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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重点阐释了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Tirole在新产业组织理论与新规制经济学两个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并简要介绍其在组织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公司金融等方面取得的成果。Tirole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方法革命性地引入相关学科领域，在多个领域开创性地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分析框架，在方法论上提出了马尔科夫完美均衡和完美贝叶斯均衡等重要概念，并在电信和金融监管等领域政策改革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垄断势力;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规制经济学;激励理论
中图分类号：F03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1001606
2014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授予61岁的法国经济学家Tirole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研究市场势力与规制方面做出的贡献。Tirole的研究为完善市场规制，尤其是有效规制自然垄断行业和寡头垄断行业提供了极具参考性的理论工具。
Tirole于1976年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1978年在巴黎第九大学获决策数学博士学位，于198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导师正是于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Maskin教授。于1992年受拉丰教授感召，毅然回到法国，他和拉丰教授一起推动法国经济学复兴，将图卢兹学院和图卢兹产业经济研究所打造成全球产业经济研究的重镇，形成经济学界所谓的“图卢兹学派”。2004 年拉丰不幸罹患癌症去世，Tirole独自担当起带领“图卢兹学派”的重任，发展势头不衰反增，2005 年在国际顶级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目甚至超过欧洲其他所有学校之和。
Tirole发表了大约两百篇论文并出版了11部著作，在多个学术领域取得瞩目成就。本文将重点阐释Tirole在两个领域的成果：（1）寡头垄断、策略性行为与新产业组织理论;（2）自然垄断、激励理论与新规制经济学。此外，本文还将简要介绍其在组织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公司金融等领域的贡献，最后给出总结性评述。
一、寡头垄断、策略性行为与新产业组织理论
1. 博弈论、寡头垄断与新产业组织理论
Tirole<sup>[1]</sup>在寡头垄断理论领域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博弈论研究方法全面引入寡头市场分析中，其标志性成果就是风行至今已二三十年而仍被欧美名牌高校产业组织学专业研究生视为圣经的《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Tirole<sup>[1]</sup>完整地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组织理论新进展，重点考察了寡头垄断企业的动态价格竞争、默契合谋、产品差异化、进入和退出、声誉与限制性定价，以及研究开发等策略性行为。时至今日，这部教科书仍然是产业组织领域几乎任何一个研究的起点和参考标准。事实上，该书已经远远超越了一部教科书的价值，它通过整合博弈论革命的主流成果，几乎完全改写了原先松散的、以经验研究为主的哈佛学派的SCP 范式，重构了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逻辑结构严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成功地定义了新产业组织理论的新范式和新框架。
2.策略性行为与博弈论革命的主攻方向
在博弈论革命之前，经济学家一直没能搞清楚主导厂商可以在何种程度上阻止企业进入该行业，或在何种程度上控制小竞争者的行为。博弈论的引入使得这方面的规范分析成为可能，Fudenberg和Tirole<sup>[2]</sup>就是该领域研究的开拓者。
Fudenberg和Tirole<sup>[2]</sup>有力地证明了策略性投资行为对于市场环境的细微变化非常敏感，发挥威慑作用依赖一定的市场条件。在位者的最优策略取决于多方面市场环境的影响，例如投资使得在位者变得更加“强硬”还是更加“软弱”，短期竞争涉及策略替代还是策略互补。在容纳进入的情况下，在位者的最优选择是投资不足，相反，如果在位者试图维持垄断地位以及阻止进入，那么他必须进行过度投资，即他确保自己的边际成本足够低以至于其他进入者不能盈利。当然，这些结论依赖于一些假设条件，即投资使在位者更加“强硬”，而且短期竞争是价格竞争。当投资使在位者更加“软弱”，而且竞争是产量竞争时，则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Fudenberg和Tirole<sup>[2]</sup>强调对市场环境进行细分，考察特定商业策略在何种市场环境下为最优选择，这实际上指明了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方法转向了博弈论的主攻方向，即不再像以前那样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而是具体产业具体分析。这一贡献甚至超越了其论文本身的学术价值。此外，博弈论为经验产业组织理论的经验研究提供了一个搜集数据和理解真实市场中的差异性行为的框架。这实际上使得产业组织理论又回归到了半个世纪前的状况，但不同之处是，现在有了一个更坚实的基础——博弈分析。
