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6日，由著名戏曲剧作家张永和先生编剧的北京曲剧《王致和》在天桥艺术中心再度上演，落第举人华丽变身“东方奶酪”——臭豆腐创始人的传奇故事，又一次令京城观众大饱耳福。

儒生的自尊与骄傲

　　王致和本人是清朝康熙年间安徽籍的举人，这是历史的真实。我们知道在清朝，一个省能够中举的秀才不过二三百人，而在一个县里，能够中举的也不过一二人。这说明王致和是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的。同时，这与徽州地区“贾而好儒”的人文风俗，与徽商“贾者力生，儒者力学”的儒家思想也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张永和先生循着这一历史的真实，着力刻画王致和这个徽州举人身上卓尔不群的“儒生”气质，紧紧抓住一个“儒”字，大做文章：且看他一袭湖蓝色长衫，策马扬鞭赴京赶考的翩翩气度;且看他在徽州父老面前夸下海口，“不中进士誓不还乡”的自信满满;且看他一路志在必得、午门看榜的自信与骄傲……处处体现着一个“儒”字。紧接着，杏榜无名的巨大心理落差，把这个儒生的心理节奏彻底打乱，“我的大名，我的大名，王致和，没在榜上题……”一个满腹锦绣文章、江南省头名解元，如何在北京城安身立命？他又怎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科考这条路？这里面不得不提一下儒家思想：
　　受汉代以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把读书进仕、立身扬名作为正途，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这条路非常不好走，可以说成功者寥寥，失败者无数。往远了说，魏晋时期还没有科举制度，是世袭制，当时很多名士，嵇康、阮籍、杨修……可以说才华过人，最后都丧身于政治旋涡;往近了说，清代的蒲松龄、曹雪芹，都是落第举子，被关在科举大门之外……中国的士阶层历来都是充满矛盾的，一面希望施展抱负，实现自我价值;一面又受到现实的重重制约，每当他们精神深处受到冲击，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他们就在寻找一种出世与入世的平衡。比如，用道家思想的出世，用玄谈抒发政谏，用佛学安顿身心……王致和身上，也一样印着儒家思想烙印。一个平民举子，希望通过科举光宗耀祖，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当这条科举路走不通时，命运要求他不得不改变的时候，王致和用什么方式，来调和这种矛盾？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在韩冬雪的鼓励下，王致和决定靠磨豆腐的手艺先在京城安身，三年后再战春闱，他用力扯开了身上的长衫……曲剧《王致和》演出时，这一段表演非常有震撼力，这是王致和经过一番非常痛苦的思想斗争、心理矛盾爆发后的极度外化，这一个动作，扯开的是封建社会1300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金科玉律，是中国知识分子根植于儒家思想精神深处的那份尊严和傲骨……而王致和的积极意义也在于，他没有像历史上那些孤标傲视的文人，消极避世，愤世嫉俗，而是走上了一条自食其力、安身立命、务实发展的新路。从儒生傲骨到安身立命，既体现了历史的真实，又刻画出复杂人性的真实！

两个女人的情感写照

　　剧中韩冬雪、曹春雨这两个人物，完全是艺术虚构的。但她们的思想性情，完全符合徽州文化与老北京文化的特点：一个温婉内敛、静如处子，一个泼辣仗义、情如飞瀑。为了使韩冬雪这个人物更加丰满而富有艺术感染力，张永和先生为她设计了这样一段身世经历：韩冬雪的丈夫是上一科来京会试的歙县举人，祖上在徽州经营歙砚买卖，丈夫春闱落第后，起早贪黑在京城卖砚台，晚上伴着青灯苦读，不幸身染重病去世。韩冬雪看到王致和的一刹那，一种强烈的共鸣与同情便在心底萌芽开来，她默默地鼓励着王致和，“豆腐身软志不软，出身虽低品不低”，希望他能够为卖砚台、卖豆腐的平民举子争一口气！这就是人性深处的可贵，感同而身受，惺惺而相惜。如此巧妙自然的笔墨铺陈，使观众对于王致和与韩冬雪之间萌生的感情，非但没有排斥和反感，反而愈加触动心弦。尤其是当韩冬雪在王致和梦境中被绑缚刑场之际，大胆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两个人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感升华，更加令人觉得可信、可亲、可敬！
　　在张永和先生的原作中，曹春雨也是一个有思想，有性情的徽州女子。她能够站在丈夫的角度，深深理解王致和与韩冬雪之间的知己情义，对于王致和进京赶考求取功名，一直抱着“只要夫妻团圆，哪怕跟他卖一辈子豆腐”的淡泊安然思想。曹春雨能有这样的思想，并非全部是艺术的虚构，这得益于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崇文重教的风俗，一些开明之士的家训中强调，“女子最要先明大义，如《孝经》《论语》及《教女遗归》等书，皆宜课女儿读”。因此，曹春雨身上既有传统徽州女人的隐忍、贤淑、善良美德，又不乏自己独立的思想见识。
　　曹春雨、韩冬雪两个人物的安排，可谓全剧的神来之笔，巧妙地把京城文化和徽州文化通过两个女人各自的性格特点和对王致和支持的不同侧面，变现了女性的不同特征，同时又都有共性，就是都支持王致和走上一条安身立命之路。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她不排斥任何文化差异，并且能兼容并蓄，同时也是人性根植于历史真实的鲜活写照。

理想与现实的重构

　　王致和在经历过两度科考的辛酸，情感的冲刷与洗礼，南柯一梦的冲击与磨砺之后，当他无意中发明了闻着臭、吃着香的人间奇味“臭豆腐”后，他对自身命运的抉择、价值的取舍，对理想与现实的构架，发生了由内而外的质变。此时，王致和已经由最初的书生意气、儒生傲骨，转变为一个精神独立、对自身理想價值重新构架的大写的“中国书生”！这种转变，俨然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而是源于徽州文化与老北京文化的思想碰撞，两个女人的情感支撑，一个中国读书人对于自身人格转型的重新思考与定位，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扎扎实实踩在脚下的那份家国情怀……
　　臭豆腐的诞生和热销看似是个偶然，实际上偶然中蕴含着必然。封建社会走到了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的一些萌芽已经有所展现，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皇城，更是商贾云集，各种行当逐渐成熟，这一点从北京的一些胡同巷子中便可窥知一二。
　　正因如此，王致和这段“中国故事”才能在寥寥数语的历史真实之中，焕发巨大的生命力，因为这里面蕴含着人性深处至真至善的品德，蕴含着徽州文化与京城文化的博大兼容，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与傲骨，更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