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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文化，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切入点。语言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文化的发展反过来也使语言更加丰富而缜密。
汉语随着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更新，一些古老的用法也随之流失，但时代的前进并没有完全洗刷掉汉语的古老意涵，一些东西留存了下来，尤其是在方言里，从而使我们得以对古老的文化追根溯源。
《汉书·艺文志》记载，孔子说：“礼失求诸野”——文化中心不断有新的文化现象产生，从而将原有的文化现象推到远处，所以如果发现自己原来遵循的礼仪，所讲的语言已经流失了，应该到哪里去找呢？到“野”去找。这里的“野”跟“国”相对，城外、国外就是野。
“礼失求诸野”是一条文化传播的普遍原理，汉语史研究也是如此。当语言不断发展变化后，其原始的古老形态可以到郊野去寻找；古代的许多用语在普通话里可能已经流失，却可以在方言中被发现。譬如厦门话中就保留了比较古老的语言文化面貌，而新的面貌则是在如北京这样的政治文化核心地区不断涌现。所以要找旧的东西，就要前往远处，不仅可以到我们国家的偏远地区，还可以到韩国、日本、越南去找，因为这些地方都曾使用汉字与汉音。
方言保留了普通话没有的入声。香港的“旺角”，“MongKok”，“角”发音的时候要收一下子，入声就是这个音（以-p，-t，-k收尾的音节即是入声）。日语的“鉛筆”“えんぴつ（enpitsu）”，后面用“tsu”结尾，但普通话里“铅笔”是没有入声的。上海话里入声快没有了，但有点喉塞音，也就是淡化了的入声，闽南人、广东人、台湾人都知道入声。
“凤凰”的“凤”，现在用的是轻唇音“f”。古代没有轻唇音，只有重唇音，重唇音还保存在南方方言里，譬如肥皂，上海人叫bi皂。由此推理，凤凰的“凤”字在南方方言里也应该发“b”的音，但我见闻有限，目前还没有发现南方有哪一种方言这样发音。但后来我注意到这被保留在了韩语里，韩语里“凤凰”的“凤”叫“beng”，“b”是重唇音。
古无轻唇音，这个现象是著名史学家钱大昕发现的，他是吴人，讲吴语，自己研究悟出来了这个结论。相较而言，北方人成为语言学家稍微难些，因为在他们的方言中，入声几乎消失了，因而做诗的时候，还要死记哪几个字是入声字，才能押到平仄，所以语言学家似乎多半都是南方人。
方言有时候讲出来都是文言，普通话反而是大白话。比如，长沙人说“为什么”，是“huogai”，就是“何解”，其实古代人就是这样讲的，并非长沙人故意“拽文”。所以不要看不起方言，很多人说乡下人讲的是乡里话，但其实乡里话是有文化的。
大家不要认为古代语言简单，现代趋于复杂，在方言中这一现象似乎是倒过来的。甚至现在有人怀疑古代还有复辅音，就是两个辅音叠在一起。大家读英语知道“philosophy”这个词，现在这个发音是简化了的，“ph”其实原来就是双辅音。德文里现在还有雙辅音，不少词语是用“pf”开头的。
19世纪时，来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发现厦门的方言很特别，不但保留了古代的词汇，还保留了古代的语音。我也注意到，厦门人不但用词古朴，一些语法现象也非常特别，有语尾变化。我们一般认为汉语为孤立语，与屈折语不同，没有语尾的变化。但有趣的是，汉语方言情况不同，比如厦门人讲“我”是“wa”，讲“我们”是“wun”，变了音尾；“你”叫“li”，“你们”叫“lin”；“他”叫“yi”（伊），“他们”叫“yin”。北方人喜欢讲“咱爹”“咱妈”，厦门话叫“lan”，包括对方。厦门话里“wu”就是我们，不包括你，“lan”就包括你了。外国人觉得这是屈折性变化，靠发音的变化，而不是靠字的不同。如果有充足的科研经费，应该把方言的语音全都留下来，否则它们就会慢慢消失了。
