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地方两会期间，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全国“两会”代表，总喜欢别出心裁的提一些雷人提案。如：广东人大代表建议媒体少报道腐败案、福建政协委员建议公厕男女通用等等。但不管怎样，这些官员敢于提出自己的想法，尤为可敬。但在古代，国家的最高领导想了解民间疾苦，却很难听到官员们的提案。
　　皇帝渴望获得“提案”
　　上书皇帝是封建时代官员议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渠道。
　　官员上呈皇帝的书面报告，总称奏疏或奏议。
　　对于朝廷来讲，掌管奏疏的通政司是一个重要的机构。下情上达，靠它；帝王和朝廷了解全国民情、舆情，靠它；最高当局掌握全国官僚机构的运作情况，靠它。如果它不能正常运转，那么，皇帝就闭目塞听了。
　　明成祖时，规定通政司所收奏疏要全部上呈皇帝，不得以种种借口截留。然而通政司官员擅自做主，将所收四方奏疏，分成要件和非要件，将要件上呈明成祖，而将他们认为的非要件转送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明成祖得知后非常生气，他说：“设立通政司，目的就是使言路畅通，信息畅通，现在全国各地的报告我都不能全面了解，通政司不是等同于虚设了吗？”
　　通政司官员眼中的非要件奏疏，在明成祖看来很可能就是重要奏疏。他说：“我治理天下，希望全面掌握民情，‘虽细微事不敢忽’。”随后又说，一个皇帝，不熟知民情和民生之事是很危险的，“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他正是吸取了历史上亡国之君的教训，才这么重视官员的书面报告。
　　想听实话为何这么难
　　清醒的皇帝都希望听到臣下的真话、实话。但是，皇帝要想听真话、实话，可不容易。明代两个皇帝都曾感叹求直言难。
　　明成祖曾对通政司官员说：“地方官来朝，我都命他们报告民间疾苦，他们总是说‘田谷丰稔，闾阎乐业’，只讲赞颂太平盛世的话，不说真话，不说实情。最近听说山西饥民有吃树皮草根的，然而没有一个官员向我报告这件事。”
　　明仁宗就曾因大臣们很少有人向他进言，下了一道诏令，其中说到：“我继位之初，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诏向全国的官员求直言，这是我的真实意思，而涉月累旬，言者无几，响应者寥寥。”
　　其实，深感求直言难的皇帝，岂止明代的皇帝，就连唐太宗都有过这样的感慨。贞观十五年（641年），他问谏议大夫魏徵：“近来大臣们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什么原因呢？”魏徵答道：“陛下虚心听取意见，应当有人进言。不过官员中有三种人：懦弱之人心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君王不信而不得言，怀禄（留恋爵禄）之人害怕危及自身而不敢言。”
　　听不到官员的真话，有帝王自身的原因，也有官员的原因。从皇帝这个角度讲，他虽然下了诏令，恳求直言，但官员们多不信，因为历史上因向皇帝进言而罹祸的官员不在少数。
　　从官员的角度讲，官场不乏“官油子”。唐朝宰相苏味道便是这类官员的典型。苏味道熟悉中央政府机关办事惯例，善于“占奏”（口头报告）。但他担任宰相，不过尸位素餐，拿了朝廷的俸禄而不尽职。他从未提出过有独到见地的建议：意见，一味阿谀皇上，处事圆滑。他常对人说：“决事不欲明白，误则有悔，模棱持两端可也。”即不要态度明显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模棱两可最好。官场上像他这样的“苏模棱”越多，君王就越难听到真话。
　　对官员上书言事的引导
　　历史上很多帝王都曾对官员进言做过引导。并用各种方式向官员表明了求谏的诚意。
　　在这方面做得好的，莫过于唐太宗。贞观初年(627年)，他对王公大臣们说：“帝王如果以为可以自我完善，不必借助官员们纠正自己，是很危险的。隋炀帝就是因为把官员的口封住了，听不到他们讲君王的过失，才导致败亡。隋朝的灭亡离我们不远，你们看到凡施政不利于民众的，都要直言进谏、规劝。”他为了表示求谏的诚意，还把官员们的上书一篇篇贴在墙上，时常观看。
　　还有的皇帝鼓励民间上书，用民间上书来逼官员上书。明宣宗即位之初，就下诏书一道，宣布：凡施政措施对军民有害无益的，允许平民上书提出意见。宣宗要求：朝廷官员要正确对待民间上书，只问上书内容是否可取，不问上书之人地位；又规定，下面发生的事，有关官员该言不言，隐匿不报，以失职论。
　　宣宗的号召在民间产生了良好的反应。德州平民的一封上书被写进了史书。这封上书说，德州是军事要地；一有军情，就有兵船经过德州。兵船的督运者们都向地方索要超过标准十倍的民夫，并敲诈勒索。兵船运载的私货远多于官物，军士将私货沿途出卖牟利。兵船骚扰、祸害地方不浅，要求皇帝命有关衙门查禁。宣宗将上书交兵部议处，兵部提出了解决方案，得到宣宗的允准。
　　（摘自《老年文汇报》2012.6.22）B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