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1909—1989），江西临川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起）、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5年起）。解放战争时期，李井泉重回晋绥解放区，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政委，领导晋绥军民恢复经济，改善民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上任后面对的严峻现实
　　1946年初，李井泉从绥远前线回到兴县，正式就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政委。
　　此时的晋绥，经过八年战火摧残，人力畜力大量减少，土地荒芜，农民生活贫困，农村经济濒于破产。严重的地区，贫苦农民卖地卖房，依然温饱难求。
　　据统计，1942年晋西北粮食产量普遍比战前减产25%～45%。1943年，青壮年劳动力“因几年的武装动员及敌人杀害和拉走，估计比战前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牛比战前减少十分之六，驴骡减少十分之八九”。
　　战后，晋绥“有的地方女人和男人的比例成了八比一，老百姓的人力资源已枯竭了”。
　　解放区的边缘区和游击区，情况更严重。《晋绥日报》曾报道，这些地区“所受敌、伪、阎的烧杀抢掠，较边区之其他任何地区，均为严重”。
　　“如平鲁、崞县一部分地区，耕牛被抢，春耕时不得已用人拉犁，七人拉犁耕种，一天耕不完一埫地;在绥蒙之和林、凉城，五分区之右玉、朔县、平鲁等县，有一些游击区，遭敌寇数年抢劫，群眾穷困到极点。”
　　“又如过去围困敌据点区域静乐、娄烦附近之官庄，六十余户有地一千四百埫，牲畜二百余头，对敌斗争期间，牺牲者达三十余，病死者五十余，牲口被敌抢走仅留牛驴二十二头，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荒芜，今年仅种地四百余埫。”
　　最严重的，是抗战胜利后收复的新解放区。1946年2月，晋绥分局副书记张稼夫在晋绥边区生产会议上作报告说，“新解放区在敌伪长期统治下，生产破产了，土地一般的荒到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连商业都没有了”，“耕畜也减少很多，以汾阳杏花村为例，比战前就减少了五分之四”。
　　土地荒芜、生产下降，对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来说，后果是灾难性的。贺龙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因而群众就十分贫困，粮食不够吃，吃野菜、草籽、麻糁，没有或缺少衣服穿……由于贫困就更加没有再生产的能力。”
　　1946年，贺龙在晋绥分局高干会上说，“去年我从河西回来，一路上发现了不少问题”，“到上西坡，看到老百姓的房子很不像样子”，“走到平川，发现问题更多了”。“来到兴县，从二十里铺到兴县是一样，二十里铺至界河口又是一样，越往东走越坏，在界河口至岢岚，老百姓穿得破破烂烂”，“一直到平鲁八角堡，看到大多数老百姓穿得和叫花子一样”。
　　谢觉哉记录过汾河附近一个小村的状况：“古脑村，全村三百多人口，不论大人小孩，年轻女子，没有一个胖的，都瘦得不堪。他们大部分吃糠，有的玉茭饼子里和上三分之一的糠，有的和上一半糠。有的把谷子（小米不去壳）磨成饼子吃。”“他们几年吃不到肉。”“这样的结果，全村大多数人家不生小孩，生出也多数死亡了。”
　　病去如抽丝，恢复经济需要时间，并非一朝一夕。1947年4月，刘少奇途经晋绥去晋察冀，在给晋绥领导的信中写道：“从兴县到崞县，沿途看了山地农民许多穷困及破产的现象，特别是他们没有衣服穿，如在贵州所见的那种衣衫褴褛的情形，更加刺目。”
　　查找原因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李井泉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搞调查研究，对症下药，尽快恢复晋绥经济，让老百姓吃饱饭。
　　据档案记载，从1946年1月9日起，李井泉召集张稼夫、张邦英、陈希云等分局领导，分别于1月28日、2月4日、3月2日、3月13日、3月25日、3月29日、5月2日等多次开会，讨论精简与财经问题及年度财政预算，寻求改善民生解决困难的办法。
　　概括说来，除去不可抗的战争因素，晋绥土地贫瘠物产稀少，以及人口基数小、脱产人员多，是造成贫困的两个重要因素。
