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让子孙崇拜的人，当然也是最具责任感的人。警察一样的父亲形象，暴君一样的父亲形象在21世纪的中国应该消失才是。
我懂事较早，父亲给我的第一印象像警察。再后来，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像领导、像局长，最后定格在“暴君”上。对，用“暴君”形容我父亲在家中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是再准确不过了。父亲70岁以后，才开始温柔起来，像下台的领导、退位的皇帝，人上岁数了，权力小了，儿女们翅膀硬了，其言也善了，脸上也有了不多见的笑容，我们做儿女的也越来越觉得真真正正的父亲回来了。
2000年时，我到上海出差途中，碰巧跟一位16岁的上海中学生坐对座，聊天时话题转到了“父亲”身上，我问他，你崇拜你的“父亲”吗？
他想了半天，摇摇头说，实在谈不上崇拜，我父亲是那种很传统的中国父亲，只管家里的生杀大权，从不管他认为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在他眼里，买房子、买车子、工作赚钱才是大事情，而烧菜、洗衣、陪我玩、开家长会都是小事情。
我听后心里直犯嘀咕，我跟面前这位中学生的年龄相差30岁，30年了，怎么中国的父亲就没多大变化呢？
我问他，你父亲跟你发火吗？
他说，发，有时候一天会发好几次。
为什么发火？你不听话吗？
他说，不全是，我什么都没有变化，可能碰上了我爸爸当天心情不好吧！
你爸爸打你吗？
打。
经常打你吗？
不。
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打你？
我犯了错，正赶上他心情不好，我可就在劫难逃了。
他说到这个地方时，我憋不住笑了。笑什么呢？笑中国的父亲居然这么相似！
我父亲是家中的长子，姐弟仨。妈妈说她怎么都不相信父亲是爷爷的儿子，因为她从来没听见过爷爷发过脾气，而我父亲从年轻时到老了，好像天天都会发脾气。
我的老家是河北省肃宁县，离古沧州林冲发配的地方不远，原归人杰地灵的河间管辖，后归了有皮草之乡的肃宁。1952年，父亲18岁时，赶上了北京城里大建设，更赶上了本村有几位远房亲戚在北京谋事，便投奔而来，在南城大红门里的北京木材厂学木匠，先是学家具木工，后来又学了模型木工。父亲干活从不惜力，爱琢磨也还算精明，很快就出了徒，成了师傅。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家里两口人变成了六口人，父亲肩上的担子更沉了。那时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有工作，每月三十几元工资还要给老家寄钱，家里的日子过得很清苦，时常到不了月底已无米下锅了，靠借钱度日。为了能多挣几元钱，爸爸调动了工作，去了北京第二轧钢厂，当了一名轧钢工人，也就是这次调动险些要了父亲的命。
父亲的小腿后面有一片伤疤，一眼就可以看出是烫伤。我问他这伤是怎么来的，他说：“1963年，我在轧钢厂当炼钢工人时，一天，炼好的钢水在出炉轧制盘条的过程中，突然像火龙似地窜出了槽，卷曲着，舞动着，把我围在了里面。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而且死过人，轻的也是重伤。同班的工友为我捏了一把汗。”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谈起来似乎还心有余悸，他说：“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求生的本能让我躲闪着火龙一圈连着一圈不停地往外跳，活了命却伤了腿。从此留下了这伤疤，也就留下了这永久的记忆。”
这以后父亲调到城里工作了，离家远了，照顾起家里自然也就不方便了。
1967年，我们全家就从大红门搬到了城里的虎坊路。新家的房子比过去的房子大了点，可更旧更破了。好歹这里离父亲的工作单位很近，步行只要几分钟。
父亲很满足，毕竟离家近了，少了许多不便。
虎坊路——很早以前是个小水沟，在今天珠市口西大街的交错处，旧时有桥，称虎坊桥；相传桥的西北处在明朝时有虎房，是喂养老虎的地方，民国初年改为暗沟，同时开辟了路，这条路就是虎坊路。
