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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到铁道部不涨价
2006年,郝劲松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诉铁道部,诉铁道部春运涨价不开听证会程序违法。北京市一中院书面裁定不予立案。郝劲松随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12月,法院宣判郝劲松败诉。
2007年1月7日,郝劲松发表了《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公开信》。《公开信》在网络上被迅速转载。
“数据表明,涨价后客运人数仍然连年上升,根本没有起到所谓的分流作用。如果说票价上涨阻挡了一部分人回家的脚步,它阻挡的是那些常年在外受苦受累受尽屈辱的民工兄弟姐妹们,它阻挡的是那些在大学里艰难度日的农家学子……”他在公开信里这样写道。
2007年1月9日,铁道部官员向《京华时报》表示:铁道部不会因郝劲松写信而改变原先的涨价计划。但第二天上午11点,铁道部发言人突然宣布:实行了14年的春运火车票涨价制度废除,今后不再涨价。
2004年,郝劲松因地铁不提供公共厕所的发票,和一位律师朋友两次与地铁公司交涉。
北京地铁总公司的团委领导出面接待了这两位衣冠楚楚、一本正经来要公厕发票的先生:“郝先生,我们确实没有公厕发票。要有的话,像您这么大老远的跑了两趟,早给您了。”
“那我就起诉你们。”郝劲松说。
一个星期后,郝劲松将北京地铁总公司告上法庭。
“当时北京最小的发票面额是一元钱,绿色的,没五毛的,因为上厕所的费用是五毛。法院做了工作,让地铁申请税务发票,结果税务发票也没有五毛的,所以专门印了一批,并在地铁这个站点的厕所配备了,然后法院通知我开庭。”郝劲松说。
开庭那天,被告北京市地铁总公司的代表随身携带着发票。法院当庭审判:郝劲松胜诉,判决被告当庭交付原告两张五毛的如厕发票。
郝劲松并不觉得为两张公厕发票诉诸公堂无聊,这恰恰是他精心策划的一次测试:“我想评估政府对同类案件的反应。地铁跟政府有关,但性质又是企业。所以地铁发票案胜诉以后,我们很快就把公益诉讼官司打到了铁路局,打到了铁道部,这就成了公民为维权状告政府的重要尝试。”
问得发改委改办法
2008年,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联合举行手机漫游费降价听证会。郝劲松报名申请成为消费者代表或旁听听证会。发改委给他发来一封书面回复:听证会代表已委托消协产生,因会场容量条件限制,不设旁听。
郝劲松得知听证会将在河南大厦举行,就提前入住该酒店,以租赁为由,了解到听证会会场可以容纳300人。他说:“1月22号开听证会,我于1月21号起诉,要求撤销国家发改委拒绝我旁听的行政行为。”
法院裁定:不予立案。
听证会当日,郝劲松与大群记者守候在会场之外。他做了一个行为艺术,放一个黑色花瓶,里面插几朵花,旁边的牌子上写:听证会。郝劲松的意思是:暗箱操作,听证会等于花瓶摆设。
下午4时,听证会结束,郝劲松及助手扛着摄像机,跟记者一起进去了。现场可以提五个问题,他每次都举手,主办方假装看不见。一位司长正要宣布发布会结束时,郝劲松跳上前排椅子,高举发改委拒绝他听证的回信,大声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郝劲松,我想提最后一个问题。”
长枪短炮纷纷向郝劲松聚焦,主办方没法不让他发问了。他马上陈述:“你们用会场条件限制的理由拒绝我参加听证,今天的会场可以容纳300人,而你们开会只有五十多人,你们是在撒谎嘛,我需要一个解释。”
司长们一边呼吁记者不要拍摄,一边说:“发布会是针对记者的,你不是记者,怎么能进来?”
