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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在作战中，为了分化瓦解敌人，采取了对日军和伪军不同的策略。对日军是坚决打击毫不留情；对一般伪军经常向其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的主张。俘虏伪军后，不打不杀，进行教育后释放回家，以此削弱伪军的战斗力，以心理战迫使他们放下武器；但对那些顽固为日本侵略者卖命的伪军则予以坚决打击。
痛歼伪军邵本良部
抗联战士王传圣对抗联的对敌政策深有感触，他回忆了痛歼伪军邵本良的那场战斗。
王传圣，辽宁省桓仁县八区木盂村人，1918年10月生。1935年1月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历任战士、警卫员、指导员、青年团干事。1941年去苏联做侦察工作。194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哈尔滨保安纵队当教导员、六纵队干事。1947年在大连当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辽宁省煤建公司经理、松江省煤建公司副经理、哈尔滨煤建公司代理副经理、哈尔滨木材公司副经理。1982年8月离休，1995年2月病逝。
他回忆说：
提起邵本良，南满人民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的。
邵本良原来是一个胡子头，干了20多年土匪，还做过东北军的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伪军的团长。日本鬼子看他是个忠实的奴才，不久就封他做了东边道的少将“剿匪”司令。他诡计多端，对付他比对付日本鬼子还棘手。日本鬼子虽然枪好、炮多，有“武士道精神”，但打山地游击战不行。我们瞧了个机会狠狠地揍他一顿，往原始大森林里一钻，他就找不着了。邵本良可不同，他是钻山林的老手。他的兵多是土匪出身，每人一把刀，一进林子就砍路标，怎么转，也迷不了方向，终能找到路。冬天下了雪，我们跟日本鬼子打完仗，钻进林子，把雪地上的脚印一扫，鬼子就跟踪不上了。可是，这办法迷不住邵本良。就是把脚印扫掉，他还会找上来。所以，抗日联军第一军和他打了3年多，才最后把他消灭掉。
我是1935年春天参军的。这年8月，杨靖宇下了决心，要集中主力打柳河，歼灭邵本良的老七团。部队都调动好了，正要开始向柳河进攻，邵本良发觉了，赶快从三源浦往柳河增兵。杨靖宇改变计划，暂不攻城，将部队西撤。两天后，敌人从县城跟踪过来，敌我双方在一条山岗上打了一仗，敌不支而退回。我军来到柳河县黑石头地方，邵本良伪军又跟踪而来。杨靖宇下令在黑石头沟里设下埋伏。把敌人放进我军埋伏圈，打他个措手不及。邵本良只顾跟踪追赶，没考虑到这步棋，他的200多人就这样在黑石头被歼灭了。这一次，使邵本良大伤脑筋。日本鬼子刚发给他的一门小钢炮、几挺机关枪，全都装备了我们。据说日军指导官知道了这事，大骂邵本良是混蛋。
更使邵本良伤脑筋的事，是在这年9月。
一天，杨靖宇得到情报，邵本良伪军第七团要从柳河县孤山子移防八道江，军需给养由刘副官带领一个连护送。杨司令决定在他们必经之路金川县境内朝阳沟设伏截车。结果，几十辆大车全部被截下，押车的一连伪军也被歼灭。连邵本良的小老婆也当了俘虏。只是那个刘副官穿着伪兵服装，和尖兵一起走在最前面，算是侥幸跑掉了。不过，在以后不久我军歼灭邵本良伪军团部的一次战斗中，又把他抓住了。