至今，在虎坊桥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即南新华街南口西侧还坐落着一栋民国时期带钟的楼房。其建筑外形圆拱、廊柱，是典型的古罗马风格。曾是商务印书馆在北京分部的旧址，现在已是虎坊桥地貌的明显标志了。
这以后父亲没再挪过单位，干过采购员，中间又干过一段老本行，后来烧锅炉直到退休。
父亲是木匠，可如今留在家中的作品只有一张用水曲柳做的炕桌，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吃饭、写字和玩耍的，它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许多欢乐。如今过去40年了，早就不用它了，可依然结实完好，妈说，这算是王家的传家宝了。而每当我看到它就会勾起对童年的回忆。
记得那年我问了中学生一番关于父亲的话题后，他问我，你崇拜你的父亲吗？
我说：“在这一点上，咱俩是难兄难弟！”
他笑了笑说：你爸也是暴君！
父亲到北京谋事前上过两年学，后来努力识字，没多长时间就能读报了，说他是暴君，好像跟识字多少无关，他是胆汁型那类性格的人，很容易发怒，跟我二爷十分相似。父亲说他二叔的脾气又暴又倔。父亲还指着自己右脚踝骨上的伤疤说，小的时候，好像为了养鸽子的事，让他二叔用铁锹砍的。记得有一次，二叔在使牲口时，那畜生不听使唤，二叔生了气，非要和那畜生较较劲，看谁拧，结果招来一大群人围观。父亲说他二叔老了病倒了，他婶当着晚辈们的面，笑着对躺在火炕上的二叔说：你打了我一辈子了，这回该我打你了。
人真是太神秘了，性格也遗传而且隔着遗传，我们家族就是这样。
此外，就是父亲对我妈的态度。父亲19岁结过一次婚，前妻难产而逝，20岁又娶了我妈。我爸属狗，1934年生，我妈属羊，1931年生，在乡下有“女大三，抱金砖”之说，不知当初我爷爷做主给我爸成家时，是否也是为着图个“长治久安”，毕竟爸爸有过一次“遭遇”。我妈是1956年追随我爸来到北京的，她高小毕业，比我爸识字多。妈妈身高1.64米，从年轻到老了都是90来斤。在我记事后的印象中，爸总是打我妈，而我妈总是忍气吞声。我爸很霸道，在家庭事务中绝对属于不讲理的。我妈挨打后，除了忍，就是哭，偷偷地哭。等我们懂事了，也听我妈发过牢骚，比如说“你爸属狗，是疯狗，逮谁咬谁，我被他咬了一辈子！”
最后，这也是最能说明我爸是暴君的理由，这便是家常便饭似的打孩子，跟上海那位中学生他爸一模一样，情绪不好时就拿儿子出恶气。而且没轻没重，拿起什么打什么，身边有什么，都是他的武器，也不挑拣。倍受其害者，首先是我哥。我哥属羊，跟我妈同属相。相书中说，属羊的性情温顺、胆小。而我哥至少有一点是叛逆的——胆子大。
我兄妹5人，大哥是1955年生，比我大4岁，我是老二，生于1959年，下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我哥性格内向，但小时候很淘气，经常挨父亲的打。他刚上小学时，一次和同学打赌，居然把屎放进了老师的讲台里，被父亲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再有就是他跟别人打架或发匪(北京土语，特别淘气的意思)，不管为什么，也不管有理没理，更不管是吃了亏还是占了便宜，回家这顿打是跑不了的。
要是妈妈在家，我们心理会踏实许多，至少挨打时，我们可以往妈妈的身后躲，她可以救我们，可免不了为我们挨几下打和一顿骂。
可也有例外，这仅有的一次给我留下了不灭的记忆。
哥哥小学五年级时，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岁月。一天中午12点多了，哥哥没有准时放学回家，父亲阴着脸说，快吃甭给他留，吓得我们几个谁也不敢吱声，匆匆吃了饭。
父亲黑着脸，手里忙活着，嘴里不停地骂着。我想，这下完了，哥哥的这顿打在劫难逃了。
咚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使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心紧缩了起来，我们很害怕。
父亲嚷着，开门去!我赶紧跑出去开了院门，两个小姐姐站在门口，粉红的小脸充满了严肃，急切地说，老师让我们找家长。
父亲忙过来问，什么事？
