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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英女士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以顽强的毅力，撰著了近70万字的鸿篇巨制《抚摸岁月》。全书以朴素本色的语言，抚今追昔，通过个人独特的视角，真实再现了中国社会近60年的沧桑变迁。作者文笔细腻，详尽描述了客家乡土社会的风俗民情和世态人心，刻画了一代又一代善良勤劳的客家人尤其是客家女性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不屈不挠、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拜读一过，掩卷之余，感慨良多。我以为，如果从社会学、人类学的文化视野切入，来对这部作品细加品味，它存史的功能所体现出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价值在未来的岁月里一定会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譬如，书中多次描述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饥饿感”。作者说她这辈子经历了两次大饥荒，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次是“文革”之初。在《栉风沐雨的乡村政治文化》一节中，作者详细回忆了儿时亲历的生产队食堂四件事，其中写道：“记忆中——生产队的食堂敲响了领取晚餐的钟声，我手中拿着一只小篮子飞也似地跑到食堂去，领到了一小篮子的地瓜。从食堂走到我家大约不到两百米，我边走就边从手中提的篮子中拿出地瓜来吃，走到家里时小篮子中的地瓜就被我全部吃完了。天黑后，母亲和奶奶从地里劳动回来准备吃晚饭了，奶奶对我说：‘你不是去食堂领了地瓜吗?’我回答说：‘我吃掉了。’奶奶就用手擦拭着眼泪说：‘这是全家的晚饭。’我望着奶奶，只是懵懵的，根本就听不懂奶奶说的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该给奶奶说什么。”(P570)“我记忆很深的是，三餐饭桌上全是山上采来的树皮、草根做的各种食物，吃饭时，我常常是端着饭碗站在锅边，眼中淌着泪水，怎么也不想伸出手中的碗去装那大锅中的野菜汤。”(P572)由于饿，作者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时躲进了生产队的食堂，“偷”了一把米糠，急慌慌地“往嘴巴里一塞，想一口咽下了事”，结果差点被噎得送了小命(P571)。作者的堂妹则被活活饿死了。“这位堂妹给我的仅仅是一点非常模糊的记忆。那是1960年的早春时节，我们家乡因饥荒，周边几个村子几乎天天有人饿死。记忆中，这位堂妹天天坐在家门口的门坎上晒太阳，也不会哭，头上爬满了苍蝇，她连抬一下手赶走那小东西的力气都没有。突然间，第二天早晨起床后伯父就用一只小粪箕拎着她到离家不远的山上掩埋了。接着，奶奶就告诉我说：‘堂妹饿死了。’我只记得堂妹饿死后，家中非常地平静，平静得没有人愿意花这力气去为这位不幸的堂妹哭一声。后来，伯母也因这种年代的艰苦生活‘闭经’两年不会生育。”(P205《伯父和他的八个儿女》)“1960年的春节对当地百姓来说，没有半点过大年的气氛。这个春节饥荒严重，村民中开始出现非正常死亡。”1960年的下半年，政府开始组织生产，开荒种地，好不容易盼来了收成，“粮食成了‘奢侈’品，开镰后首先设法做一顿饭大吃，以解这饥饿之馋!可由于长时期野菜充饥，肚肠没有油水，胃和大肠膜严重受损，这香喷喷大米饭一撑，导致把胃和肠给撑破了而死的常有。”(P573)这些叙述，读来令人扼腕。在艰难的日子里，不知世事的孩子们依然还有“甜头”可盼，那就是盼着“吃等路”，即大人去做客，可带回亲友们回赠的简单的食物礼品，或盼着有机会跟大人们一起去走亲戚做客，“可以趁机大吃一顿，解解馋。——饥饿的人们是非常容易满足的。特别是小孩子，往往是只要在煮米粉、米糅之类时多加些油或调料，把它煮得香一些就足以填饱肚子了。——然而，不少人在这种场合因多吃了肉食，接下来就有可能得‘急性肠胃炎’。因为，好久没有吃肉食了，突然间大吃大喝，往往带给人们的是肠胃不适应。”(P2890《儿时的企盼》)读到这，我不禁哑然失笑。想我年幼时，每逢过年，也总是因类似这样一年到头难得一次的“突然间的大吃大喝”而呕吐不止。如今，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今日衣食无忧甚至惯于海吃山喝的人们，是否该从这过往的历史中学会珍视点什么呢?