1936年2月，我们去袭击驻热水河子邵本良团部。教导一团组织了一个由25人组成的手枪队，军部和机枪班配合行动。按照我们的内线关系、邵本良的马夫提供的情况，我们于半夜一点多钟，首先摸进中心炮楼，控制了全街，接着过路南，闯进伪军团部。只见团部屋里吊着保险灯，照得通亮，南北炕上睡着六七十个伪军士兵，就有几支枪。我们问他们，谁也不回答。我们几个小战士吓唬他们：“不说拉出去枪毙！”果真我们拉出去一个伪兵，打了两枪，吓得他们赶紧说真话：“刘副官在屋里，谁也不敢讲，枪全在枕头底下。”再问哪个是刘副官，一个伪兵说：“弓着腰，高个子，长脸大下巴，戴眼镜。你们可不能放他，从朝阳沟回来，我们每人挨了他40军棍。”我们进屋后，看到确实有个大高个子，穿的是不大合体的伪兵服。我们把他绑起来，审问结果，他承认是刘副官。我们把枕头底下的枪全部缴了，还在后院抓住了这个团的副团长，并且缴获了许多大米、白面和布匹。只是因为邵本良去通化开会，才拣了一条命。
我军又撤回到河里地区密营。这里四面都是望不到边的森林，是一个休整练兵的理想地方。这时积雪开始融化，大地已经转暖。3月10号那天，杨靖宇把我找去，对我说：“小王，你到通化去一趟好吗？”听说让我去通化，心里很高兴。我问杨司令：“是去买东西吗？”
“不，你去找王德裕，看看他又得到了什么新的情报。”杨靖宇又嘱咐了一些话，给了10块伪币，我就起身了。
王德裕原是人民革命军的一个指导员，潜伏在通化一个中学里，做党的地下工作。我赶到通化城西门外，在一个小店里和他接上了头。关于邵本良内部的情况，大都是他供给的。他是通过邵本良第七团第四连连长的关系得到的。那个连长，也是我们的内线关系。
第二天，王德裕和我见面，那个连长也来了。他告诉我：邵本良刚从沈阳开“讨伐”会议回来，很快就要发动进攻。他说，他已对日本三毛司令夸下海口，说要在3个月内全部肃清东边道的人民革命军。日寇除了给他一个迫击炮连，派飞机配合行动，还调动了许多股伪军归他指挥。
我一听这情况，感到很严重。可是又一想这几年和邵本良的斗争，又好笑。邵本良这个走狗，真是自找死路。
在通化城里我没敢久停，星夜赶回部队。见了杨司令把情况一说，他微微地点了点头，笑着说：“邵本良胃口倒不小．小王，你说该怎么办？”
我说：“要狠狠地揍他一顿！”
“对，要狠狠地揍他一顿！”杨靖宇握握拳头，又说：“不光是揍他一顿，要揍得他再也爬不起来。”
军党委连夜开会。首长们围着地图，一会儿高声讲，一会儿轻声说，一会儿又都静悄悄。我们这些做警卫员的，也都暗暗叨咕：这一次邵本良不知又要在何时何地挨棍子了。
第二天，整个部队紧张起来，轻装，换军衣，全副武装演习爬大山。交通员像小燕似的，飞来飞去。
4月初，我军在龙岗山西麓二道崴子，歼灭了奉天骑兵教导团一部后，邵本良的主力全部跟了上来。我们一些都嘀咕说：“看样子，这回要和邵本良来个大决战了。”谁想，敌人刚靠上来，我们就转移了。
走了一夜，又走一夜，不住脚的紧走。战士们有些想不开了。怎么老走不打呢？这天出发之前，军部的徐处长讲话说：“同志们，没利的买卖，我们是不做的。这次敌人的胃口很大，计划要吃掉我们的第一师，吃掉我们的军部，而后分别围歼我磐石、桦甸地区的二师，桓仁、本溪地区的一师。敌人把山海关地区的日军和奉天野炮营都调来了。军党委决定，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两个字：‘走’和‘拖’。”
日本关东军南满少将司令三毛，见我军只走不打，便调集了一个旅和两个团，向我在老秃顶子地区的一师进行包围。目的是想叫我们去救援，在那里和我们决战。