3. 双边市场竞争
银行卡（信用卡、借记卡或收费卡等）、传媒、互联网平台等双边市场是产业组织理论的一个前沿领域，Tirole是这方面研究毫无疑问的领导者。以银行卡双边市场为例，市场的双边是消费者和零售商。如果某一信用卡企业向零售商收取更高的交易费用，那么零售商就会放弃使用该信用卡，而且这将使得偏好这一信用卡的消费者转向其他信用卡。Rochet和Tirole<sup>[3]</sup>分析了这种双边市场的均衡问题，并考察了它的福利效应，他们发现，在平台市场上，双方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广告商可能希望有很多观众或读者，而观众和读者往往喜欢较少的广告。其结果是，在单边市场上，价格是非竞争的，而在双边市场上，价格则是高度竞争的。他们将模型进一步推广到了一般化的情形，重点探讨了均衡定价结构以及消费者和零售商多归属（Multi-Homing）问题，其研究成果对于双边平台市场反垄断政策的实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sup>[4]</sup>。 4. 纵向限制与竞争政策
纵向限制是一个存在诸多争议的研究领域，因为较之横向关系而言，企业间的纵向关系往往更为复杂。以Tirole为典型代表的后芝加哥学派对纵向限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的工作对推进理论研究和实施竞争政策均有深远影响。Rey和Tirole<sup>[5]</sup>的经典文献构造了一个不确定情况下生产和销售的线性空间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独占地域协议和转售价格维持两种纵向合约。他们发现，在零售商没有风险厌恶的条件下，供应商更偏好独占地域协议而不是转售价格维持;当零售商极端厌恶风险时，消费者和供应商都会同意选择纵向限制合约。如果只存在需求不确定性，竞争和转售价格维持的效果是一样的，并且都比独占地域协议好;如果只存在销售成本不确定性，则独占地域协议没有竞争好，而转售价格维持比独占地域协议更差。因此，竞争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就是，不完全竞争情况下如何衡量禁止纵向限制协议的净效应。只有当纵向限制产生外部不经济，即社会成本大于私人利益时，才需要对其进行反垄断规制。
5. 研发、创新与新技术采用
研发、创新与新技术采用是产业组织理论的重要问题，例如，在专利竞赛中，研发投资如何依赖于市场结构，研发收益在企业与消费者间如何分配，以及政府公共政策应该如何干预。
Fudenberg等<sup>[6]</sup>一起对专利竞赛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企业之间的研发竞争通常表现为获取专利的竞争，而且一个企业在研发中投入的资源越多，其获胜的可能性就越大。过去在研发中投资最多的企业将成为竞赛的领导者，也就是其获胜的可能性最大。因此，过去的投资产生了一个具有优势先行者和一个由于不可能获胜而不愿意参加竞赛的追随者。如果过去的研发支出可被完全观察到，而且专利是一次性发现（没有中间发现），那么追随者将被阻止在竞赛之外。然而，如果过去的研发支出不能被完全观察到，那么追随者就可能超越先行者，专利竞赛将会变得更加激烈。如果存在中间发现，那么专利竞争也会变得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追随者可能超越先行者首先做出中间发现。
当一项新技术首次投入使用，其采用成本相当昂贵。随着时间的推移，采用新技术将会越来越便宜，但是长时间等待将会使企业处于竞争劣势，因此，技术的采用变成了时间的博弈。Fudenberg和Tirole<sup>[7]</sup>证明了这些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可能是相当低效率的。企业
为争夺垄断租金而进行的激烈竞争将会抵消源于新技术的收益。因此，即便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确实采用了新技术，也不会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收益。
Lerner和Tirole<sup>[8]</sup>研究了专利池问题，即研发者把相似的专利捆绑在一起申请许可。他们发现，专利在低价时是互补品，在高价时是替代品。当价格低时，使用者偏好于使用所有的专利，所以，一个专利价格下降将会导致其他专利需求上升。但是，当价格高时，使用者仅想使用一部分专利，这一情况将加剧专利之间的竞争。
6. 长期竞争与马尔科夫完美均衡
以Fudenberg和Tirole<sup>[2]</sup>为代表的早期产业组织学的博弈论文献通常仅构建简单的两期模型，第一期企业做出不可逆的决定，第二期进行短期竞争。最近的产业组织学文献强调长期动态竞争模型，其依赖的理论工具主要为马尔科夫完美均衡。Tirole与Maskin一起证明了马尔科夫完美均衡的存在性，并阐明其在产业组织诸多领域都有重要应用价值[9-11]。
在马尔科夫完美均衡中，每一时期的选择仅仅依赖于与状态变量相关的支付，变量直接进入支付方程，这使得长期竞争模型技术上更易处理，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完全竞争厂商将会如何表现。因此，马尔科夫完美均衡迅速流行起来，尤其是在弯折的需求曲线和埃奇沃思价格周期等问题的经验研究方面，这使得我们对寡头垄断的动态机制有了更好的理解。
二、自然垄断、激励理论与新规制经济学
1. 博弈论、机制设计与新规制经济学
电力、电信和铁路等所谓自然垄断领域的规制政策设计是世界性的难题。这一领域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才能阻止自然垄断企业利用市场势力损害消费者和社会的利益，同时又不会导致它们破产？如果允许垄断企业自由定价，那么将会导致低产高价。相反，如果规制企业按照边际成本定价，那么企业将会亏损，此时政府需要运用财政资金对其进行补贴。传统规制理论在这两难选择中徘徊不前。Tirole和Laffont等将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机制设计方法引入传统规制经济学研究领域，考察在信息不对称、公共基金的社会成本等现实假设下的最优规制理论，从而开创了流行至今的新规制经济学。