“我是公民,也是记者,互联网就是我发布消息的平台。请给我一个解释。”
虽然此事在当时不了了之,但2008年10月,国家发改委修改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办法提供了消费者代表参加听证会的比例,同时规定:公开举行的听证会要设旁听席,公民可以旁听。
刺儿头,你要勇敢
从小,郝劲松就是“刺儿头”。毕业后,他在山西一家工商银行工作了八年。然后,他向银行辞职,揣着买断工龄费五万元来到北京。
2003年,他在北大蹭了整整一年的课,按借来的课程表去听课,贺卫方的课听得最多,还有陈兴良的刑法、王磊的宪法、王锡锌的行政法……他每天早上坐公交车去北大,一待就是一天。
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他专门用一个学期学习刑事侦查,因为他觉得有一天会需要它。
研究生期间,郝劲松在三十多位师生的推荐下,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这场合理合法的参选遇到许多古怪的阻力。他没当选,但投票那天,一位老太太捏着他发的参选传单,说要专门来给这孩子投一票,只因他是一个愿意挨家挨户主动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是谁的候选人。
在不用跟任何人较劲的日子里,郝劲松算得上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流连于大型的Shopping Mall,看一切好玩的东西,逛累了就坐下来吃。这爱好一度让他体重激增,并失去下巴。
做律师的朋友们批评他:“像你这样从事公益法律事业的人,怎么可以肥头大耳?这样你看上去跟你所反对的人还有什么区别?”
他马上开始减肥,少吃,多动。强烈的危机感把他从早晨的被窝里揪出来,投入北京初冬清冷的薄雾中跑步锻炼。
作为军人的后代、狂热的军事爱好者,他始终在乎“勇气”这一性格维度。但凡他起诉的案件,他都要坚持到底,宁可落败,也不肯半途撤诉,生怕别人说他孬种。他说:“每个人都会有恐惧,但是我不能露怯。在老百姓心中,我们告过那么多国家部委,林业局、铁道部、国家发改委,我们是安全的。而且我们改变了一些现状,我们不能怕。”
“民主就是一条跑道,我们暂时无法确定这个跑道有多长,把它初步假设为一个5000米的跑道,要用20年或15年时间实现。政府也在这个跑道上,你不可能抛开政府就能进入现代社会。当你去推动政府的时候,首先要让政府觉得这个力量是能承受的,是安全的,目的是要把它往前推动。在这种状态下,政府是安全的,你是安全的,跑道以外的人也看到郝劲松是安全的,就会有更多人走上这条跑道。人多了,民主的进程就会缩短。”他最后总结。
在若干次或挑战强权或承担风险的维权案例中,一旦发现自己有所动摇,他就会盯着镜子,对自己说:“劲松,你要勇敢!”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5期)
2006年,郝劲松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诉铁道部,诉铁道部春运涨价不开听证会程序违法。北京市一中院书面裁定不予立案。郝劲松随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12月,法院宣判郝劲松败诉。
2007年1月7日,郝劲松发表了《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公开信》。《公开信》在网络上被迅速转载。
“数据表明,涨价后客运人数仍然连年上升,根本没有起到所谓的分流作用。如果说票价上涨阻挡了一部分人回家的脚步,它阻挡的是那些常年在外受苦受累受尽屈辱的民工兄弟姐妹们,它阻挡的是那些在大学里艰难度日的农家学子……”他在公开信里这样写道。
2007年1月9日,铁道部官员向《京华时报》表示:铁道部不会因郝劲松写信而改变原先的涨价计划。但第二天上午11点,铁道部发言人突然宣布:实行了14年的春运火车票涨价制度废除,今后不再涨价。
2004年,郝劲松因地铁不提供公共厕所的发票,和一位律师朋友两次与地铁公司交涉。
北京地铁总公司的团委领导出面接待了这两位衣冠楚楚、一本正经来要公厕发票的先生:“郝先生,我们确实没有公厕发票。要有的话,像您这么大老远的跑了两趟,早给您了。”
“那我就起诉你们。”郝劲松说。
一个星期后,郝劲松将北京地铁总公司告上法庭。
“当时北京最小的发票面额是一元钱,绿色的,没五毛的,因为上厕所的费用是五毛。法院做了工作,让地铁申请税务发票,结果税务发票也没有五毛的,所以专门印了一批,并在地铁这个站点的厕所配备了,然后法院通知我开庭。”郝劲松说。
开庭那天,被告北京市地铁总公司的代表随身携带着发票。法院当庭审判:郝劲松胜诉,判决被告当庭交付原告两张五毛的如厕发票。
