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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一年，北京再次面临夏季暴雨的突袭，曾经备受质疑的城市排水系统再次引发关注。如果去年的“7·21”暴雨重现，北京能否迎接城市内涝的新一轮挑战？
8月4日，整个北京城正经历着今夏最闷热的午后。下午6点左右，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已进入备战状态，在全市重点“积水”的立交桥下布下了专业抢险队伍。出租车里，遭遇下班高峰、被堵在东三环路上的北京白领李杨收到一条短信提示，“晚上8点，北京将有暴雨，市民尽量减少出行……”
此情此景，不禁让人联想起一年前的7月21日，北京这座千年古城遭遇一场“历史罕见”的暴雨，一共造成77人遇难死亡，阴影至今未曾散去。
暴雨再次来袭，曾经备受质疑的城市排水系统再度引发关注。如果“7·21”暴雨重现，北京能否迎接城市内涝的新一轮挑战？
“先地上后地下”
“基础数据欠账太多，解决中国城市内涝问题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晓陶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这样回答。
作为《城市防洪工作现状、问题及其对策》课题研究的负责人，程晓陶和同事们先后奔赴北京、上海、重庆、武汉、济南、福州、吉林、佛山、敦煌等城市进行试点调研。一番行动下来，他们发现，“先地上后地下”的城市建设模式，是中国城市包括北京遭遇内涝问题的共性特征。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每座城市普遍着急解决的是住房、交通、供水、供电等地上基础建设，排水、防洪、防涝等问题渐渐地被搁置在了次要的位置。
以北京为例，这座城市排水系统存在太多的历史欠账。据了解，1953年至1957年，北京开始采用一整套以苏联为标准的城市下水道建设方案，方案主要适用于高寒少雨的城市，与北京夏季降水丰沛的季风气候严重不符，为以后北京遭遇内涝埋下隐患。
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城市建设明显加快，“重地上、轻地下”的做法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根据北京城市建设史料记载，2000年，北京建成区面积仅为700多平方公里，2010年已达到1400平方公里，10年间翻了一番。然而，与城市高速发展现实相反的是，北京排水系统只能够适应每小时36—45mm的降雨，但仅去年7月21日一日北京市平均降雨量为117mm，暴雨给落后的地下排水系统带来了不可承受的压力，最终酿成悲剧。
“先地上，后地下”发展模式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曾经调蓄水源的湖泊河道被占，变成居民区或者商业大楼，当降水增多时，雨水不得不滞留在城市内部，从而出现了城市“看海”的闹剧。
历史上的北京，河流水系众多，湿地面积广大。清朝时期，北京城内光大小河流就有200多条，湿地面积占地域总面积的15%。紫竹院、积水潭、后海、什刹海、北海、中海都是永定河昔日流经的水道，也是北京过去重要的泄洪渠道。如今这些早已消失不见，或成为一个个单独的个体。
资料显示，解放前北京湿地面积为13万公顷左右，现在仅有5万公顷，仅占全市面积的3%左右。
“对于城市执政者和管理者而言，地上的建设显然能够带来明显的、有效益的成果。”程晓陶认为，城市发展急功近利，城市排水系统费用庞大，见不到效益……这些都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内涝问题不断加剧的原因。
“小马拉大车”
1983年7月，汉江上游安康遭遇400年一遇的洪水，致使安康城墙溃决，老城被淹，数万人家园被毁，损失惨重。
“安康悲剧”之后，国家第一批重点防洪城市应运而生。
而在住建部2010年公布的报告中显示，截至2006年，全国642座有防洪任务的城市中尚有12个重要城市、33个中等城市和125座一般城市共计170座城市还没有编制出城市防洪规划。
考察中，程晓陶的团队也发现，许多城市防洪规划十多年不变，以至于城市防洪规划远远滞后于城市发展。
时隔一年，有专家对北京“7·21”暴雨危机做出总结并指出，北京城排水系统一直“小马拉大车”，多年来地下雨水管线和污水管线依然合用一条，大部分地下管线超期服役。
“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做法，只有在一些城镇的早期建设中才会采用。”程晓陶说。