作者亲历的第二次大饥荒，是“文革”期间。书中写道：“在我们家乡，‘文革’中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物资非常匮乏。——1967年到1968年，连续两年政府没有抓生产，所有的粮田全部荒废，也不让社员自行种植。我常常会听到奶奶在自言自语地说：‘大家都在家里玩，怎么政府也不叫大家种地’。”(P579)1968年，作者才十三四岁，就开始正式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每天挣三五个工分。大家劳动量大，饭却不够吃，更难得吃上肥肉等带“油水”的荤食。“从1968年的冬天开始，农民手中的粮食就开始接不上了。1969年的春节，就连家家户户蒸‘年糕’用的糯米粉都没有了，大家只好用木薯粉、地瓜粉来替代。特别是到了1969年的春天，在我们家乡再一次出现了饥荒。……我们家的小弟小妹们，也常常因吃不上饭或‘抢饭吃’闹起了矛盾。”(P579-580)即便到了“文革”中后期，“物质生活稍稍好些的时候，上上下下还是不停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养鸡养鸭和杀猪宰羊还依然得经生产队和大队的层层审批(P580)，村民们仍然难得吃上有“油水”的“荤食”。1972年春耕时，作者刚满18虚岁，却已是强劳力，在烂湖洋田里插了一天的秧，饥肠辘辘回到家，糊里糊涂地“独吞”了三斤大肥肉，事后才知道是在外工作的父亲得知队里好久没有杀猪了，好不容易设法买到寄回家，想给家里炸点油接济一下生活的。作者如是描写道：“从烂湖洋田里爬起来后，我饥肠辘辘，有气没力地往家里走。——到家后，家里人都不在，我直奔厨房掀开大锅盖，哇，锅里温着一大碗的猪肉。我端起它就往嘴里咕噜咕噜地送，连端到饭桌上坐着吃都等不及了，多久没有尝到肉腥味了呀，还用得着坐端正了再吃吗!约摸吃掉了一大半。我才想起应该端到饭桌上，装碗饭坐下来好好地享用享用。于是，我干脆将饭装在这大碗中，连汤带肉、饭一起来。一大碗满满的端出来后，我又是三下五除二地扒拉扒拉吃完了。这顿午饭，是我这一生中最美最美，也是记忆最深刻的一顿饭，一辈子都忘不了。”(P420《我的家乡情》)
十年“文革”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已经渐行渐远，然而它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于此可见一斑。作者还对亲身经历的“文革”乡村武斗也作了详实的描述(p574-P579《栉风沐雨的乡村政治文化》)，并对“文革”前夕的社教“四清”运动也有客观的叙述。在这场运动中，有着精湛的木工手艺的爷爷，因为在方圆几十里小有名气，收了十几个学徒，再加上解放前娶了两个老婆，结果被“当时一位得到工作队信任红极一时的女性贫下中农代表”一而再地指斥为“剥削阶级”，爷爷想不通：“‘剥削阶级’是自己祖祖辈辈都痛恨的。解放前，自己全家受尽了‘剥削阶级’的苦，一夜之间，自己怎么变成了‘剥削阶级?’”，在愤懑的惊吓中，爷爷只 好上吊自尽了。
在《公公的“天堂”之路》一节里，作者详细叙述了当年知识青年插队农村、知青农场的生活、生产、收入等方方面面的状况，以及他们的精神面貌。整整16页的篇幅(P265-P280)完整存录了曾任知青农场场长的公公的记事簿，其中有1969年至1975年长达六年间近50个知青入场前后的劳动收入对照表，1973年至1976年农场基建情况的统计表，农场干部会议记录，以及粮食播种、收入、分配等生产、生活和学习计划。这十多份貌似枯燥乏味的数字、表格、文字其实是珍贵的第一手文献，它对知青史的研究弥足珍贵，从中也可见作者对史料的取舍有独到的眼光。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改革开放以来，作者个人和她的家族、乡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苦日子成了远逝的风。在《我的家》这一节里，作者详细描写了上杭农村的家和自己进省城工作结婚后四五次搬家的经历，在屡迁新居的苦乐过程中，我们跟着作者一起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斐然成就。《我的回家之路》描述了老家从没有公路到有高速公路的变化，往昔的崎岖难行到今日的快速便捷，社会和时代的进步正像路一样在变化，在延伸。然而，在急剧的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到城市，家乡的人们享受着，却也疼痛着。公公叶汉禄，这位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正直务实、为党和人民工作了一辈子的农村基层干部，好不容易盼来了改革开放的好日子，却不幸得了不治之症。老人临终之前有三件憾事，其一是想不通自己辛苦了一辈子，努力工作了一辈子，却因为最终还是农民，“没有扒掉身上的‘谷壳’，老了只能靠儿女们抚养”。