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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文坛巨擘,李健吾先生的翻译作品以其译文措词得体、语言鲜明、表达精炼、行文流畅而著称于世。特别是其经典译著《包法利夫人》不仅忠实地传递了原文的信息,而且还恰当地再现了原文的各种风格意义和美学价值,使译文与原文在内容、风格和意境上实现了高度的契合,是其翻译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李健吾 翻译思想 《包法利夫人》
李健吾(1906—1982),字仲刚,笔名刘西渭,祖籍山西运城,我国现代著名戏剧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著名的翻译家,先生的翻译作品以饱含炽热的文学情怀、求真的艺术理想、富有民族性的审美取向,成为反映时代变迁、透视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也为后人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文学遗产。在其翻译生涯中,20世纪30年代的译著《包法利夫人》被学界誉为“定本”和典范,集中体现了其翻译思想的基本美学特征。
一、“传神”:对“达”标准的深化
翻译学基本理论认为,翻译过程是译者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原作者语言表现的思想和情感历程,从深层次理解是译者与原作者的情感交流与精神沟通。因此,在先生看来,对于译著原作者的深入理解和把握是开展翻译活动的前提,所以“一个出色的译者总能全局在胸而又紧扣局部,既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便利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的”。
先生认为作为翻译学家来讲,“文字上的距离”从形式上看是原语与译入语的差异,这是翻译中的“天然”的障碍。所以作为译者,首先要全身心投入到对原作的理解中去,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把心送到原作每一深奥的角落”,进而“像一位学者那样通过字句把应有的问题全部解决”。福楼拜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其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开启了现代西方小说创作的新篇章。作为原作的翻译者,先生对原作者福楼拜的创作有着深入的理解与领悟,他们信奉“艺术至上”的创作美学思想、追求艺术的“真与美”。可以说两位文学巨擘在“创作”观念与理念的相互契合程度可谓“珠联璧合”。这种惺惺相惜的思想共鸣为先生成功翻译《包法利夫人》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做到“传神”的翻译,实现的最终途径还是要高度重视表达的手段。先生认为,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他提出作为译者,要特别避免“学究式的文字气息替代了活泼的空气,因而词句僵呆,拒绝与活人接近”。所以,在《包法利夫人》翻译过程中,先生的“笔触细腻非凡、句式整散有致、行文态肆汪洋”,可谓是既传神又达意。例如下面这段译文:“草原尽头,月亮就地升起,又圆又红,很快上到白杨树的枝叶当中,这些枝叶仿佛一面有破口的黑幕,左遮遮,右露露,月亮最后升到冷清清的天空,白晃晃见一片晶莹,放慢脚步,朝河面撒下一个大点子,变成万千星宿。”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以诗性的语言对原著的内容进行了刻画,其美学意蕴可谓是展露无遗,真正做到了“传神”的境界。
二、忠实:对“信”标准的解读