方言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比如，厦门与福州之间只相隔一个莆田，约300公里，但两地的人也无法通过方言对话。从黑龙江到昆明都可以通用普通话，几千公里距离也不是问题，但南方方言的区别却大到了这样的程度。
哪种方言更古老一些呢？目前能考据出来的，第一是闽方言（闽方言其实是汉末三国两晋时代的吴语），第二是吴方言，第三是老湘语。大家在长沙听到的都是新湘语，与普通话接近，而真的老湘语是湘乡地区讲的，比如曾国藩讲的就是老湘语。广东话很古老，但广东话也很新，因为可以文白对应，这和广东的地理位置有关。每次移民潮都有许多人迁入广东，一批批移民的叠加，古老的广东话也就被一层层冲淡了。但“睇”这个词，依然在广州保存了两千年。
闽方言、吴方言、老湘语，三者之间有联系。吴语讲“缸”叫“bang”，这个音写出来是“甏”，湖南平江人也这么讲。上海讲“袜子”是“mazi”，平江相同。
湖南话里，母亲生的最后一个孩子叫“man仔”，最小的女儿叫“man妹子”。我至今仍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湖南人写成“满”，但想必并不是这个字）。这让我想到小时候在厦门看到有一位妇产科医生叫“黄阿屘”。那时我看招牌不知道这是什么字，后来大人告诉我，这位医生叫“engaman”，“屘”就是最后一个孩子，其实这是厦门人自造的形义字，本字一定并不是这样。湖南话和闽语的关系，其实是湘语和吴语的关系，因为吴语被搬到闽南来了，所以表面上看似不同的方言之间，其实存在着相互联系。
原本从南方长江中游到下游的方言之间可能互有联系，但中唐以后北方到江西的移民把吴语和湘语隔断了，之后江西讲的就是赣语和客家话，但依然可以看出吴语和湘语有很重要的关联。
许多学日语的人都觉得日语、上海话、厦门话的发音有三角式的相似，就是因为吴语的音传到了日本。日语里“京”字的读音有三层，“东京”的“京”念“kyo”，是最古老的“吴音”“；京畿”的“京”念“kei”，是比较近的“汉音”；“北京”的“京”念“king”，是与今天的汉语更近的“唐音”。这三个层次的读法体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变化，诸位如果懂日语，对于理解方言和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帮助。
有时方言的区别是音的不同，有时是用的字不一样。
上海人把摔跤叫“guaigao”，其实用的就不是“摔”字，有的上海人直接把它写成“掼交”。
晋朝有个愚蠢的皇帝名叫晋惠帝。有一年天下大灾，老百姓没有饭吃，大臣问他现在天下饿殍满地，没有饭吃怎么办？皇帝说了一句话：“何不食肉糜”。“糜”是粥的意思，厦门话就不用“粥”而用“糜”，发音是“mei”。
厦门把狗叫“gao”，三百公里以外的福州叫“ken”，其实福州是用了“犬”字。上海人把“新民晚报”叫“新民ya（夜）报”，就是因为上海人不讲“晚”字，他们把天很“晚”了叫“ei”（晏）了，横竖就是不讲“晚”字。
“读书”厦门人叫“tacei”，泉州人叫“dazhu”，因为泉州人用的字真的是“书”，但厦门人用的字是“册”。“有典有册”是《尚书》上的话，所以这方面厦门话更古老。但其实总体上泉州话比厦门话古老，只是因为厦门是开放港口，方言容易流失，但是这个“册”字被保留了下来。
所以方言写不出字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找到它的本字。广东人讲看不讲“看”，讲“tai”，写出来是“睇”。这个字汉代就有，扬雄《方言》记载，他逐个访问各地的人，把各地的方言记下来。这种书2000年来只有一部，如果每隔一百年就有一位扬雄这样的“好事之徒”，我们今天研究方言就方便多了。
