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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恐怖分子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消息传来时，妮可莱特·博兰德正坐在大学的教室里，学习如何进行创意写作。她和同学们只通过电视匆匆看了一眼现场浓黑的烟雾以及大楼燃烧的火花，便得到任课老师随即布置的一篇作业：请写一写这类事件让你们产生了怎样的感受。
当时的博兰德还是波特兰路易斯·克拉克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未来的志向是成为一名作家。但当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时，博兰德的人生轨迹也随即发生了巨大转变，她不再专注于刻画或感受自身的小情绪，而是对外部世界发生的种种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接下来的一个学期，博兰德报名参加了一个有关中东政治的课程，一年后她离开美国来到埃及，进入当地的开罗美国大学学习阿拉伯语。
“我并非刻意因为9·11事件改变自己的人生，这一系列的转变只是我在尝试让自己适应这场悲剧，尝试理解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这样我才能对这整起事件有所反应、有所认知。”博兰德说，“当外部世界发生如此重大的事情时，每一个个体都会受其影响，如果你不对其加以理解，那么很可能便会陷入困惑中无法自拔。”
而在那年的九月，住在火奴鲁鲁的艾萨克·米格尔还只是个中学生，当地时间早上五点的时候，他被父母房间里的电视声吵醒，对于当时那个连纽约在哪儿都不甚清楚的孩子来说，世贸中心大楼正在发生着的悲剧仿佛远在天边。
米格尔的学校是一所私立高中，很多同学的父母都是军人。在他们那里，米格尔听到了很多美军在海外作战的事情。渐渐地，他对军队开始产生了兴趣。米格尔先加入了预备役军官训练营，之后又在父母的同意下报名加入海军陆战队。现在，米格尔已经成为了一名海军陆战队中士，参加过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争。“我当时真的很想成为军队中的一员。”他说。
对于全体美国人来说，9·11这起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事件给他们带来的是震惊、恐惧和不安。但是对于很多年青一代来说，这场悲剧却成为了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如同老一辈人经历的珍珠港以及肯尼迪遇刺事件一样，9·11则是属于这一代年轻人的时代印记。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9·11让他们第一次看见父辈的哭泣，第一次察觉自身安全受到了威胁，第一次对只有通过电视机才能看见的外部世界有了切实而深刻的体会。
投笔从戎
并非所有人都像博兰德或米格尔一样，开始学习阿拉伯语或加入军队。但是在这个网络通信四通八达的时代，年轻人耳熟能详的不仅是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络，由本·拉丹代表的伊斯兰激进派也成为他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一部分。
如同老一辈时刻提防核战一样，对于大多数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美国年轻人来说，伊斯兰恐怖主义是这个国家最主要的威胁。这些被称为“千禧世代”（又称“Y世代”或“9·11世代”）的年轻人在一个并不安定的时代中成长起来，这使得他们与自己的父辈—即出生于1950年代后期与1960年代之间的“X世代”之间，形成了天壤之别。
比之上一代，“千禧世代”更倾向于集体主义。民意调查表明，他们对军队的支持十分坚定，在某些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也更加传统，更愿意完成较为宏大的任务，同时认为自身负有重要责任，应该帮助改变世界、除恶扶善。
“一般说来，一个世代的集体特性都会由当时的时代特征决定。”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测验专家保罗·泰勒说，“过去的十年里，这个世界充斥着危机，从9·11到经济大衰退，‘千禧世代’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而在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詹姆士·佛里斯特眼中，“千禧时代”的集体特性还可以从军队人数的渐增中体现出来。2001年，佛里斯特还是陆军军官学校的一名教员，他发现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当年，对于该学校感兴趣的年轻人迅速增加，尤其是全美高中里那些资优生和明星学生，纷纷排队报名加入军队，立志奔赴战场，打击“基地”组织。