现代翻译家尤金·奈达认为,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还是一门科学,是采用语言结构的科学途径、语义分析的途径和信息论等来处理翻译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先生认为要成为一名好的翻译家,必须要做到对原作者的“忠实”,以学者特有的严谨态度对待每一部译作,将翻译和研究紧密结合,对原著的细节进行详尽的考察,尽其所能准确地忠实于原作。具体到翻译过程中,做到对章章句句字字都要推敲琢磨,并选择最佳的表现法来满足再现原作思想、感情和风格的需要。例如先生在翻译《包法利夫人》的过程中,遇到包法利给妻子爱玛的拉丁文碑文的翻译,他为此斟酌研究了半年却不得其中的意义,钱锺书先生告知他后,李健吾为此“欢跃了一整下午”。这足见作为译者,先生对于译著的细致雕琢、认真态度与强烈的责任感。此外,先生更是不辞艰辛地为译著撰写了极富学术研究价值的长篇序言和译后记,例如先生在《福楼拜评传》中,对原作者所创作的经典人物形象有过这样的论述:“她的不快乐根生在她的快乐里面。她寻求,她反抗;就在她寻到的时候,她遗失;就在她胜利的时候,她失败。她相信;她幻灭。她要求变动,变动来了,她不能忠实如一。”从而详尽地介绍原作的创作背景、主要内容、思想内涵等,以达到辅助读者理解原作精髓的目的。
虽然先生极为推崇“忠实”的翻译思想,但对于这种忠实的理解是一种艺术的遵循,而非是简单的复刻。先生坚决反对过死翻硬译现象,极为反感文学译作佶屈聱牙、不堪卒读的机械复制。正如先生在其翻译观自述中所道:“《贵人迷》原文是Bourgeois Gentilhomme。末一个字是绅士、贵人的意思,头一个字是资产者的意思。过去男主人公确实是一个小资产者,祖上是在街头卖布的。可是现在,他已经阔到可以请各种教师并和贵人称兄道弟了。显然不是小资产者。怎么办呢?我就不译Bourgeois这个字,而译成贵人迷。”可以看出虽然他的译文准确严密,不歪曲、不篡改、不随意增删原文内容,但也绝非逐字逐句、一字不增、一字不减的机械地死译、硬译。
三、润色:对“雅”标准的拓展
翻译学理论认为,文学翻译是一个在新的语言基础上把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重新加以统一的过程。其中,内容是最主要的,特别需要加以保证,但同时内容又不是孤立的,它不能单独存在,它只能凭借、假借、依附于一定的形式而存在。只有实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才能称之为合格的翻译作品。而沟通内容和形式的重要途径就是译者对作品的“润色”。先生认为,所谓润色其本质就是对严复所谓的“雅”的新的解读。“雅”,一般说来,是和“俗”对称的。俗了,就进不得大雅之堂。要实现“雅俗共赏”关键是要“流畅”,同时必须是在“准确”的前提下的“流畅”。因此,这就要求翻译时译者不仅要注意语体风格、行文流畅,还必须根据散文的语言特点,认真对待每一个词语的选择。遣词造句必须符合原文的情景,词语选择必须根据该词在文中的作用,努力做到词语与意境相吻合。
关键词:李健吾 翻译思想 《包法利夫人》
李健吾(1906—1982),字仲刚,笔名刘西渭,祖籍山西运城,我国现代著名戏剧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著名的翻译家,先生的翻译作品以饱含炽热的文学情怀、求真的艺术理想、富有民族性的审美取向,成为反映时代变迁、透视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也为后人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文学遗产。在其翻译生涯中,20世纪30年代的译著《包法利夫人》被学界誉为“定本”和典范,集中体现了其翻译思想的基本美学特征。
一、“传神”:对“达”标准的深化
翻译学基本理论认为,翻译过程是译者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原作者语言表现的思想和情感历程,从深层次理解是译者与原作者的情感交流与精神沟通。因此,在先生看来,对于译著原作者的深入理解和把握是开展翻译活动的前提,所以“一个出色的译者总能全局在胸而又紧扣局部,既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便利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的”。