其中一个小姐姐仰着头涨着红红的脸说，他把毛主席像放倒了，老师说，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反革命，正挨批判呢！中午不许他回家，要接受批判和写检查；让我们把饭给他带去，但不许带好的，只准带窝头和咸菜。
这个下午，我和弟弟妹妹们格外地老实。我心里在想晚上将要发生的事情，不知不觉眼前浮现出哥哥正在挨打蜷缩成一团的样子，耳边回荡着哥哥的哀求声。我为哥哥捏了一把汗，更恨那个告密者！
说来也怪，傍晚时，哥哥战战兢兢地回来了，我们相互之间偷偷地交换着眼神，但谁也没敢说话。
我们害怕，哥哥比我们更害怕。哥哥把头埋在怀里用眼角瞟着父亲，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等着……
晚饭得了，我们小心翼翼地围桌坐下，可哥哥却低着头站在犄角处一动不动，可怜兮兮。
这时，父亲吼道：“有功了！”
我忙过去拉哥哥的手臂，叫他吃饭，此时，哥哥委屈的泪水夺眶而下。
这次，父亲没有用武力，只是数落哥哥一顿，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几十年过去了，我想，当时父亲也弄不明白，一个小孩子懂什么，怎么能说是“反革命”？
我却不同。人说“老大悍，老二精”，这也不假。
小的时候，我也常挨父亲的打，但比哥哥要少得多。我那时想，我错了，你打我，我忍，我躲，实在扛不住了我就跑；我没错，你打我，我就大声地争辩、反抗或离家出走。现在想起来，这几下子还真管用，免了不少皮肉之苦。
记得有一次，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妈妈发了两张电影票，我和哥哥都想看，可两个妹妹也要去，没办法只好带着妹妹一同去，可到了天桥电影院，人家就是不让进，哥哥想了办法，也没用。后来，哥哥出了个馊主意，说两个妹妹是走失的小孩，先送到派出所，等看完电影再来接走。
这下可糟了，电影是看了，可妹妹们却真的找不着了。
妹妹们趁警察不注意溜走了，当时，我和哥哥的脸吓得煞白，一溜小跑回了家。父亲早就在门口候着呢，我和哥哥饱偿了一顿拳脚与骂。
刚看过的电影《宁死不屈》就现场回放了，并且当了回演员，真实得很。
还有一次，记不清为什么了，父亲抄起火筷子(通火炉子用的通条)打在我的腿上，火筷子弯了，腿上顿时起了一绺缕唇，我急忙夺路而逃去了亲戚家，第二天，亲戚把我送回了家，并为我说了好话，我免去了再次挨打。
后来，听妈妈说，我跑了，父亲也很着急，全家都在找我。
那时，我有一条原则，就是尽量不在家门口惹事，兔子不吃窝边草。所以虽然也淘气，但父亲不知，因此少挨了不少打。
记得我曾问那个上海中学生，你恨你父亲吗？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不恨”。我问为什么？他说：“爸爸其实在我们家是最累的人。”
这个中学生还算懂父亲，在中国，父亲这个角儿不好当，一切的重担都担在他们身上，母亲的从属地位决定了她们的忍耐，只有忍耐，因为她们最能理解也最知道丈夫的不易，我妈在恨我爸粗暴的同时，也常说“要没有你爸，你们这些个孩子长不了这么粗粗大大。”
父亲其实是挺孝顺的，他从来不对他父亲、叔父顶嘴犯犟——像我二爷那样的“驴”脾气，也是不讲理的主，但我父亲也能忍住，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即使在自己老婆、孩子身上撒气，也绝不会顶撞长辈。
家里虽然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但父亲对家庭的责任感远远多于不讲理。
我曾问那位上海中学生，如果你将来当父亲了，你会像你父亲那样吗？他拨浪鼓似地摇着头，末了，说了一句让我挺意外的话：“当父亲太累了，我不想结婚。”
这一点，我跟他不同，父亲的责任感和父亲的粗暴，却让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将来做了父亲，我—定要做个跟父辈们不同的父亲。一不打老婆，二不打儿子。”
我想，如果还有缘碰上那位上海中学生，我一定得告诉他，你们这一代人不仅要当父亲，而且要当一个与我们这一代人绝对不同的父亲。要知道，在中国，父亲的脊梁是无比坚强的，如果父亲的心态能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人们最为崇拜的人肯定是父亲。
