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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历史资源极为丰富、历史意识极为浓厚的国家，随着20多年来“国学热”的持续升温，经典的历史故事更是不断引起中国电影人的关注，根据经典历史故事改编的电影也不时引发观众的兴趣。纵观近年来推出的历史题材电影，虽然叙事方式、人物造型、美工道具、光影运用等诸多方面不乏亮点，但仍存在着一个普遍性的缺陷，就是电影工作者因为对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往往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切实的尊重，所以无法将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准确体现在电影中，从而最终影响到电影的艺术质量和市场前景。这一缺陷在战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表现比较典型，因此，笔者将以陈凯歌导演的《荆轲刺秦王》为例来具体分析战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这一缺陷。正确认识和有效避免这一缺陷，对于今后继续制作以古代历史为题材的中国电影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准确体现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是真实虚构历史题材电影故事的前提
电影本质上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讲故事必须进行艺术虚构。电影故事的艺术虚构可分为真实的虚构和虚假的虚构，二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虚构是否符合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是指一个时代有别于其他时代的带有标志性特征的社会主流思潮。任何时代都有其核心文化精神，如魏晋时期的核心文化精神是魏晋风流，盛唐时期的核心文化精神是盛唐气象，而战国时期的核心文化精神就是“重利尚武”。
“重利”即重现实功利。与春秋之世不同，战国是一个“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的社会[1]，功利主义思想流行。士人阶层为追求荣华富贵而长年周游列国，诸侯各国则纷纷变法以富国强兵。“尚武”即崇尚武力。战国时期“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2]，士人阶层出现了推崇武力的倾向，各国统治者也动辄以武力相向。这种“重利尚武”的时代精神在秦国表现得最突出：“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3]，“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4]
准确体现战国历史“重利尚武”的核心文化精神，是真实虚构战国历史题材电影故事的前提。以此为标准，能够正确判断战国历史题材电影的艺术虚构是真实虚构还是虚假虚构。电影《荆轲刺秦王》中贯穿全篇的最大虚构是重新设置了荆轲赴秦行刺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为了帮助秦王嬴政攻打燕国找到借口，赵女甘受黥刑去燕国寻求刺客来秦国行刺嬴政，最终荆轲在燕国被赵女发现……这一虚构直接决定了整个电影的情节走向、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感情基调，地位非常重要。但恰恰是这个事关全局的虚构，由于没有准确体现出战国社会“重利尚武”的核心文化精神而显得荒谬不堪：嬴政想要攻打燕国，完全可以随便找一个借口，甚至根本无需任何借口，他犯不着让心爱的赵女去燕国冒险寻求刺客来刺杀自己，从而傻乎乎地上演一出自损君主尊严和秦国国家声誉的闹剧。可以说，这一自以为是的闹剧化的虚构彻底解构了电影本应具有的悲壮氛围，是整部影片最致命的失误。至于其他的虚假虚构则不一而足，如荆轲向嬴政投掷匕首不中后准备拔剑刺杀，却突然发现剑身早已被秦国接待官员偷偷断去大半。试想，在战国这样一个尚武成风的时代，作为一个常年弄剑的武士，作为一个肩负刺杀重任的刺客，荆轲怎么可能不在秦国接待官员送还佩剑之后立即下意识地拔剑检查呢？即便由于一时疏忽忘记检查，他也能够通过佩剑重量的明显变化去感知剑的蹊跷可疑。这一虚构显然是编导有意设置的噱头，但观众稍加推敲，便不难发现其虚假可笑之处。
“不是凭空虚构影片的戏剧性，而是从生活的原型中去发掘戏剧性冲突和情节。”[5]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其实就是历史“生活的原型”的本质表现，也是历史题材电影的活的灵魂。历史题材电影当然可以而且必须进行艺术虚构，但一定是要在准确体现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成为缺少艺术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的“凭空虚构”。
二、 准确体现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是合理满足观众特殊欣赏心理的关键
中国观众浓厚的历史意识造就了他们欣赏历史题材电影的特殊心理：一是对电影所表达的历史经典故事和经典人物形象的主体框架具有超稳定性的心理预期，二是希望电影能够结合现代语境对这些历史经典故事和经典人物形象进行新的合理阐释。这种特殊欣赏心理的形成既是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在观众内心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也是观众内心渴望其发生新变的产物。电影工作者虽不可一味迎合观众，但也需要主动了解并合理滿足观众欣赏历史题材电影的特殊心理。
