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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举国上下无不为之牵动。文艺工作者也积极行动起来，投身于文艺战“疫”的战斗中。广大曲艺人创作出了相当数量的战“疫”作品，用实际行动生动展现出了曲艺“文艺轻骑兵”的特质。
疫情开始后，各地抗击新冠肺炎的创作热情十分高涨，不论是体制内曲艺工作者，还是新文艺群体成员，乃至普通市民均有作品问世。这些作品或颂扬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或称赞基层疫情防控工作者，或提示居民疫情防控重点，创作视角多样，各具特色，成为了引导舆论的利器，加强了对有关政策措施的宣传解读，增强了群众自我防控意识和社会信心。发挥出了信息瀑布（信息级联）效应，为洗去群众注意力中的忧郁和茫然，有力激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昂扬精神提供了有力保证。
作品创作出来之后，还要能传播出去才能发挥效用。而在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的非常时期，移动互联网以其独具的优势，成为群众获得信息的重要手段。曲艺人积极利用移动互联网媒体发布作品，以移动互联网为阵地，为抗击新冠肺炎贡献力量。一是结合各资讯平台“借船出海”，将作品推向更广的空间。如天津津云APP发布的快板《抗击疫情做防范》《做好防护筑平安》《为防控疫情执勤员点赞》等。二是借助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社交类媒体，实现作品的精准推送。如曲艺网微信公众号的“各地抗击疫情曲艺作品展播”，曲艺杂志融媒微信公众号的“抗击疫情，曲艺在行动”系列作品推送。天津谦祥益文苑作为新文艺群体也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快板《给您提个醒》、相声《不添乱》。三是利用抖音、快手、喜马拉雅等音视频APP，传播影音一体化作品。如成都哈哈曲艺社在喜马拉雅APP上开设的“哈哈曲艺社助力疫情专辑”，其中相声《我是库长》更是难得的讽刺作品。
如此，曲艺人抗击新冠肺炎的作品依托移动互联网中系统的传播矩阵，使作品能深入人心。
而在充分肯定曲艺战“疫”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该进一步思考在重大事件题材创作中曲艺工作者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展现曲艺艺术魅力。
不可否认，应对重大事件的作品往往具有一定的应景性，这也使得許多作品带上了些许一次性意味。但是重大事件对于社会的影响深刻而长远，单纯的即时之作，难以对群众的深层感受做出有效回应。所以，曲艺人不能仅仅满足于有作品问世的层面，更要着力增强作品的有效性，创作出“有心”的作品，用更好更深刻的作品体现曲艺在重大事件中的“驻场”效应。
重大事件题材的作品创作，就大的方向而言，要在充分体现曲艺艺术特性同时，注意三点。一是注重内容的严肃性，不空谈、不虚谈、不妄谈；二是注重内容的思想性，避免“鸡汤文”，严防“低级红，高级黑”；三是要注重语言的亲和性，不流于说教和口号式表达。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要考虑如何能让作品在观众中产生影响。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曲艺发展历程，许多作品可以为时下的抗“疫”创作提供有效借鉴。
首先，要注意提升作品的吸引力。“曲艺作为艺术，其功能价值的最终体现，通常还要通过对其的欣赏或者进一步鉴赏来完成。”①如果作品不能吸引观众，也就谈不上发挥出曲艺的功效。在应对重大事件时，曲艺界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创作态度一窝蜂，创作思路公式化，创作手法雷同等情况，这容易给观众带来“审美疲劳”，削弱作品应有的思想性，也就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如相声《瘸腿诗》，通过捧逗问答，以打油诗的形式，向观众普及了预防霍乱、痢疾、大脑炎、疟疾的要点以及扫灭蚊蝇的方法，并以捧哏演员“忽冷忽热”为底，讽刺了不注意个人卫生的现象。相声《新灯谜》依旧以“二人见面忙拉手，七个字扣一个字”为谜面，讲的却是消灭蚊虫、预防疾病的知识要点。两个节目整体轻松活泼、妙趣横生，为当时的爱国卫生运动提供了有力帮助。