先生认为作为翻译学家来讲,“文字上的距离”从形式上看是原语与译入语的差异,这是翻译中的“天然”的障碍。所以作为译者,首先要全身心投入到对原作的理解中去,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把心送到原作每一深奥的角落”,进而“像一位学者那样通过字句把应有的问题全部解决”。福楼拜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其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开启了现代西方小说创作的新篇章。作为原作的翻译者,先生对原作者福楼拜的创作有着深入的理解与领悟,他们信奉“艺术至上”的创作美学思想、追求艺术的“真与美”。可以说两位文学巨擘在“创作”观念与理念的相互契合程度可谓“珠联璧合”。这种惺惺相惜的思想共鸣为先生成功翻译《包法利夫人》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做到“传神”的翻译,实现的最终途径还是要高度重视表达的手段。先生认为,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他提出作为译者,要特别避免“学究式的文字气息替代了活泼的空气,因而词句僵呆,拒绝与活人接近”。所以,在《包法利夫人》翻译过程中,先生的“笔触细腻非凡、句式整散有致、行文态肆汪洋”,可谓是既传神又达意。例如下面这段译文:“草原尽头,月亮就地升起,又圆又红,很快上到白杨树的枝叶当中,这些枝叶仿佛一面有破口的黑幕,左遮遮,右露露,月亮最后升到冷清清的天空,白晃晃见一片晶莹,放慢脚步,朝河面撒下一个大点子,变成万千星宿。”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以诗性的语言对原著的内容进行了刻画,其美学意蕴可谓是展露无遗,真正做到了“传神”的境界。
二、忠实:对“信”标准的解读
现代翻译家尤金·奈达认为,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还是一门科学,是采用语言结构的科学途径、语义分析的途径和信息论等来处理翻译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先生认为要成为一名好的翻译家,必须要做到对原作者的“忠实”,以学者特有的严谨态度对待每一部译作,将翻译和研究紧密结合,对原著的细节进行详尽的考察,尽其所能准确地忠实于原作。具体到翻译过程中,做到对章章句句字字都要推敲琢磨,并选择最佳的表现法来满足再现原作思想、感情和风格的需要。例如先生在翻译《包法利夫人》的过程中,遇到包法利给妻子爱玛的拉丁文碑文的翻译,他为此斟酌研究了半年却不得其中的意义,钱锺书先生告知他后,李健吾为此“欢跃了一整下午”。这足见作为译者,先生对于译著的细致雕琢、认真态度与强烈的责任感。此外,先生更是不辞艰辛地为译著撰写了极富学术研究价值的长篇序言和译后记,例如先生在《福楼拜评传》中,对原作者所创作的经典人物形象有过这样的论述:“她的不快乐根生在她的快乐里面。她寻求,她反抗;就在她寻到的时候,她遗失;就在她胜利的时候,她失败。她相信;她幻灭。她要求变动,变动来了,她不能忠实如一。”从而详尽地介绍原作的创作背景、主要内容、思想内涵等,以达到辅助读者理解原作精髓的目的。
虽然先生极为推崇“忠实”的翻译思想,但对于这种忠实的理解是一种艺术的遵循,而非是简单的复刻。先生坚决反对过死翻硬译现象,极为反感文学译作佶屈聱牙、不堪卒读的机械复制。正如先生在其翻译观自述中所道:“《贵人迷》原文是Bourgeois Gentilhomme。末一个字是绅士、贵人的意思,头一个字是资产者的意思。过去男主人公确实是一个小资产者,祖上是在街头卖布的。可是现在,他已经阔到可以请各种教师并和贵人称兄道弟了。显然不是小资产者。怎么办呢?我就不译Bourgeois这个字,而译成贵人迷。”可以看出虽然他的译文准确严密,不歪曲、不篡改、不随意增删原文内容,但也绝非逐字逐句、一字不增、一字不减的机械地死译、硬译。
三、润色:对“雅”标准的拓展
翻译学理论认为,文学翻译是一个在新的语言基础上把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重新加以统一的过程。其中,内容是最主要的,特别需要加以保证,但同时内容又不是孤立的,它不能单独存在,它只能凭借、假借、依附于一定的形式而存在。只有实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才能称之为合格的翻译作品。而沟通内容和形式的重要途径就是译者对作品的“润色”。先生认为,所谓润色其本质就是对严复所谓的“雅”的新的解读。“雅”,一般说来,是和“俗”对称的。俗了,就进不得大雅之堂。要实现“雅俗共赏”关键是要“流畅”,同时必须是在“准确”的前提下的“流畅”。因此,这就要求翻译时译者不仅要注意语体风格、行文流畅,还必须根据散文的语言特点,认真对待每一个词语的选择。遣词造句必须符合原文的情景,词语选择必须根据该词在文中的作用,努力做到词语与意境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