官话的“官”是公共的意思，官话就是公共的话。每朝每代都有公共的话。很多人以为明代的官话是北京官话，其实是南京官话，因为明代一开始的首都在南京。南京官话从明代一直用到清代。16世纪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从澳门进来，他们学的都是南京官话，一直到雍正时代，官话才慢慢变成北京官话。在听福建、广东官员汇报工作时，即使说官话，但雍正皇帝依旧听不懂，于是下令办正音学堂，教授语音标准的官话。书中记载清末有许多方言学堂，但其实并不是汉语方言，而是外国语。
现代汉语被认为可以分成七大方言，各有各的分布通行地域，每个方言内部又可再行分区划片，构成一副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完整面貌。
北方方言（又称官话方言）分布在长江及湖南雪峰山一线以北以西的广大地域，以及九江至镇江一线的江南沿岸。其中的江淮官话分支通行于苏、皖二省的江北地区及江南的九江至镇江沿江地带；西南官话分支通行于湖北（除东南角）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及湘西、桂西北、陕南与河南南缘。
其他六种南方方言都分布在东南地区：吴方言在苏南（除镇江以西）、上海、浙江地区，湘方言在湖南湘资流域及广西东北角，粤方言在广东中部、西部和广西东南，闽方言在福建（除闽西）、粤东南、海南和台湾大部，赣方言在江西北、中部及湖南东缘，客方言在粤东北、赣南、闽西及川、桂、台、湘部分地區。
自北而南的三次大移民形成了现代汉语方言的基本格局。首先是永嘉丧乱后的移民，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导致了北方边疆五个少数民族的内徙，迫使中原汉人大量向南播迁。这次移民主要有两条路线，一到江东，二到湖湘，高度集中于今南京一带，使部分吴语区成为讲官话方言的江淮官话区。
其次是唐代安史之乱的移民，移民比较集中的新居地主要是襄阳、江陵、武昌之间的湖北腹心地区，湖南西北角，苏皖二省南部以及江西的北部和中部。这次移民对南方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加速了北方方言对湖北方言的同化，奠定了这一地区西南官话的基础，在江西北、中部，北方移民带来的语言形成了今日赣语的主要基础，一批人又在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时再往南走，到了赣、闽、粤三省交界处，形成了客方言。这里比较封闭，因此客方言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从中唐以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到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历时达二百年，对方言地理的形成起了强化的作用。
第三是靖康之难以后的移民。这次移民的原因和西晋末年相同，由战乱引起，南下的路线和方向也和第一、二次移民近似。这次移民最明显的影响在杭州。杭州城里人讲杭州官话，杭州乡下讲的又是另外一种话。这是因为靖康之乱后开封人将北方的方言带了过来，一直保留到现在。
元代以后，由东到西的移民浪潮成为主要方向，包括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和从福建到广东、海南的移民。江西和福建在唐以后接受了大量移民，到唐末五代的时候已经人满土满，迫于经济需求向其他地区移民。江西到湖南的移民使湘语发生质的变化，由近而远带上不同程度的赣语特征。福建移民则把莆仙方言和闽南方言传播到海南岛和广东省东、西两端的沿海地带，并在珠江三角洲留下了一些闽方言岛。
此外还有东部各省向四川和云贵地区的移民。元代末年，湖北地区发生红巾军起义，不少人避乱或随红巾军入川；明初政府对四川进行移民，也以湖北籍人口为主；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二三十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破坏，人口大减，清政府积极向四川移民，外省入川的移民以明代湖广籍人为主，所以有“湖广填四川”之说。今日四川方言是两湖地区的西南官话向西迁移的结果。