其次，要注意保证作品的鲜活性。重大事件中群众的共有感受和共同记忆是曲艺工作者需要关注的重点。脱离生活的“假大空”作品，根本无法深入群众心里，与受众的真实情感共鸣。这就需要曲艺工作者坚持“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创作理念。“任何精湛的艺术，也不是掠取生活表面的现象，任何感人的形象也不只传达人们一时短暂的某种浮泛感情。它应该深入生活的底蕴，揭示潜藏在艺术形象内部的生活潜流。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表现无限丰富的社会内容，创造深刻隽永的艺术典型。”②侯宝林先生当年配合婚姻法宣传的《婚姻与迷信》，配合清除反动会道门的《一贯道》，配合交通法宣传的《夜行记》等作品都因其中所蕴含的深厚生活基础，成为了极具生命力的经典作品。也证明了“为政治服务和从生活出发是并行不悖的。政治非但不能遮掩生活，反而是催发生活的强化剂。”③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曲艺的“认识与教育的作用，往往是包藏于娱乐性的审美过程之中的。只不过由于不同的曲艺节目所蕴涵的美学含量不同，给人的精神与心理带来的审美愉悦有所不同而已。”④应对重大事件所创作出的曲艺作品不能仅仅是急就章，更应该是能引起观众普遍共鸣有留存意义的金石篇。即便是以宣传为主要目的的作品，也要使人物形象更加典型，语言文字更加鲜明，故事情节更加合理。曲艺要想真正实现“文艺战‘疫’”的目的，就需要以佳作来“驻场”。这不仅是曲艺艺术内在本质的要求，更是观众的需求和时代的召唤。
从革命斗争年代鼓舞教育战士和群众的新书新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配合国家建设说新唱新，再到近年来反映新时代新气象的现实题材创作，曲艺人都以浓墨重彩留下了自己的华彩篇章。在文艺战“疫”创作上，曲艺有着其他艺术门类难以比拟的优势。曲艺人更要沿着前辈的足迹，要抓住作品质量这条主线，彰显曲艺的艺术魅力，凝聚民心，鼓舞士气，使得曲艺成为礼赞先进的扩音器、防范疫情的传声筒，发出文艺战“疫”的最强音。
注释：
①吴文科：《中国曲艺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第419—420页。
②薛宝琨：《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③薛宝琨：《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④吴文科：《中国曲艺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第420页。
一、在场——文艺战“疫”中的创作要求
疫情开始后，各地抗击新冠肺炎的创作热情十分高涨，不论是体制内曲艺工作者，还是新文艺群体成员，乃至普通市民均有作品问世。这些作品或颂扬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或称赞基层疫情防控工作者，或提示居民疫情防控重点，创作视角多样，各具特色，成为了引导舆论的利器，加强了对有关政策措施的宣传解读，增强了群众自我防控意识和社会信心。发挥出了信息瀑布（信息级联）效应，为洗去群众注意力中的忧郁和茫然，有力激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昂扬精神提供了有力保证。
作品创作出来之后，还要能传播出去才能发挥效用。而在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的非常时期，移动互联网以其独具的优势，成为群众获得信息的重要手段。曲艺人积极利用移动互联网媒体发布作品，以移动互联网为阵地，为抗击新冠肺炎贡献力量。一是结合各资讯平台“借船出海”，将作品推向更广的空间。如天津津云APP发布的快板《抗击疫情做防范》《做好防护筑平安》《为防控疫情执勤员点赞》等。二是借助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社交类媒体，实现作品的精准推送。如曲艺网微信公众号的“各地抗击疫情曲艺作品展播”，曲艺杂志融媒微信公众号的“抗击疫情，曲艺在行动”系列作品推送。天津谦祥益文苑作为新文艺群体也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快板《给您提个醒》、相声《不添乱》。三是利用抖音、快手、喜马拉雅等音视频APP，传播影音一体化作品。如成都哈哈曲艺社在喜马拉雅APP上开设的“哈哈曲艺社助力疫情专辑”，其中相声《我是库长》更是难得的讽刺作品。
如此，曲艺人抗击新冠肺炎的作品依托移动互联网中系统的传播矩阵，使作品能深入人心。
而在充分肯定曲艺战“疫”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该进一步思考在重大事件题材创作中曲艺工作者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展现曲艺艺术魅力。