让子孙崇拜的人，当然也是最具责任感的人。警察一样的父亲形象，暴君一样的父亲形象在21世纪的中国应该消失才是。
我懂事较早，父亲给我的第一印象像警察。再后来，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像领导、像局长，最后定格在“暴君”上。对，用“暴君”形容我父亲在家中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是再准确不过了。父亲70岁以后，才开始温柔起来，像下台的领导、退位的皇帝，人上岁数了，权力小了，儿女们翅膀硬了，其言也善了，脸上也有了不多见的笑容，我们做儿女的也越来越觉得真真正正的父亲回来了。
2000年时，我到上海出差途中，碰巧跟一位16岁的上海中学生坐对座，聊天时话题转到了“父亲”身上，我问他，你崇拜你的“父亲”吗？
他想了半天，摇摇头说，实在谈不上崇拜，我父亲是那种很传统的中国父亲，只管家里的生杀大权，从不管他认为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在他眼里，买房子、买车子、工作赚钱才是大事情，而烧菜、洗衣、陪我玩、开家长会都是小事情。
我听后心里直犯嘀咕，我跟面前这位中学生的年龄相差30岁，30年了，怎么中国的父亲就没多大变化呢？
我问他，你父亲跟你发火吗？
他说，发，有时候一天会发好几次。
为什么发火？你不听话吗？
他说，不全是，我什么都没有变化，可能碰上了我爸爸当天心情不好吧！
你爸爸打你吗？
打。
经常打你吗？
不。
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打你？
我犯了错，正赶上他心情不好，我可就在劫难逃了。
他说到这个地方时，我憋不住笑了。笑什么呢？笑中国的父亲居然这么相似！
我父亲是家中的长子，姐弟仨。妈妈说她怎么都不相信父亲是爷爷的儿子，因为她从来没听见过爷爷发过脾气，而我父亲从年轻时到老了，好像天天都会发脾气。
我的老家是河北省肃宁县，离古沧州林冲发配的地方不远，原归人杰地灵的河间管辖，后归了有皮草之乡的肃宁。1952年，父亲18岁时，赶上了北京城里大建设，更赶上了本村有几位远房亲戚在北京谋事，便投奔而来，在南城大红门里的北京木材厂学木匠，先是学家具木工，后来又学了模型木工。父亲干活从不惜力，爱琢磨也还算精明，很快就出了徒，成了师傅。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家里两口人变成了六口人，父亲肩上的担子更沉了。那时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有工作，每月三十几元工资还要给老家寄钱，家里的日子过得很清苦，时常到不了月底已无米下锅了，靠借钱度日。为了能多挣几元钱，爸爸调动了工作，去了北京第二轧钢厂，当了一名轧钢工人，也就是这次调动险些要了父亲的命。
父亲的小腿后面有一片伤疤，一眼就可以看出是烫伤。我问他这伤是怎么来的，他说：“1963年，我在轧钢厂当炼钢工人时，一天，炼好的钢水在出炉轧制盘条的过程中，突然像火龙似地窜出了槽，卷曲着，舞动着，把我围在了里面。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而且死过人，轻的也是重伤。同班的工友为我捏了一把汗。”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谈起来似乎还心有余悸，他说：“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求生的本能让我躲闪着火龙一圈连着一圈不停地往外跳，活了命却伤了腿。从此留下了这伤疤，也就留下了这永久的记忆。”
这以后父亲调到城里工作了，离家远了，照顾起家里自然也就不方便了。
1967年，我们全家就从大红门搬到了城里的虎坊路。新家的房子比过去的房子大了点，可更旧更破了。好歹这里离父亲的工作单位很近，步行只要几分钟。
父亲很满足，毕竟离家近了，少了许多不便。
虎坊路——很早以前是个小水沟，在今天珠市口西大街的交错处，旧时有桥，称虎坊桥；相传桥的西北处在明朝时有虎房，是喂养老虎的地方，民国初年改为暗沟，同时开辟了路，这条路就是虎坊路。
至今，在虎坊桥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即南新华街南口西侧还坐落着一栋民国时期带钟的楼房。其建筑外形圆拱、廊柱，是典型的古罗马风格。曾是商务印书馆在北京分部的旧址，现在已是虎坊桥地貌的明显标志了。