据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解释，生活污水、雨水、地下水等等全部需要地下管道来排除，生活污水逐渐占用了大量的地下排水管道，雨水多的时候管道自然会出现吃紧的现象。
而借鉴国际特大城市发展经验，在实行污水、雨水分流制的情况下，污水由排水管道收集，送至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水体或回收利用；雨水径流由排水管道收集后，就近排入水体。
“如此，既能保证污水不影响水源，又能让降水得到合理利用。”程晓陶告诉《民生周刊》记者，雨污分流是国际通用的治理城市内涝的有效办法之一。
只排不蓄非上策
近些年，为了应对“一年一遇”的汛期，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哈尔滨等城市纷纷加大了城市排水系统升级改造的投资力度。
但是，单纯强调增加排水能力并不科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抗旱减灾研究所副所长向立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北京为例，清河、通惠河等河道的排水能力有限。如果一味增加城市排水能力，一旦超过河道限制，将会酿成更大的灾难。”
程晓陶也表示，提高一个城市的排涝能力，应该是多方面的。“充分利用渗、蓄等措施，就地消化降雨，与修建耗资巨大的地下管网相比，更具参考价值。”
日本横滨鹤见川流域的治涝经验曾被广泛介绍。其特点是渗、蓄、滞多管齐下。比如，在当地兴建了很多人工湖，一旦发布预警，就会对人工湖以及水库放水。待强降雨来袭，地面径流汇入河涌，然后再进入人工湖，起到缓冲器作用。
日本的经验能否用在北京呢？程晓陶说，“中国与日本发展相似，都经历过一个城镇化高速发展的阶段。产生城市内涝的背景、原因一致，完全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据了解，北京决定，自2012年11月起，在未来4年内将致力解决城市内涝隐患。按照规定，通过4年的努力，完成中小河道防洪达标治理和小水库、小塘坝等除险消患；完成雨水集蓄利用和城乡立交桥雨水泵站、调蓄水池改造等城市治理工程……
此外，今年北京将新建19座蓄水池。目前，一座总容量11000立方米的下沉式蓄水池，正在北京市丰益桥西南侧紧张地施工中。
8月4日，整个北京城正经历着今夏最闷热的午后。下午6点左右，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已进入备战状态，在全市重点“积水”的立交桥下布下了专业抢险队伍。出租车里，遭遇下班高峰、被堵在东三环路上的北京白领李杨收到一条短信提示，“晚上8点，北京将有暴雨，市民尽量减少出行……”
此情此景，不禁让人联想起一年前的7月21日，北京这座千年古城遭遇一场“历史罕见”的暴雨，一共造成77人遇难死亡，阴影至今未曾散去。
暴雨再次来袭，曾经备受质疑的城市排水系统再度引发关注。如果“7·21”暴雨重现，北京能否迎接城市内涝的新一轮挑战？
“先地上后地下”
“基础数据欠账太多，解决中国城市内涝问题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晓陶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这样回答。
作为《城市防洪工作现状、问题及其对策》课题研究的负责人，程晓陶和同事们先后奔赴北京、上海、重庆、武汉、济南、福州、吉林、佛山、敦煌等城市进行试点调研。一番行动下来，他们发现，“先地上后地下”的城市建设模式，是中国城市包括北京遭遇内涝问题的共性特征。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每座城市普遍着急解决的是住房、交通、供水、供电等地上基础建设，排水、防洪、防涝等问题渐渐地被搁置在了次要的位置。
以北京为例，这座城市排水系统存在太多的历史欠账。据了解，1953年至1957年，北京开始采用一整套以苏联为标准的城市下水道建设方案，方案主要适用于高寒少雨的城市，与北京夏季降水丰沛的季风气候严重不符，为以后北京遭遇内涝埋下隐患。
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城市建设明显加快，“重地上、轻地下”的做法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根据北京城市建设史料记载，2000年，北京建成区面积仅为700多平方公里，2010年已达到1400平方公里，10年间翻了一番。然而，与城市高速发展现实相反的是，北京排水系统只能够适应每小时36—45mm的降雨，但仅去年7月21日一日北京市平均降雨量为117mm，暴雨给落后的地下排水系统带来了不可承受的压力，最终酿成悲剧。
