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去世，享年99岁。“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他曾借用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对朋友说。
　　这位历史学家去世的消息很快登上了微博热搜。他的学生、现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感到惊讶，何先生从来是一位害怕热闹、喜欢清静的学者，他完全没想到何先生的去世会在学界之外这么引人瞩目。
　　1921年，何兆武生于北京。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读本科、研究生的七年中，他先后读过土木、历史、哲学、外文四个系。他在1956至1986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但在何兆武晚年的访谈和文章中，他经常感慨自己属于“报废的一代”。
　　“所谓‘报废’，绝非自谦，在我看来满懷沉痛和无奈。”彭刚曾在采访中表示，“一个人在年轻时候做好了从事学术工作的充足准备，但是在他三十多岁开始直到年近六旬这一段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在一个学者最有精力和创造力的年龄段，恰恰碰上了政治运动频繁、学术发展停滞的时代。”
　　在学生彭刚看来，何先生的学术影响面更大的可能在于翻译工作，几代人文社科的学者在大学时代都免不了要读何兆武的译作。何先生有两个重要学术阶段：上世纪50年代，他参加侯外庐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撰写等工作，翻译卢梭《社会契约论》等名著;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何兆武才能集中全部精力从事学术工作，他的主要著述和翻译工作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
　　从更广的层面来说，何兆武对公众的影响力很大程度来自于《上学记》。2006年，何兆武推出口述史《上学记》，详细讲述了自己在西南联大求学时的经历，他濡染观摩了许多大学者的教学和研究，有挚友，有希望和迷茫、困顿，还有战火。文史学者刘超认为，《上学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让人了解民国教育及一代学人的成长历程。对于西南联大，我们不必神化，但是确实值得我们缅怀和回望，尤其是照应当下的教育。
　　上世纪90年代初，彭刚读研究生时与何先生聊天，何先生会谈到以前在联大读书时的事，他刚考进西南联大读工学院，准备学建筑，后来转学历史，考研究生时先考的是外文，再转学哲学。现在作为大学校长，彭刚也在思考，在如今这样一个教育和社会存在揠苗助长现象的时代里，西南联大很大程度上是让学生有机会更从容地发现和培养自己的志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