新规制经济学将规制问题当做一个最优机制设计问题，在规制者和被规制企业的信息结构、约束条件和可行工具的前提下，分析双方的行为和最优权衡。新规制经济学的基本模型为1986年提出的Laffont-Tirole模型<sup>[12]</sup>，该模型通过内生成本函数把机制设计工具运用到规制经济分析中。Laffont-Tirole模型把规制看做是委托—代理问题，其中把政府或规制机构看做委托人，把被规制的企业（或更确切地说是该企业的决策者）看做是代理人。规制机构能够观察到已提供的产品成本，但是观察不到企业为降低成本所做出的努力。然而，企业比规制机构更了解降低成本的技术。Laffont和Tirole<sup>[12]</sup>证明了不必要的高产出成本未必能够反映出规制设计不佳。最优的规制方案必须在最优激励机制和最少信息租金之间达到某种平衡，这一重要事实在动态规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更一般地，在最优规制的规范框架中，Laffont-Tirole模型阐明了不同政策之间的相对优势，并说明了在什么时候何种规制方案更加适用。由于现实世界的政策不能较好地设计，所以当前实践与最优机制必然有所偏差。由于Laffont-Tirole模型仅仅假定了信息约束和企业激励相容约束，并没有对具体的规制方案做任何限制，因此具有很广泛的适用性。 2. 机制设计：规制俘虏或被激励的代理人
博弈论模型需要对人类行为做出明确的假设。在假设规制者遵循自私原则因而最大化自身利益（而不是社会福利）的条件下，Tirole研究了规制俘虏问题。他敏锐地发现，政府和被规制企业之间往往存在长期重复博弈行为，在此过程中政府可能无法做出一致性的承诺，同时还可能成为企业的俘虏，成为企业利益的代言人。
规制俘虏的第一个正式博弈论分析就是Laffont和Tirole<sup>[13]</sup>提出的包括委托人、监督人和代理人的三层结构模型。假设一个更高的权力机构设计一个规制模型，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在该模型中进行博弈。在模型中，如果租金的类型是未知的，那么企业愿意支付的最高贿赂取决于预期获得的信息租金。如果租金足够多，那么该企业就有足够动力去贿赂规制机构，而且高层权力机构发现很难阻止合谋或阻止合谋的成本很高。高层权力机构阻止合谋的一个方法就是降低信息租金，弱化企业收买规制机构的动机。这一观点证实了合谋的威胁使得低激励合约并非糟糕的规制政策，甚至可能是应对规制俘虏和合谋的有效方案。
此外，如果委托人不明确代理人的动机，那么如何对其进行规制？当代理人所考虑的不是如何努力工作而是其他事情，而且这一后果在长期才会显现出来，那么该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自私的经理人应该被严格控制和高度激励。Maskin和Tirole<sup>[14]</sup>指出委托合约具有如下特征：（1）由谁来做什么决定;（2）公共决策制定者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的核心假设是代理人不仅关注物质利益和私人权力，同时也关注社会福利。由于代理人亲社会动机的程度不同，有时他们会滥用权力，因此，只有当面对需要大量专业知识才能做出决定和直接民主将会剥削少数人利益这两种情况时，人们才会更倾向于聘请代理人。在这两种情况下，决定权被委托给长期服务的专家（例如法官）。另一个极端，如果人们认为问题很简单，而且多数人的利益大于少数人的损失，那么他们倾向于直接民主。在中间的情况下，虽然解决问题需要专业知识，但是可以快速评估决定，那么他们倾向于把决定权授予有限任期的代理人，例如代议制民主的政治家。
3. 质量规制与接入定价
当Laffont-Tirole模型应用到多产品厂商时，它也为一些重要问题提供了思路，例如质量和接入定价。考虑一个多产品厂商将其产品以规制价格直接销售给消费者[15-16]，最优定价有两方面的考虑：（1）考虑因素是对消费需求和规制企业利润的影响，这一影响可以归结为拉姆齐定价公式;（2）考虑因素是对激励企业节约成本的影响。然而，与之前的讨论一致，如果成本是可观察的，那么可以把成本补偿作为该项激励。因此，Laffont和Tirole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激励将不会影响企业产出的最优定价（价格激励二分法）。因此，即便成本是内生的而且政府能够对资金短缺的企业在相应的水平上进行补贴，产品价格也应该按照拉姆齐定价公式进行定价，因为此时扭曲价格结构不能为成本节约提供激励。
许多被规制的企业存在于竞争环境之中，因此，规制机构不仅要考虑被规制企业和消费者，还要考虑规制对其他未受规制企业的影响。因此，接入定价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被规制的在位企业愿意为其下游竞争者提供投入产品，这实际上涉及接入定价的最优规制问题。
4. 合约动态性、承诺问题与再谈判
在实践中，规制绝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长期的动态过程。如果规制者无法承诺规制政策的时间跨度，就会导致承诺问题。此时，被规制企业将缺乏进行长期投资的动力。假设该企业可以在某一项技术上进行沉没成本投资，而且将会降低未来成本，如果这个企业进行了投资而且成本确实下降了，那么规制机构趋向于通过减少转移支付（或收紧价格上限）剥削企业的投资收益。如果企业预期到这一套牢问题，那么它就不会进行投资。Tirole<sup>[17]</sup>的研究提供了政府采购背景下信息不对称时的投资不足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Laffont和Tirole[18-19]指出，当规制者无法承诺长期合同时，其将趋向于充分利用企业所披露的信息。
5. 电信规制
Tirole和Laffont<sup>[20]</sup>在电信规制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代表性成果正是他们享誉全球的经典合著《电信竞争》。他们指出，经济学家站在激励性改革的最前沿，但是他们放松规制的热情往往只是基于竞争会带来效率这样一个单纯的理念，而对具体产业的具体概念架构并不了解，因此常常不能给出有效的机制设计方案。
Laffont等[21-22]构建了一个电信市场的双向接入模型。该模型基于两个假设，即接收者不支付费用（呼叫者的企业支付终端费用）和电话企业可以自由设置零售价格。在这一框架中，他们证明在一系列现存的规制政策下，终端费用是非常昂贵的。一个鼓励面对面竞争的制度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个企业都有在其垄断市场上收取高额费用（即终端费用）的动机。但允许企业之间进行合作也不是一个更好的制度安排，因为企业之间有联合起来收取高额终端费用而削弱零售市场竞争的动机。相互收取接入费用的合作性协议甚至会促进零售市场的合谋。