“先地上，后地下”发展模式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曾经调蓄水源的湖泊河道被占，变成居民区或者商业大楼，当降水增多时，雨水不得不滞留在城市内部，从而出现了城市“看海”的闹剧。
历史上的北京，河流水系众多，湿地面积广大。清朝时期，北京城内光大小河流就有200多条，湿地面积占地域总面积的15%。紫竹院、积水潭、后海、什刹海、北海、中海都是永定河昔日流经的水道，也是北京过去重要的泄洪渠道。如今这些早已消失不见，或成为一个个单独的个体。
资料显示，解放前北京湿地面积为13万公顷左右，现在仅有5万公顷，仅占全市面积的3%左右。
“对于城市执政者和管理者而言，地上的建设显然能够带来明显的、有效益的成果。”程晓陶认为，城市发展急功近利，城市排水系统费用庞大，见不到效益……这些都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内涝问题不断加剧的原因。
“小马拉大车”
1983年7月，汉江上游安康遭遇400年一遇的洪水，致使安康城墙溃决，老城被淹，数万人家园被毁，损失惨重。
“安康悲剧”之后，国家第一批重点防洪城市应运而生。
而在住建部2010年公布的报告中显示，截至2006年，全国642座有防洪任务的城市中尚有12个重要城市、33个中等城市和125座一般城市共计170座城市还没有编制出城市防洪规划。
考察中，程晓陶的团队也发现，许多城市防洪规划十多年不变，以至于城市防洪规划远远滞后于城市发展。
时隔一年，有专家对北京“7·21”暴雨危机做出总结并指出，北京城排水系统一直“小马拉大车”，多年来地下雨水管线和污水管线依然合用一条，大部分地下管线超期服役。
“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做法，只有在一些城镇的早期建设中才会采用。”程晓陶说。
据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解释，生活污水、雨水、地下水等等全部需要地下管道来排除，生活污水逐渐占用了大量的地下排水管道，雨水多的时候管道自然会出现吃紧的现象。
而借鉴国际特大城市发展经验，在实行污水、雨水分流制的情况下，污水由排水管道收集，送至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水体或回收利用；雨水径流由排水管道收集后，就近排入水体。
“如此，既能保证污水不影响水源，又能让降水得到合理利用。”程晓陶告诉《民生周刊》记者，雨污分流是国际通用的治理城市内涝的有效办法之一。
只排不蓄非上策
近些年，为了应对“一年一遇”的汛期，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哈尔滨等城市纷纷加大了城市排水系统升级改造的投资力度。
但是，单纯强调增加排水能力并不科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抗旱减灾研究所副所长向立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北京为例，清河、通惠河等河道的排水能力有限。如果一味增加城市排水能力，一旦超过河道限制，将会酿成更大的灾难。”
程晓陶也表示，提高一个城市的排涝能力，应该是多方面的。“充分利用渗、蓄等措施，就地消化降雨，与修建耗资巨大的地下管网相比，更具参考价值。”
日本横滨鹤见川流域的治涝经验曾被广泛介绍。其特点是渗、蓄、滞多管齐下。比如，在当地兴建了很多人工湖，一旦发布预警，就会对人工湖以及水库放水。待强降雨来袭，地面径流汇入河涌，然后再进入人工湖，起到缓冲器作用。
日本的经验能否用在北京呢？程晓陶说，“中国与日本发展相似，都经历过一个城镇化高速发展的阶段。产生城市内涝的背景、原因一致，完全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据了解，北京决定，自2012年11月起，在未来4年内将致力解决城市内涝隐患。按照规定，通过4年的努力，完成中小河道防洪达标治理和小水库、小塘坝等除险消患；完成雨水集蓄利用和城乡立交桥雨水泵站、调蓄水池改造等城市治理工程……
此外，今年北京将新建19座蓄水池。目前，一座总容量11000立方米的下沉式蓄水池，正在北京市丰益桥西南侧紧张地施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