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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证制度是我国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一大特色，是长期商品匮乏、供应不足的苦果。
从1953年到1993年，粮、油、肉、蛋等基本生活用品的票证（包括购粮本、副食本）制度在城镇持续了整整40年！如今，五花八门的票证成了历史文物，成了收藏品，甚至印行图谱标价拍卖，收藏价值不亚于古钱币和邮品。回顾这40年的票证时代，真可谓“一部荒唐史，多少辛酸泪”！
粮票生死簿
我国粮票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饭票”、“米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根据地及解放区的政府机关和官兵实行粮食供给制，粮票的发行与分类管理为解放后的粮票管理提供了经验。
1953年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全面开展对农村粮食、油料、棉花的“统购统销”，在城市实行“定量供应”制度。1954年9月各省市正式发放“棉布购买票”；1955年11月全国正式使用粮票，同时印发油票；1957年7月开始印发肉票……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国城镇一直实行“配给制”，基本生活用品如每人每月20～30斤粮食、半斤或几两油、一斤或半斤肉，每年13.6尺布等，都凭“户口供应本”分栏记录、发给票证，配给到户到人。1993年正式取消粮票、油票、肉票、蛋票等票证及购粮本、副食本。
“没有全国粮票林彪跑不了”
城镇居民粮食供应与户口挂钩。公安户籍部门，把由国家供应粮油的城镇居民划为“非农业户口”。
粮票凭居民粮食供应本按月在户口所在地粮店领取。一般定量为：居民23斤，干部26斤，中学生32斤（凭入学通知），特殊工种如炼钢工人基本口粮加工种粮可达45斤，煤矿工人最高定量57斤。从1960年起，到粮店买粮或进饭馆吃饭必须凭粮票。1961年夏天，吴宓准备从四川到广州探访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函告吴宓：“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见《国学大师陈寅恪》1996年版）
据说1971年9月，一位公社干部得知林彪叛逃的消息，直嚷道：龟孙子，不发给你全国粮票，看你能跑到哪里去！粮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1967～1974年发放的粮票充满政治色彩，票面以“革命圣地”、“工农兵”形象、毛主席语录（“必须把粮食抓紧”等）为主要装饰图案。如果说“毛主席像章”是佩在胸前的革命牌牌，票证则是藏在家里的活命牌牌。
夫人减定量瘦成“黑老鸹”
“大跃进”、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造成极大损失，1959～1962年持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使全国老百姓绝大多数吃不饱，浮肿、肝炎、传染病蔓延，据说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学术界流传的数字为3000万左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回忆：过去鸡鸭鱼肉总能买到一些，此时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市场上，不仅鸡蛋、鸭蛋、能吃的蛋没有了，豆油、花生油、麻油也都没有了，连蔬菜都难以见到了。何兹全粮食定量是32斤，妻子良玉31斤，灾害时期要求减少定量，妻子减为28斤，体重也由130斤减到93斤，瘦成一个黑老鸹（乌鸦）。有次在路上捡了一个白菜头，回到家用水泡上，后来竟然发了芽，长出叶子。儿子回家，就掐几个叶子给他煮汤喝。学校领导干部看见了，端到系里去展览说：“何先生家多会动脑筋想办法，增加生产！”何妻在39中学教书，从学校买回一麻袋干菜叶子，叫干菜叶，里面什么都有：头发、树叶、烂棉花、线头、泥土，用水泡、洗了20次还洗不出菜叶来。洗好后切碎，和上面粉，放上盐做成团子，蒸着吃。学校里师生大多浮肿，腿软无力，体育活动都停了。
没有粮票就没有奶水
作家白桦的儿子出生于1959年底，那是第一个饥荒年。妻子（著名演员王蓓）因病手术后没有奶水，当时的牛奶属于控制的配给品，有钱也订不到。
1960年，凭婴儿出生证，只能一次性购买红糖1斤、猪排骨2斤，怎么催得出奶水？！假如到黑市购买，鸡蛋比牌价贵十几倍，还不易买到。上海从苏北招奶妈，只要给饭吃，工钱就可以不要。奶妈为了活命，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乡下喝米汤，有的连米汤也没有，只好喝野菜汤。