元、明两代及清初不断向云南、贵州派去大量军队，实行屯田制度。据研究，包括随军家属在内，四百年内，移入云贵地区的人口达百万之数。在这些移民中明代从南京来的军人，地位相对高，加上明太祖在军屯之外还迁徙富民大姓到云南，使明后期的昆明地区在风俗习惯、方言、衣着方面都与下江地区十分相似。清代中期四川人口逐渐增加后，又有大批移民在政府鼓励下来到云贵地区，他们的籍贯主要分布于江西和湖南，其次是四川，总人数在二百五十万左右。两次移民使云贵地区的汉语方言被纳入西南官话的体系中，但与四川、湖北方言又不尽一致，有些地区甚至带有下江官话的特征。
现在台湾的许多青年跑到厦门来，会奇怪为什么厦门人人会讲台湾话。他们不知道闽南语是福建的移民带到台湾的。台湾3/4的人讲闽南语，分为泉州腔和漳州腔，另外客家话占了1/4。
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到中国都是从沿海进入，先接触到的人说的都不是官话，而是方言，所以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李鸿章问“葡萄为什么会有牙？”这是因为“葡萄牙”念成闽南话的话叫“putonga”，与外语的发音比较接近，但念成普通话就出现问题了。
英文的“sofa”中文里叫“沙發”，两个音并不接近，但上海话把“沙发”叫“suofa”，这就没有问题。“Cheese”很早前就已经被翻译成了“奶酪”，并被广泛使用，但是现在又叫“芝士”，因为广东人和香港人念“芝士”是“qixi”，和英文接近。但用普通话读就离得远了。我到新加坡去，发现他们叫“taxi”作“德士”，这是从“的士”直接译成普通话来说的。“的士”原本应该用粤语来读才接近原音taxi，用普通话发音变成dishi，已经偏离很远了。而“的”字另一个发音是de（同“德”字），“的士”就成“德士”了。
因此，根据词语的发音，可以辨认出异词是从广州来的，厦门来的，还是上海来的。
“高雄”这个地名是从日文倒译来的，日文发音是“takao”，“taka”就是“高”，“o”就是“雄”，而日文名又是从闽南方言来的。高雄原来的土名叫“打狗”，“打狗”闽南话念成“dagao”，跟日文“takao”相似，于是乎就将“taka”转写为“高”，“o”转写为“雄”。
熟悉方言对于读书也有用处。形容一个人观察事物浮皮潦草，叫“走马看花”，许多人理解成骑在马上慢慢走过去看花，这有什么浮皮潦草的呢？其实在古代这个词是“跑马看花”的意思。厦门话里把跑叫“zao”，其实用的就是“走”字。所以懂方言对于理解古代的诗或成语也是有益处的。
诗中有些看似不押韵的地方，可以猜测是否与方言有关系。“倚”“何”两个字的普通话发音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厦门话中“倚”念“wa”（第四声），“何”念“wa”（第二声），这两个字声母韵母一样，字形也相似，只有声调不同。而普通话读起来则完全不同。
在汉字中，象形字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量的字是形声字，字里有声音。懂方言对于学习语文有好处，许多形声字，普通话发音不同，但在方言中是相互关联的。
说到民俗和方言，湖南临湘的亲属称呼完全是古代的讲法，没有女性的称谓，只有男性的称谓。古书中记载，汉代没有妹妹这个词，妹妹称为“女弟”。在临湘，父亲叫“ya”，祖父叫“dia”。各地的方言里祖父与祖母、父亲与母亲都是不一样的叫法，但在临湘是相同的，祖父叫“大dia”（大爹），祖母叫“细dia”，父亲叫“大ya”（大爷），母亲叫“细ya”。自然也没有妹妹的叫法，妹妹也叫弟弟、老弟。
这就像衣服褶皱里面的东西没有洗干净，一些古代的词汇被保留在这些褶皱的方言中，或者像一块布，越洗越褪色，方言被新的语言淘洗，颜色越来越淡，保留的古代遗迹越来越少，但还有淘洗不干净的地方被保留在某个角落。
