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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任命余秋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一任命，从酝酿到最后决定，有过一个变化的过程。
1982年4月下旬，党中央为了筹备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两个工作班子，一个负责起草十二大的报告;一个负责研究人事安排。中央决定，由余秋里、程子华、韩先楚主持人事安排小组的日常工作。
人事安排小组于5月3日开始工作，于8月底结束。在人事安排小组工作期间，余秋里曾多次去邓小平处汇报工作。8月的一天，余秋里从邓小平处回来，他告诉我，今天的汇报会结束以后，小平同志找他谈话，说：“十二大以后，你的工作要变动一下。中央考虑，让你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政法委不仅管政法，还要管公安和武警，这项工作很重要。”余秋里说，看来我又要到一个新的领域去工作了。
十二大于9月1日召开，9月11日闭幕。9月17日，第十二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命余秋里为总政治部主任。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不是说去政法委吗，怎么去了总政治部呢？十二大以后，我们陆续听到一些情况，看了有关资料，才了解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十二大以前，中央曾考虑由余秋里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任总政治部主任。以后，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就中央军委组成人员和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征求了军队高级干部的意见。有的同志提出，余秋里长期在军队做政治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在石油部工作期间，他继承和发扬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培育和造就了一支能打硬仗的石油产业大军，开发和建设了大庆油田。他如能回军队主持政治工作可能会更好一些。杨尚昆在写给军委主席邓小平《关于中共中央军委组成人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征求意见情况的报告》中，反映了这些意见。9月10日，邓小平在杨尚昆的报告上批示：“就这样改定：秋里去总政，丕显管政法。问问三帅、陈、李、赵的意见。”于是在9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余秋里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不久又担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余秋里到军队工作不久，一位军队高级干部对他说：“秋里同志，总政的工作不大好做，你思想要有准备啊！”余秋里在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起此事时说：“这位同志这样说是善意的，是出于对我的关心。”“我何尝不知道总政的工作难做，拨乱反正，有许多遗留问题要解决，在新的形势下，还会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无疑难度是比较大的。既然中央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我就要尽力做好。”他还说：“做工作哪能没有困难，正是有困难才需要我们去克服嘛！如果一有困难就打退堂鼓，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我这个人就是不怕困难，有困难就会逼着我们动脑筋，逼着我们去想办法，去克服困难，战胜困难。几十年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不怕困难，勇挑重担，这是余秋里的特点，也是他的优点。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在新的历史时期，他的这些特点和优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余秋里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坚持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重视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为改进和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开拓性工作。
清除“左”的影响
余秋里到总政工作不久，一位大军区政治委员来访，他谈到部队受“左”的影响很深。以后，余秋里又多次找一些同志座谈，详细了解“左”的思想对部队的影响。他提出，总政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把清理“左”的思想影响，作为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一环。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做到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才能在新的时期改进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才能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的团结和军队内部的团结;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他提出，要清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要继续消除“突出政治”的影响，要继续消除在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影响，要纠正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看法。
1983年11月，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军队开始清除精神污染。不久，在一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和搞运动的苗头。有的把不同的生活习惯说成是精神污染，有的把思想问题说成是精神污染，这引起余秋里的高度重视，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清除精神污染，一定要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方法去进行，不能扩大范围，不能偏离方向，不能把消除精神污染和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混同起来，不能把思想问题说成是精神污染。”军委主席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上批示：“讲得好！”
通过消除“左”的思想影响，保证了全军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变革中与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
实现军队干部队伍的“四化”
余秋里到总政以后，看到部队干部队伍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年龄偏大，二是文化程度偏低。他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新时期军队建设一个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只有建设一支‘四化’干部队伍，才能保证部队各项工作开创新的局面。”“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魄力，加快步伐解决新老交替的问题。”他提出要在革命化的前提下，加速实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把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上来。在他的主持下，总政研究提出了符合“四化”方针及合同作战要求的领导班子调整配备方案，中央军委批准了总政的方案，1983年和1985年，先后对军和大军区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调整后，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大幅下降，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水平显著提高。大军区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由64.9岁下降到56.7岁，60%的干部具有大专文化程度，75%的干部经过了军队院校培训。1986年12月，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当杨尚昆向邓小平介绍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时，邓小平高兴地说：“年轻了，看来我们部队的领导真是年轻了。”