白桦的定量是28斤，王蓓的定量是25斤，一共53斤粮票。当时白桦在工厂当钳工，他的粮票要带到工厂去，家里只剩王蓓的25斤定量，奶妈没有粮票。这困境被王蓓的同事们知道了，上海电影剧团的演员们（赵丹、白杨、张瑞芳、秦怡、上官云珠、王丹凤等）纷纷解囊相助，有的1两2两，有的1斤2斤，每月凑个8斤10斤……就这样半饥不饱地度日。
90年代初，儿子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白桦问他：“你知道你小时候喝的奶水是谁的吗？”儿子答：“知道，是一个扬州妈妈。”白桦说：“也对，也不对。在你刚出生的时候，许多曾在中国银幕上大放光彩的电影演员，每个月都从自己的口粮里，克扣一些给我们，这样才能首先让你的奶妈吃饱，才有奶水喂养你……”
儿子先是笑，而后黯然……
五斤红薯换一斤细粮
六七十年代，毛主席的一则语录层层传达和长期遵行：“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由于细粮紧缺，红薯、玉米粉等粗粮也配搭供应，5斤红薯可兑换1斤细粮。孩子多的人家，乐意用细粮换红薯。
黑市买卖粮票赚取差价，成为部分无业者的谋生手段。这样的交易被称为“投机倒把”，是列入打击范围的。轻者行政拘留，没收非法所得，重者管制、劳教甚至判处有期徒刑。
60斤粮票娶个俏媳妇
1976年秋，天津某“工农兵学员”毕业分配到承德地委党校当教员，办迁移粮食关系时，粮食定量由学生时的32斤变为29斤，问为什么，回答说教员是脑力劳动，消耗少。对此他十分紧张，因为他饭量颇大，每天不足一斤的定量还不够他吃一顿，于是赶紧给家中写信，请求支援粮票。
一个男同事，人长得不咋样，个子矮，脸上还有麻子。可他的媳妇很俊，又高，又白，大眼睛，高鼻梁，还小他十来岁。问：“你咋来这艳福？”他得意地说：“全靠60斤粮票！”原来，他从部队农场复员，手里有粮票，给了女方家里60斤粮票，事就成了。
粮票可作人民币用
从50年代到90年代初，城市票证配给品的“牌价”和自由市场的“议价”不同。各种票证可以代替人民币。虽然政府三令五申禁止买卖票证，但实际上，票证黑市早已半公开，大街小巷、明里暗里都在以票换物，以票换钱。
北京市有些胡同成了自由市场，其中某些摊位交易不收人民币，只收粮票。
笔者1984年曾亲眼目睹，在合法的露天市场内，浙江温州农村夫妇开设了一个摊位，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塑料盆、塑料桶、菜篮子、水果筐，五花八门的杯碗瓢碟、铝锅、不锈钢锅、咖啡锅、塑料浴缸……营业范围是“经营小百货”，进的货物都是北京稀缺的。一个塑料盆或水果筐值10斤北京细粮票，一个不锈钢锅则值100斤粮票，买一个大塑料浴缸要500斤粮票。
笔者计算了一下：按照实物折价，当时每斤细粮票（面粉票）合人民币2角，每斤粗粮票合人民币1角3分。全国粮票的价还要高些，大约三四角钱一斤。“小百货”换1斤粮票，大约能赚5分钱。估算每天收入约1000斤粮票，约赚50元。一个月能收入1500元人民币（约合今9000元人民币）。
温州夫妇在小胡同大杂院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小平房，每月房租70元。省吃俭用地在北京干了两年以后，他们用积攒的钱在温州老家盖起了一座三层楼房。
这样的摊位全国各地自由市场都有，也没什么人干预，大家心照不宣：粮票毕竟是值钱的！
粮票贩子——倒爷发了财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票贩子依靠倒卖票证发了财，人称“票证倒爷”。
1985年前后，城市居民生活好转，饮食结构发生变化。一日三餐的副食（菜肴）增多，主食（米面）比重减少，每人每月用不了二三十斤粮食，粮票就积攒下来，而鱼肉禽蛋稀缺。于是“粮票贩子”应运而生。有小报报道：“无论在粮店门外、车站售票窗口、百货商场、剧院霓虹灯下，人们都可以看见粮票贩子的身影出没，听他们低声询问甚至粗声吆喝：收购粮票！本市粮票10斤两块钱！全国粮票10斤3块钱！换鸡蛋喽！10斤粮票换1斤新鲜鸡蛋！”各处差不多都是这个价钱：当地粮票每斤2角，全国粮票每斤三四角。
据有关资料估计，上海市1986年套购倒卖的凭票供应粮食1700万斤，1987年仅前5个月就倒卖了2200万斤。1986年上半年，北京市公安局查获没收倒卖粮票25万斤，未被查获的不知凡几。
缺乏文化的农民票贩子倒卖票证蛮有学问。在江苏，一只母鸡可以换60斤当地粮票。在兰州，100斤粮票换10斤鸡蛋，全国粮票在农村每斤4角钱，而1斤鸡蛋1元8角，一转手就赚22元 。
但这些“生财之道”都不是知识分子所能干的，他们甚至想都不会去想。书呆子哪里是票贩子的料？！不过，80年代中、后期的知识分子，几乎家家都曾用节余的粮票和工业券去换取过日用品。因为他们手里的人民币实在太少了。工资提高的速度，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脑体倒挂”，知识分子生活费确实很紧。节余的票证，多少可以补贴一些日用。