（摘自《同舟共进》2020年第4期。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汉语随着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更新，一些古老的用法也随之流失，但时代的前进并没有完全洗刷掉汉语的古老意涵，一些东西留存了下来，尤其是在方言里，从而使我们得以对古老的文化追根溯源。
找旧的东西，要前往远处
《汉书·艺文志》记载，孔子说：“礼失求诸野”——文化中心不断有新的文化现象产生，从而将原有的文化现象推到远处，所以如果发现自己原来遵循的礼仪，所讲的语言已经流失了，应该到哪里去找呢？到“野”去找。这里的“野”跟“国”相对，城外、国外就是野。
“礼失求诸野”是一条文化传播的普遍原理，汉语史研究也是如此。当语言不断发展变化后，其原始的古老形态可以到郊野去寻找；古代的许多用语在普通话里可能已经流失，却可以在方言中被发现。譬如厦门话中就保留了比较古老的语言文化面貌，而新的面貌则是在如北京这样的政治文化核心地区不断涌现。所以要找旧的东西，就要前往远处，不仅可以到我们国家的偏远地区，还可以到韩国、日本、越南去找，因为这些地方都曾使用汉字与汉音。
方言保留了普通话没有的入声。香港的“旺角”，“MongKok”，“角”发音的时候要收一下子，入声就是这个音（以-p，-t，-k收尾的音节即是入声）。日语的“鉛筆”“えんぴつ（enpitsu）”，后面用“tsu”结尾，但普通话里“铅笔”是没有入声的。上海话里入声快没有了，但有点喉塞音，也就是淡化了的入声，闽南人、广东人、台湾人都知道入声。
“凤凰”的“凤”，现在用的是轻唇音“f”。古代没有轻唇音，只有重唇音，重唇音还保存在南方方言里，譬如肥皂，上海人叫bi皂。由此推理，凤凰的“凤”字在南方方言里也应该发“b”的音，但我见闻有限，目前还没有发现南方有哪一种方言这样发音。但后来我注意到这被保留在了韩语里，韩语里“凤凰”的“凤”叫“beng”，“b”是重唇音。
古无轻唇音，这个现象是著名史学家钱大昕发现的，他是吴人，讲吴语，自己研究悟出来了这个结论。相较而言，北方人成为语言学家稍微难些，因为在他们的方言中，入声几乎消失了，因而做诗的时候，还要死记哪几个字是入声字，才能押到平仄，所以语言学家似乎多半都是南方人。
方言有时候讲出来都是文言，普通话反而是大白话。比如，长沙人说“为什么”，是“huogai”，就是“何解”，其实古代人就是这样讲的，并非长沙人故意“拽文”。所以不要看不起方言，很多人说乡下人讲的是乡里话，但其实乡里话是有文化的。
大家不要认为古代语言简单，现代趋于复杂，在方言中这一现象似乎是倒过来的。甚至现在有人怀疑古代还有复辅音，就是两个辅音叠在一起。大家读英语知道“philosophy”这个词，现在这个发音是简化了的，“ph”其实原来就是双辅音。德文里现在还有雙辅音，不少词语是用“pf”开头的。
19世纪时，来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发现厦门的方言很特别，不但保留了古代的词汇，还保留了古代的语音。我也注意到，厦门人不但用词古朴，一些语法现象也非常特别，有语尾变化。我们一般认为汉语为孤立语，与屈折语不同，没有语尾的变化。但有趣的是，汉语方言情况不同，比如厦门人讲“我”是“wa”，讲“我们”是“wun”，变了音尾；“你”叫“li”，“你们”叫“lin”；“他”叫“yi”（伊），“他们”叫“yin”。北方人喜欢讲“咱爹”“咱妈”，厦门话叫“lan”，包括对方。厦门话里“wu”就是我们，不包括你，“lan”就包括你了。外国人觉得这是屈折性变化，靠发音的变化，而不是靠字的不同。如果有充足的科研经费，应该把方言的语音全都留下来，否则它们就会慢慢消失了。
古老的方言之间互有联系
方言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比如，厦门与福州之间只相隔一个莆田，约300公里，但两地的人也无法通过方言对话。从黑龙江到昆明都可以通用普通话，几千公里距离也不是问题，但南方方言的区别却大到了这样的程度。