三、组织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及其他
虽然2014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强调的是Tirole在上述寡头垄断理论与新规制经济学等领域的贡献，但实际上他在组织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公司金融、资本市场和金融中介等方面都同样取得了极为重要的学术成就。
他在组织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其中Tirole<sup>[23]</sup>将委托—监督—代理模型应用到组织与科层研究中，推动了该领域进入了高水平理论研究。Aghion和Tirole<sup>[24]</sup>运用不完全合约理论，分析了组织中决策权威的分配问题。Dewatripont和Tirole<sup>[25]</sup>分析了组织中的倡导者现象，即代理人的目标是维护组织中特定群体而不是整个组织的利益。 与Maskin一起，Tirole将心理学与经济学融为一体，对于人们的动机、信念和行为理性等问题进行了许多基础性研究<sup>[14]</sup>。Tirole在资产市场泡沫理论方面做出了两项基本贡献：（1）他证实了如果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以及人们是充分理性的，那么纯粹投机泡沫就不会存在<sup>[26]</sup>;（2）他证明了如果市场是非竞争的，那么理性泡沫不仅不会存在而且会具有积极作用<sup>[27]</sup>。
Tirole<sup>[28]</sup>对公司金融做出的贡献也如同产业组织领域一样具有革命性。他注意到公司金融领域的本质问题与产业组织、规制经济学异曲同工，都可以运用委托—代理、合约理论等分析工具解决。他的经典研究生教材《公司金融理论》不仅将大量经典文献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内，而且还提出了许多新的应用成果，从而成为全球各个大学金融学研究生的标准参考书和研究起点。此外，Holmstrm和Tirole<sup>[29]</sup>研究了如何通过提供激励补偿合同以确保代理人足够努力。
四、总结性评述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风靡于欧美乃至随后延伸至世界各地的规制改革和放松规制浪潮给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然而现有理论不能给予很好的回答。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Tirole综合运用寡头垄断理论、合约与激励理论等分析工具，在多个重要研究领域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了累累硕果，他的贡献注定将会产生深远影响。Tirole的学术贡献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Tirole善于运用统一的分析逻辑，洞察并捕捉特定经济环境的不同特征，并运用新的研究工具来刻画和分析，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方法革命性地引入相关学科领域，取得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果。这也解释了在学术专业分工日趋精细化的时代，Tirole为何能够在产业组织、规制经济学、公司金融、银行和金融市场的规制、金融中介与流动性、资产市场泡沫、组织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多个看似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均做出开创性地贡献，以至于被人惊呼为“21世纪第一个经济学理论通才”。
第二，Tirole的整体科学贡献远远大于他个人贡献的总和。他在产业组织理论、规制经济学和公司金融等多个领域均开创性地构建了一套方法先进、逻辑严密和体系完整的分析框架。这也集中体现在Tirole与其合作者所编著的经久不衰的教科书中。因此有人说，Tirole出现的地方，不是开创者，就是终结者。
第三，Tirole与Maskin提出了马尔科夫完美均衡、完美贝叶斯均衡等重要概念，对多个学科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和Fudenberg合著的《博弈论》（1991）教科书几乎涵盖了诸如策略式博弈、纳什均衡、子博弈完美性、重复博弈以及不完全信息博弈等非合作博弈的全部重要内容，而且还包括马尔可夫均衡这样的前沿内容，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博弈论领域中最热门的教科书，至今无出其右者。
第四，Tirole不仅构建了分析的一般理论框架，而且把它们运用到了特定的环境和不同行业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现实经济学问题，强调研究成果的现实解释力，在电信改革和金融监管等领域政策改革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从而树立了一个经济理论如何对社会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典范。
参考文献：
[1]Tirole，J.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 Cambridge： MIT Press，1988.1-14.
[2]Fudenberg，D. ，Tirole，J. The Fat-Cat Effect，the Puppy-Dog Ploy and the Lean and Hungry Look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4，74（2）： 361-368.
[3]Rochet，J. C. ，Tirole，J.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3，1（4）： 990-1029.