从1953年到1993年，粮、油、肉、蛋等基本生活用品的票证（包括购粮本、副食本）制度在城镇持续了整整40年！如今，五花八门的票证成了历史文物，成了收藏品，甚至印行图谱标价拍卖，收藏价值不亚于古钱币和邮品。回顾这40年的票证时代，真可谓“一部荒唐史，多少辛酸泪”！
粮票生死簿
我国粮票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饭票”、“米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根据地及解放区的政府机关和官兵实行粮食供给制，粮票的发行与分类管理为解放后的粮票管理提供了经验。
1953年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全面开展对农村粮食、油料、棉花的“统购统销”，在城市实行“定量供应”制度。1954年9月各省市正式发放“棉布购买票”；1955年11月全国正式使用粮票，同时印发油票；1957年7月开始印发肉票……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国城镇一直实行“配给制”，基本生活用品如每人每月20～30斤粮食、半斤或几两油、一斤或半斤肉，每年13.6尺布等，都凭“户口供应本”分栏记录、发给票证，配给到户到人。1993年正式取消粮票、油票、肉票、蛋票等票证及购粮本、副食本。
“没有全国粮票林彪跑不了”
城镇居民粮食供应与户口挂钩。公安户籍部门，把由国家供应粮油的城镇居民划为“非农业户口”。
粮票凭居民粮食供应本按月在户口所在地粮店领取。一般定量为：居民23斤，干部26斤，中学生32斤（凭入学通知），特殊工种如炼钢工人基本口粮加工种粮可达45斤，煤矿工人最高定量57斤。从1960年起，到粮店买粮或进饭馆吃饭必须凭粮票。1961年夏天，吴宓准备从四川到广州探访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函告吴宓：“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见《国学大师陈寅恪》1996年版）
据说1971年9月，一位公社干部得知林彪叛逃的消息，直嚷道：龟孙子，不发给你全国粮票，看你能跑到哪里去！粮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1967～1974年发放的粮票充满政治色彩，票面以“革命圣地”、“工农兵”形象、毛主席语录（“必须把粮食抓紧”等）为主要装饰图案。如果说“毛主席像章”是佩在胸前的革命牌牌，票证则是藏在家里的活命牌牌。
夫人减定量瘦成“黑老鸹”
“大跃进”、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造成极大损失，1959～1962年持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使全国老百姓绝大多数吃不饱，浮肿、肝炎、传染病蔓延，据说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学术界流传的数字为3000万左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回忆：过去鸡鸭鱼肉总能买到一些，此时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市场上，不仅鸡蛋、鸭蛋、能吃的蛋没有了，豆油、花生油、麻油也都没有了，连蔬菜都难以见到了。何兹全粮食定量是32斤，妻子良玉31斤，灾害时期要求减少定量，妻子减为28斤，体重也由130斤减到93斤，瘦成一个黑老鸹（乌鸦）。有次在路上捡了一个白菜头，回到家用水泡上，后来竟然发了芽，长出叶子。儿子回家，就掐几个叶子给他煮汤喝。学校领导干部看见了，端到系里去展览说：“何先生家多会动脑筋想办法，增加生产！”何妻在39中学教书，从学校买回一麻袋干菜叶子，叫干菜叶，里面什么都有：头发、树叶、烂棉花、线头、泥土，用水泡、洗了20次还洗不出菜叶来。洗好后切碎，和上面粉，放上盐做成团子，蒸着吃。学校里师生大多浮肿，腿软无力，体育活动都停了。
没有粮票就没有奶水
作家白桦的儿子出生于1959年底，那是第一个饥荒年。妻子（著名演员王蓓）因病手术后没有奶水，当时的牛奶属于控制的配给品，有钱也订不到。
1960年，凭婴儿出生证，只能一次性购买红糖1斤、猪排骨2斤，怎么催得出奶水？！假如到黑市购买，鸡蛋比牌价贵十几倍，还不易买到。上海从苏北招奶妈，只要给饭吃，工钱就可以不要。奶妈为了活命，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乡下喝米汤，有的连米汤也没有，只好喝野菜汤。