这以后父亲没再挪过单位，干过采购员，中间又干过一段老本行，后来烧锅炉直到退休。
父亲是木匠，可如今留在家中的作品只有一张用水曲柳做的炕桌，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吃饭、写字和玩耍的，它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许多欢乐。如今过去40年了，早就不用它了，可依然结实完好，妈说，这算是王家的传家宝了。而每当我看到它就会勾起对童年的回忆。
记得那年我问了中学生一番关于父亲的话题后，他问我，你崇拜你的父亲吗？
我说：“在这一点上，咱俩是难兄难弟！”
他笑了笑说：你爸也是暴君！
父亲到北京谋事前上过两年学，后来努力识字，没多长时间就能读报了，说他是暴君，好像跟识字多少无关，他是胆汁型那类性格的人，很容易发怒，跟我二爷十分相似。父亲说他二叔的脾气又暴又倔。父亲还指着自己右脚踝骨上的伤疤说，小的时候，好像为了养鸽子的事，让他二叔用铁锹砍的。记得有一次，二叔在使牲口时，那畜生不听使唤，二叔生了气，非要和那畜生较较劲，看谁拧，结果招来一大群人围观。父亲说他二叔老了病倒了，他婶当着晚辈们的面，笑着对躺在火炕上的二叔说：你打了我一辈子了，这回该我打你了。
人真是太神秘了，性格也遗传而且隔着遗传，我们家族就是这样。
此外，就是父亲对我妈的态度。父亲19岁结过一次婚，前妻难产而逝，20岁又娶了我妈。我爸属狗，1934年生，我妈属羊，1931年生，在乡下有“女大三，抱金砖”之说，不知当初我爷爷做主给我爸成家时，是否也是为着图个“长治久安”，毕竟爸爸有过一次“遭遇”。我妈是1956年追随我爸来到北京的，她高小毕业，比我爸识字多。妈妈身高1.64米，从年轻到老了都是90来斤。在我记事后的印象中，爸总是打我妈，而我妈总是忍气吞声。我爸很霸道，在家庭事务中绝对属于不讲理的。我妈挨打后，除了忍，就是哭，偷偷地哭。等我们懂事了，也听我妈发过牢骚，比如说“你爸属狗，是疯狗，逮谁咬谁，我被他咬了一辈子！”
最后，这也是最能说明我爸是暴君的理由，这便是家常便饭似的打孩子，跟上海那位中学生他爸一模一样，情绪不好时就拿儿子出恶气。而且没轻没重，拿起什么打什么，身边有什么，都是他的武器，也不挑拣。倍受其害者，首先是我哥。我哥属羊，跟我妈同属相。相书中说，属羊的性情温顺、胆小。而我哥至少有一点是叛逆的——胆子大。
我兄妹5人，大哥是1955年生，比我大4岁，我是老二，生于1959年，下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我哥性格内向，但小时候很淘气，经常挨父亲的打。他刚上小学时，一次和同学打赌，居然把屎放进了老师的讲台里，被父亲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再有就是他跟别人打架或发匪(北京土语，特别淘气的意思)，不管为什么，也不管有理没理，更不管是吃了亏还是占了便宜，回家这顿打是跑不了的。
要是妈妈在家，我们心理会踏实许多，至少挨打时，我们可以往妈妈的身后躲，她可以救我们，可免不了为我们挨几下打和一顿骂。
可也有例外，这仅有的一次给我留下了不灭的记忆。
哥哥小学五年级时，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岁月。一天中午12点多了，哥哥没有准时放学回家，父亲阴着脸说，快吃甭给他留，吓得我们几个谁也不敢吱声，匆匆吃了饭。
父亲黑着脸，手里忙活着，嘴里不停地骂着。我想，这下完了，哥哥的这顿打在劫难逃了。
咚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使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心紧缩了起来，我们很害怕。
父亲嚷着，开门去!我赶紧跑出去开了院门，两个小姐姐站在门口，粉红的小脸充满了严肃，急切地说，老师让我们找家长。
父亲忙过来问，什么事？
其中一个小姐姐仰着头涨着红红的脸说，他把毛主席像放倒了，老师说，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反革命，正挨批判呢！中午不许他回家，要接受批判和写检查；让我们把饭给他带去，但不许带好的，只准带窝头和咸菜。