杨靖宇率部真的按三毛的计划转头北上了。部队不顾连日的倾盆大雨，急向老秃顶子开进。敌人发现我军上了“圈套”，从背后猛追，还派飞机“送行”。岂不知，我们只是绕老秃顶子悄悄地转了一个圈。就在这次佯动中，一师也从老秃顶子跳了出来。
军部和一师队伍在宽甸县境内的佛爷沟门会合后，首长们整天开会，部队又开始准备干粮。休息了几天，又开始行动。今晚向南走50里，明晚又向北走60里。那些天，连我们也走迷糊了，怎么搞的？真的叫敌人包围了吗？忽南忽北，忽东忽西，是不是走不出去了？敌人的报纸上也这样登着：“共匪南北运动，难逃天罗。”
4月中旬，我们又向西行进，有时一天行程百余里。住下没等吃饱饭，邵本良就从背后赶到，又开始走。一路上，不断地丢些衣物、饭菜，借了老乡家的碗筷之类的东西，有时也来不及送还，只留下个纸条：“老乡们，情况紧张，所借之物，无暇奉还，请你们自己认领吧！”事后知道，这一切，都是故意制造的假象。敌人竟信以为真了，报纸上天天登，说我们“溃不成军”、“末日来临”。邵本良更是争功心切，带着他的部队穷追不舍。
4月末，我军来到本溪以东赛马集山区。拂晓时，杨司令集合部队讲话：“同志们，咱们走了近20天，不走了。大家说不走该干什么？”
“打！”战士们几乎是同声喊着。
“对！打。”杨靖宇微笑着说，“老早给大家说过，咱们有四不打。第一，地形不利不打；第二，不击中敌人要害、不能缴获武器不打；第三，要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不打；第四，对当地人民损害大不打。现在的情况，是高山隘路，居民不多，敌人疲惫，打的时机成熟了！”
“歼灭邵本良”、“痛歼老走狗”的口号声，在队伍里响起。看地形、修工事、擦枪磨刀，在梨树甸予沟里布成了口袋阵。万事准备齐全，只待敌人到来。
第二天上午，邵本良和他的日本顾问英俊志雄，率领着一个先头营，疲惫不堪地赶到了。一进伏击圈，我们的机枪、手榴弹就“欢迎”开了。一师三团马上扎上口袋口，断敌退路。邵本良伪军只得拚命往沟里冲，又迎头被一师六团的机枪打了回来。教导一团及一师少年营拦腰将敌人斩成几段，我们集中火力打，敌人死伤惨重。最后，我们端着刺刀杀下去，“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喊声震撼山谷。坚守北面制高点的少年营的一个排长，见山下打得紧，忍不住了，留下一个班守山头，带领两个班冲下山去抓俘虏。邵本良趁此机会拼死攻下了制高点，带着20多人逃跑了。但是他的脚后跟却被子弹打中，受了伤。日本顾问英俊则是躺在死尸堆里装死而得逃脱的。这次战斗共打了近4个小时，歼灭了邵本良的一个营，还缴获了敌人的一部电台。
邵本良回沈阳治好脚伤，又带着日本主子发给他的8挺机枪、一团人、3个月的军饷和夏季的服装等给养，准备于8月初返回八道江。杨靖宇又在他必经之地四道江设下了埋伏。我们的一部分伏兵就隐藏在老乡的黄瓜地里，等着邵本良的几十辆大车给养队的到来。这次邵本良由20多骑兵保护着，跟尖兵在一起走。因为大车还没有进入伏击区，眼睁睁把邵本良放过去了，大车只进来10余辆，有的伪军就跳下车，到黄瓜地里摘黄瓜。他们差一点碰到我们架在黄瓜架下的枪口上，我们只好提前开火了。后边的大车见势不妙，掉头跑回去了。邵本良听见枪响，跑进一户朝鲜族人家抢件衣服换上，扔了战马就跑，恰巧被我军一个连长的小警卫员发现了，他拎着十三响的撸子就在后边追，边追边喊“站住！”追出一里多路，十三颗子弹打光了，还是没有追上邵本良。日本顾问英俊又想用老办法混过去，被我们在打扫战场时发现，大家一阵乱枪，将其击毙。
邵本良虽然又逃跑了，但他却完全失去了日本主子的信任。据说，日本人这次对邵本良大发雷霆，责问邵本良：为什么杨靖宇专门打你？还大骂邵本良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从此以后，邵本良这个臭名字，在我们作战对象中，再也不出现了。□