　　在当时，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和晋绥，并称华北四大解放区，论自然条件，晋绥最差。
　　数据显示，即便无灾荒的正常年份，晋绥农民年收入也仅为其他解放区平均水平的五成左右。如：“一九四七年晋冀鲁豫每人平均收入（折合谷物）三点八一六市石，晋察冀四点五七五市石，晋绥按一九四六年丰年计（一九四七年大旱歉收），也仅为二点零六四市石。”
　　换句话说，晋绥两个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相当于晋察冀一个农民干十个月。
　　再看脱产人员。为抗击日军，保卫解放区，各地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和政府机构，这些人员的衣食供给，除了自己生产，大多来自老百姓缴纳的公粮。
　　为减轻人民负担，1941年底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能否养活我们。”“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的消耗完，假若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末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
　　为此，中央严格规定：“务求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
　　据1948年统计，晋冀鲁豫脱产人员占比为1.37%，华东为2.78%，山东滨海为3.04%。
　　晋绥地理位置特殊，除自身外，还担负保卫陕甘宁的重任，同时地广人稀，人口比其他解放区少了一个数量级。
　　日本投降时，山东解放区人口约2800万，晋冀鲁豫2400万，晋察冀2500万。晋绥呢？顶格算来，仅300万。
　　承担任务重，人口基数小，鱼大水少矛盾突出，晋绥虽经多次精兵简政，脱产人员比例还是超出中央规定的1.5倍到3倍，达到4.5%～8.8%。数量最少的1946年，为人口总数的4.5%。 　　脱产人员比例大，老百姓的负担自然就重。为了早日赶走日军，老百姓咬紧牙关，有多少算多少，竭尽全力为抗日作贡献。
　　据统计，1943年到1945年这三年，陕甘宁边区公粮负担占农民全年收入比例依次为10.16%、8.83%、7.75%，逐年递减。一河之隔、自然条件相近的晋绥，公粮负担则为19%、19.4%、21%，连年递增。
　　为发展生产，各根据地每年都会发放专项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资金困难，如添置牲畜、更新农具、精选良种、兴修水利等。在晋冀鲁豫和山东，政府每年的农贷数额，平均占到当年货币发行量的59.1%和36.5%，有效地促进了生产，改善了农民生活。
　　相比之下，晉绥对农业的投入明显不足，1940年到1946年，平均农贷每年只占当年货币发行量的8.37%。这个比例约为晋冀鲁豫的七分之一，山东的四分之一。
　　按理说，要缓解自然条件的先天不足，应进行更大投入，作出更大努力，否则，提高生产水平，改善农民生活就成了一句空话。
　　总体说来，除去战争因素，脱产人员多、人民负担重、生产投入不足，是造成晋绥经济严重衰退的三个主要原因。
　　点了三把火：减征、增贷、勒裤带
　　病源找到了，如何救治呢？
　　李井泉与晋绥新领导班子点了三把火：减征、增贷、勒裤带。
　　1946年6月19日至7月22日，晋绥分局召开地方县以上，军队团以上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高干会，讨论、研究和决定全面内战爆发后晋绥的全面工作。李井泉致开幕词。
　　会上，根据前期调查和与会干部汇报，决定经济上实行统筹统支、精简节约等方针，改善民生：“现在晋绥财政已很困难，人民负担已很重，全区脱离生产人数已超过正常比例一倍以上，所以今年生产供给会议乃决定（实行）统筹统支财政方针，和坚决执行新的供给标准与精简节约方针。”
　　分局决定当年公粮征收指标在上年基础上大幅压缩三分之一，使农民负担从全年收入的21%降到13%以下，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晋绥日报》报道说：“大会决定向政府建议：本年建国公粮至少须减征去年征购的三分之一;所有贫苦无力完纳的旧欠公粮一律豁免;旧欠而无力偿还之贷粮贷款亦应酌情免收，必须大量发放农贷、工贷与纺织贷款，以一切方法用最大力量帮助广大人民发展生产。”
　　减征的同时，还修改公粮条例，规定了诸多免征条款，鼓励农民发展副业，改善生活。
　　“第六款原规定家庭副业收入在一石米以下者免征，超过一石者以六成计征超过部分……现改为凡以农业为主利用农闲时间所经营之家庭副业，其收入均免征。”
　　“第八款原规定出贷现款现粮之利息以五成计征，现改为免征。”