“在军官学校里，每一位学员都对军队保持着高度的忠诚，并且将参与反恐战争视为自己的使命，立志成为这场战争中的典范。如果我们将这一代人称为‘9·11世代’的话，那么这些军官学校学生就是他们中最令我们骄傲的人。”佛里斯特说。
现在，佛里斯特在马萨诸塞大学教授恐怖主义及安全研究课程，他的教室总是挤满了学生。在佛里斯特看来，这也体现了9·11以来全美大学生对于这一议题的关心程度。而在这一现象的背后，不仅表明了普通百姓对于这一议题的好奇，也反映出近几年美国国内有关国土安全工作机会增多的现实。
“我发现，这群学生对于理解无处不在的恐怖威胁有巨大的兴趣。他们会问我们：之前为什么不能简单粗暴地将这些问题解决？为什么这种类型的威胁不同于以往我们所应对过的其他外部挑战？”佛里斯特说。
对于博兰德来说，改变的不仅仅是专业和学科，还包括对于外部世界的整体认知。在9·11事件之前，博兰德从未踏足过北美以外的地方，她甚至不知道埃及和约旦之间的区别。而在开罗美国大学的六个月学习经历，则给博兰德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越发想要了解这个地区的历史和文化。
由于路易斯·克拉克学院没有开设阿拉伯语课程，所以当博兰德返回美国之后，便选择转校进入波特兰州立大学。在这之后的几年求学时光里，她每天都要骑上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去上阿拉伯语课。2005年，当博兰德即将毕业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的招聘人员还来到她的阿拉伯语班，游说学生为政府工作。
与她的同学不同，博兰德决定毕业之后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并随后加入了设在纽约的人权监察站。工作三年之后，博兰德获得富尔布赖特奖学金，在约旦对伊拉克难民问题进行了一年半的研究。这之后，博兰德又加入救助儿童会，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工作了一年。现在的博兰德，刚刚完成哈佛法学院第一年的课程。在这个暑假里，她并没有像自己的同学一样进入律所实习，而是在喀布尔为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工作。
回忆过去的这十年，博兰德认为当年自己在9·11之后立即作出的决定，几乎改变了她人生的各个方面。“即使以后不在国际人权这个领域工作，即使以后再也不会旅行，9·11事件也使我对自己所处的这个国家及其在世界上的位置产生了全新的认知。我认为不能透过美国视角来看世界，而是应该用不同国家的角度来观察美国。”博兰德说。
重新界定“爱国主义”
在9·11袭击事件之后的几天里，耶鲁大学著名的冷战史学家路易斯·加迪斯遇到一位学生，后者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我下面将要说的话可能会冒犯一些人，我对此表示抱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变成爱国人士是否合适？”这位学生问道。
“是的，我觉得可以。”加迪斯博士回答道。
但是这个学生口中的“爱国人士”，可能并不仅仅指那些只会把星条旗插在背包上随处走的普通人。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加迪斯一直密切关注着学生们如何定义“爱国主义”。对于有些人来说，狂热的民族情绪就是爱国主义；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它则是一个重新界定对与错的契机；而对于其他人来说，爱国主义是一种代表着宽容的原则。
“对于这其中的每一类人来说，他们不过都是在寻找一个重心、一个支点。”加迪斯在2002年的耶鲁校友杂志中写道。
而这一趋势在9·11之后的几年里日渐兴盛。民意调查表明，“9·11世代”确实是爱国的一代，至少他们将自己定位于此。但是这种爱国主义又不同于之前婴儿潮或者二战之后“沉默一代”的表现。
在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特种部队杀死了拉丹时，这群“9·11世代”更愿意在街上举行大规模庆祝。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这个群体中有53%的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
但同时，他们并不认同“美国优越主义”。根据皮尤的调查，在18至29岁的年龄段中，只有27%的人认为“没有国家可与美国相比”。至今为止，这个比例是所有年龄段中最低的数值。
史学家及人口学家尼尔·豪威曾在2009年一项针对“千禧世代”政治观点的报告中写道：在面对美国的世界地位问题时，这个世代并未表现出过多的理想主义情结。
“与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相同，这个世代的年轻人相信外交手段和多边主义是保证美国强大与安全的最好办法。而与上一代的保守派一样，他们同时还认为在必要时应该不假疑虑地使用武力，同时把服兵役这件事看成是爱国热情的体现。”豪威与研究搭档在研究中写道。
然而上一代保守派中的很多人，本身并没有加入军队。自从美国于1973年实行全志愿兵役制之后，当兵便成了小部分人的事情。但“千禧世代”说到做到，他们现在已经成了美军各级部队的主导力量。根据奥巴马在8月30日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演讲中所说，在过去的十年中，大约有500万名年轻人穿上了戎装，加入了军队。