基本史料来源的高度稳定性以及解读与传播的极度频繁，是观众对历史经典故事和经典人物形象的主体框架具有超稳定性心理预期的重要原因。比如战国历史题材电影所依据的基本史料无非就是《史记》和《战国策》，这两本典籍所记载的战国历史经典故事和经典人物形象由于千百年来被反复解读与传播，早已内化为中国人心中融入了战国历史核心文化精神的集体记忆。“叙事是为了得到预期观众的理解而创作的……叙事并没有教会我们什么新的东西，相反，它只是激发了我们已经拥有的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和情感。”[6]观众欣赏战国历史题材电影，就是为了重温这种集体记忆，从而激发自己对于这段过往历史的“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和情感”。这就要求编剧、导演在设计战国历史题材电影经典故事和经典人物形象的主体框架时，切切不可随意背离这种集体记忆，否则就会让观众产生强烈的违和感。电影《荆轲刺秦王》票房和市场口碑之所以不佳，正与观众欣赏时产生了强烈的违和感有关。首先，从故事主体框架的设计看，嬴政的主动诱导实际上是荆轲赴秦行刺的最大原因，没有嬴政的诱导，赵女不可能赴燕，荆轲也无从出现。这一事关全局的设计固然新颖，但却彻底背离了广大观众对于荆轲刺秦王事件的集体记忆，自然会引发他们的不适与不满。如此这般，观众还怎么能够完全融入到电影之中呢？其次，从主要人物之一的荆轲的艺术形象塑造来看，电影里的荆轲已经不再是活在观众集体记忆里的那个轻生死重然诺的千古豪侠，而是摇身一变，成为最高统治者耍阴谋弄权术的对象，成为最高统治者玩弄于掌心的一个可笑又可怜的弱者。虽然电影后来增加了荆轲刺秦王是为了挽救天下孩子的桥段，但总体而言荆轲还是失去了他作为传统英雄在观众集体记忆之中的那种感人至深的悲壮色彩。 历史题材电影应该合理满足观众对于历史经典故事和经典人物形象主体框架的心理预期，导演必须在保持历史经典故事和经典人物形象主体框架的前提下积极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对这些经典历史故事和经典人物形象作出新的合理的现代性阐释，以满足观众希望进一步挖掘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内涵的心理渴望，否则观众就不能得到收获新知之后的快感。当然，电影《荆轲刺秦王》没有机械地图解史料，而是力图用现代眼光来阐释这段众所周知的历史，但结果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电影对故事和人物形象的现代性阐释由于偏离了战国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而显得混乱不堪，“无论是秦王还是荆轲，在导演以权欲/征服欲释读人物的现代性焦灼中失去了任何可资辨认的历史依据，历史人物由于导演过于强大的文化编码，成为体现抽象人性的分类符号”。[7]
历史题材电影如果要获得艺术和票房的成功，就必须合理满足观众特殊的欣赏心理，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电影一定要准确体现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只有如此，历史题材电影作品才可能达到既不墨守成规也不剑走偏锋的理想境界。
三、 准确体现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是积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
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产品，客观上担负着积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责任。为了履行这一责任，历史题材电影必须做到准确体现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使国内外观众在历史的回顾中真切认知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比如就战国历史题材电影而言，准确体现战国时代“重利尚武”的核心文化精神，有助于国内外观众真切认知中华民族早期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战国时代的明君贤臣、策士游侠以及诸子学派等社会主流群体大多关注现实，无论是进行社会实践还是从事思想理论建设，都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重利”就是这个时代的主体精神风貌。“重利”的确存在功利主义的局限，但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却更多地表现出了战国人物不尚空谈、脚踏实地、锐意进取以改变个人和国家落后面貌的务实作风。而战国时代“尚武”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一方面表现了生命个体的朴野刚健气息，以及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视死如归的气概，荆轲即是如此；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盛行于诸侯国之间的那种勇于竞争、积极对外开拓的风气，这一点秦国表现得最为鲜明。
