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息化合作模式的湘澳合作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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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9+2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化和大力推进,湖南与澳门在经贸、文化、旅游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澳门已成为湖南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重要平台和桥梁,湖南也成为澳门企业家投资兴业的一块风水宝地。2008年以来,先后成立了湘澳和作高层论坛、澳门湖南联谊总会等交流合作平台。但与其他省市比较,湖南与澳门交流合作的层次还有待提高,范围还有待扩大。因此,探讨湘澳两地的合作模式,借助湘澳两地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两地经贸、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信息化合作模式及特点
  信息化合作模式主要有联合—联盟式合作模式、点式合作模式、产业链式合作模式和梯级合作模式等多种类型。
  1.联合—联盟式合作模式
  1990年9月美国政府通过了“鼓励区域企业间联合研究”的技术政策。随着竞争的加剧,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战略联盟,这种模式首先体现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区域。区域信息化合作可通过联合研究走技术互补之路,由战略联盟实现区域规模效应。联合--联盟合作的成效与集中程度密切相关,参与的组织数量越多,产生的“规模效应”越显著。
  2.点式合作模式
  相对而言,点式合作模式结构较分散,运行更灵活,多用于信息化发展不平衡的区域以及合作初期和中期。但其不能保持对市场和外部动态信息的全面收集与处理,在应用中要重视不同类节点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通过多个点式合作模式交叉发展扩散,可以带动整个区域的合作发展。
  3.产业链式合作模式
  产业链式合作以区域行业现有的职能部门为依托,以企业为主体,构建区域信息中心,实现各地与中心的互动,在产业链基础上实现信息化合作。此模式强调了合作的主体—企业,适于行业较均衡且职能部门少的区域。优点是专业性强,结构简单,与企业和职能部门紧密结合,便于发挥优势。但其有路径依赖,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突变适应缓慢。
  4.梯级合作模式
  区域信息化合作的阶段性表现出一种梯级模式。在理论上建立了合作范围、合作层次和合作绩效三者间的联系,实践中明确了合作的层次及其定位。阶段性与层次性是其突出特点,但缺少提出的组织动力,而有合作潜存企业关联度弱、创新能力低和管理无序的弱点。
  梯级合作一般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关注合作效益,从行业信息化局部开发与应用层到应用集成层;第二阶段塑造区域行业整体能力,由业务流程重组(BPR)层到基于区域行业网络的信息化合作层。两阶段合作方式各有侧重,前者以行业内部同类企业间的横向合作和不同类企业间的纵向合作为主,后者政府主管部门与不同行业企业间的混合合作占优势。通过梯级发展形成区域相互合作、逐步推进、不断深化的合作网络。
  二、湘澳“点域”式区域合作的特点
  湘澳属于关系复杂的“点域”式区域合作。(李明贤,2008)即澳门只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微型经济体,是一个经济点。而湖南是一个中部大省,人口多,中小城市多,各个地区间经济差异大,是一个经济域面。而湖南这个经济域面又由许多个中小城市组成的经济点。如图2。
  1.澳门“点”的经济特色突出
  澳门作为湘澳“点域”式区域合作的“点”,经济特色突出。主要表现在: (1)地缘优势。(2)自由港优势。(3)一国两制的政策优势。(4)广泛的国际经济联系。澳门参加了50多个国际组织,是20多个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同时也长期与国际华语世界保持紧密联系,因此澳门有着广泛的国际商贸网络。(5)旅游业和服务业的支柱地位突出,制造业有着较好基础,离岸业务发达,物流业拥有较大优势和发展潜力。基于自身的优势条件,目前澳门正全力打造三大服务平台,即中国内地和葡语国家商贸服务平台、粤西地区商务服务平台以及世界华商联系与合作服务平台。
  2.湖南“域”的经济布局差异性大
  湖南作为湘澳“点域”式区域合作的“域”,经济布局差异性大主要体现在:
  首先是“三轴带”梯度格局明显。按照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梯度推移理论,湖南经济发展格局,以交通干道为通道,由东到西呈现明显的梯度格局。一是沿京广铁路、京珠高速、107国道,由岳阳、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6市形成的湘东地带(也称一点一线地区),省经济发展的第一轴;二是沿洛湛铁路、二广高速、207国道,由常德、益阳、娄底、邵阳、永州5市形成的湘中地带,该地带为全省产业发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地区,是湖南经济发展的第二轴;三是沿枝柳铁路、209国道,由张家界、湘西自治州、怀化三市州形成的湘西地带,该地带为全省产业发育、经济发展水平欠发达的地区,是湖南经济发展的第三轴。三个轴带的阶梯层次和空间地域概念非常明显。
