代理公司多达800多家。
清华大学生物系2014级研究生孔一番（化名）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们实验室每天都有各种代理商来上门推销产品，他们会选择一些长期合作的大代理商，并且在他们当中进行比较。“竞争激烈，一个代理商可以代理多个产品，谁来得勤，谁会推销，谁给的折扣合适，我们肯定就会找谁买。” 在孔一番所在的生物技術楼里，很多实验室门口都贴着“谢绝推销”的字样。据某实验室管理试剂采购的王老师介绍，几乎每周都有来实验室“套近乎”的，讲他们代理的产品以及价格优势。
除了学校统一购买或者从国外官网直销购买以外，王老师所在的实验室有自己长期合作的代理商。但是即使从合作的代理商处，她也买到过疑似假货的实验耗材。“具体是真是假没办法确定，但是最后我们就不从那家买了，选别的代理商。之前的代理商也不会承认有问题，只是跟我们说包装不同。最后就算了，反正也没有产生特别恶劣的影响。”
试剂打假在行动
使用假冒试剂的后果并不像通过“海淘”购买到假货那么简单，它不仅仅是金钱的损失。黄嵩提到，假冒试剂对中国科研体系都会造成影响。“《自然》杂志之所以报道中国的假冒试剂问题，肯定是美国那儿有反馈，才来中国做调查的。”他说，“这样下去，国外厂商以后可能对中国市场会有限制，而且这关乎我们发表文章的诚信度问题。多少人的心血和时间、多少教授的前途和国际声望，还有我们每年砸出去的多少科研经费，但是碰上一个试剂造假，人家就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你。”
看到《自然》杂志有关中国假冒试剂的报道，很多科研人员都留言表示“希望国产试剂能够迅速崛起”，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黄嵩举例说，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原先使用美国试剂做出了世界一流的成果，并且最终拿到了诺贝尔奖。得奖后他就开始慢慢使用日本的产品了，而且继续发表出很好的文章。此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也想方设法买日本产品，于是，这些日本产品慢慢就变成世界公认的了。“不要小看一小瓶试剂，这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中国的试剂想要打入国际市场，还需要很长时间。”
但面对试剂造假现象，中国科学界已经有所行动。目前，北京生物科学研究所很多重要试剂都从iBio联合平台统一从国外采购，然后再在所里分发，这就减少了每个人接触不同代理商的机会，也减少了接触复杂货源的风险。
据杨颖介绍，这个平台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联合发起，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管委会搭台建立并授权的服务平台。它联合中关村海关、北京国检局和对生物材料有需求的院校和企业，建立一站式免税进出口服务。“相当于大家团购，并享受到免税采购实惠。同时在这个平台上实现特殊物品风险评估、检疫检验等，在合规的前提下，实现快速进口。”
“对于供应商来说，这17%的税能逃就逃，是巨大的利润。特别是血清，一瓶价格就可达上万元，逃个税就能赚1000多元。”虽然iBio目前主要服务于京津冀，还只是一个试点，但据黄嵩介绍，苏州工业园也准备把iBio平台的运营模式和国家配套方式搬过去，目前打算这样做的，还有上海张江高新科技园等。
同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协和医院等在使用“供应室”平台，它相当于一个“天猫”商城，平台对供应商进行资质审查，推出“正品保障”和“七天无条件退换货”等服务计划，实现用户和供应商的在线交易。
未止科技是由几个自英国归来的海归人士创办的生物科技公司，他们认为，在抗体技术全面革命之前的最有效过渡方案，是让用户积极参与反馈数据分享，建立科研行业的“大众点评”，才能够以第三方监督的机制促进行业改革。目前，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官网上推行了“抗体验证计划”。
当然，科研人员自身的行为规范也很重要。为了更快地拿到试剂，有些人在质量和速度的权衡中选择了后者，这样的做法助长了假冒试剂的出现。“科研人员不重视合规进口。最快的获得进口试剂的途径就是个人入境夹带或者信邮。”杨颖介绍说，过去，用这两种方式携带试剂入境比较方便，而且有机会免去琐碎的检疫检验程序。但是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前不久，她看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新规定：对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的，应予立案追溯。
“中国科学界越来越呼吁合规进口科研试剂，在期刊上发表文章也要溯源，再加上法律上加大了管理力度。”杨颖认为，随着国家在科研领域投入的不断加大，科研试剂的假货问题和合规进口问题，应该在较短时间内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