老人因治病需要子女负担巨额医疗费而深感遗憾，尽管孝顺的儿孙们一直宽慰着他。大妹夫妇为了与大学毕业留在城市工作的儿女们团聚，在2006年从乡村来到省会城市打工，作者和其他的姐妹们为了让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大妹夫妇安顿下来，决意筹款为大妹夫妇买套二手房，不意“不到两个月，房价已经上涨了40％。4年前，这套房子10来万就可以买到。就在两年前，也是20来万可以拿下，现在竟涨到40多万了。算算大妹全家这几年在老家的辛勤劳动，几年下来，还没有挣到几万元，可这一套房子就涨价30万”。而老实巴交、勤快和善的大妹夫，好不容易在朋友的帮忙下，到某大医院打勤杂工，“他发现医院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都可以对自己大声嚎叫，甚至病人和家属也对他们这些人骂骂咧咧的。他还是劝自己耐心耐心，再耐心一点”。(P154)即便如此，他还是被院方蛮不讲理地赖掉了加班费和部分工资，且投诉无门。作者忍不住感叹道：“农民进城打工，他们也是人呀，假如大家都能设身处地地换位想一想，那么，千千万万进城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们的处境肯定会好多了。”(P156)在这朴素无华的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作者对社会发展的同时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的隐忧和关注。
在《家乡的风俗》和《我的家乡情》等章节里，作者还娓娓道来客家的乡风民俗、山珍美味和手工技艺等，从“童养媳”风俗，到“客家水酒”(“红军乐”)的酿造、闽西“八大干”、拜师礼、年节习俗、婚丧习俗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俨然是客家文化的宝典。尽管有些时候是英雄们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但更多的时候是广大普通的草根民众创造了恢宏的历史。“仅仅由思想精英和经典文本构成的思想似乎未必一定有一个非常清晰地延续的必然脉络，倒是那种实际存在于普遍生活中的知识与思想却在缓缓地接续和演进着，让人看清它的理路。”“一般知识与思想”“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它“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可以成为精英与经典思想发生的真正的直接的土壤与背景”。(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著名学者葛兆光先生如是说。何英女士创作的这部《抚摸岁月》，正是反映“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的不凡文献，从中可以清晰地读辨出60年来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基盘和底线”。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譬如，书中多次描述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饥饿感”。作者说她这辈子经历了两次大饥荒，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次是“文革”之初。在《栉风沐雨的乡村政治文化》一节中，作者详细回忆了儿时亲历的生产队食堂四件事，其中写道：“记忆中——生产队的食堂敲响了领取晚餐的钟声，我手中拿着一只小篮子飞也似地跑到食堂去，领到了一小篮子的地瓜。从食堂走到我家大约不到两百米，我边走就边从手中提的篮子中拿出地瓜来吃，走到家里时小篮子中的地瓜就被我全部吃完了。天黑后，母亲和奶奶从地里劳动回来准备吃晚饭了，奶奶对我说：‘你不是去食堂领了地瓜吗?’我回答说：‘我吃掉了。’奶奶就用手擦拭着眼泪说：‘这是全家的晚饭。’我望着奶奶，只是懵懵的，根本就听不懂奶奶说的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该给奶奶说什么。”(P570)“我记忆很深的是，三餐饭桌上全是山上采来的树皮、草根做的各种食物，吃饭时，我常常是端着饭碗站在锅边，眼中淌着泪水，怎么也不想伸出手中的碗去装那大锅中的野菜汤。”(P572)由于饿，作者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时躲进了生产队的食堂，“偷”了一把米糠，急慌慌地“往嘴巴里一塞，想一口咽下了事”，结果差点被噎得送了小命(P571)。作者的堂妹则被活活饿死了。“这位堂妹给我的仅仅是一点非常模糊的记忆。那是1960年的早春时节，我们家乡因饥荒，周边几个村子几乎天天有人饿死。