  其次是区域分工格局初步形成。湖南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地域分工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按地域空间及行政区划完整性划分,湖南可分为五大经济发展区域:一是长株潭地区。该区域以装备制造、钢铁有色、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文化产业等主导产业为主要标志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地区。二是环洞庭湖地区。该区域交通运输网络和城镇体系较为发达,以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食品加工、石化造纸等为优势产业标志。包括常德、岳阳、益阳地区。三是湘南地区。该区域以矿产资源、旅游观光等为优势产业标志,装备制造业也有一定基础。包括郴州、衡阳、永州地区。四是娄邵冷地区。该区域以矿产资源、建筑材料以及旅游观光等优势产业为主要标志。包括邵阳和娄底两个地区。五是湘西地区。该区域以农业产业开发和加工、旅游观光等优势产业为主要标志。包括张家界、湘西自治州、怀化三个地区。
  3.湘澳“点域”式合作有空间
  一是文化产业。湖南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形成了全省文化产业整体发展的强大态势,创造了一种“湖南文化现象”。近年来,湖南省文化产业形成了以广电、出版、动漫三大优势板块为龙头,演艺娱乐、电视购物、文博会展、工艺美术为第二梯次,网络、手机报等新兴媒体集群为补充的多层次产业体系;民营歌厅、演艺酒吧等休闲产业表现活跃;“电视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等一批文化品牌全国闻名。
  二是旅游产业。湖南的旅游资源从数量分布上居全国前8位,山水风光、名胜古迹遍布三湘四水。全省目前已拥有武陵源、黄龙洞、岳麓山、长沙世界之窗、南岳、刘少奇纪念馆、岳阳楼、毛泽东故居8个4A级旅游景区(点)和长沙、岳阳、韶山、张家界、常德等5个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其拥有量在全国均属前列。
  三是招商引资和对外投资。澳门集“粤西商贸服务平台”、“全球华商联络与合作服务平台”、“葡语国家与内地的合作平台”三个优质高效的商贸服务平台于一身,是湖南企业“引进来,走出去”的便捷桥梁,可以作为湖南招商引资和对外投资的中介服务窗口,充分发挥澳门广泛的国际经济联系作用,实现湖南与葡语国家经济合作的无缝对接。
  三、湘澳“点域”式合作中的合作模式选择
  借鉴信息化合作模式,从湘澳“点域”式合作的发展纵深看,两地的合作模式可以设计为:以联合--联盟式合作模式推动两地政府合作;以点式合作模式推动澳门与各地州市合作;以产业链式合作模式推动重点行业合作;以梯级合作模式推动两地未来全面合作。
  1.以联合—联盟式合作模式推动两地政府合作
  在湘澳合作的过程中,两地政府扮演着引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引导力和推动力将直接影响湘澳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两地政府可以通过联合--联盟式合作模式走联合发展的互补之路,由战略联盟实现双方的规模效应。通过联合--联盟合作加强两地合作的集中程度,增加两地参与合作的经济元(企业或个体)数量,从而产生的巨大的“规模效应”,实现湘澳两地的互补发展、协同发展、多赢发展。
  湘澳两地政府的联合--联盟式合作重点要放在两个方面:一是构建更紧密的合作制度安排,实现两地民间合作的便利化。要在“CEPA”内地与港澳合作框架、泛珠三角“9+2”框架和湘—港—澳合作框架的制度安排基础上,结合湘澳“点域”式合作的特点,积极探索和实践两地贸易投资、旅游合作、文化合作、劳务合作、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制度化安排。二是推进具体领域或行业的合作,加强两地企业在重点领域或行业的深度合作。
  2.以点式合作模式推动澳门与各地州市合作
  相对于澳门来说,湖南地域广阔,各地州市各具特色,各有所长。同时,各地州市与澳门可能的合作空间、合作领域各有不同。因此,在具体推动两地合作时,应该充分运用点式合作模式速度快、形式多样、运作灵活以及增长极效应的特点,广泛的发动各地州市结合本地特色开展点式合作。通过各地州市与澳门广泛而深入的点式合作,实现湘澳“点域”式合作的全面开花。
  3.以产业链式合作模式推动重点行业合作
  产业链式合作适于行业较均衡且职能部门少的领域,具有专业性强,结构简单,便于发挥优势的优点。湘澳合作应该以产业链式合作模式推动旅游等重点行业的合作。旅游行业的产业链式合作是从延长产业链角度,将旅游经营活动划分为食、住、行、游、购、娱六个外部环节和计划、生产、营销及财务等内部环节。将两地旅游行业的各个环节重组,建立旅游产业的信息交互平台,进行科学合理的市场化分工。其合作将推进旅游行业联动化,从而消除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障碍、市场障碍、交通障碍和服务障碍,实现旅游经营的专业化和集团化。
  4.以梯级合作模式推动两地未来全面合作
  从长远上看,湘澳合作应是梯级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模式具有高效、递进、运行平稳的特点。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关注合作效益,将澳门与湖南的各种合作要素进行整合,实现合作要素的有效运转;第二阶段塑造区域合作的整体能力,达到各种合作要素的集成科学合理、高效益地运转。两阶段合作方式各有侧重,前者以行业内部同类企业间的横向合作和不同类企业间的纵向合作为主,后者政府主管部门与不同行业企业间的混合合作占优势。通过梯级发展,形成区域相互合作、逐步推进、不断深化的合作网络,实现湘澳合作从低级合作向高级合作升级,从而推动湘澳两地未来的全面合作。
  (作者系湖南省省情与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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