哪种方言更古老一些呢？目前能考据出来的，第一是闽方言（闽方言其实是汉末三国两晋时代的吴语），第二是吴方言，第三是老湘语。大家在长沙听到的都是新湘语，与普通话接近，而真的老湘语是湘乡地区讲的，比如曾国藩讲的就是老湘语。广东话很古老，但广东话也很新，因为可以文白对应，这和广东的地理位置有关。每次移民潮都有许多人迁入广东，一批批移民的叠加，古老的广东话也就被一层层冲淡了。但“睇”这个词，依然在广州保存了两千年。
闽方言、吴方言、老湘语，三者之间有联系。吴语讲“缸”叫“bang”，这个音写出来是“甏”，湖南平江人也这么讲。上海讲“袜子”是“mazi”，平江相同。
湖南话里，母亲生的最后一个孩子叫“man仔”，最小的女儿叫“man妹子”。我至今仍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湖南人写成“满”，但想必并不是这个字）。这让我想到小时候在厦门看到有一位妇产科医生叫“黄阿屘”。那时我看招牌不知道这是什么字，后来大人告诉我，这位医生叫“engaman”，“屘”就是最后一个孩子，其实这是厦门人自造的形义字，本字一定并不是这样。湖南话和闽语的关系，其实是湘语和吴语的关系，因为吴语被搬到闽南来了，所以表面上看似不同的方言之间，其实存在着相互联系。
原本从南方长江中游到下游的方言之间可能互有联系，但中唐以后北方到江西的移民把吴语和湘语隔断了，之后江西讲的就是赣语和客家话，但依然可以看出吴语和湘语有很重要的关联。
许多学日语的人都觉得日语、上海话、厦门话的发音有三角式的相似，就是因为吴语的音传到了日本。日语里“京”字的读音有三层，“东京”的“京”念“kyo”，是最古老的“吴音”“；京畿”的“京”念“kei”，是比较近的“汉音”；“北京”的“京”念“king”，是与今天的汉语更近的“唐音”。这三个层次的读法体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变化，诸位如果懂日语，对于理解方言和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帮助。
方言与通语的区别有时是用字的不同
有时方言的区别是音的不同，有时是用的字不一样。
上海人把摔跤叫“guaigao”，其实用的就不是“摔”字，有的上海人直接把它写成“掼交”。
晋朝有个愚蠢的皇帝名叫晋惠帝。有一年天下大灾，老百姓没有饭吃，大臣问他现在天下饿殍满地，没有饭吃怎么办？皇帝说了一句话：“何不食肉糜”。“糜”是粥的意思，厦门话就不用“粥”而用“糜”，发音是“mei”。
厦门把狗叫“gao”，三百公里以外的福州叫“ken”，其实福州是用了“犬”字。上海人把“新民晚报”叫“新民ya（夜）报”，就是因为上海人不讲“晚”字，他们把天很“晚”了叫“ei”（晏）了，横竖就是不讲“晚”字。
“读书”厦门人叫“tacei”，泉州人叫“dazhu”，因为泉州人用的字真的是“书”，但厦门人用的字是“册”。“有典有册”是《尚书》上的话，所以这方面厦门话更古老。但其实总体上泉州话比厦门话古老，只是因为厦门是开放港口，方言容易流失，但是这个“册”字被保留了下来。
所以方言写不出字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找到它的本字。广东人讲看不讲“看”，讲“tai”，写出来是“睇”。这个字汉代就有，扬雄《方言》记载，他逐个访问各地的人，把各地的方言记下来。这种书2000年来只有一部，如果每隔一百年就有一位扬雄这样的“好事之徒”，我们今天研究方言就方便多了。
官话的“官”是公共的意思，官话就是公共的话。每朝每代都有公共的话。很多人以为明代的官话是北京官话，其实是南京官话，因为明代一开始的首都在南京。南京官话从明代一直用到清代。16世纪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从澳门进来，他们学的都是南京官话，一直到雍正时代，官话才慢慢变成北京官话。在听福建、广东官员汇报工作时，即使说官话，但雍正皇帝依旧听不懂，于是下令办正音学堂，教授语音标准的官话。书中记载清末有许多方言学堂，但其实并不是汉语方言，而是外国语。
