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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我国的出版界受到重大影响，出版方向偏离，大搞群众运动、浮夸风、瞎指挥、放卫星等等，给我国的出版事业带来巨大损失。通过对这段历史进行回顾，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大跃进时期我国出版事业发展的状况，为今天的出版事业发展提供一些思考与启迪。
一 “大跃进”运动在出版界的开始首于上海
随着1957年的整风运动与“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开展，轰轰烈烈的出版界“大跃进”运动在上海率先展开。1958年2月，上海各出版社近4000人数天内针对所谓的“官气、暮气、骄气、阔气、娇气”等“五气”写了46万张大字报进行疯狂打击。随后，各单位和个人都迅速制订了“大跃进”计划。上海出版社向全国发出倡议：承诺1958年出版物发行347种，字数2900万，上缴利润105万元，利润比去年增加9倍。3月10日，文化部抓住了这个典型，在上海召开“全国出版工作跃进会议”，强调在新形势下出版工作要迎头赶上。会议结束后，国家出版和发行系统掀起“学先进、赶先进、比先进”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出版社提出，两年后力争成为全世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最好的出版社之一，要出版一系列震动世界的“巨著”，装帧印刷质量3年内要赶上德国，超过日本。决定在7月份大战一个月，发稿数量和种数要提高6倍，在字数上要增加4.5倍。中华书局提出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速度。《赶上英国，超过英国》是外文出版社在3天内就出版了俄文、英文版的等6种书。七、八两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就出版了55种增至172种宣传画。商务印书馆苦战五昼夜，通过努力，把过去至少要四五个月才能出版的书，一个月内就出版了11种，共121万字。有的出版社提出加快出书时间“三个一”的速度指标，要求有的书一天、一句、一个月出版。6月份，上海各出版社出版了209种宣传总路线的书，总印数达2300余万册。出版社一天就编出6种宣传总路线的小唱本，6天就出版了15种宣传总路线的新书。“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图书在6月某日还由上海市出版局的正副局长带领，各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编辑、干部一共有700多人在市区的电车上、马路上推销宣传总路线的图书。”通过整风，上海出版社盲目追求所谓质量而忽视普及等一贯倡导的倾向一发不可收拾。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出版事业大跃进运动，各种出版物的原先所定的规章制度和标准成了空话，造成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浮夸风、质量低下出版物盛行。
二 出版工作仅重视数量而忽略质量
在“大跃进”中，出版社出了很多问题，由于片面追求出书的数量，片面追“快”的结果，出版质量大幅下降。针对这一问题，中宣部新闻出版处在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向陆定一作了书面汇报。《汇报》认为，出版工作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浮夸现象比较严重，出版工作重数量，轻质量，很多书籍粗制滥造，质量低劣。造成这种情况原因有三个：
其一，不注意质量，盲目快速出书，片面强调数字指标。特别是下半年的国庆节前后，进行数量上的竞赛，发展数量的歪风达到了高潮。
其二，浮夸现象也还存在于出版工作中，主要表现在滥出“丛书”上。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1958年，各种名义的“丛书”全国出版的就达到460种以上。其中湖北人民出版社(33套、312本)、浙江人民出版社(40套、208本)、江苏人民出版社(76套、共621)。此外还有很多“丛书”的编辑东拼西凑，没有章法，质量低劣。自从大跃进以来，出版部门的干劲出现了很大转机。但与此同时又滋生了一种很反常的庸俗作风和浮夸习气。造成目前书籍质量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是“多、快、好、省”变成了单纯追求高数字的空指标。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宣传指导下，主管部门制度不健全，业务工作不认真，只片面强调数字指标，硬性规定任务，甚至提倡“放卫星”等做法，造成以上不良现象是有责任的，是不能推辞的。