郝劲松并不觉得为两张公厕发票诉诸公堂无聊,这恰恰是他精心策划的一次测试:“我想评估政府对同类案件的反应。地铁跟政府有关,但性质又是企业。所以地铁发票案胜诉以后,我们很快就把公益诉讼官司打到了铁路局,打到了铁道部,这就成了公民为维权状告政府的重要尝试。”
问得发改委改办法
2008年,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联合举行手机漫游费降价听证会。郝劲松报名申请成为消费者代表或旁听听证会。发改委给他发来一封书面回复:听证会代表已委托消协产生,因会场容量条件限制,不设旁听。
郝劲松得知听证会将在河南大厦举行,就提前入住该酒店,以租赁为由,了解到听证会会场可以容纳300人。他说:“1月22号开听证会,我于1月21号起诉,要求撤销国家发改委拒绝我旁听的行政行为。”
法院裁定:不予立案。
听证会当日,郝劲松与大群记者守候在会场之外。他做了一个行为艺术,放一个黑色花瓶,里面插几朵花,旁边的牌子上写:听证会。郝劲松的意思是:暗箱操作,听证会等于花瓶摆设。
下午4时,听证会结束,郝劲松及助手扛着摄像机,跟记者一起进去了。现场可以提五个问题,他每次都举手,主办方假装看不见。一位司长正要宣布发布会结束时,郝劲松跳上前排椅子,高举发改委拒绝他听证的回信,大声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郝劲松,我想提最后一个问题。”
长枪短炮纷纷向郝劲松聚焦,主办方没法不让他发问了。他马上陈述:“你们用会场条件限制的理由拒绝我参加听证,今天的会场可以容纳300人,而你们开会只有五十多人,你们是在撒谎嘛,我需要一个解释。”
司长们一边呼吁记者不要拍摄,一边说:“发布会是针对记者的,你不是记者,怎么能进来?”
“我是公民,也是记者,互联网就是我发布消息的平台。请给我一个解释。”
虽然此事在当时不了了之,但2008年10月,国家发改委修改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办法提供了消费者代表参加听证会的比例,同时规定:公开举行的听证会要设旁听席,公民可以旁听。
刺儿头,你要勇敢
从小,郝劲松就是“刺儿头”。毕业后,他在山西一家工商银行工作了八年。然后,他向银行辞职,揣着买断工龄费五万元来到北京。
2003年,他在北大蹭了整整一年的课,按借来的课程表去听课,贺卫方的课听得最多,还有陈兴良的刑法、王磊的宪法、王锡锌的行政法……他每天早上坐公交车去北大,一待就是一天。
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他专门用一个学期学习刑事侦查,因为他觉得有一天会需要它。
研究生期间,郝劲松在三十多位师生的推荐下,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这场合理合法的参选遇到许多古怪的阻力。他没当选,但投票那天,一位老太太捏着他发的参选传单,说要专门来给这孩子投一票,只因他是一个愿意挨家挨户主动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是谁的候选人。
在不用跟任何人较劲的日子里,郝劲松算得上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流连于大型的Shopping Mall,看一切好玩的东西,逛累了就坐下来吃。这爱好一度让他体重激增,并失去下巴。
做律师的朋友们批评他:“像你这样从事公益法律事业的人,怎么可以肥头大耳?这样你看上去跟你所反对的人还有什么区别?”
他马上开始减肥,少吃,多动。强烈的危机感把他从早晨的被窝里揪出来,投入北京初冬清冷的薄雾中跑步锻炼。
作为军人的后代、狂热的军事爱好者,他始终在乎“勇气”这一性格维度。但凡他起诉的案件,他都要坚持到底,宁可落败,也不肯半途撤诉,生怕别人说他孬种。他说:“每个人都会有恐惧,但是我不能露怯。在老百姓心中,我们告过那么多国家部委,林业局、铁道部、国家发改委,我们是安全的。而且我们改变了一些现状,我们不能怕。”
“民主就是一条跑道,我们暂时无法确定这个跑道有多长,把它初步假设为一个5000米的跑道,要用20年或15年时间实现。政府也在这个跑道上,你不可能抛开政府就能进入现代社会。当你去推动政府的时候,首先要让政府觉得这个力量是能承受的,是安全的,目的是要把它往前推动。在这种状态下,政府是安全的,你是安全的,跑道以外的人也看到郝劲松是安全的,就会有更多人走上这条跑道。人多了,民主的进程就会缩短。”他最后总结。
在若干次或挑战强权或承担风险的维权案例中,一旦发现自己有所动摇,他就会盯着镜子,对自己说:“劲松,你要勇敢!”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