在广泛调查论证的基础上，余秋里主持起草了《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军官军衔条例》和《文职干部暂行条例》，不断完善有关政策制度，使干部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群众要靠知识、靠技术吃饭。从农村入伍的青年战士，迫切希望在部队能学习到一两门技术。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南京军区金华驻军某团建立了“育才室”，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大家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民用技术。
1982年11月，余秋里在一份材料上看到这一消息。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落实邓小平关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要求的好方法。他立即把最早开展这一活动的南京军区某军的军、师、团三级干部请到北京，听取他们的汇报。1983年5月，余秋里赴金华主持召开全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经验交流会。他亲自听取基层干部、战士的汇报，参观育才基地。他在大会上讲话指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符合历史的潮流，符合军队建设的方向，也符合广大干部战士、人民群众的愿望。各级党委和机关要切实抓好这件利国、利军、利民的大好事。以后他又去舟山，并再次到金华进行调查研究，适时总结新经验，使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活动进一步深入开展。在以后的时间里，每年有上百万的干部战士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民用技术，涌现了一大批掌握了较高专业技能的人才，既为复员转业的干部战士解决了出路问题，又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一支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培养建立新型的军政军民关系
1982年11月，余秋里到总政工作不久，就到保定驻军调查研究。某师领导汇报了该师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军民关系比较紧张的问题，抽调干部战士到附近农村助民劳动，宣传党的政策和法律知识，与地方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密切了军民关系，也使农村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亲自考察了两个文明村以后感到，这一做法是落实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伟大创造。回到北京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余秋里汇报了保定驻军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情况和农村发生的变化。中央领导同志高兴地说：“十二大以后，党中央一直在寻找一种生产责任制那样起作用的形式，把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军民共建精神文明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以后，余秋里“三下保定”，总结推广保定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经验，使这项活动在全国由点到面，由乡村到城镇，由内地到边疆海岛，广泛开展起来。消除了“文化大革命”对军政军民关系的消极影响，培养了一种新型的军政军民关系。
改进政治机关的工作作风
余秋里到总政工作之初，总政机关和军内一些同志对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的认识很不一致。有的强调政治工作的领导作用;有的认为政治工作应起保证作用;有的介乎两者之间，认为应起领导和保证作用。
1984年7月，在总政党委扩大会议上，余秋里系统地谈了对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他说：林彪搞的“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流毒很深很广。当前，仍有些政治工作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后勤工作的关系。不愿讲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而去强调它的领导作用。余秋里结合自己几十年工作的实践指出：不能正确对待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必然会影响军政团结，必然会使政治工作脱离军事工作，也必然会做不好政治工作。余秋里指出：“有的同志认为一讲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就会降低政治机关的威信。威信是不能自封的，恢复政治工作的威信，要靠我们的工作;靠我们模范地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军委的指示;靠政治工作干部的优良作风和表率作用;靠我们扎扎实实艰苦努力工作。”
后来经过总政机关和全军上下的广泛讨论，对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取得了共识。按照我党一贯的正确原则，规定了政治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重申了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后勤机关的正确关系。
加强部队基层建设，增强官兵团结
历经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余秋里深深懂得基层建设的重要性。他说：“连队历来是部队编成的基本单位。部队平时完成各项任务，战时完成战斗任务，都要靠连队。部队战斗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连队建设得好不好。基层建设搞好了，部队各项工作才有坚实的基础。基层建设搞不好，就好比一座大厦建在沙滩上。”
经过调查研究，余秋里提出，抓基层建设，一是要抓领导机关作风的转变，要树立面向基层，全心全意为基层服务的思想。二是要加强党支部的建设，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余秋里是从红军战士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他非常重视官兵关系。他认为，按照官兵一致的原则处理官兵关系，关键是干部对战士要有深厚的感情，要懂得爱兵，学会带兵，干部和战士之间建立起同志式的亲密关系。余秋里在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时，发现少数干部有打骂战士、侵犯战士利益等不良倾向。1986年7月3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为了严格纪律，严格管理教育，除了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外，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还要明文规定：不准打骂体罚战士;不准接受战士的礼物;不准干部侵犯战士的利益;不准对战士罚款;不准酗酒;不准赌博;不准看淫秽物品;不准弄虚作假。对这些规定，要在部队公开宣布，教育大家共同遵守。凡是违犯的，要严肃处理。通过贯彻执行“八个不准”，干部更加爱护战士，战士更加尊重干部，进一步改善了干部和战士的关系。
领导部队整党，加强党的建设
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余秋里被选为副主任。同时，中央军委确定，在军委常务会议的领导下，总政负责领导全军整党的日常工作。在3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余秋里坚决贯彻中央整党的决定，从军队的实际出发，对每个阶段，每个重要环节，及时提出明确的要求，指出应该注意的问题，保证了整党的健康发展。