这个下午，我和弟弟妹妹们格外地老实。我心里在想晚上将要发生的事情，不知不觉眼前浮现出哥哥正在挨打蜷缩成一团的样子，耳边回荡着哥哥的哀求声。我为哥哥捏了一把汗，更恨那个告密者！
说来也怪，傍晚时，哥哥战战兢兢地回来了，我们相互之间偷偷地交换着眼神，但谁也没敢说话。
我们害怕，哥哥比我们更害怕。哥哥把头埋在怀里用眼角瞟着父亲，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等着……
晚饭得了，我们小心翼翼地围桌坐下，可哥哥却低着头站在犄角处一动不动，可怜兮兮。
这时，父亲吼道：“有功了！”
我忙过去拉哥哥的手臂，叫他吃饭，此时，哥哥委屈的泪水夺眶而下。
这次，父亲没有用武力，只是数落哥哥一顿，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几十年过去了，我想，当时父亲也弄不明白，一个小孩子懂什么，怎么能说是“反革命”？
我却不同。人说“老大悍，老二精”，这也不假。
小的时候，我也常挨父亲的打，但比哥哥要少得多。我那时想，我错了，你打我，我忍，我躲，实在扛不住了我就跑；我没错，你打我，我就大声地争辩、反抗或离家出走。现在想起来，这几下子还真管用，免了不少皮肉之苦。
记得有一次，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妈妈发了两张电影票，我和哥哥都想看，可两个妹妹也要去，没办法只好带着妹妹一同去，可到了天桥电影院，人家就是不让进，哥哥想了办法，也没用。后来，哥哥出了个馊主意，说两个妹妹是走失的小孩，先送到派出所，等看完电影再来接走。
这下可糟了，电影是看了，可妹妹们却真的找不着了。
妹妹们趁警察不注意溜走了，当时，我和哥哥的脸吓得煞白，一溜小跑回了家。父亲早就在门口候着呢，我和哥哥饱偿了一顿拳脚与骂。
刚看过的电影《宁死不屈》就现场回放了，并且当了回演员，真实得很。
还有一次，记不清为什么了，父亲抄起火筷子(通火炉子用的通条)打在我的腿上，火筷子弯了，腿上顿时起了一绺缕唇，我急忙夺路而逃去了亲戚家，第二天，亲戚把我送回了家，并为我说了好话，我免去了再次挨打。
后来，听妈妈说，我跑了，父亲也很着急，全家都在找我。
那时，我有一条原则，就是尽量不在家门口惹事，兔子不吃窝边草。所以虽然也淘气，但父亲不知，因此少挨了不少打。
记得我曾问那个上海中学生，你恨你父亲吗？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不恨”。我问为什么？他说：“爸爸其实在我们家是最累的人。”
这个中学生还算懂父亲，在中国，父亲这个角儿不好当，一切的重担都担在他们身上，母亲的从属地位决定了她们的忍耐，只有忍耐，因为她们最能理解也最知道丈夫的不易，我妈在恨我爸粗暴的同时，也常说“要没有你爸，你们这些个孩子长不了这么粗粗大大。”
父亲其实是挺孝顺的，他从来不对他父亲、叔父顶嘴犯犟——像我二爷那样的“驴”脾气，也是不讲理的主，但我父亲也能忍住，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即使在自己老婆、孩子身上撒气，也绝不会顶撞长辈。
家里虽然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但父亲对家庭的责任感远远多于不讲理。
我曾问那位上海中学生，如果你将来当父亲了，你会像你父亲那样吗？他拨浪鼓似地摇着头，末了，说了一句让我挺意外的话：“当父亲太累了，我不想结婚。”
这一点，我跟他不同，父亲的责任感和父亲的粗暴，却让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将来做了父亲，我—定要做个跟父辈们不同的父亲。一不打老婆，二不打儿子。”
我想，如果还有缘碰上那位上海中学生，我一定得告诉他，你们这一代人不仅要当父亲，而且要当一个与我们这一代人绝对不同的父亲。要知道，在中国，父亲的脊梁是无比坚强的，如果父亲的心态能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人们最为崇拜的人肯定是父亲。
让子孙崇拜的人，当然也是最具责任感的人。警察一样的父亲形象，暴君一样的父亲形象在21世纪的中国应该消失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