——选自《东北抗联纪实》
责任编辑：褚永慧
痛歼伪军邵本良部
抗联战士王传圣对抗联的对敌政策深有感触，他回忆了痛歼伪军邵本良的那场战斗。
王传圣，辽宁省桓仁县八区木盂村人，1918年10月生。1935年1月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历任战士、警卫员、指导员、青年团干事。1941年去苏联做侦察工作。194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哈尔滨保安纵队当教导员、六纵队干事。1947年在大连当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辽宁省煤建公司经理、松江省煤建公司副经理、哈尔滨煤建公司代理副经理、哈尔滨木材公司副经理。1982年8月离休，1995年2月病逝。
他回忆说：
提起邵本良，南满人民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的。
邵本良原来是一个胡子头，干了20多年土匪，还做过东北军的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伪军的团长。日本鬼子看他是个忠实的奴才，不久就封他做了东边道的少将“剿匪”司令。他诡计多端，对付他比对付日本鬼子还棘手。日本鬼子虽然枪好、炮多，有“武士道精神”，但打山地游击战不行。我们瞧了个机会狠狠地揍他一顿，往原始大森林里一钻，他就找不着了。邵本良可不同，他是钻山林的老手。他的兵多是土匪出身，每人一把刀，一进林子就砍路标，怎么转，也迷不了方向，终能找到路。冬天下了雪，我们跟日本鬼子打完仗，钻进林子，把雪地上的脚印一扫，鬼子就跟踪不上了。可是，这办法迷不住邵本良。就是把脚印扫掉，他还会找上来。所以，抗日联军第一军和他打了3年多，才最后把他消灭掉。
我是1935年春天参军的。这年8月，杨靖宇下了决心，要集中主力打柳河，歼灭邵本良的老七团。部队都调动好了，正要开始向柳河进攻，邵本良发觉了，赶快从三源浦往柳河增兵。杨靖宇改变计划，暂不攻城，将部队西撤。两天后，敌人从县城跟踪过来，敌我双方在一条山岗上打了一仗，敌不支而退回。我军来到柳河县黑石头地方，邵本良伪军又跟踪而来。杨靖宇下令在黑石头沟里设下埋伏。把敌人放进我军埋伏圈，打他个措手不及。邵本良只顾跟踪追赶，没考虑到这步棋，他的200多人就这样在黑石头被歼灭了。这一次，使邵本良大伤脑筋。日本鬼子刚发给他的一门小钢炮、几挺机关枪，全都装备了我们。据说日军指导官知道了这事，大骂邵本良是混蛋。
更使邵本良伤脑筋的事，是在这年9月。
一天，杨靖宇得到情报，邵本良伪军第七团要从柳河县孤山子移防八道江，军需给养由刘副官带领一个连护送。杨司令决定在他们必经之路金川县境内朝阳沟设伏截车。结果，几十辆大车全部被截下，押车的一连伪军也被歼灭。连邵本良的小老婆也当了俘虏。只是那个刘副官穿着伪兵服装，和尖兵一起走在最前面，算是侥幸跑掉了。不过，在以后不久我军歼灭邵本良伪军团部的一次战斗中，又把他抓住了。
