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既是商贸通道，也是文化纽带。浙江作为昌盛的文献之邦，在其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汉唐陆路丝路为主的第一波文化交流兴盛时期，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西域乃至古希腊、古罗马传播了丝绸文化，也从南亚古印度吸纳了佛教文化。相传，汉武帝为联合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共灭匈奴，曾以“和亲”之策，把江都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封为“江都公主”，远嫁乌孙国王。刘细君带了桑籽蚕种出境，把浙北苏南一带的桑蚕养殖和蚕丝技术传到了西域。这个故事至今仍为中外史家津津乐道。
　　在早期的印度梵僧、西域胡僧来华传播佛教的踪迹中，杭州灵隐寺、慈溪五磊寺、海盐金粟寺等，成为后世浙江佛教寺院的开山之地。隋唐时，天台山国清寺、新昌大佛寺、余杭径山寺等大批名刹在浙江建立。之后，在佛教中国化、禅宗从“一花开五叶”到临济宗一枝独秀、“子孙遍江南”的演进中，在禅宗思想与儒学、道教相对融合，直至诞生宋明理学的过程中，浙江的五山十刹和高僧大德及诸多檀越硕儒，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唐宋之际，在佛学东传日本的历史中，余杭径山寺、临安天目寺、杭州灵隐寺等禅院大刹，发挥了核心作用，影响十分深远，堪称是东北亚地区佛教“黄金纽带”上的主流。
　　北宋的明州（今宁波）是当时朝廷与高丽使节往来的门户。元丰元年（1078），宋廷派使臣安焘、陈睦出使高丽，令明州造万斛巨船两艘，一名“凌虚致远安济神舟”，一名“灵飞顺济神舟”。两船从明州定海出发，“绝洋而东”，到达时受到高丽人民的山呼欢迎。宣和五年（1123），徐兢等人奉命出使高丽，所乘两船一名“神舟”，一名“客舟”，也系明州所造，船上使用指南针导航技术；徐兢归国后著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宣和年间，宋廷还曾派使臣路允迪出使高丽，在明州打造两艘巨型海船，一名“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一名“循流安逸通济神舟”。
　　南宋的杭州是海外宗藩国入贡的首要目的地：建炎三年（1129）十月占城国入贡。建炎四年（1130）三月大食国贡使到行在。绍兴二年（1132）三月占城國遣使入贡；四月高丽王楷遣尚书崔惟清入贡；闰四月高丽使臣崔惟清、沈起到明州，转道到临安。绍兴七年（1137），三佛齐使者赴临安府朝见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一月，占城国进奉使萨达琳等入见宋廷。绍兴二十六年（1156）正月十四日，交趾国使来临安府进贡，宋廷册封其王开祚为南平王；二月二十五日，三佛齐使节来朝；十一月十九日，真腊、罗斛国使入贡……南宋都城杭州，已然成为东方外交中心。
　　由于东西方交通的空前畅通，蒙元时代大批随蒙古铁骑而来的西北、西域、中亚等地移民，涌向中原、江南地区。当时杭城成为这些移民侨居的首选地。史称：“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营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伙……”元代杭州的外来侨民中，以回回人（指中亚、西亚一带信仰伊斯兰教的移民，民族成分多元）最多。陶宗仪《辍耕录》说，当时回回人已在杭州荐桥一带形成了聚居街坊，且在聚景园置有公共墓地；他们的容貌、服饰、语言、信仰、婚俗等，与汉人迥然不同。杭州至今留下不少遗迹，如凤凰寺主殿无梁殿及珠宝巷、回回新桥等地名。聚景园的回回人墓，在新中国成立后曾迁葬骸骨一万多穴。事实上，元代杭州除回回人外，还有其他外国侨民，如阿速人、阿鲁浑人、钦察人、犹太人、印度人、埃及人、土耳其人等，以及来自东北和西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契丹人、女真人、乌斯藏人等，从而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中外各族杂居的盛况。
　　明清时期，浙江的对外文化交流仍然可圈可点，如余杭人陈元赟把拳术传到日本并演化成为日本的国术相扑，余姚人朱舜水在日本幕府倡导儒学而被尊为“日本的孔夫子”，杭州永福寺高僧东皋心越在日本弘法传教、同时传播古琴和篆刻而被尊为日本“古琴之祖”“篆刻之父”。正当同时，欧洲传教士东来中国传教，足迹大都遍及浙江沿海各地，像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来杭州传教，最后死葬西溪大方井……诸如此类，无不为浙江和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中外文明互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为了接待外国客商或使臣，古代浙江沿海港口设有专门的接待机构。如北宋明州的高丽馆，又称高丽使馆或高丽行使馆，俗称东蕃驿馆，建于政和七年（1117），地址在今宁波宝奎巷宝奎精舍；北宋明州波斯馆，又称波斯团，地址在今宁波车轿街南巷左边。南宋朝廷为安置接待外国使客，在杭州设置了设施豪华富丽的国宾馆，如候潮门里的都亭驿、西湖南山慧因峰下的怀远驿、余杭门外的北郭驿亭等。元代杭州设置了接待使客的驿站，兼有运送过往使客的交通机构和接待外来朝贡或出访使臣的接待机构两种功能。明代杭州的浙江驿、吴山驿、武林驿、钱塘公馆，宁波的安远驿、迎宾馆、嘉宾馆，也都是接送朝贡贸易的过往客使商旅的。当时乍浦还有控制对日贸易舶货批发的日本商问屋。清代康熙年间开放海禁时，也曾在定海开设红毛馆，为英国等国商人和船员的馆宿之处，实则是英国设立的商馆。凡此种种，都说明浙江人民自古热情友好、礼宾天下客的礼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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