1984年4月初，昆明军区副政委史景班来北京，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汇报整党工作。余秋里听取了汇报。史景班说：昆明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重灾区，两派严重对立。在整党中，由于派性的影响，对一些重大问题，往往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一些正确的决定，往往得不到贯彻落实。 余秋里听了史景班的汇报，深深感到了派性的严重性、危害性，派性不消除，整党就无法正常进行。他在讲话中说：在整党过程中，要始终注意消除派性，增强党性，促进团结。必须明确，派性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要消除派性，必须从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入手。我们要教育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错误的，必须全面否定。
余秋里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两派组织都是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挑动产生的，都是在“左”的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活动的。因此，都是错误的。决不能以派性论是非、争高低、比上下。如果发现有人利用派性破坏整党，一定要严肃处理。
这以后，全军广泛开展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通过深入学习，认清了派性的危害，消除了隔阂，增加了团结。
余秋里提出，要把增强党性作为整党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说：我们党历来重视增强党性的问题。如果对一些党员党性不纯的问题不去触及，或触动不深，那就不能说搞好了整党。余秋里强调，加强党性教育，一定要紧密联系实际，从思想上牢固树立几个观念：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观念;二是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观念;三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怕牺牲，甘愿吃亏的观念;四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令，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自觉遵守纪律的观念。
经过广泛深入的党性教育，提高了广大党员的阶级觉悟。在精简整编中，全军上下团结一致，服从命令，叫撤就撤，叫并就并。广大党员干部听从党的安排，叫走就走，叫留就留，顺利实现了中央军委关于裁军百万的战略决策。
领导制定《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1985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会后，余秋里和总政党委的同志研究后，向中央军委报告，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建议制定一个《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建议。余秋里主持了《决定》的起草工作。他指出：“这个《决定》既要坚持继承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又要体现改革创新精神;既要着眼于分析和解决部队当前的问题，又要着力总结出一些基本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力求对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有长远的指导作用。”余秋里强调，在文件起草过程中，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起草小组的同志先后召开了100多次座谈会，全军有7000多人参加了讨论和修改。1986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讨论稿），并进行了修改。1987年1月27日，中央军委通过了《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结合新的历史时期军队的任务和面临的情况，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方针政策和基本方法，做出了正确的阐述和规定。《决定》的颁发执行，对改进和加强全军的政治工作，进一步稳定部队、全面提高部队素质，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责任编辑 王 兵）
（作者曾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办公厅副秘书长）
1982年4月下旬，党中央为了筹备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两个工作班子，一个负责起草十二大的报告;一个负责研究人事安排。中央决定，由余秋里、程子华、韩先楚主持人事安排小组的日常工作。
人事安排小组于5月3日开始工作，于8月底结束。在人事安排小组工作期间，余秋里曾多次去邓小平处汇报工作。8月的一天，余秋里从邓小平处回来，他告诉我，今天的汇报会结束以后，小平同志找他谈话，说：“十二大以后，你的工作要变动一下。中央考虑，让你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政法委不仅管政法，还要管公安和武警，这项工作很重要。”余秋里说，看来我又要到一个新的领域去工作了。
十二大于9月1日召开，9月11日闭幕。9月17日，第十二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命余秋里为总政治部主任。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不是说去政法委吗，怎么去了总政治部呢？十二大以后，我们陆续听到一些情况，看了有关资料，才了解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十二大以前，中央曾考虑由余秋里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任总政治部主任。以后，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就中央军委组成人员和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征求了军队高级干部的意见。有的同志提出，余秋里长期在军队做政治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在石油部工作期间，他继承和发扬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培育和造就了一支能打硬仗的石油产业大军，开发和建设了大庆油田。他如能回军队主持政治工作可能会更好一些。杨尚昆在写给军委主席邓小平《关于中共中央军委组成人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征求意见情况的报告》中，反映了这些意见。9月10日，邓小平在杨尚昆的报告上批示：“就这样改定：秋里去总政，丕显管政法。问问三帅、陈、李、赵的意见。”于是在9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余秋里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不久又担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余秋里到军队工作不久，一位军队高级干部对他说：“秋里同志，总政的工作不大好做，你思想要有准备啊！”余秋里在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起此事时说：“这位同志这样说是善意的，是出于对我的关心。”“我何尝不知道总政的工作难做，拨乱反正，有许多遗留问题要解决，在新的形势下，还会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无疑难度是比较大的。既然中央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我就要尽力做好。”他还说：“做工作哪能没有困难，正是有困难才需要我们去克服嘛！如果一有困难就打退堂鼓，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我这个人就是不怕困难，有困难就会逼着我们动脑筋，逼着我们去想办法，去克服困难，战胜困难。几十年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不怕困难，勇挑重担，这是余秋里的特点，也是他的优点。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在新的历史时期，他的这些特点和优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余秋里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坚持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重视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为改进和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开拓性工作。