记忆中，这位堂妹天天坐在家门口的门坎上晒太阳，也不会哭，头上爬满了苍蝇，她连抬一下手赶走那小东西的力气都没有。突然间，第二天早晨起床后伯父就用一只小粪箕拎着她到离家不远的山上掩埋了。接着，奶奶就告诉我说：‘堂妹饿死了。’我只记得堂妹饿死后，家中非常地平静，平静得没有人愿意花这力气去为这位不幸的堂妹哭一声。后来，伯母也因这种年代的艰苦生活‘闭经’两年不会生育。”(P205《伯父和他的八个儿女》)“1960年的春节对当地百姓来说，没有半点过大年的气氛。这个春节饥荒严重，村民中开始出现非正常死亡。”1960年的下半年，政府开始组织生产，开荒种地，好不容易盼来了收成，“粮食成了‘奢侈’品，开镰后首先设法做一顿饭大吃，以解这饥饿之馋!可由于长时期野菜充饥，肚肠没有油水，胃和大肠膜严重受损，这香喷喷大米饭一撑，导致把胃和肠给撑破了而死的常有。”(P573)这些叙述，读来令人扼腕。在艰难的日子里，不知世事的孩子们依然还有“甜头”可盼，那就是盼着“吃等路”，即大人去做客，可带回亲友们回赠的简单的食物礼品，或盼着有机会跟大人们一起去走亲戚做客，“可以趁机大吃一顿，解解馋。——饥饿的人们是非常容易满足的。特别是小孩子，往往是只要在煮米粉、米糅之类时多加些油或调料，把它煮得香一些就足以填饱肚子了。——然而，不少人在这种场合因多吃了肉食，接下来就有可能得‘急性肠胃炎’。因为，好久没有吃肉食了，突然间大吃大喝，往往带给人们的是肠胃不适应。”(P2890《儿时的企盼》)读到这，我不禁哑然失笑。想我年幼时，每逢过年，也总是因类似这样一年到头难得一次的“突然间的大吃大喝”而呕吐不止。如今，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今日衣食无忧甚至惯于海吃山喝的人们，是否该从这过往的历史中学会珍视点什么呢?
作者亲历的第二次大饥荒，是“文革”期间。书中写道：“在我们家乡，‘文革’中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物资非常匮乏。——1967年到1968年，连续两年政府没有抓生产，所有的粮田全部荒废，也不让社员自行种植。我常常会听到奶奶在自言自语地说：‘大家都在家里玩，怎么政府也不叫大家种地’。”(P579)1968年，作者才十三四岁，就开始正式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每天挣三五个工分。大家劳动量大，饭却不够吃，更难得吃上肥肉等带“油水”的荤食。“从1968年的冬天开始，农民手中的粮食就开始接不上了。1969年的春节，就连家家户户蒸‘年糕’用的糯米粉都没有了，大家只好用木薯粉、地瓜粉来替代。特别是到了1969年的春天，在我们家乡再一次出现了饥荒。……我们家的小弟小妹们，也常常因吃不上饭或‘抢饭吃’闹起了矛盾。”(P579-580)即便到了“文革”中后期，“物质生活稍稍好些的时候，上上下下还是不停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养鸡养鸭和杀猪宰羊还依然得经生产队和大队的层层审批(P580)，村民们仍然难得吃上有“油水”的“荤食”。1972年春耕时，作者刚满18虚岁，却已是强劳力，在烂湖洋田里插了一天的秧，饥肠辘辘回到家，糊里糊涂地“独吞”了三斤大肥肉，事后才知道是在外工作的父亲得知队里好久没有杀猪了，好不容易设法买到寄回家，想给家里炸点油接济一下生活的。作者如是描写道：“从烂湖洋田里爬起来后，我饥肠辘辘，有气没力地往家里走。——到家后，家里人都不在，我直奔厨房掀开大锅盖，哇，锅里温着一大碗的猪肉。我端起它就往嘴里咕噜咕噜地送，连端到饭桌上坐着吃都等不及了，多久没有尝到肉腥味了呀，还用得着坐端正了再吃吗!约摸吃掉了一大半。我才想起应该端到饭桌上，装碗饭坐下来好好地享用享用。于是，我干脆将饭装在这大碗中，连汤带肉、饭一起来。一大碗满满的端出来后，我又是三下五除二地扒拉扒拉吃完了。这顿午饭，是我这一生中最美最美，也是记忆最深刻的一顿饭，一辈子都忘不了。”(P420《我的家乡情》)
十年“文革”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已经渐行渐远，然而它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于此可见一斑。作者还对亲身经历的“文革”乡村武斗也作了详实的描述(p574-P579《栉风沐雨的乡村政治文化》)，并对“文革”前夕的社教“四清”运动也有客观的叙述。在这场运动中，有着精湛的木工手艺的爷爷，因为在方圆几十里小有名气，收了十几个学徒，再加上解放前娶了两个老婆，结果被“当时一位得到工作队信任红极一时的女性贫下中农代表”一而再地指斥为“剥削阶级”，爷爷想不通：“‘剥削阶级’是自己祖祖辈辈都痛恨的。解放前，自己全家受尽了‘剥削阶级’的苦，一夜之间，自己怎么变成了‘剥削阶级?’”，在愤懑的惊吓中，爷爷只 好上吊自尽了。