同时，这些“9·11世代”的士兵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部署到前方作战。除了学会如何战斗以外，他们还在当地糟糕的环境影响下，充当着外交官、市长以及城市发展专家的角色。
“年轻的军官、中士、中尉，他们承担着本应由高级将领扛下的职责。在这样一个年代，各大机构虚与委蛇、推脱责任，而我们的军人们却时刻欢迎着责任的到来。”奥巴马说。
“技术运用”的一代
与此同时，成长在网络与苹果手机时代的这群年轻人，还将最新的科技运用到了战场上。艾萨克·米格尔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的中士，米格尔主要负责运行战略数据网络。他为美军在伊拉克装配了视频会议设备，在阿富汗为前线基地设置了电脑网络安全系统。对于大多数“千禧世代”的年轻人来说，米格尔使用的技术和设备并非神奇之物，但是对于海军陆战队的一些高级将领来说，它们完全是新奇事物。
“对于很多年纪大一些的操作员来说，我们给他们呈现的任何东西都是新奇的。”米格尔说，这种世代差异对于双方都有影响。有一次，一位年纪较长的士官长说自己曾经是一名电传机操作员，而米格尔不得不借助词典才能理解这个名称的意思。
在加入军队之前，米格尔便早已知道自己将会被派往激烈的战场，但这正是海军陆战队的职责，也是他的志向。加入军队整一年之后，米格尔被派往伊拉克，那时的他只有19岁。他在当地驻扎了7个月，主要在费卢杰营地及阿萨德空军基地附近工作，只去过一次前线哨站。
从伊拉克回来之后，米格尔很快又被派往阿富汗，所做工作与在伊拉克别无二致。目前，米格尔身在南加州的潘德顿营，离兵役期满还有一年左右时间。他说自己倾向于退伍后从事一些普通工作。
虽然拥有从事信息技术工作的经验，米格尔却想转行进入历史或者政治学领域工作，比如成为一名老师。“如果能当一名教师，我就可以告诉孩子们海军陆战队在这场战争中所作出的业绩。”他说。
某种意义上说，9·11事件是塑造了这一代的历史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很多来自于“千禧世代”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读者，通过该报的Facebook主页列出了一系列影响他们世界观的重大事件，这其中包括9·11事件、反恐战争、奥巴马当选总统、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以及“阿拉伯之春”。
读者路易斯·冈萨雷斯说：“真正让我开始对全球政治感兴趣的是发生在中东的各种叛乱和革命。”在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冈萨雷斯还只是个初中生。“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去了解发生在利比亚或埃及的事情。这些勇敢的人站起来反对镇压，为自己的国家带来了全新的变革。”
在人口学家豪威看来，“千禧世代”越来越倾向于被父母庇护，可能是这个时代最为深远的文化转变。这个世代由“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直升机父母（指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的上空，时刻监控孩子一举一动的父母）抚养长大。在6月的一次西点军校研讨会上，豪威发现了一条很符合这类精神的募兵口号：“你使他们强壮，我们使他们更加强壮。”
在皮尤研究调查中，当被问及是什么让这个世代与众不同时，“千禧世代”中绝大多数选择了“技术运用”。他们将各种工具运用到自己的社会生活中，这在前几代中是闻所未闻的。
十年前，当飞机撞向世贸双子塔楼时，大多数美国人只能通过电视来了解发生的一切，当年的他们坐在电视机前，搂着自己的亲人，恐惧、震惊但同时互相安慰。而十年后的现在，新一代们或许可以紧抱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或智能电话，时刻不停地追踪从那两座塔楼以及被劫持飞机里发出的绝望信息和微博。
这可以称为是技术的便捷。对于大多数经历过9·11事件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技术的便捷更成为抚平他们内心伤痕的心理及情感依赖。
在这个相对敏感、悲观的年代，“千禧世代”们其实一直在努力活出乐观向上的精神，其中有90%的人相信他们可以拥有足够的金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群盲目乐观的人，对这世界上的灾难充耳不闻。
“9·11是一场深刻的悲剧，我们所有人都为遇难者哀悼。即使能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这些人的名字和照片，我们中的大多数其实并不认识他们。”28岁的牧师眉里沙·伯根说，“9·11和经济大衰退都对我的世界观产生了影响。它们使我意识到世界比实际看起来还要小，人与人之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依赖彼此，我们真的需要彼此。”