其三，因为过于盲目追求书籍的数量，致使粗制滥造，质量较差。其主要体现如下几点：(1)政治上有错误、有毛病和出版水平达不到标准的著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出版)基本上利用已有的资料抄袭拼凑而成，一些地方还存在政治性错误。《石油矿床学》(地质出版社出版译本)，出现了一张把我国台湾划归日本，把东北排除在外的“中国地图”。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友谊号》书籍封面，竟也出现了相同的错误问题，把波兰的国旗错绘成印度尼西亚的；此外还有不少书籍出现了对“大跃进”的浮夸宣传，非常不切实际。(2)存在书籍滥编现象。1958年出版的大多数反映“大跃进”，配合政治运动的传播宣传手册，很多直接是由报刊上的文章转载加以拼凑编成，相互重复，质量低劣。这当中大部分文章不仅对实际工作了浮夸的宣传，传播了许多不恰当的口号，且对党的政策加以歪曲，同时还对共产主义作了许多不恰当或庸俗的诠释。(3)编校工作不严肃认真，导致有出版价值的书籍在出书时没有章法，进而造成了工作中的混乱现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心雕龙注》标着“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判丛刊”，而另一本《饮冰室诗话》一书却归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判丛书”名下。
三 图书发行部门大搞群众运动
大搞群众运动是全国图书发行部门“大跃进”的主要方法。1958年9月初，新华书店总店在西安召开全国现场会议，提出了“人人卖书”，大力推广了陕西长安县一个月发行农村读物86万册的经验。9月，福建省规定在全省发行书籍6000万册，让全省的人平均拥有4册，提出“要坚决超过陕西，拿取全国第一”的口号。为此，福建各地方便出现了“奋战”的局面，在福建惠安，由县委出马牵头，发动了1600名教师、文教干部，在十天内征订发行了180万册小册子。“放卫星”的氛围在各方影响下越来越高涨。在广西桂平县书店，378万册图书20天即发行完毕。而河北省提出了平均每人买5册书的“卫星”标准，山区的目标是人均每买4册书。另外江西省宣布仅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就要达到1200万册的发行量。“在这种争夺的局面下，全国新华书店未能避免赊销坏账以及存书积压的窘况。
另外依靠行政动员发到公社以及生产队的大量读物，其中有相当多的部分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1958年5月20日，广西阳朔县白沙乡民办书店的开业使得广西各地掀起了建民办书店的高潮。在白沙乡民办书店开业初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华书店派人进行了多方面的了解，认为民办书店有以下几方面优势：第一，群众自己创办的书店，既能够服务于群众又能够便于群众监督；其二，在乡党委直接领导下，可以更好地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其三、县书店指导业务，有利于指挥；其四，稳定人员和机构。7月20日，广西全自治区书店经理在阳朔召开现场会议，一致认为“民办书店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行网问题的最理想的形式”。
随后，《人民日报》、新华书店总店《图书发行》报等多家媒体刊登了关于民办书店的文章，此外在上级的推广和肯定下，于8月底，全区就有10个县实现了“乡乡有书店”，共建起了民办书店340个。这种大放“卫星”、“夺冠军”，大搞群众运动的图书发行，造成图书发行业的凌乱不堪，资源浪费，造成了大积压、大报废、大损失。既无经济效益、也无社会效益。
一 “大跃进”运动在出版界的开始首于上海
随着1957年的整风运动与“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开展，轰轰烈烈的出版界“大跃进”运动在上海率先展开。1958年2月，上海各出版社近4000人数天内针对所谓的“官气、暮气、骄气、阔气、娇气”等“五气”写了46万张大字报进行疯狂打击。随后，各单位和个人都迅速制订了“大跃进”计划。上海出版社向全国发出倡议：承诺1958年出版物发行347种，字数2900万，上缴利润105万元，利润比去年增加9倍。3月10日，文化部抓住了这个典型，在上海召开“全国出版工作跃进会议”，强调在新形势下出版工作要迎头赶上。会议结束后，国家出版和发行系统掀起“学先进、赶先进、比先进”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出版社提出，两年后力争成为全世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最好的出版社之一，要出版一系列震动世界的“巨著”，装帧印刷质量3年内要赶上德国，超过日本。决定在7月份大战一个月，发稿数量和种数要提高6倍，在字数上要增加4.5倍。中华书局提出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速度。《赶上英国，超过英国》是外文出版社在3天内就出版了俄文、英文版的等6种书。七、八两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就出版了55种增至172种宣传画。商务印书馆苦战五昼夜，通过努力，把过去至少要四五个月才能出版的书，一个月内就出版了11种，共121万字。有的出版社提出加快出书时间“三个一”的速度指标，要求有的书一天、一句、一个月出版。6月份，上海各出版社出版了209种宣传总路线的书，总印数达2300余万册。出版社一天就编出6种宣传总路线的小唱本，6天就出版了15种宣传总路线的新书。“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图书在6月某日还由上海市出版局的正副局长带领，各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编辑、干部一共有700多人在市区的电车上、马路上推销宣传总路线的图书。”通过整风，上海出版社盲目追求所谓质量而忽视普及等一贯倡导的倾向一发不可收拾。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出版事业大跃进运动，各种出版物的原先所定的规章制度和标准成了空话，造成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浮夸风、质量低下出版物盛行。