1936年2月，我们去袭击驻热水河子邵本良团部。教导一团组织了一个由25人组成的手枪队，军部和机枪班配合行动。按照我们的内线关系、邵本良的马夫提供的情况，我们于半夜一点多钟，首先摸进中心炮楼，控制了全街，接着过路南，闯进伪军团部。只见团部屋里吊着保险灯，照得通亮，南北炕上睡着六七十个伪军士兵，就有几支枪。我们问他们，谁也不回答。我们几个小战士吓唬他们：“不说拉出去枪毙！”果真我们拉出去一个伪兵，打了两枪，吓得他们赶紧说真话：“刘副官在屋里，谁也不敢讲，枪全在枕头底下。”再问哪个是刘副官，一个伪兵说：“弓着腰，高个子，长脸大下巴，戴眼镜。你们可不能放他，从朝阳沟回来，我们每人挨了他40军棍。”我们进屋后，看到确实有个大高个子，穿的是不大合体的伪兵服。我们把他绑起来，审问结果，他承认是刘副官。我们把枕头底下的枪全部缴了，还在后院抓住了这个团的副团长，并且缴获了许多大米、白面和布匹。只是因为邵本良去通化开会，才拣了一条命。
我军又撤回到河里地区密营。这里四面都是望不到边的森林，是一个休整练兵的理想地方。这时积雪开始融化，大地已经转暖。3月10号那天，杨靖宇把我找去，对我说：“小王，你到通化去一趟好吗？”听说让我去通化，心里很高兴。我问杨司令：“是去买东西吗？”
“不，你去找王德裕，看看他又得到了什么新的情报。”杨靖宇又嘱咐了一些话，给了10块伪币，我就起身了。
王德裕原是人民革命军的一个指导员，潜伏在通化一个中学里，做党的地下工作。我赶到通化城西门外，在一个小店里和他接上了头。关于邵本良内部的情况，大都是他供给的。他是通过邵本良第七团第四连连长的关系得到的。那个连长，也是我们的内线关系。
第二天，王德裕和我见面，那个连长也来了。他告诉我：邵本良刚从沈阳开“讨伐”会议回来，很快就要发动进攻。他说，他已对日本三毛司令夸下海口，说要在3个月内全部肃清东边道的人民革命军。日寇除了给他一个迫击炮连，派飞机配合行动，还调动了许多股伪军归他指挥。
我一听这情况，感到很严重。可是又一想这几年和邵本良的斗争，又好笑。邵本良这个走狗，真是自找死路。
在通化城里我没敢久停，星夜赶回部队。见了杨司令把情况一说，他微微地点了点头，笑着说：“邵本良胃口倒不小．小王，你说该怎么办？”
我说：“要狠狠地揍他一顿！”
“对，要狠狠地揍他一顿！”杨靖宇握握拳头，又说：“不光是揍他一顿，要揍得他再也爬不起来。”
军党委连夜开会。首长们围着地图，一会儿高声讲，一会儿轻声说，一会儿又都静悄悄。我们这些做警卫员的，也都暗暗叨咕：这一次邵本良不知又要在何时何地挨棍子了。
第二天，整个部队紧张起来，轻装，换军衣，全副武装演习爬大山。交通员像小燕似的，飞来飞去。
4月初，我军在龙岗山西麓二道崴子，歼灭了奉天骑兵教导团一部后，邵本良的主力全部跟了上来。我们一些都嘀咕说：“看样子，这回要和邵本良来个大决战了。”谁想，敌人刚靠上来，我们就转移了。
走了一夜，又走一夜，不住脚的紧走。战士们有些想不开了。怎么老走不打呢？这天出发之前，军部的徐处长讲话说：“同志们，没利的买卖，我们是不做的。这次敌人的胃口很大，计划要吃掉我们的第一师，吃掉我们的军部，而后分别围歼我磐石、桦甸地区的二师，桓仁、本溪地区的一师。敌人把山海关地区的日军和奉天野炮营都调来了。军党委决定，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两个字：‘走’和‘拖’。”
日本关东军南满少将司令三毛，见我军只走不打，便调集了一个旅和两个团，向我在老秃顶子地区的一师进行包围。目的是想叫我们去救援，在那里和我们决战。
杨靖宇率部真的按三毛的计划转头北上了。部队不顾连日的倾盆大雨，急向老秃顶子开进。敌人发现我军上了“圈套”，从背后猛追，还派飞机“送行”。岂不知，我们只是绕老秃顶子悄悄地转了一个圈。就在这次佯动中，一师也从老秃顶子跳了出来。
军部和一师队伍在宽甸县境内的佛爷沟门会合后，首长们整天开会，部队又开始准备干粮。休息了几天，又开始行动。今晚向南走50里，明晚又向北走60里。那些天，连我们也走迷糊了，怎么搞的？真的叫敌人包围了吗？忽南忽北，忽东忽西，是不是走不出去了？敌人的报纸上也这样登着：“共匪南北运动，难逃天罗。”