[4]Rochet，J. C. ，Tirole，J.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 [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6，37（3）： 645-667.
[5]Rey，P. ，Tirole，J. The Logic of Vertical Restraints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5）： 921-939.
[6]Fudenberg，D.，Gilbert，R.，Stiglitz，J.E.，Tirole，J.Preemption，Leapfrogging and Competition in Patent Race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83，22（1）： 3-31.
[7]Fudenberg，D. ，Tirole，J. Preemption and Rent Equalization in the Adoption of New Technology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5，52（3）： 383-401.
[8]The Lerner，J. ，Tirole，J. Efficient Patent Pool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3）： 691-711.
关键词：垄断势力;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规制经济学;激励理论
中图分类号：F03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1001606
2014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授予61岁的法国经济学家Tirole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研究市场势力与规制方面做出的贡献。Tirole的研究为完善市场规制，尤其是有效规制自然垄断行业和寡头垄断行业提供了极具参考性的理论工具。
Tirole于1976年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1978年在巴黎第九大学获决策数学博士学位，于198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导师正是于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Maskin教授。于1992年受拉丰教授感召，毅然回到法国，他和拉丰教授一起推动法国经济学复兴，将图卢兹学院和图卢兹产业经济研究所打造成全球产业经济研究的重镇，形成经济学界所谓的“图卢兹学派”。2004 年拉丰不幸罹患癌症去世，Tirole独自担当起带领“图卢兹学派”的重任，发展势头不衰反增，2005 年在国际顶级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目甚至超过欧洲其他所有学校之和。
Tirole发表了大约两百篇论文并出版了11部著作，在多个学术领域取得瞩目成就。本文将重点阐释Tirole在两个领域的成果：（1）寡头垄断、策略性行为与新产业组织理论;（2）自然垄断、激励理论与新规制经济学。此外，本文还将简要介绍其在组织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公司金融等领域的贡献，最后给出总结性评述。
一、寡头垄断、策略性行为与新产业组织理论
1. 博弈论、寡头垄断与新产业组织理论
Tirole<sup>[1]</sup>在寡头垄断理论领域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博弈论研究方法全面引入寡头市场分析中，其标志性成果就是风行至今已二三十年而仍被欧美名牌高校产业组织学专业研究生视为圣经的《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Tirole<sup>[1]</sup>完整地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组织理论新进展，重点考察了寡头垄断企业的动态价格竞争、默契合谋、产品差异化、进入和退出、声誉与限制性定价，以及研究开发等策略性行为。时至今日，这部教科书仍然是产业组织领域几乎任何一个研究的起点和参考标准。事实上，该书已经远远超越了一部教科书的价值，它通过整合博弈论革命的主流成果，几乎完全改写了原先松散的、以经验研究为主的哈佛学派的SCP 范式，重构了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逻辑结构严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成功地定义了新产业组织理论的新范式和新框架。
2.策略性行为与博弈论革命的主攻方向
在博弈论革命之前，经济学家一直没能搞清楚主导厂商可以在何种程度上阻止企业进入该行业，或在何种程度上控制小竞争者的行为。博弈论的引入使得这方面的规范分析成为可能，Fudenberg和Tirole<sup>[2]</sup>就是该领域研究的开拓者。
Fudenberg和Tirole<sup>[2]</sup>有力地证明了策略性投资行为对于市场环境的细微变化非常敏感，发挥威慑作用依赖一定的市场条件。在位者的最优策略取决于多方面市场环境的影响，例如投资使得在位者变得更加“强硬”还是更加“软弱”，短期竞争涉及策略替代还是策略互补。在容纳进入的情况下，在位者的最优选择是投资不足，相反，如果在位者试图维持垄断地位以及阻止进入，那么他必须进行过度投资，即他确保自己的边际成本足够低以至于其他进入者不能盈利。当然，这些结论依赖于一些假设条件，即投资使在位者更加“强硬”，而且短期竞争是价格竞争。当投资使在位者更加“软弱”，而且竞争是产量竞争时，则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Fudenberg和Tirole<sup>[2]</sup>强调对市场环境进行细分，考察特定商业策略在何种市场环境下为最优选择，这实际上指明了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方法转向了博弈论的主攻方向，即不再像以前那样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而是具体产业具体分析。这一贡献甚至超越了其论文本身的学术价值。此外，博弈论为经验产业组织理论的经验研究提供了一个搜集数据和理解真实市场中的差异性行为的框架。这实际上使得产业组织理论又回归到了半个世纪前的状况，但不同之处是，现在有了一个更坚实的基础——博弈分析。