战国时代“重利尚武”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值得电影工作者去努力发掘和准确体现。但这又不是提倡主题先行，恰恰相反，这正是历史真实对于历史题材电影的迫切要求。然而在电影《荆轲刺秦王》中，嬴政的形象却显得阴鸷且神经质，荆轲的形象则显得轻佻且鲁莽，二者都严重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也妨碍了国内外观众对战国时代人物性格和文化心理的真切认知。其实，历史上嬴政的所作所为，无论是被后世赞颂的还是被后世批判的，本质上都不是电影中所指出的他个人性格产生“病态”的结果，而是战国时代“重利尚武”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发生作用的结果，否则嬴政也不可能成为给中华民族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一代天骄。荆轲答应太子丹刺秦之前也曾犹豫过，答应之后则开始恣意享受燕国提供的优厚待遇，易水送别时又明知赴死而义无反顾，这个形象才是历史上真实的荆轲形象，也是荆轲长久被后人歌颂的原因所在。陈凯歌确实是一个充满浓郁文化情怀的导演，他总是执着地在电影作品中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深沉使命感：“对于我们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我们的感情是深挚而复杂的，难以用语言一丝一缕地表达清楚。”[8]如果这种深沉的使命感不能与对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的准确体现结合起来，所谓的使命感就很可能成为有意或者无意歪曲历史真实的内在驱动力。
历史经典故事“蕴藏着一定时代、一定民族最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它们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向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讲述有关人性共通之处的动人故事”。[9]历史题材电影必须准确体现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这对于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可谓意义重大。
结语
历史题材电影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阔的市場。历史题材电影必须准确体现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这既是真实虚构历史题材电影故事的前提，也是合理满足观众特殊欣赏心理的关键，同时还是积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历史题材电影必须准确体现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这并不是倡导图解历史，更不是倡导主题先行，而是希望历史题材电影能够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电影工作者只有深刻理解和切实尊重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并将这种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准确体现在电影中，才可能创作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当代的历史题材电影精品。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9：428.
[2]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9：455.
[3]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79.
[4]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524.
[5]余琍萍，方一舟.影视文学[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35.
[6]诺埃尔·卡罗尔.超越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50.
[7]陈林侠.从小说到电影——影视改编的综合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42.
[8]话说《黄土地》[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264-265.
[9]赵明珠.外国经典小说的电影改编及其对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借鉴意义——以《他们眼望上苍》中的女性身体表达为例[J].
电影评介，2016（22）：15.
一、 准确体现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是真实虚构历史题材电影故事的前提
电影本质上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讲故事必须进行艺术虚构。电影故事的艺术虚构可分为真实的虚构和虚假的虚构，二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虚构是否符合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是指一个时代有别于其他时代的带有标志性特征的社会主流思潮。任何时代都有其核心文化精神，如魏晋时期的核心文化精神是魏晋风流，盛唐时期的核心文化精神是盛唐气象，而战国时期的核心文化精神就是“重利尚武”。