4月中旬，我们又向西行进，有时一天行程百余里。住下没等吃饱饭，邵本良就从背后赶到，又开始走。一路上，不断地丢些衣物、饭菜，借了老乡家的碗筷之类的东西，有时也来不及送还，只留下个纸条：“老乡们，情况紧张，所借之物，无暇奉还，请你们自己认领吧！”事后知道，这一切，都是故意制造的假象。敌人竟信以为真了，报纸上天天登，说我们“溃不成军”、“末日来临”。邵本良更是争功心切，带着他的部队穷追不舍。
4月末，我军来到本溪以东赛马集山区。拂晓时，杨司令集合部队讲话：“同志们，咱们走了近20天，不走了。大家说不走该干什么？”
“打！”战士们几乎是同声喊着。
“对！打。”杨靖宇微笑着说，“老早给大家说过，咱们有四不打。第一，地形不利不打；第二，不击中敌人要害、不能缴获武器不打；第三，要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不打；第四，对当地人民损害大不打。现在的情况，是高山隘路，居民不多，敌人疲惫，打的时机成熟了！”
“歼灭邵本良”、“痛歼老走狗”的口号声，在队伍里响起。看地形、修工事、擦枪磨刀，在梨树甸予沟里布成了口袋阵。万事准备齐全，只待敌人到来。
第二天上午，邵本良和他的日本顾问英俊志雄，率领着一个先头营，疲惫不堪地赶到了。一进伏击圈，我们的机枪、手榴弹就“欢迎”开了。一师三团马上扎上口袋口，断敌退路。邵本良伪军只得拚命往沟里冲，又迎头被一师六团的机枪打了回来。教导一团及一师少年营拦腰将敌人斩成几段，我们集中火力打，敌人死伤惨重。最后，我们端着刺刀杀下去，“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喊声震撼山谷。坚守北面制高点的少年营的一个排长，见山下打得紧，忍不住了，留下一个班守山头，带领两个班冲下山去抓俘虏。邵本良趁此机会拼死攻下了制高点，带着20多人逃跑了。但是他的脚后跟却被子弹打中，受了伤。日本顾问英俊则是躺在死尸堆里装死而得逃脱的。这次战斗共打了近4个小时，歼灭了邵本良的一个营，还缴获了敌人的一部电台。
邵本良回沈阳治好脚伤，又带着日本主子发给他的8挺机枪、一团人、3个月的军饷和夏季的服装等给养，准备于8月初返回八道江。杨靖宇又在他必经之地四道江设下了埋伏。我们的一部分伏兵就隐藏在老乡的黄瓜地里，等着邵本良的几十辆大车给养队的到来。这次邵本良由20多骑兵保护着，跟尖兵在一起走。因为大车还没有进入伏击区，眼睁睁把邵本良放过去了，大车只进来10余辆，有的伪军就跳下车，到黄瓜地里摘黄瓜。他们差一点碰到我们架在黄瓜架下的枪口上，我们只好提前开火了。后边的大车见势不妙，掉头跑回去了。邵本良听见枪响，跑进一户朝鲜族人家抢件衣服换上，扔了战马就跑，恰巧被我军一个连长的小警卫员发现了，他拎着十三响的撸子就在后边追，边追边喊“站住！”追出一里多路，十三颗子弹打光了，还是没有追上邵本良。日本顾问英俊又想用老办法混过去，被我们在打扫战场时发现，大家一阵乱枪，将其击毙。
邵本良虽然又逃跑了，但他却完全失去了日本主子的信任。据说，日本人这次对邵本良大发雷霆，责问邵本良：为什么杨靖宇专门打你？还大骂邵本良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从此以后，邵本良这个臭名字，在我们作战对象中，再也不出现了。□
——选自《东北抗联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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