3. 双边市场竞争
银行卡（信用卡、借记卡或收费卡等）、传媒、互联网平台等双边市场是产业组织理论的一个前沿领域，Tirole是这方面研究毫无疑问的领导者。以银行卡双边市场为例，市场的双边是消费者和零售商。如果某一信用卡企业向零售商收取更高的交易费用，那么零售商就会放弃使用该信用卡，而且这将使得偏好这一信用卡的消费者转向其他信用卡。Rochet和Tirole<sup>[3]</sup>分析了这种双边市场的均衡问题，并考察了它的福利效应，他们发现，在平台市场上，双方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广告商可能希望有很多观众或读者，而观众和读者往往喜欢较少的广告。其结果是，在单边市场上，价格是非竞争的，而在双边市场上，价格则是高度竞争的。他们将模型进一步推广到了一般化的情形，重点探讨了均衡定价结构以及消费者和零售商多归属（Multi-Homing）问题，其研究成果对于双边平台市场反垄断政策的实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sup>[4]</sup>。 4. 纵向限制与竞争政策
纵向限制是一个存在诸多争议的研究领域，因为较之横向关系而言，企业间的纵向关系往往更为复杂。以Tirole为典型代表的后芝加哥学派对纵向限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的工作对推进理论研究和实施竞争政策均有深远影响。Rey和Tirole<sup>[5]</sup>的经典文献构造了一个不确定情况下生产和销售的线性空间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独占地域协议和转售价格维持两种纵向合约。他们发现，在零售商没有风险厌恶的条件下，供应商更偏好独占地域协议而不是转售价格维持;当零售商极端厌恶风险时，消费者和供应商都会同意选择纵向限制合约。如果只存在需求不确定性，竞争和转售价格维持的效果是一样的，并且都比独占地域协议好;如果只存在销售成本不确定性，则独占地域协议没有竞争好，而转售价格维持比独占地域协议更差。因此，竞争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就是，不完全竞争情况下如何衡量禁止纵向限制协议的净效应。只有当纵向限制产生外部不经济，即社会成本大于私人利益时，才需要对其进行反垄断规制。
5. 研发、创新与新技术采用
研发、创新与新技术采用是产业组织理论的重要问题，例如，在专利竞赛中，研发投资如何依赖于市场结构，研发收益在企业与消费者间如何分配，以及政府公共政策应该如何干预。
Fudenberg等<sup>[6]</sup>一起对专利竞赛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企业之间的研发竞争通常表现为获取专利的竞争，而且一个企业在研发中投入的资源越多，其获胜的可能性就越大。过去在研发中投资最多的企业将成为竞赛的领导者，也就是其获胜的可能性最大。因此，过去的投资产生了一个具有优势先行者和一个由于不可能获胜而不愿意参加竞赛的追随者。如果过去的研发支出可被完全观察到，而且专利是一次性发现（没有中间发现），那么追随者将被阻止在竞赛之外。然而，如果过去的研发支出不能被完全观察到，那么追随者就可能超越先行者，专利竞赛将会变得更加激烈。如果存在中间发现，那么专利竞争也会变得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追随者可能超越先行者首先做出中间发现。
当一项新技术首次投入使用，其采用成本相当昂贵。随着时间的推移，采用新技术将会越来越便宜，但是长时间等待将会使企业处于竞争劣势，因此，技术的采用变成了时间的博弈。Fudenberg和Tirole<sup>[7]</sup>证明了这些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可能是相当低效率的。企业
为争夺垄断租金而进行的激烈竞争将会抵消源于新技术的收益。因此，即便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确实采用了新技术，也不会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收益。
Lerner和Tirole<sup>[8]</sup>研究了专利池问题，即研发者把相似的专利捆绑在一起申请许可。他们发现，专利在低价时是互补品，在高价时是替代品。当价格低时，使用者偏好于使用所有的专利，所以，一个专利价格下降将会导致其他专利需求上升。但是，当价格高时，使用者仅想使用一部分专利，这一情况将加剧专利之间的竞争。
6. 长期竞争与马尔科夫完美均衡
以Fudenberg和Tirole<sup>[2]</sup>为代表的早期产业组织学的博弈论文献通常仅构建简单的两期模型，第一期企业做出不可逆的决定，第二期进行短期竞争。最近的产业组织学文献强调长期动态竞争模型，其依赖的理论工具主要为马尔科夫完美均衡。Tirole与Maskin一起证明了马尔科夫完美均衡的存在性，并阐明其在产业组织诸多领域都有重要应用价值[9-11]。
在马尔科夫完美均衡中，每一时期的选择仅仅依赖于与状态变量相关的支付，变量直接进入支付方程，这使得长期竞争模型技术上更易处理，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完全竞争厂商将会如何表现。因此，马尔科夫完美均衡迅速流行起来，尤其是在弯折的需求曲线和埃奇沃思价格周期等问题的经验研究方面，这使得我们对寡头垄断的动态机制有了更好的理解。
二、自然垄断、激励理论与新规制经济学
1. 博弈论、机制设计与新规制经济学
电力、电信和铁路等所谓自然垄断领域的规制政策设计是世界性的难题。这一领域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才能阻止自然垄断企业利用市场势力损害消费者和社会的利益，同时又不会导致它们破产？如果允许垄断企业自由定价，那么将会导致低产高价。相反，如果规制企业按照边际成本定价，那么企业将会亏损，此时政府需要运用财政资金对其进行补贴。传统规制理论在这两难选择中徘徊不前。Tirole和Laffont等将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机制设计方法引入传统规制经济学研究领域，考察在信息不对称、公共基金的社会成本等现实假设下的最优规制理论，从而开创了流行至今的新规制经济学。