清除“左”的影响
余秋里到总政工作不久，一位大军区政治委员来访，他谈到部队受“左”的影响很深。以后，余秋里又多次找一些同志座谈，详细了解“左”的思想对部队的影响。他提出，总政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把清理“左”的思想影响，作为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一环。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做到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才能在新的时期改进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才能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的团结和军队内部的团结;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他提出，要清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要继续消除“突出政治”的影响，要继续消除在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影响，要纠正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看法。
1983年11月，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军队开始清除精神污染。不久，在一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和搞运动的苗头。有的把不同的生活习惯说成是精神污染，有的把思想问题说成是精神污染，这引起余秋里的高度重视，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清除精神污染，一定要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方法去进行，不能扩大范围，不能偏离方向，不能把消除精神污染和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混同起来，不能把思想问题说成是精神污染。”军委主席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上批示：“讲得好！”
通过消除“左”的思想影响，保证了全军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变革中与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
实现军队干部队伍的“四化”
余秋里到总政以后，看到部队干部队伍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年龄偏大，二是文化程度偏低。他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新时期军队建设一个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只有建设一支‘四化’干部队伍，才能保证部队各项工作开创新的局面。”“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魄力，加快步伐解决新老交替的问题。”他提出要在革命化的前提下，加速实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把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上来。在他的主持下，总政研究提出了符合“四化”方针及合同作战要求的领导班子调整配备方案，中央军委批准了总政的方案，1983年和1985年，先后对军和大军区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调整后，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大幅下降，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水平显著提高。大军区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由64.9岁下降到56.7岁，60%的干部具有大专文化程度，75%的干部经过了军队院校培训。1986年12月，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当杨尚昆向邓小平介绍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时，邓小平高兴地说：“年轻了，看来我们部队的领导真是年轻了。”
在广泛调查论证的基础上，余秋里主持起草了《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军官军衔条例》和《文职干部暂行条例》，不断完善有关政策制度，使干部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群众要靠知识、靠技术吃饭。从农村入伍的青年战士，迫切希望在部队能学习到一两门技术。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南京军区金华驻军某团建立了“育才室”，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大家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民用技术。
1982年11月，余秋里在一份材料上看到这一消息。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落实邓小平关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要求的好方法。他立即把最早开展这一活动的南京军区某军的军、师、团三级干部请到北京，听取他们的汇报。1983年5月，余秋里赴金华主持召开全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经验交流会。他亲自听取基层干部、战士的汇报，参观育才基地。他在大会上讲话指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符合历史的潮流，符合军队建设的方向，也符合广大干部战士、人民群众的愿望。各级党委和机关要切实抓好这件利国、利军、利民的大好事。以后他又去舟山，并再次到金华进行调查研究，适时总结新经验，使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活动进一步深入开展。在以后的时间里，每年有上百万的干部战士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民用技术，涌现了一大批掌握了较高专业技能的人才，既为复员转业的干部战士解决了出路问题，又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一支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培养建立新型的军政军民关系
1982年11月，余秋里到总政工作不久，就到保定驻军调查研究。某师领导汇报了该师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军民关系比较紧张的问题，抽调干部战士到附近农村助民劳动，宣传党的政策和法律知识，与地方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密切了军民关系，也使农村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亲自考察了两个文明村以后感到，这一做法是落实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伟大创造。回到北京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余秋里汇报了保定驻军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情况和农村发生的变化。中央领导同志高兴地说：“十二大以后，党中央一直在寻找一种生产责任制那样起作用的形式，把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军民共建精神文明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以后，余秋里“三下保定”，总结推广保定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经验，使这项活动在全国由点到面，由乡村到城镇，由内地到边疆海岛，广泛开展起来。消除了“文化大革命”对军政军民关系的消极影响，培养了一种新型的军政军民关系。
改进政治机关的工作作风
余秋里到总政工作之初，总政机关和军内一些同志对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的认识很不一致。有的强调政治工作的领导作用;有的认为政治工作应起保证作用;有的介乎两者之间，认为应起领导和保证作用。