在《公公的“天堂”之路》一节里，作者详细叙述了当年知识青年插队农村、知青农场的生活、生产、收入等方方面面的状况，以及他们的精神面貌。整整16页的篇幅(P265-P280)完整存录了曾任知青农场场长的公公的记事簿，其中有1969年至1975年长达六年间近50个知青入场前后的劳动收入对照表，1973年至1976年农场基建情况的统计表，农场干部会议记录，以及粮食播种、收入、分配等生产、生活和学习计划。这十多份貌似枯燥乏味的数字、表格、文字其实是珍贵的第一手文献，它对知青史的研究弥足珍贵，从中也可见作者对史料的取舍有独到的眼光。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改革开放以来，作者个人和她的家族、乡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苦日子成了远逝的风。在《我的家》这一节里，作者详细描写了上杭农村的家和自己进省城工作结婚后四五次搬家的经历，在屡迁新居的苦乐过程中，我们跟着作者一起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斐然成就。《我的回家之路》描述了老家从没有公路到有高速公路的变化，往昔的崎岖难行到今日的快速便捷，社会和时代的进步正像路一样在变化，在延伸。然而，在急剧的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到城市，家乡的人们享受着，却也疼痛着。公公叶汉禄，这位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正直务实、为党和人民工作了一辈子的农村基层干部，好不容易盼来了改革开放的好日子，却不幸得了不治之症。老人临终之前有三件憾事，其一是想不通自己辛苦了一辈子，努力工作了一辈子，却因为最终还是农民，“没有扒掉身上的‘谷壳’，老了只能靠儿女们抚养”。老人因治病需要子女负担巨额医疗费而深感遗憾，尽管孝顺的儿孙们一直宽慰着他。大妹夫妇为了与大学毕业留在城市工作的儿女们团聚，在2006年从乡村来到省会城市打工，作者和其他的姐妹们为了让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大妹夫妇安顿下来，决意筹款为大妹夫妇买套二手房，不意“不到两个月，房价已经上涨了40％。4年前，这套房子10来万就可以买到。就在两年前，也是20来万可以拿下，现在竟涨到40多万了。算算大妹全家这几年在老家的辛勤劳动，几年下来，还没有挣到几万元，可这一套房子就涨价30万”。而老实巴交、勤快和善的大妹夫，好不容易在朋友的帮忙下，到某大医院打勤杂工，“他发现医院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都可以对自己大声嚎叫，甚至病人和家属也对他们这些人骂骂咧咧的。他还是劝自己耐心耐心，再耐心一点”。(P154)即便如此，他还是被院方蛮不讲理地赖掉了加班费和部分工资，且投诉无门。作者忍不住感叹道：“农民进城打工，他们也是人呀，假如大家都能设身处地地换位想一想，那么，千千万万进城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们的处境肯定会好多了。”(P156)在这朴素无华的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作者对社会发展的同时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的隐忧和关注。
在《家乡的风俗》和《我的家乡情》等章节里，作者还娓娓道来客家的乡风民俗、山珍美味和手工技艺等，从“童养媳”风俗，到“客家水酒”(“红军乐”)的酿造、闽西“八大干”、拜师礼、年节习俗、婚丧习俗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俨然是客家文化的宝典。尽管有些时候是英雄们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但更多的时候是广大普通的草根民众创造了恢宏的历史。“仅仅由思想精英和经典文本构成的思想似乎未必一定有一个非常清晰地延续的必然脉络，倒是那种实际存在于普遍生活中的知识与思想却在缓缓地接续和演进着，让人看清它的理路。”“一般知识与思想”“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它“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可以成为精英与经典思想发生的真正的直接的土壤与背景”。(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著名学者葛兆光先生如是说。何英女士创作的这部《抚摸岁月》，正是反映“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的不凡文献，从中可以清晰地读辨出60年来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基盘和底线”。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