二、驻场——文艺战“疫”中的创作追求
不可否认，应对重大事件的作品往往具有一定的应景性，这也使得許多作品带上了些许一次性意味。但是重大事件对于社会的影响深刻而长远，单纯的即时之作，难以对群众的深层感受做出有效回应。所以，曲艺人不能仅仅满足于有作品问世的层面，更要着力增强作品的有效性，创作出“有心”的作品，用更好更深刻的作品体现曲艺在重大事件中的“驻场”效应。
重大事件题材的作品创作，就大的方向而言，要在充分体现曲艺艺术特性同时，注意三点。一是注重内容的严肃性，不空谈、不虚谈、不妄谈；二是注重内容的思想性，避免“鸡汤文”，严防“低级红，高级黑”；三是要注重语言的亲和性，不流于说教和口号式表达。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要考虑如何能让作品在观众中产生影响。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曲艺发展历程，许多作品可以为时下的抗“疫”创作提供有效借鉴。
首先，要注意提升作品的吸引力。“曲艺作为艺术，其功能价值的最终体现，通常还要通过对其的欣赏或者进一步鉴赏来完成。”①如果作品不能吸引观众，也就谈不上发挥出曲艺的功效。在应对重大事件时，曲艺界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创作态度一窝蜂，创作思路公式化，创作手法雷同等情况，这容易给观众带来“审美疲劳”，削弱作品应有的思想性，也就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如相声《瘸腿诗》，通过捧逗问答，以打油诗的形式，向观众普及了预防霍乱、痢疾、大脑炎、疟疾的要点以及扫灭蚊蝇的方法，并以捧哏演员“忽冷忽热”为底，讽刺了不注意个人卫生的现象。相声《新灯谜》依旧以“二人见面忙拉手，七个字扣一个字”为谜面，讲的却是消灭蚊虫、预防疾病的知识要点。两个节目整体轻松活泼、妙趣横生，为当时的爱国卫生运动提供了有力帮助。
其次，要注意保证作品的鲜活性。重大事件中群众的共有感受和共同记忆是曲艺工作者需要关注的重点。脱离生活的“假大空”作品，根本无法深入群众心里，与受众的真实情感共鸣。这就需要曲艺工作者坚持“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创作理念。“任何精湛的艺术，也不是掠取生活表面的现象，任何感人的形象也不只传达人们一时短暂的某种浮泛感情。它应该深入生活的底蕴，揭示潜藏在艺术形象内部的生活潜流。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表现无限丰富的社会内容，创造深刻隽永的艺术典型。”②侯宝林先生当年配合婚姻法宣传的《婚姻与迷信》，配合清除反动会道门的《一贯道》，配合交通法宣传的《夜行记》等作品都因其中所蕴含的深厚生活基础，成为了极具生命力的经典作品。也证明了“为政治服务和从生活出发是并行不悖的。政治非但不能遮掩生活，反而是催发生活的强化剂。”③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曲艺的“认识与教育的作用，往往是包藏于娱乐性的审美过程之中的。只不过由于不同的曲艺节目所蕴涵的美学含量不同，给人的精神与心理带来的审美愉悦有所不同而已。”④应对重大事件所创作出的曲艺作品不能仅仅是急就章，更应该是能引起观众普遍共鸣有留存意义的金石篇。即便是以宣传为主要目的的作品，也要使人物形象更加典型，语言文字更加鲜明，故事情节更加合理。曲艺要想真正实现“文艺战‘疫’”的目的，就需要以佳作来“驻场”。这不仅是曲艺艺术内在本质的要求，更是观众的需求和时代的召唤。
从革命斗争年代鼓舞教育战士和群众的新书新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配合国家建设说新唱新，再到近年来反映新时代新气象的现实题材创作，曲艺人都以浓墨重彩留下了自己的华彩篇章。在文艺战“疫”创作上，曲艺有着其他艺术门类难以比拟的优势。曲艺人更要沿着前辈的足迹，要抓住作品质量这条主线，彰显曲艺的艺术魅力，凝聚民心，鼓舞士气，使得曲艺成为礼赞先进的扩音器、防范疫情的传声筒，发出文艺战“疫”的最强音。
注释：
①吴文科：《中国曲艺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第419—420页。
②薛宝琨：《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③薛宝琨：《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④吴文科：《中国曲艺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第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