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9·11让他们第一次看见父辈的哭泣，第一次察觉自身安全受到了威胁，第一次对只有通过电视机才能看见的外部世界有了切实而深刻的体会。
当时的博兰德还是波特兰路易斯·克拉克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未来的志向是成为一名作家。但当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时，博兰德的人生轨迹也随即发生了巨大转变，她不再专注于刻画或感受自身的小情绪，而是对外部世界发生的种种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接下来的一个学期，博兰德报名参加了一个有关中东政治的课程，一年后她离开美国来到埃及，进入当地的开罗美国大学学习阿拉伯语。
“我并非刻意因为9·11事件改变自己的人生，这一系列的转变只是我在尝试让自己适应这场悲剧，尝试理解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这样我才能对这整起事件有所反应、有所认知。”博兰德说，“当外部世界发生如此重大的事情时，每一个个体都会受其影响，如果你不对其加以理解，那么很可能便会陷入困惑中无法自拔。”
而在那年的九月，住在火奴鲁鲁的艾萨克·米格尔还只是个中学生，当地时间早上五点的时候，他被父母房间里的电视声吵醒，对于当时那个连纽约在哪儿都不甚清楚的孩子来说，世贸中心大楼正在发生着的悲剧仿佛远在天边。
米格尔的学校是一所私立高中，很多同学的父母都是军人。在他们那里，米格尔听到了很多美军在海外作战的事情。渐渐地，他对军队开始产生了兴趣。米格尔先加入了预备役军官训练营，之后又在父母的同意下报名加入海军陆战队。现在，米格尔已经成为了一名海军陆战队中士，参加过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争。“我当时真的很想成为军队中的一员。”他说。
对于全体美国人来说，9·11这起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事件给他们带来的是震惊、恐惧和不安。但是对于很多年青一代来说，这场悲剧却成为了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如同老一辈人经历的珍珠港以及肯尼迪遇刺事件一样，9·11则是属于这一代年轻人的时代印记。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9·11让他们第一次看见父辈的哭泣，第一次察觉自身安全受到了威胁，第一次对只有通过电视机才能看见的外部世界有了切实而深刻的体会。
投笔从戎
并非所有人都像博兰德或米格尔一样，开始学习阿拉伯语或加入军队。但是在这个网络通信四通八达的时代，年轻人耳熟能详的不仅是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络，由本·拉丹代表的伊斯兰激进派也成为他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一部分。
如同老一辈时刻提防核战一样，对于大多数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美国年轻人来说，伊斯兰恐怖主义是这个国家最主要的威胁。这些被称为“千禧世代”（又称“Y世代”或“9·11世代”）的年轻人在一个并不安定的时代中成长起来，这使得他们与自己的父辈—即出生于1950年代后期与1960年代之间的“X世代”之间，形成了天壤之别。
比之上一代，“千禧世代”更倾向于集体主义。民意调查表明，他们对军队的支持十分坚定，在某些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也更加传统，更愿意完成较为宏大的任务，同时认为自身负有重要责任，应该帮助改变世界、除恶扶善。
“一般说来，一个世代的集体特性都会由当时的时代特征决定。”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测验专家保罗·泰勒说，“过去的十年里，这个世界充斥着危机，从9·11到经济大衰退，‘千禧世代’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而在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詹姆士·佛里斯特眼中，“千禧时代”的集体特性还可以从军队人数的渐增中体现出来。2001年，佛里斯特还是陆军军官学校的一名教员，他发现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当年，对于该学校感兴趣的年轻人迅速增加，尤其是全美高中里那些资优生和明星学生，纷纷排队报名加入军队，立志奔赴战场，打击“基地”组织。
“在军官学校里，每一位学员都对军队保持着高度的忠诚，并且将参与反恐战争视为自己的使命，立志成为这场战争中的典范。如果我们将这一代人称为‘9·11世代’的话，那么这些军官学校学生就是他们中最令我们骄傲的人。”佛里斯特说。
现在，佛里斯特在马萨诸塞大学教授恐怖主义及安全研究课程，他的教室总是挤满了学生。在佛里斯特看来，这也体现了9·11以来全美大学生对于这一议题的关心程度。而在这一现象的背后，不仅表明了普通百姓对于这一议题的好奇，也反映出近几年美国国内有关国土安全工作机会增多的现实。
