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保章，今年76岁，是1991年12月离休的青岛通用机械厂高级经济师，现在是青岛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团的副团长。
　　我们老周家是个大家庭，我的父辈是大排行。在父辈中，周恩来排行老七，我父亲、周恩来的堂弟周恩彦排行十三，所以我称周恩来七伯，称邓颖超七妈。由于有这种特殊的亲缘关系，所以我与七伯家走动的比较多一些，书信来往也比较多一些。从1957年七伯打听到我在青岛工作(此前因战争和家庭等原因，我与七伯失去联系)，至1986年的30年间，七伯、七妈共给我来信近50封，并有合影十几张。七伯、七妈给我的来信，除“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七妈的秘书代写七妈签名以外，其他信件绝大部分是七妈亲笔写的。七伯、七妈长期对我的关怀和教诲，这对我的成长、进步和一生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起到了根本性的“夯实"作用。
　　
　　在七妈邓颖超给我的信件中，有两封信让我刻骨铭心(附：信的复印件)，它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给了我很大鼓舞和巨大前进的力量。一封是1957年2月21日七妈写的。当时我在部队服役，本来是个光荣的大好年代，可在我人生道路上却遇上两大问题：一是体检时发现我患有肺结核病，这真如从头上夯了一大锤，对我的精神打击太大了。这种病在当时可是可怕之症，如同现在说的癌症差不多。我思想上十分害怕，一度对前途失去信心。二是由于我患有“不治之症”，所以我的初恋也因此告吹。已是25岁的我，更是情绪低沉。我将我的心情在信中向哥哥保常作了叙述，他又将我的情况告诉了七妈。七妈知情后，立即给我来信，从思想上为我解除了痛苦。信中写道：“前接保常来信，知你生病住院。我曾发信要他去信时安慰你，但仍不免对你的挂念。几天前接你来信，也收到你父亲的来信，我对你的病才放心一些。”七妈在信中的关怀和表露的亲情，使我万分感动。七妈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我积极战胜病魔。她在信中写道：“我在长征时，曾患过肺结核。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我以对病魔的顽强斗争和乐观精神，战胜了它。你是年青小伙子，轻度的肺结核……不算什么。”“慢性病遇上乐观的情绪，它就会好去一半；忧郁只会增加病势的。我相信你能配合医生的治疗，不久就能康复出院。”对我的失恋，七妈在信中也为我指明了方向。她在信中写道：“青年人在恋爱问题上遇到波折，亦是难免的。把它当作经验教训，就可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了。你说对吗?”七妈的谆谆教导，使我从思想上拨云见日，重新鼓足了积极向上、战胜病魔、正确对待个人问题的勇气和力量。
　　另一封信是1960年10月27日写的。当时，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很迫切，但因家庭情况复杂，几次申请都未被批准。一时有些想不通，心情十分郁闷，但还是积极工作。此时，我给七妈去信吐露了心声。七妈收到信后，立即给我写了回信，既表达了关爱之情，又对我进行教育和鼓励。信中写道：“我很久没得到你的信，正在悬念，有点不放心，是因为病了，最近接到你的两封来信，附寄的照片和两张奖状，才知你因为政治上的努力，没有给我信。从来信中知道你在思想、工作、学习各方面都继续有进步；同时经过劳动考验，身体健康也巩固了，使我感到极大的喜慰。”我的进步得到七妈的肯定和鼓励，更鞭策我在政治思想和工作实践上去攀登新的高峰。七妈在信中还进一步指出：“你在对待申请入党的问题上，你的观点和作法是对的，党的门总是敞开着的。只要你能坚持正确的立场，只要自己在各方面不断进步，终会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了解，使问题得到解决的。党有权审查你，你也应积极地让党了解你。你在争取入党的过程中，就是靠拢党和受到党的教育的过程，从而使自己在思想、立场上更可以得到锻炼和进步。”“为了奖励你的理论学习学得好，现又开始工业经济专业科的函授学习的需要，特从(你)伯父和我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抽出一本送给你。(廿四日已挂号邮寄出，查收到后，望来信。)在北京此书除原预购者外，也难买到零售本。所以子侄中向我们要的还(很)多，都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只破例寄你一本，作为奖品……”收到七妈的信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本以后，我马上给七妈回了信，并认认真真地读起了毛主席著作。在七妈的亲切教诲下，通过学习《毛选》和党组织的精心培养，我进一步端正入党态度，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并在工作中做出了优异成绩，很快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党员。
　　七妈邓颖超给我的这两封信，我至今珍藏完好，它既给我指明了一生前进的政治方向，又给了我终生战斗的巨大动力。所以，我谨尊七伯周恩来、七妈邓颖超的教诲，扎扎实实地做了一辈子普通劳动者。即使离休以后，仍继续为社会做贡献。从1998年至今，我已为大中小学、工矿企业、机关干部作革命传统报告588场，听众达24万多人；受革命老区延安人民的邀请，还专程到延安作过革命传统报告等。今后，我一定继续发挥余热，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