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初刊行时为五十卷本，1847年增补为六十卷，1852年再增补为百卷本。自刊行至1902年，刊刻十数次。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近人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各书各新闻为《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
　　《海国图志》刊行后，魏源曾托好友朱琦将书上呈清廷，朱琦寄诗抒怀，其中云：“况闻兹书出，市贾纷雕镌。辇下诸要人，争买不计钱。天聪倘易达，无竢予小臣。特此谢魏子，久要愧前言。”朱琦先说了《海国图志》出版发行时的盛况，后几句则隐约说明托付之事未果。咸丰八年（1858），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将《海国图志》推荐给咸丰皇帝，他在奏折中说：“臣所见有《海国图志》一书，计五十卷，于海外诸国疆域形势、风土人情，详悉备载，而于英吉利为尤详。”并奏请重新刊印，广为发行，以便使人“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王茂荫的奏疏上达后，没有任何回应。
　　1858年，是一个既平常也难忘的年份，那时距清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时间不久，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在这一年爆发，内外局势更加令人不安。1858年，也是魏源去世后的第二年，百卷本《海国图志》早已出版，但那位王大人还没有见到，他向皇帝推荐的是五十卷本。
　　倒是在近邻日本，《海国图志》等著作的命运更好一些。据日本学者大庭脩所述，《圣武记》于1844年传入日本，也就是中国1842年首次刊行仅两年之后即传入日本。《海国图志》传人日本的时间比《圣武记》稍晚，1851年第一次由中国商船带入日本，1854年日本幕府允许《海国图志》在市场出售。价格方面，在l851年和1852年一百三十目，但到1859年，价格则提高至四百三十六目。自1854年《海国图志》允许在日本公开上市之后，至1856年，日本共出版各种翻刻本达二十三种。这些翻刻本的内容并不包括全书，而是选择当时日本朝野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有关美国、英国、俄国的部分，以及如何加强海防、抵抗外敌的篇目。日本学者北山康夫在《〈海国图志〉及其时代》一文中指出：“魏氏之革新与批判精神给予日本维新分子以极大鼓舞，诸如佐久间象山及吉田松阴等均受其影响。”
　　日本人盐谷世弘对魏源的《海国图志》不被清政府重视、反被日本采用的情况，颇为感慨：“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其实，魏源的命运并不是亘古未有的，他之前或之后的好多具有新思想的人，不是也一样吗？遭冷淡的，史上不止魏源一个人。魏源最后遁入空门，可能就是这种无声无形的遭际造成的。
　　《世说新语》载，汉元帝与大臣京房讨论历史，说到周幽王、周厉王亡国的原因，元帝认为“其任人不忠”，京房问：“知不忠而任之，何邪？”这时元帝说了句令人深思的话：“亡国之君，各贤其臣，岂知不忠而任之？”实际上，各朝不仅有“任人不忠”的问题，更有轻视学人、漠视研究的问题。倘若仍然沉迷于自恋而固步自封，就会陷入京房所说的：“将恐今之视古，亦犹后之视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