现代汉语方言的地理格局
现代汉语被认为可以分成七大方言，各有各的分布通行地域，每个方言内部又可再行分区划片，构成一副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完整面貌。
北方方言（又称官话方言）分布在长江及湖南雪峰山一线以北以西的广大地域，以及九江至镇江一线的江南沿岸。其中的江淮官话分支通行于苏、皖二省的江北地区及江南的九江至镇江沿江地带；西南官话分支通行于湖北（除东南角）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及湘西、桂西北、陕南与河南南缘。
其他六种南方方言都分布在东南地区：吴方言在苏南（除镇江以西）、上海、浙江地区，湘方言在湖南湘资流域及广西东北角，粤方言在广东中部、西部和广西东南，闽方言在福建（除闽西）、粤东南、海南和台湾大部，赣方言在江西北、中部及湖南东缘，客方言在粤东北、赣南、闽西及川、桂、台、湘部分地區。
自北而南的三次大移民形成了现代汉语方言的基本格局。首先是永嘉丧乱后的移民，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导致了北方边疆五个少数民族的内徙，迫使中原汉人大量向南播迁。这次移民主要有两条路线，一到江东，二到湖湘，高度集中于今南京一带，使部分吴语区成为讲官话方言的江淮官话区。
其次是唐代安史之乱的移民，移民比较集中的新居地主要是襄阳、江陵、武昌之间的湖北腹心地区，湖南西北角，苏皖二省南部以及江西的北部和中部。这次移民对南方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加速了北方方言对湖北方言的同化，奠定了这一地区西南官话的基础，在江西北、中部，北方移民带来的语言形成了今日赣语的主要基础，一批人又在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时再往南走，到了赣、闽、粤三省交界处，形成了客方言。这里比较封闭，因此客方言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从中唐以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到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历时达二百年，对方言地理的形成起了强化的作用。
第三是靖康之难以后的移民。这次移民的原因和西晋末年相同，由战乱引起，南下的路线和方向也和第一、二次移民近似。这次移民最明显的影响在杭州。杭州城里人讲杭州官话，杭州乡下讲的又是另外一种话。这是因为靖康之乱后开封人将北方的方言带了过来，一直保留到现在。
元代以后，由东到西的移民浪潮成为主要方向，包括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和从福建到广东、海南的移民。江西和福建在唐以后接受了大量移民，到唐末五代的时候已经人满土满，迫于经济需求向其他地区移民。江西到湖南的移民使湘语发生质的变化，由近而远带上不同程度的赣语特征。福建移民则把莆仙方言和闽南方言传播到海南岛和广东省东、西两端的沿海地带，并在珠江三角洲留下了一些闽方言岛。
此外还有东部各省向四川和云贵地区的移民。元代末年，湖北地区发生红巾军起义，不少人避乱或随红巾军入川；明初政府对四川进行移民，也以湖北籍人口为主；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二三十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破坏，人口大减，清政府积极向四川移民，外省入川的移民以明代湖广籍人为主，所以有“湖广填四川”之说。今日四川方言是两湖地区的西南官话向西迁移的结果。