“我发现，这群学生对于理解无处不在的恐怖威胁有巨大的兴趣。他们会问我们：之前为什么不能简单粗暴地将这些问题解决？为什么这种类型的威胁不同于以往我们所应对过的其他外部挑战？”佛里斯特说。
对于博兰德来说，改变的不仅仅是专业和学科，还包括对于外部世界的整体认知。在9·11事件之前，博兰德从未踏足过北美以外的地方，她甚至不知道埃及和约旦之间的区别。而在开罗美国大学的六个月学习经历，则给博兰德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越发想要了解这个地区的历史和文化。
由于路易斯·克拉克学院没有开设阿拉伯语课程，所以当博兰德返回美国之后，便选择转校进入波特兰州立大学。在这之后的几年求学时光里，她每天都要骑上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去上阿拉伯语课。2005年，当博兰德即将毕业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的招聘人员还来到她的阿拉伯语班，游说学生为政府工作。
与她的同学不同，博兰德决定毕业之后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并随后加入了设在纽约的人权监察站。工作三年之后，博兰德获得富尔布赖特奖学金，在约旦对伊拉克难民问题进行了一年半的研究。这之后，博兰德又加入救助儿童会，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工作了一年。现在的博兰德，刚刚完成哈佛法学院第一年的课程。在这个暑假里，她并没有像自己的同学一样进入律所实习，而是在喀布尔为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工作。
回忆过去的这十年，博兰德认为当年自己在9·11之后立即作出的决定，几乎改变了她人生的各个方面。“即使以后不在国际人权这个领域工作，即使以后再也不会旅行，9·11事件也使我对自己所处的这个国家及其在世界上的位置产生了全新的认知。我认为不能透过美国视角来看世界，而是应该用不同国家的角度来观察美国。”博兰德说。
重新界定“爱国主义”
在9·11袭击事件之后的几天里，耶鲁大学著名的冷战史学家路易斯·加迪斯遇到一位学生，后者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我下面将要说的话可能会冒犯一些人，我对此表示抱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变成爱国人士是否合适？”这位学生问道。
“是的，我觉得可以。”加迪斯博士回答道。
但是这个学生口中的“爱国人士”，可能并不仅仅指那些只会把星条旗插在背包上随处走的普通人。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加迪斯一直密切关注着学生们如何定义“爱国主义”。对于有些人来说，狂热的民族情绪就是爱国主义；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它则是一个重新界定对与错的契机；而对于其他人来说，爱国主义是一种代表着宽容的原则。
“对于这其中的每一类人来说，他们不过都是在寻找一个重心、一个支点。”加迪斯在2002年的耶鲁校友杂志中写道。
而这一趋势在9·11之后的几年里日渐兴盛。民意调查表明，“9·11世代”确实是爱国的一代，至少他们将自己定位于此。但是这种爱国主义又不同于之前婴儿潮或者二战之后“沉默一代”的表现。
在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特种部队杀死了拉丹时，这群“9·11世代”更愿意在街上举行大规模庆祝。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这个群体中有53%的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
但同时，他们并不认同“美国优越主义”。根据皮尤的调查，在18至29岁的年龄段中，只有27%的人认为“没有国家可与美国相比”。至今为止，这个比例是所有年龄段中最低的数值。
史学家及人口学家尼尔·豪威曾在2009年一项针对“千禧世代”政治观点的报告中写道：在面对美国的世界地位问题时，这个世代并未表现出过多的理想主义情结。
“与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相同，这个世代的年轻人相信外交手段和多边主义是保证美国强大与安全的最好办法。而与上一代的保守派一样，他们同时还认为在必要时应该不假疑虑地使用武力，同时把服兵役这件事看成是爱国热情的体现。”豪威与研究搭档在研究中写道。
然而上一代保守派中的很多人，本身并没有加入军队。自从美国于1973年实行全志愿兵役制之后，当兵便成了小部分人的事情。但“千禧世代”说到做到，他们现在已经成了美军各级部队的主导力量。根据奥巴马在8月30日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演讲中所说，在过去的十年中，大约有500万名年轻人穿上了戎装，加入了军队。
同时，这些“9·11世代”的士兵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部署到前方作战。除了学会如何战斗以外，他们还在当地糟糕的环境影响下，充当着外交官、市长以及城市发展专家的角色。