　　公粮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柱，减征势必大大减少财政收入，降低公家人生活标准，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由此难免引发非议。
　　面对各种质疑和叫苦，李井泉在会上明确表态：“公粮：方针是减轻，肯定是不动摇的。”不仅如此，“还要精简人员。秋上，减少后方人员吃饭，组织生产”，“要节衣缩食”。
　　这次会议为新时期晋绥经济工作定下了基调。会后，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在部队传达时赞扬道：“（这次）会议主要成功之处是一切为人民服务，这是空前的。”
　　发放90亿元生产贷款
　　如果减征公粮是给农民止血，那么增加农贷则是给农民输血。目的只有一个，帮助老百姓尽快摆脱战争灾害，过上好日子。
　　1946年11月15日至1947年2月10日，晋绥边区召开生产会议。针对以往生产投入严重不足，会议决定不违农时，拿出90亿元（农币）贷款，帮助农民恢复生产。
　　李井泉在会议总结时说，“这次会议主要解决生产供给问题，即是解决三百万人民问题”，“总的精神为了三百万人民，方针口号从什么基础出发？口号是恢复不是扩大，恢复农村破产了的经济，恢复农业，恢复副业，推广纺织，而且要逐渐恢复，不是一年以内或两年内，那是空想的。恢复农业是主要的，一切财政供给都要依靠这里”。
　　2月17日，晋绥边区公布的《关于发放90万万元生产贷款的决定》指出：
　　“边区群众在八年抗日战争、一年来爱国自卫战争中，无论人力物力均出了与出着极大力量，但根据生产供给会议检查，因各种原因边区农村生产急（亟）待恢复，贫苦农民在生产中耕牛种子口粮农具肥料等等非常困难，也急（亟）待帮助解决。”
　　“为此，边区生产供给会议本着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及恢复生产的方针，决定全边区党政军民节衣缩食抽出九十万万元生产贷款，无利贷给贫苦农民解决生产困难，切实帮助他们翻身。”
　　“九十万万”即90亿，这个数额比晋绥边区1947年度财政预算收入264亿元的三分之一还多。
　　晋绥历年发放的农业贷款，从1940年新政权建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与年度财政收入的比例依次为1.12%、0.24%、0.56%、3.25%、4.39%、5.90%，最高不超过6%，平均下来每年不足2.6%，6年累计发放农贷共计3亿元。
　　这次一年发放90亿元，超过历年农贷总和30倍，占当年财政预算收入的34%，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决心之大，可见一斑。
　　为支援抗战，晋绥老百姓毁家纾难，尽其所有，如今抗战胜利，政府多拿些钱帮扶百姓义不容辞，可此时的晋绥边区捉襟见肘，家底亏空，财政严重入不敷出：1947年全年预算收入为264亿元，预算开支却有600亿元，赤字高达336亿元。
　　在这种状况下拿出90亿元农贷，还要大幅减征公粮，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也有捷径，那就是大量印钞增发货币，以解燃眉之急。
　　事实上，晋绥边区历年发放贷款解决财政支出，都靠增发货币。但是货币发行必须遵循基本经济规则，多发少发都会造成金融市场波动，引发通货膨胀或紧缩。 　　战争年代条件险恶，增发货币有时是不得已的饮鸩之举，有时则是急功近利：“除了被迫发行外，就是加以主观的不顾一切的大发行。大发行的思想根源是为了增加公家财富，于是便造成农币的大波动。农币大波动之后，又不得不反转来采取突击式的紧缩政策。”结果“造成物价的暴涨暴跌，严重地影响到农币的信用与流通，也严重地影响到物资的流转与群众的生产以及军民的生活，同时助长了投机者的兴风作浪，使根据地受到重大的损失”。
　　为避免重蹈覆辙，晋绥分局决定这次90亿元农贷不做加法做减法，不靠银行增发货币，而靠各单位减少开支，从牙缝里抠钱，割公家人的肉，贴老百姓的骨。
　　从四个方面入手
　　李井泉和晉绥分局决定从四个方面入手，精简节约，攥土出油，一切为了老百姓。
　　第一，降低待遇，从领导做起，恢复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干部的“小灶、中灶一律取消，与老百姓及士兵同艰苦”。“服装一律发士兵服，取消干部服。”“营以上干部的棉衣、鞋袜、日用品一律不发，营以下照发。”“党、政、民、学今年一律不发衣服、鞋袜、日用品。”“党、政、民、学的保健费，除老弱残废及长期肺病慢性病者外，一律不发。”“伙食费除前方野战军按一般标准发给外，后方党、政、民机关一律降低标准。”“党、政、民、学一切后方医药费减低一半，特别费一律取消。”同时明确规定，“所有少发或不发数，不得向群众伸手想办法解决。不准用任何形式增加农民负担，违者应受处分”。