二 出版工作仅重视数量而忽略质量
在“大跃进”中，出版社出了很多问题，由于片面追求出书的数量，片面追“快”的结果，出版质量大幅下降。针对这一问题，中宣部新闻出版处在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向陆定一作了书面汇报。《汇报》认为，出版工作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浮夸现象比较严重，出版工作重数量，轻质量，很多书籍粗制滥造，质量低劣。造成这种情况原因有三个：
其一，不注意质量，盲目快速出书，片面强调数字指标。特别是下半年的国庆节前后，进行数量上的竞赛，发展数量的歪风达到了高潮。
其二，浮夸现象也还存在于出版工作中，主要表现在滥出“丛书”上。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1958年，各种名义的“丛书”全国出版的就达到460种以上。其中湖北人民出版社(33套、312本)、浙江人民出版社(40套、208本)、江苏人民出版社(76套、共621)。此外还有很多“丛书”的编辑东拼西凑，没有章法，质量低劣。自从大跃进以来，出版部门的干劲出现了很大转机。但与此同时又滋生了一种很反常的庸俗作风和浮夸习气。造成目前书籍质量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是“多、快、好、省”变成了单纯追求高数字的空指标。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宣传指导下，主管部门制度不健全，业务工作不认真，只片面强调数字指标，硬性规定任务，甚至提倡“放卫星”等做法，造成以上不良现象是有责任的，是不能推辞的。
其三，因为过于盲目追求书籍的数量，致使粗制滥造，质量较差。其主要体现如下几点：(1)政治上有错误、有毛病和出版水平达不到标准的著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出版)基本上利用已有的资料抄袭拼凑而成，一些地方还存在政治性错误。《石油矿床学》(地质出版社出版译本)，出现了一张把我国台湾划归日本，把东北排除在外的“中国地图”。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友谊号》书籍封面，竟也出现了相同的错误问题，把波兰的国旗错绘成印度尼西亚的；此外还有不少书籍出现了对“大跃进”的浮夸宣传，非常不切实际。(2)存在书籍滥编现象。1958年出版的大多数反映“大跃进”，配合政治运动的传播宣传手册，很多直接是由报刊上的文章转载加以拼凑编成，相互重复，质量低劣。这当中大部分文章不仅对实际工作了浮夸的宣传，传播了许多不恰当的口号，且对党的政策加以歪曲，同时还对共产主义作了许多不恰当或庸俗的诠释。(3)编校工作不严肃认真，导致有出版价值的书籍在出书时没有章法，进而造成了工作中的混乱现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心雕龙注》标着“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判丛刊”，而另一本《饮冰室诗话》一书却归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判丛书”名下。
三 图书发行部门大搞群众运动
大搞群众运动是全国图书发行部门“大跃进”的主要方法。1958年9月初，新华书店总店在西安召开全国现场会议，提出了“人人卖书”，大力推广了陕西长安县一个月发行农村读物86万册的经验。9月，福建省规定在全省发行书籍6000万册，让全省的人平均拥有4册，提出“要坚决超过陕西，拿取全国第一”的口号。为此，福建各地方便出现了“奋战”的局面，在福建惠安，由县委出马牵头，发动了1600名教师、文教干部，在十天内征订发行了180万册小册子。“放卫星”的氛围在各方影响下越来越高涨。在广西桂平县书店，378万册图书20天即发行完毕。而河北省提出了平均每人买5册书的“卫星”标准，山区的目标是人均每买4册书。另外江西省宣布仅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就要达到1200万册的发行量。“在这种争夺的局面下，全国新华书店未能避免赊销坏账以及存书积压的窘况。
另外依靠行政动员发到公社以及生产队的大量读物，其中有相当多的部分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1958年5月20日，广西阳朔县白沙乡民办书店的开业使得广西各地掀起了建民办书店的高潮。在白沙乡民办书店开业初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华书店派人进行了多方面的了解，认为民办书店有以下几方面优势：第一，群众自己创办的书店，既能够服务于群众又能够便于群众监督；其二，在乡党委直接领导下，可以更好地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其三、县书店指导业务，有利于指挥；其四，稳定人员和机构。7月20日，广西全自治区书店经理在阳朔召开现场会议，一致认为“民办书店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行网问题的最理想的形式”。
随后，《人民日报》、新华书店总店《图书发行》报等多家媒体刊登了关于民办书店的文章，此外在上级的推广和肯定下，于8月底，全区就有10个县实现了“乡乡有书店”，共建起了民办书店340个。这种大放“卫星”、“夺冠军”，大搞群众运动的图书发行，造成图书发行业的凌乱不堪，资源浪费，造成了大积压、大报废、大损失。既无经济效益、也无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