1984年7月，在总政党委扩大会议上，余秋里系统地谈了对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他说：林彪搞的“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流毒很深很广。当前，仍有些政治工作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后勤工作的关系。不愿讲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而去强调它的领导作用。余秋里结合自己几十年工作的实践指出：不能正确对待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必然会影响军政团结，必然会使政治工作脱离军事工作，也必然会做不好政治工作。余秋里指出：“有的同志认为一讲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就会降低政治机关的威信。威信是不能自封的，恢复政治工作的威信，要靠我们的工作;靠我们模范地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军委的指示;靠政治工作干部的优良作风和表率作用;靠我们扎扎实实艰苦努力工作。”
后来经过总政机关和全军上下的广泛讨论，对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取得了共识。按照我党一贯的正确原则，规定了政治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重申了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后勤机关的正确关系。
加强部队基层建设，增强官兵团结
历经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余秋里深深懂得基层建设的重要性。他说：“连队历来是部队编成的基本单位。部队平时完成各项任务，战时完成战斗任务，都要靠连队。部队战斗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连队建设得好不好。基层建设搞好了，部队各项工作才有坚实的基础。基层建设搞不好，就好比一座大厦建在沙滩上。”
经过调查研究，余秋里提出，抓基层建设，一是要抓领导机关作风的转变，要树立面向基层，全心全意为基层服务的思想。二是要加强党支部的建设，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余秋里是从红军战士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他非常重视官兵关系。他认为，按照官兵一致的原则处理官兵关系，关键是干部对战士要有深厚的感情，要懂得爱兵，学会带兵，干部和战士之间建立起同志式的亲密关系。余秋里在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时，发现少数干部有打骂战士、侵犯战士利益等不良倾向。1986年7月3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为了严格纪律，严格管理教育，除了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外，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还要明文规定：不准打骂体罚战士;不准接受战士的礼物;不准干部侵犯战士的利益;不准对战士罚款;不准酗酒;不准赌博;不准看淫秽物品;不准弄虚作假。对这些规定，要在部队公开宣布，教育大家共同遵守。凡是违犯的，要严肃处理。通过贯彻执行“八个不准”，干部更加爱护战士，战士更加尊重干部，进一步改善了干部和战士的关系。
领导部队整党，加强党的建设
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余秋里被选为副主任。同时，中央军委确定，在军委常务会议的领导下，总政负责领导全军整党的日常工作。在3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余秋里坚决贯彻中央整党的决定，从军队的实际出发，对每个阶段，每个重要环节，及时提出明确的要求，指出应该注意的问题，保证了整党的健康发展。
1984年4月初，昆明军区副政委史景班来北京，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汇报整党工作。余秋里听取了汇报。史景班说：昆明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重灾区，两派严重对立。在整党中，由于派性的影响，对一些重大问题，往往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一些正确的决定，往往得不到贯彻落实。 余秋里听了史景班的汇报，深深感到了派性的严重性、危害性，派性不消除，整党就无法正常进行。他在讲话中说：在整党过程中，要始终注意消除派性，增强党性，促进团结。必须明确，派性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要消除派性，必须从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入手。我们要教育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错误的，必须全面否定。
余秋里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两派组织都是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挑动产生的，都是在“左”的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活动的。因此，都是错误的。决不能以派性论是非、争高低、比上下。如果发现有人利用派性破坏整党，一定要严肃处理。
这以后，全军广泛开展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通过深入学习，认清了派性的危害，消除了隔阂，增加了团结。
余秋里提出，要把增强党性作为整党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说：我们党历来重视增强党性的问题。如果对一些党员党性不纯的问题不去触及，或触动不深，那就不能说搞好了整党。余秋里强调，加强党性教育，一定要紧密联系实际，从思想上牢固树立几个观念：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观念;二是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观念;三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怕牺牲，甘愿吃亏的观念;四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令，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自觉遵守纪律的观念。
经过广泛深入的党性教育，提高了广大党员的阶级觉悟。在精简整编中，全军上下团结一致，服从命令，叫撤就撤，叫并就并。广大党员干部听从党的安排，叫走就走，叫留就留，顺利实现了中央军委关于裁军百万的战略决策。
领导制定《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1985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会后，余秋里和总政党委的同志研究后，向中央军委报告，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建议制定一个《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建议。余秋里主持了《决定》的起草工作。他指出：“这个《决定》既要坚持继承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又要体现改革创新精神;既要着眼于分析和解决部队当前的问题，又要着力总结出一些基本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力求对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有长远的指导作用。”余秋里强调，在文件起草过程中，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起草小组的同志先后召开了100多次座谈会，全军有7000多人参加了讨论和修改。1986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讨论稿），并进行了修改。1987年1月27日，中央军委通过了《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结合新的历史时期军队的任务和面临的情况，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方针政策和基本方法，做出了正确的阐述和规定。《决定》的颁发执行，对改进和加强全军的政治工作，进一步稳定部队、全面提高部队素质，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责任编辑 王 兵）
（作者曾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办公厅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