　　第二，精简机构，减少脱产人员。对于超编人员，要求“严格执行编制”，“编余人员除上级批准者外，一律不准吃公粮”。
　　第三，大力发展机关生产，满足各自所需。“党、政、民及部队后方机关留守人员，其生产任务以解决一年的菜、肉、鞋袜及日用品为准。”根据以往经验教训，严格规定机关生产“七个不准”：“1.不准调剂或租占群众土地。2.不准因生产妨碍工作。3.不准让群众代耕。4.不准因生产而增加编制。5.不准用粮食喂猪。6.不准以粮食换菜及其他日用品。7.不准将生产所得之利润超过标准滥行开支，违者处罚。”
　　第四，整理财政，收缴“家务”，即抗战时各单位为克服经济困难开展生产经营的收入，拿今天的话就是“小金库”。对于这部分财产严令上缴，小公归大公，实行统筹统支，以改善财政状况，减少贪腐环节。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把利益重心从数万公家人转向300万老百姓，在自己身上剜肉动刀，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一时牢骚闲话不断。
　　面对各种质疑和叫苦，李井泉在高干会上明确表态：“要坚决执行这个方针，不要因为有困难就动摇。伙食不发就不发，衣服不做就不做，这是救急，救老百姓的事情。”
　　李井泉说：“晋西北几年来，贫困的战争，天灾人祸，确实是困难，今后还有困难。过去注意了战争，注意了几万人的公家，想了很多办法，但忽略了照顾群众，毛病就从这里产生。”
　　为此，李井泉提出：“过去是伤害了老百姓才解决问题。今天一切为老百姓来打算，这是不可动摇的，要叫老百姓发上财，叫老百姓生产下去，生活下去！”“一切大、小公家都要服从于为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的目的。”“我们今天是自我批评，对谁？是对老百姓。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大、小公家要进行自我批评。”
　　狠抓落实
　　决策必须狠抓落实，否则只是空谈。
　　高干会结束后，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和晋绥军区司令部联名陆续下发了一系列指示，规定党、政、军、民、学的供给事项，统一由晋绥军区后勤部负责，边区政府的财政系统则以全力经营管理群众负担、公粮、税收及整理各地财政工作。
　　1947年3月12日，颁布《党政军民学家务归公处理办法》，要求“各单位商店及其干部一律移交商店所在地的贸易公司，商店以外之家务一律移交当地政府之财政机关……限四月底移交完毕”。
　　3月15日，下达《财政供给制度命令》，严格规定了机关单位的征收制度、村款制度、会计制度、移交制度、保管制度、预决算制度等，明确“非依行署颁发之各种条例政策及法令，任何机关部队或个人不得向群众征收款物粮食，及征用抗勤，如有违背，以损害群众利益以勒索论处”。
　　3月31日，公布了新的《党政军民机关部队1947年度供给标准》，开宗明义说明：“为了节约人民财物，集中力量支援自卫战争与前线，减轻人民负担，发扬后方照顾前方，党政民照顾部队，安全区照顾战争频繁区域，降低干部与非战斗人员的生活，与人民士兵共艰苦。”
　　4月4日，发布《晋绥边区行署关于掌握公粮收支使用问题的通令》，要求杜绝各种公粮滥支、挪用、贪污、浪费的现象，严格各类收支手续，明令“任何机关部队不准用公粮作其他开支，不准用公粮换菜肉改善伙食，不准用粮食喂猪，或换其他日用品，违者处罚”。
　　农贷方面，为筹集90亿农贷加大生产投入，晋绥解放区各机关单位根据各自状况，采取各种办法挤出钱来，逐一落实规定指标。
　　最后统计，晋绥各机关部队等单位，总共拿出资金（或实物代）118.05亿元，超出计划约三成，为恢复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粮方面，通过大幅减征，晋绥1946年度公粮数额从上年的358166石减至242660石，降幅超过32%。与之对应，老百姓的负担从上年占全年收入的21%降至12.75%。
　　抗战期间，从1940年晋绥建立新政权起算，1941年到1945年农民交的公粮，占平均年收入的20.49%，老百姓扣除公粮负担后的余粮，普遍达不到生活最低需要。抗战胜利后，1946年到1948年的三次公粮征收，平均只占到农民全年收入的14.96%，缴纳公粮后所剩余粮，普遍超过基本生活所需。
　　在李井泉和晋绥分局领导下，通过党、政、军、民、学各级单位共同努力，晋绥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多年饥苦之后，终于能够吃饱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