“年轻的军官、中士、中尉，他们承担着本应由高级将领扛下的职责。在这样一个年代，各大机构虚与委蛇、推脱责任，而我们的军人们却时刻欢迎着责任的到来。”奥巴马说。
“技术运用”的一代
与此同时，成长在网络与苹果手机时代的这群年轻人，还将最新的科技运用到了战场上。艾萨克·米格尔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的中士，米格尔主要负责运行战略数据网络。他为美军在伊拉克装配了视频会议设备，在阿富汗为前线基地设置了电脑网络安全系统。对于大多数“千禧世代”的年轻人来说，米格尔使用的技术和设备并非神奇之物，但是对于海军陆战队的一些高级将领来说，它们完全是新奇事物。
“对于很多年纪大一些的操作员来说，我们给他们呈现的任何东西都是新奇的。”米格尔说，这种世代差异对于双方都有影响。有一次，一位年纪较长的士官长说自己曾经是一名电传机操作员，而米格尔不得不借助词典才能理解这个名称的意思。
在加入军队之前，米格尔便早已知道自己将会被派往激烈的战场，但这正是海军陆战队的职责，也是他的志向。加入军队整一年之后，米格尔被派往伊拉克，那时的他只有19岁。他在当地驻扎了7个月，主要在费卢杰营地及阿萨德空军基地附近工作，只去过一次前线哨站。
从伊拉克回来之后，米格尔很快又被派往阿富汗，所做工作与在伊拉克别无二致。目前，米格尔身在南加州的潘德顿营，离兵役期满还有一年左右时间。他说自己倾向于退伍后从事一些普通工作。
虽然拥有从事信息技术工作的经验，米格尔却想转行进入历史或者政治学领域工作，比如成为一名老师。“如果能当一名教师，我就可以告诉孩子们海军陆战队在这场战争中所作出的业绩。”他说。
某种意义上说，9·11事件是塑造了这一代的历史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很多来自于“千禧世代”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读者，通过该报的Facebook主页列出了一系列影响他们世界观的重大事件，这其中包括9·11事件、反恐战争、奥巴马当选总统、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以及“阿拉伯之春”。
读者路易斯·冈萨雷斯说：“真正让我开始对全球政治感兴趣的是发生在中东的各种叛乱和革命。”在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冈萨雷斯还只是个初中生。“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去了解发生在利比亚或埃及的事情。这些勇敢的人站起来反对镇压，为自己的国家带来了全新的变革。”
在人口学家豪威看来，“千禧世代”越来越倾向于被父母庇护，可能是这个时代最为深远的文化转变。这个世代由“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直升机父母（指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的上空，时刻监控孩子一举一动的父母）抚养长大。在6月的一次西点军校研讨会上，豪威发现了一条很符合这类精神的募兵口号：“你使他们强壮，我们使他们更加强壮。”
在皮尤研究调查中，当被问及是什么让这个世代与众不同时，“千禧世代”中绝大多数选择了“技术运用”。他们将各种工具运用到自己的社会生活中，这在前几代中是闻所未闻的。
十年前，当飞机撞向世贸双子塔楼时，大多数美国人只能通过电视来了解发生的一切，当年的他们坐在电视机前，搂着自己的亲人，恐惧、震惊但同时互相安慰。而十年后的现在，新一代们或许可以紧抱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或智能电话，时刻不停地追踪从那两座塔楼以及被劫持飞机里发出的绝望信息和微博。
这可以称为是技术的便捷。对于大多数经历过9·11事件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技术的便捷更成为抚平他们内心伤痕的心理及情感依赖。
在这个相对敏感、悲观的年代，“千禧世代”们其实一直在努力活出乐观向上的精神，其中有90%的人相信他们可以拥有足够的金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群盲目乐观的人，对这世界上的灾难充耳不闻。
“9·11是一场深刻的悲剧，我们所有人都为遇难者哀悼。即使能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这些人的名字和照片，我们中的大多数其实并不认识他们。”28岁的牧师眉里沙·伯根说，“9·11和经济大衰退都对我的世界观产生了影响。它们使我意识到世界比实际看起来还要小，人与人之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依赖彼此，我们真的需要彼此。”
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9·11让他们第一次看见父辈的哭泣，第一次察觉自身安全受到了威胁，第一次对只有通过电视机才能看见的外部世界有了切实而深刻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