白桦的定量是28斤，王蓓的定量是25斤，一共53斤粮票。当时白桦在工厂当钳工，他的粮票要带到工厂去，家里只剩王蓓的25斤定量，奶妈没有粮票。这困境被王蓓的同事们知道了，上海电影剧团的演员们（赵丹、白杨、张瑞芳、秦怡、上官云珠、王丹凤等）纷纷解囊相助，有的1两2两，有的1斤2斤，每月凑个8斤10斤……就这样半饥不饱地度日。
90年代初，儿子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白桦问他：“你知道你小时候喝的奶水是谁的吗？”儿子答：“知道，是一个扬州妈妈。”白桦说：“也对，也不对。在你刚出生的时候，许多曾在中国银幕上大放光彩的电影演员，每个月都从自己的口粮里，克扣一些给我们，这样才能首先让你的奶妈吃饱，才有奶水喂养你……”
儿子先是笑，而后黯然……
五斤红薯换一斤细粮
六七十年代，毛主席的一则语录层层传达和长期遵行：“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由于细粮紧缺，红薯、玉米粉等粗粮也配搭供应，5斤红薯可兑换1斤细粮。孩子多的人家，乐意用细粮换红薯。
黑市买卖粮票赚取差价，成为部分无业者的谋生手段。这样的交易被称为“投机倒把”，是列入打击范围的。轻者行政拘留，没收非法所得，重者管制、劳教甚至判处有期徒刑。
60斤粮票娶个俏媳妇
1976年秋，天津某“工农兵学员”毕业分配到承德地委党校当教员，办迁移粮食关系时，粮食定量由学生时的32斤变为29斤，问为什么，回答说教员是脑力劳动，消耗少。对此他十分紧张，因为他饭量颇大，每天不足一斤的定量还不够他吃一顿，于是赶紧给家中写信，请求支援粮票。
一个男同事，人长得不咋样，个子矮，脸上还有麻子。可他的媳妇很俊，又高，又白，大眼睛，高鼻梁，还小他十来岁。问：“你咋来这艳福？”他得意地说：“全靠60斤粮票！”原来，他从部队农场复员，手里有粮票，给了女方家里60斤粮票，事就成了。
粮票可作人民币用
从50年代到90年代初，城市票证配给品的“牌价”和自由市场的“议价”不同。各种票证可以代替人民币。虽然政府三令五申禁止买卖票证，但实际上，票证黑市早已半公开，大街小巷、明里暗里都在以票换物，以票换钱。
北京市有些胡同成了自由市场，其中某些摊位交易不收人民币，只收粮票。
笔者1984年曾亲眼目睹，在合法的露天市场内，浙江温州农村夫妇开设了一个摊位，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塑料盆、塑料桶、菜篮子、水果筐，五花八门的杯碗瓢碟、铝锅、不锈钢锅、咖啡锅、塑料浴缸……营业范围是“经营小百货”，进的货物都是北京稀缺的。一个塑料盆或水果筐值10斤北京细粮票，一个不锈钢锅则值100斤粮票，买一个大塑料浴缸要500斤粮票。
笔者计算了一下：按照实物折价，当时每斤细粮票（面粉票）合人民币2角，每斤粗粮票合人民币1角3分。全国粮票的价还要高些，大约三四角钱一斤。“小百货”换1斤粮票，大约能赚5分钱。估算每天收入约1000斤粮票，约赚50元。一个月能收入1500元人民币（约合今9000元人民币）。
温州夫妇在小胡同大杂院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小平房，每月房租70元。省吃俭用地在北京干了两年以后，他们用积攒的钱在温州老家盖起了一座三层楼房。
这样的摊位全国各地自由市场都有，也没什么人干预，大家心照不宣：粮票毕竟是值钱的！
粮票贩子——倒爷发了财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票贩子依靠倒卖票证发了财，人称“票证倒爷”。
1985年前后，城市居民生活好转，饮食结构发生变化。一日三餐的副食（菜肴）增多，主食（米面）比重减少，每人每月用不了二三十斤粮食，粮票就积攒下来，而鱼肉禽蛋稀缺。于是“粮票贩子”应运而生。有小报报道：“无论在粮店门外、车站售票窗口、百货商场、剧院霓虹灯下，人们都可以看见粮票贩子的身影出没，听他们低声询问甚至粗声吆喝：收购粮票！本市粮票10斤两块钱！全国粮票10斤3块钱！换鸡蛋喽！10斤粮票换1斤新鲜鸡蛋！”各处差不多都是这个价钱：当地粮票每斤2角，全国粮票每斤三四角。
据有关资料估计，上海市1986年套购倒卖的凭票供应粮食1700万斤，1987年仅前5个月就倒卖了2200万斤。1986年上半年，北京市公安局查获没收倒卖粮票25万斤，未被查获的不知凡几。
缺乏文化的农民票贩子倒卖票证蛮有学问。在江苏，一只母鸡可以换60斤当地粮票。在兰州，100斤粮票换10斤鸡蛋，全国粮票在农村每斤4角钱，而1斤鸡蛋1元8角，一转手就赚22元 。
但这些“生财之道”都不是知识分子所能干的，他们甚至想都不会去想。书呆子哪里是票贩子的料？！不过，80年代中、后期的知识分子，几乎家家都曾用节余的粮票和工业券去换取过日用品。因为他们手里的人民币实在太少了。工资提高的速度，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脑体倒挂”，知识分子生活费确实很紧。节余的票证，多少可以补贴一些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