元、明两代及清初不断向云南、贵州派去大量军队，实行屯田制度。据研究，包括随军家属在内，四百年内，移入云贵地区的人口达百万之数。在这些移民中明代从南京来的军人，地位相对高，加上明太祖在军屯之外还迁徙富民大姓到云南，使明后期的昆明地区在风俗习惯、方言、衣着方面都与下江地区十分相似。清代中期四川人口逐渐增加后，又有大批移民在政府鼓励下来到云贵地区，他们的籍贯主要分布于江西和湖南，其次是四川，总人数在二百五十万左右。两次移民使云贵地区的汉语方言被纳入西南官话的体系中，但与四川、湖北方言又不尽一致，有些地区甚至带有下江官话的特征。
现在台湾的许多青年跑到厦门来，会奇怪为什么厦门人人会讲台湾话。他们不知道闽南语是福建的移民带到台湾的。台湾3/4的人讲闽南语，分为泉州腔和漳州腔，另外客家话占了1/4。
方言可以解释不易理解的语言和文化现象
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到中国都是从沿海进入，先接触到的人说的都不是官话，而是方言，所以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李鸿章问“葡萄为什么会有牙？”这是因为“葡萄牙”念成闽南话的话叫“putonga”，与外语的发音比较接近，但念成普通话就出现问题了。
英文的“sofa”中文里叫“沙發”，两个音并不接近，但上海话把“沙发”叫“suofa”，这就没有问题。“Cheese”很早前就已经被翻译成了“奶酪”，并被广泛使用，但是现在又叫“芝士”，因为广东人和香港人念“芝士”是“qixi”，和英文接近。但用普通话读就离得远了。我到新加坡去，发现他们叫“taxi”作“德士”，这是从“的士”直接译成普通话来说的。“的士”原本应该用粤语来读才接近原音taxi，用普通话发音变成dishi，已经偏离很远了。而“的”字另一个发音是de（同“德”字），“的士”就成“德士”了。
因此，根据词语的发音，可以辨认出异词是从广州来的，厦门来的，还是上海来的。
“高雄”这个地名是从日文倒译来的，日文发音是“takao”，“taka”就是“高”，“o”就是“雄”，而日文名又是从闽南方言来的。高雄原来的土名叫“打狗”，“打狗”闽南话念成“dagao”，跟日文“takao”相似，于是乎就将“taka”转写为“高”，“o”转写为“雄”。
熟悉方言对于读书也有用处。形容一个人观察事物浮皮潦草，叫“走马看花”，许多人理解成骑在马上慢慢走过去看花，这有什么浮皮潦草的呢？其实在古代这个词是“跑马看花”的意思。厦门话里把跑叫“zao”，其实用的就是“走”字。所以懂方言对于理解古代的诗或成语也是有益处的。
诗中有些看似不押韵的地方，可以猜测是否与方言有关系。“倚”“何”两个字的普通话发音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厦门话中“倚”念“wa”（第四声），“何”念“wa”（第二声），这两个字声母韵母一样，字形也相似，只有声调不同。而普通话读起来则完全不同。
在汉字中，象形字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量的字是形声字，字里有声音。懂方言对于学习语文有好处，许多形声字，普通话发音不同，但在方言中是相互关联的。
说到民俗和方言，湖南临湘的亲属称呼完全是古代的讲法，没有女性的称谓，只有男性的称谓。古书中记载，汉代没有妹妹这个词，妹妹称为“女弟”。在临湘，父亲叫“ya”，祖父叫“dia”。各地的方言里祖父与祖母、父亲与母亲都是不一样的叫法，但在临湘是相同的，祖父叫“大dia”（大爹），祖母叫“细dia”，父亲叫“大ya”（大爷），母亲叫“细ya”。自然也没有妹妹的叫法，妹妹也叫弟弟、老弟。
这就像衣服褶皱里面的东西没有洗干净，一些古代的词汇被保留在这些褶皱的方言中，或者像一块布，越洗越褪色，方言被新的语言淘洗，颜色越来越淡，保留的古代遗迹越来越少，但还有淘洗不干净的地方被保留在某个角落。
（摘自《同舟共进》2020年第4期。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