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寅恪这位国学大师，大概能与浪漫沾点边的也就是关于“娶老婆”的一些言论了：“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但陈寅恪的妻子，唐筼，却并非在陈寅恪的人生中扮演着“轻描淡写”的角色，而是与之相濡以沫、荣辱与共，并最终白头偕老，演绎了一段传统文人的婚姻佳话。
　　知道她的人很少
　　唐筼，字晓莹，生于戊戌变法那年（1898年），祖父唐景崧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后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功勋，获清廷“四品衔”、“二品秩”和“加赏花翎”的赏赐，是位爱国将士。由于母亲因难产而去世，唐筼自幼便随着养母——亲伯母潘氏离开广西的大家族。先去了苏州，后得以入学天津的北洋女师，成为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
　　到1915年底，未满18岁的唐筼已从该校毕业。据说读书期间学习认真努力，成绩优秀，还喜爱音乐、美术等课程。暑假中喜欢弹琴唱歌，在旧报纸上练习书法，日后成就曾得到散原老人等多位大家的赏识。
　　当时女子体育教育已开始流行，唐筼争取到公费学习的名额，在1917年初前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设立的体育师范学校就读，后又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体育专业本科就读。毕业后受聘到北京女高师教体育课，曾是许广平的老师。
　　此时的唐筼已是漂在北京的大龄“剩女”。正是在这期间，她遇到了一生的爱人。
　　唐筼与陈寅恪与的结合颇有几分传奇色彩。自13岁与兄长陈衡恪东渡日本求学，后又游学欧美，陈寅恪二十余年潜心钻研学问。1926年从德回国来清华任教时，已36岁“大龄”。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导师之一却仍未婚娶，也没有任何恋爱经历。其父陈三立从好言催促到厉声警告，他只好请求父亲宽限时日。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赵元任是同事，后者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屋，于是将二号让一半给陈寅恪住，他吃饭也在赵家搭伙。妻子杨步伟是有名的热心人，快人快语，见陈寅恪快40岁了，便说：“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答：“现在也很快活嘛，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烦来。”赵元任幽默地说：“不能让我太太管两个家啊！”
　　于是夫妇与清华学校的体育教师郝更生合谋为媒，将郝的女友的义姐唐筼介绍给陈寅恪。一次同事闲谈中，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壁上悬挂的诗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不知是何人。陈寅恪感吃惊地说：“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嵩之孙女也”，南注生是唐景嵩的别号。
　　唐景嵩就是在中法战争时请缨抗法的封疆大吏。他写的《请缨日记》，陈寅恪早已读过，便有了登门拜访女教师的冒昧之举。种种机缘巧合，陈寅恪和唐筼命中注定会相识，后来在唐筼家果然观赏到唐景嵩手书条幅：
　　“苍昊沈沈忽霁颜，春光依旧媚湖山。补天万禾忙如许，莲荡楼台镇日闲。”
　　“盈箱缣素偶然开，任手涂鸦负麝煤。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
　　最是迟到的美好爱情
　　那时的中山公园还叫中央公园。1914年改为公园后，一时成为新青年男女约会的风雅场所。第一次见面，陈寅恪与唐筼就相约在这。两人一见钟情，都很珍惜这命中注定的姻缘，于1928年在上海结婚，时年陈寅恪已三十有八，唐筼亦三十。
　　婚后的唐筼，主持家务，相夫教子，兼帮丈夫处理文稿等琐碎事务，家中生活全靠陈寅恪工薪维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一直坚持赡养老父散原先生和寅恪长兄陈衡恪的遗孀。后三个女儿的到来为家庭平添了生活情趣，惟苦于唐筼在生长女流求时，引发心脏病差点死去，此后一生终为其折磨。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全家与难民们仓皇逃亡，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在济南上车时，一家人从车窗口爬进去，狼狈之状惨不堪言。在香港的岁月，陈寅恪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但因经济窘迫居无定所，4年内迁家6次。在人生重大抉择关头，唐筼依然倾力支持陈寅恪，逐渐成为一株“霞光炫耀脆林中”的木棉。
　　战争环境中的颠沛流离使陈寅恪旧有的眼疾日益恶化。到1945年时，终因视网膜脱落导致双目失明。后赴英治疗也无希望，他深感痛苦，此时唐筼倾尽全部体贴丈夫，照顾饮食起居，打理家务，查阅资料，诵读报纸信件，承揽所有来往书信回复，她的能诗善文及上佳书法得到充分展示。而在1949年陈寅恪受聘广州岭南大学后，助手不辞而别，唐筼临时充任教学科研助手走上讲坛一年有余。
　　1947年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女学生们以妇女如何为社会贡献力量等为主题进行采访。唐筼坦承：“妇女为家庭作贡献也很重要……”立刻有嘴利的女生当场批驳：作为新时代的新女性，岂可将人生的价值完全安放在家庭这个狭小的天地，依然沿袭旧时代旧女性依附男性的人生模式？这样贤妻良母式的人生，在新女性的价值世界中完全经不起推敲和模仿。
　　陈寅恪在生命最后20年所写的《声明》、《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筼之手，她甘为丈夫遮风避雨。“文革”期间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筼十分愤怒，学校配给陈寅恪三个护士的护理工和清洁工的许诺全部被取消，工资停发，少量存款也被冻结，甚至家中物件也被抬去抵债。特别是那一纸为活命而写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让人不忍卒读。
　　四等爱情
　　1919年还在哈佛大学时，陈寅恪曾对友人吴宓阐述自己的“五等爱情论”：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为陈寅恪而活着的唐筼，最终亦为陈寅恪而死。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因多种疾病，离开人世。唐筼平静地料理完陈寅恪的后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仅仅相隔45天，同年11月21日，唐筼也走了。有人说她死于心脏病；有人说她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以轻松结束。总之，唐筼是追随陈寅恪去了。若依陈寅恪的等级分类，他与唐筼的爱情不过区区四等。但，爱到这种程度，爱到这种境界，怎么也该算是一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