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五代时的后蜀国君孟昶（公元919—965）爱好文学，凡为文，本于理，反对轻薄浮淫之辞。他从王建之子王衍因荒淫而亡国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在位三十一年（公元934—965年）间不仅整饬吏治，而且劝农恤刑，肇兴文教，恢复科举，大兴儒学。
　　据后蜀人杨九龄《蜀桂堂编事》记，广政年间（公元938—965年），孟昶曾置礼部贡举，至少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试诗赋、策题，进士及第者十六人，其中费黄裳位居第一。清嘉庆《四川通志》卷一百三十二有载说：“五代蜀，费黄裳，广都人，状元。”今人萧源锦著《状元史话》，根据四川地方史料的记载，在其开列的《中国历科状元题名录》“五代状元”名下，记费黄裳为“五代后蜀状元”，但“科分不详”。[1]
　　五代十国之际，战乱频仍，但前蜀和后蜀统治的四川是相对安宁的地区，大批文人流寓蜀中，为孟昶以仁义治国、以儒学治国愿望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孟昶时期的宰相毋昭裔就来自河中龙门（治今山西河津）。他自幼好学，知识渊博，癖嗜藏书，对经书有很高的造诣。孟昶继位的第二年，即拜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他上任后“出私财百万营学馆”，大抓学校教育；又再出私资镌刻儒家经典于石壁。石经从广政七年（公元944年）开刻，历时八年，终成盛举。宋人张俞《华阳县学馆记》说：
　　孟氏踵有蜀汉，以文为事。凡草创制度，僭袭唐轨，既而绍汉庙学，遂勒石书《九经》，又作都内二县学馆，置师弟子讲习，以儒远人。王师平蜀，仍而不废。[2]
　　正是因为蜀地有这样良好的文化与教育基础，所以后蜀社会一直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保持着良好的势头，斗米三钱，金币充实，百姓大致都过着较为稳定的生活。“弦管歌诵盈于闾巷，合筵社会昼夜相接。”[3]所以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当亡国后的孟昶被送往宋京开封时，“万民拥道，哭声动地……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4]
　　孟昶不仅是一位重人文的国君，而且能勤于政事，注重任用贤士，打击专横旧臣。他即位之初，即把政权中不稳定因素——跋扈飞扬的六军统领李仁罕擒拿处斩，并诛除其外甥张业等人。
　　孟昶又仿武则天设铜匦，以通下情，广开言路，体恤民瘼。他曾经大选良家女以充后宫，带来民间不安。枢密副使郭保贞向他忠谏，劝其放归，以稳民心。他很快便予以了采纳并付诸实行。
　　他为了警戒自己，也为了劝勉全国官吏勤政廉政，不扰民众，体恤百姓，又于广政四年（公元941年）亲拟《戒谕辞》，颁刻全国郡县衙署：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驰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所得，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民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罔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孟昶的这道“官箴”，以后被宋太祖摘了四句作为《戒石铭》，颁行天下，令郡县刻石置公堂座前。其后从宋到清，历代州县衙门多刻“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四句以为作官主政之戒。宋太祖摘录令行全国的四句“官箴”，后来传到东瀛。今天，在日本二木松市霞城公园一爿花岗岩上，还凿刻有这四句话。其虽经岁月沧桑，风蚀斑驳，却光彩依旧，催人自励。
　　注释：
　　[1]参见萧源锦：《状元史话》，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38页、70页。
　　[2]《成都文类》卷二十一。
　　[3]《十国春秋》卷四十九。
　　[4]《蜀寿杌》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