新规制经济学将规制问题当做一个最优机制设计问题，在规制者和被规制企业的信息结构、约束条件和可行工具的前提下，分析双方的行为和最优权衡。新规制经济学的基本模型为1986年提出的Laffont-Tirole模型<sup>[12]</sup>，该模型通过内生成本函数把机制设计工具运用到规制经济分析中。Laffont-Tirole模型把规制看做是委托—代理问题，其中把政府或规制机构看做委托人，把被规制的企业（或更确切地说是该企业的决策者）看做是代理人。规制机构能够观察到已提供的产品成本，但是观察不到企业为降低成本所做出的努力。然而，企业比规制机构更了解降低成本的技术。Laffont和Tirole<sup>[12]</sup>证明了不必要的高产出成本未必能够反映出规制设计不佳。最优的规制方案必须在最优激励机制和最少信息租金之间达到某种平衡，这一重要事实在动态规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更一般地，在最优规制的规范框架中，Laffont-Tirole模型阐明了不同政策之间的相对优势，并说明了在什么时候何种规制方案更加适用。由于现实世界的政策不能较好地设计，所以当前实践与最优机制必然有所偏差。由于Laffont-Tirole模型仅仅假定了信息约束和企业激励相容约束，并没有对具体的规制方案做任何限制，因此具有很广泛的适用性。 2. 机制设计：规制俘虏或被激励的代理人
博弈论模型需要对人类行为做出明确的假设。在假设规制者遵循自私原则因而最大化自身利益（而不是社会福利）的条件下，Tirole研究了规制俘虏问题。他敏锐地发现，政府和被规制企业之间往往存在长期重复博弈行为，在此过程中政府可能无法做出一致性的承诺，同时还可能成为企业的俘虏，成为企业利益的代言人。
规制俘虏的第一个正式博弈论分析就是Laffont和Tirole<sup>[13]</sup>提出的包括委托人、监督人和代理人的三层结构模型。假设一个更高的权力机构设计一个规制模型，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在该模型中进行博弈。在模型中，如果租金的类型是未知的，那么企业愿意支付的最高贿赂取决于预期获得的信息租金。如果租金足够多，那么该企业就有足够动力去贿赂规制机构，而且高层权力机构发现很难阻止合谋或阻止合谋的成本很高。高层权力机构阻止合谋的一个方法就是降低信息租金，弱化企业收买规制机构的动机。这一观点证实了合谋的威胁使得低激励合约并非糟糕的规制政策，甚至可能是应对规制俘虏和合谋的有效方案。
此外，如果委托人不明确代理人的动机，那么如何对其进行规制？当代理人所考虑的不是如何努力工作而是其他事情，而且这一后果在长期才会显现出来，那么该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自私的经理人应该被严格控制和高度激励。Maskin和Tirole<sup>[14]</sup>指出委托合约具有如下特征：（1）由谁来做什么决定;（2）公共决策制定者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的核心假设是代理人不仅关注物质利益和私人权力，同时也关注社会福利。由于代理人亲社会动机的程度不同，有时他们会滥用权力，因此，只有当面对需要大量专业知识才能做出决定和直接民主将会剥削少数人利益这两种情况时，人们才会更倾向于聘请代理人。在这两种情况下，决定权被委托给长期服务的专家（例如法官）。另一个极端，如果人们认为问题很简单，而且多数人的利益大于少数人的损失，那么他们倾向于直接民主。在中间的情况下，虽然解决问题需要专业知识，但是可以快速评估决定，那么他们倾向于把决定权授予有限任期的代理人，例如代议制民主的政治家。
3. 质量规制与接入定价
当Laffont-Tirole模型应用到多产品厂商时，它也为一些重要问题提供了思路，例如质量和接入定价。考虑一个多产品厂商将其产品以规制价格直接销售给消费者[15-16]，最优定价有两方面的考虑：（1）考虑因素是对消费需求和规制企业利润的影响，这一影响可以归结为拉姆齐定价公式;（2）考虑因素是对激励企业节约成本的影响。然而，与之前的讨论一致，如果成本是可观察的，那么可以把成本补偿作为该项激励。因此，Laffont和Tirole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激励将不会影响企业产出的最优定价（价格激励二分法）。因此，即便成本是内生的而且政府能够对资金短缺的企业在相应的水平上进行补贴，产品价格也应该按照拉姆齐定价公式进行定价，因为此时扭曲价格结构不能为成本节约提供激励。
许多被规制的企业存在于竞争环境之中，因此，规制机构不仅要考虑被规制企业和消费者，还要考虑规制对其他未受规制企业的影响。因此，接入定价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被规制的在位企业愿意为其下游竞争者提供投入产品，这实际上涉及接入定价的最优规制问题。
4. 合约动态性、承诺问题与再谈判
在实践中，规制绝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长期的动态过程。如果规制者无法承诺规制政策的时间跨度，就会导致承诺问题。此时，被规制企业将缺乏进行长期投资的动力。假设该企业可以在某一项技术上进行沉没成本投资，而且将会降低未来成本，如果这个企业进行了投资而且成本确实下降了，那么规制机构趋向于通过减少转移支付（或收紧价格上限）剥削企业的投资收益。如果企业预期到这一套牢问题，那么它就不会进行投资。Tirole<sup>[17]</sup>的研究提供了政府采购背景下信息不对称时的投资不足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Laffont和Tirole[18-19]指出，当规制者无法承诺长期合同时，其将趋向于充分利用企业所披露的信息。
5. 电信规制
Tirole和Laffont<sup>[20]</sup>在电信规制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代表性成果正是他们享誉全球的经典合著《电信竞争》。他们指出，经济学家站在激励性改革的最前沿，但是他们放松规制的热情往往只是基于竞争会带来效率这样一个单纯的理念，而对具体产业的具体概念架构并不了解，因此常常不能给出有效的机制设计方案。
Laffont等[21-22]构建了一个电信市场的双向接入模型。该模型基于两个假设，即接收者不支付费用（呼叫者的企业支付终端费用）和电话企业可以自由设置零售价格。在这一框架中，他们证明在一系列现存的规制政策下，终端费用是非常昂贵的。一个鼓励面对面竞争的制度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个企业都有在其垄断市场上收取高额费用（即终端费用）的动机。但允许企业之间进行合作也不是一个更好的制度安排，因为企业之间有联合起来收取高额终端费用而削弱零售市场竞争的动机。相互收取接入费用的合作性协议甚至会促进零售市场的合谋。
三、组织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及其他
虽然2014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强调的是Tirole在上述寡头垄断理论与新规制经济学等领域的贡献，但实际上他在组织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公司金融、资本市场和金融中介等方面都同样取得了极为重要的学术成就。
他在组织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其中Tirole<sup>[23]</sup>将委托—监督—代理模型应用到组织与科层研究中，推动了该领域进入了高水平理论研究。Aghion和Tirole<sup>[24]</sup>运用不完全合约理论，分析了组织中决策权威的分配问题。Dewatripont和Tirole<sup>[25]</sup>分析了组织中的倡导者现象，即代理人的目标是维护组织中特定群体而不是整个组织的利益。 与Maskin一起，Tirole将心理学与经济学融为一体，对于人们的动机、信念和行为理性等问题进行了许多基础性研究<sup>[14]</sup>。Tirole在资产市场泡沫理论方面做出了两项基本贡献：（1）他证实了如果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以及人们是充分理性的，那么纯粹投机泡沫就不会存在<sup>[26]</sup>;（2）他证明了如果市场是非竞争的，那么理性泡沫不仅不会存在而且会具有积极作用<sup>[27]</sup>。
Tirole<sup>[28]</sup>对公司金融做出的贡献也如同产业组织领域一样具有革命性。他注意到公司金融领域的本质问题与产业组织、规制经济学异曲同工，都可以运用委托—代理、合约理论等分析工具解决。他的经典研究生教材《公司金融理论》不仅将大量经典文献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内，而且还提出了许多新的应用成果，从而成为全球各个大学金融学研究生的标准参考书和研究起点。此外，Holmstrm和Tirole<sup>[29]</sup>研究了如何通过提供激励补偿合同以确保代理人足够努力。
四、总结性评述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风靡于欧美乃至随后延伸至世界各地的规制改革和放松规制浪潮给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然而现有理论不能给予很好的回答。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Tirole综合运用寡头垄断理论、合约与激励理论等分析工具，在多个重要研究领域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了累累硕果，他的贡献注定将会产生深远影响。Tirole的学术贡献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Tirole善于运用统一的分析逻辑，洞察并捕捉特定经济环境的不同特征，并运用新的研究工具来刻画和分析，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方法革命性地引入相关学科领域，取得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果。这也解释了在学术专业分工日趋精细化的时代，Tirole为何能够在产业组织、规制经济学、公司金融、银行和金融市场的规制、金融中介与流动性、资产市场泡沫、组织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多个看似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均做出开创性地贡献，以至于被人惊呼为“21世纪第一个经济学理论通才”。
第二，Tirole的整体科学贡献远远大于他个人贡献的总和。他在产业组织理论、规制经济学和公司金融等多个领域均开创性地构建了一套方法先进、逻辑严密和体系完整的分析框架。这也集中体现在Tirole与其合作者所编著的经久不衰的教科书中。因此有人说，Tirole出现的地方，不是开创者，就是终结者。
第三，Tirole与Maskin提出了马尔科夫完美均衡、完美贝叶斯均衡等重要概念，对多个学科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和Fudenberg合著的《博弈论》（1991）教科书几乎涵盖了诸如策略式博弈、纳什均衡、子博弈完美性、重复博弈以及不完全信息博弈等非合作博弈的全部重要内容，而且还包括马尔可夫均衡这样的前沿内容，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博弈论领域中最热门的教科书，至今无出其右者。
第四，Tirole不仅构建了分析的一般理论框架，而且把它们运用到了特定的环境和不同行业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现实经济学问题，强调研究成果的现实解释力，在电信改革和金融监管等领域政策改革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从而树立了一个经济理论如何对社会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典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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