“重利”即重现实功利。与春秋之世不同，战国是一个“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的社会[1]，功利主义思想流行。士人阶层为追求荣华富贵而长年周游列国，诸侯各国则纷纷变法以富国强兵。“尚武”即崇尚武力。战国时期“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2]，士人阶层出现了推崇武力的倾向，各国统治者也动辄以武力相向。这种“重利尚武”的时代精神在秦国表现得最突出：“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3]，“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4]
准确体现战国历史“重利尚武”的核心文化精神，是真实虚构战国历史题材电影故事的前提。以此为标准，能够正确判断战国历史题材电影的艺术虚构是真实虚构还是虚假虚构。电影《荆轲刺秦王》中贯穿全篇的最大虚构是重新设置了荆轲赴秦行刺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为了帮助秦王嬴政攻打燕国找到借口，赵女甘受黥刑去燕国寻求刺客来秦国行刺嬴政，最终荆轲在燕国被赵女发现……这一虚构直接决定了整个电影的情节走向、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感情基调，地位非常重要。但恰恰是这个事关全局的虚构，由于没有准确体现出战国社会“重利尚武”的核心文化精神而显得荒谬不堪：嬴政想要攻打燕国，完全可以随便找一个借口，甚至根本无需任何借口，他犯不着让心爱的赵女去燕国冒险寻求刺客来刺杀自己，从而傻乎乎地上演一出自损君主尊严和秦国国家声誉的闹剧。可以说，这一自以为是的闹剧化的虚构彻底解构了电影本应具有的悲壮氛围，是整部影片最致命的失误。至于其他的虚假虚构则不一而足，如荆轲向嬴政投掷匕首不中后准备拔剑刺杀，却突然发现剑身早已被秦国接待官员偷偷断去大半。试想，在战国这样一个尚武成风的时代，作为一个常年弄剑的武士，作为一个肩负刺杀重任的刺客，荆轲怎么可能不在秦国接待官员送还佩剑之后立即下意识地拔剑检查呢？即便由于一时疏忽忘记检查，他也能够通过佩剑重量的明显变化去感知剑的蹊跷可疑。这一虚构显然是编导有意设置的噱头，但观众稍加推敲，便不难发现其虚假可笑之处。
“不是凭空虚构影片的戏剧性，而是从生活的原型中去发掘戏剧性冲突和情节。”[5]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其实就是历史“生活的原型”的本质表现，也是历史题材电影的活的灵魂。历史题材电影当然可以而且必须进行艺术虚构，但一定是要在准确体现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成为缺少艺术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的“凭空虚构”。
二、 准确体现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是合理满足观众特殊欣赏心理的关键
中国观众浓厚的历史意识造就了他们欣赏历史题材电影的特殊心理：一是对电影所表达的历史经典故事和经典人物形象的主体框架具有超稳定性的心理预期，二是希望电影能够结合现代语境对这些历史经典故事和经典人物形象进行新的合理阐释。这种特殊欣赏心理的形成既是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在观众内心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也是观众内心渴望其发生新变的产物。电影工作者虽不可一味迎合观众，但也需要主动了解并合理滿足观众欣赏历史题材电影的特殊心理。
基本史料来源的高度稳定性以及解读与传播的极度频繁，是观众对历史经典故事和经典人物形象的主体框架具有超稳定性心理预期的重要原因。比如战国历史题材电影所依据的基本史料无非就是《史记》和《战国策》，这两本典籍所记载的战国历史经典故事和经典人物形象由于千百年来被反复解读与传播，早已内化为中国人心中融入了战国历史核心文化精神的集体记忆。“叙事是为了得到预期观众的理解而创作的……叙事并没有教会我们什么新的东西，相反，它只是激发了我们已经拥有的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和情感。”[6]观众欣赏战国历史题材电影，就是为了重温这种集体记忆，从而激发自己对于这段过往历史的“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和情感”。这就要求编剧、导演在设计战国历史题材电影经典故事和经典人物形象的主体框架时，切切不可随意背离这种集体记忆，否则就会让观众产生强烈的违和感。电影《荆轲刺秦王》票房和市场口碑之所以不佳，正与观众欣赏时产生了强烈的违和感有关。首先，从故事主体框架的设计看，嬴政的主动诱导实际上是荆轲赴秦行刺的最大原因，没有嬴政的诱导，赵女不可能赴燕，荆轲也无从出现。这一事关全局的设计固然新颖，但却彻底背离了广大观众对于荆轲刺秦王事件的集体记忆，自然会引发他们的不适与不满。如此这般，观众还怎么能够完全融入到电影之中呢？其次，从主要人物之一的荆轲的艺术形象塑造来看，电影里的荆轲已经不再是活在观众集体记忆里的那个轻生死重然诺的千古豪侠，而是摇身一变，成为最高统治者耍阴谋弄权术的对象，成为最高统治者玩弄于掌心的一个可笑又可怜的弱者。虽然电影后来增加了荆轲刺秦王是为了挽救天下孩子的桥段，但总体而言荆轲还是失去了他作为传统英雄在观众集体记忆之中的那种感人至深的悲壮色彩。 历史题材电影应该合理满足观众对于历史经典故事和经典人物形象主体框架的心理预期，导演必须在保持历史经典故事和经典人物形象主体框架的前提下积极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对这些经典历史故事和经典人物形象作出新的合理的现代性阐释，以满足观众希望进一步挖掘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内涵的心理渴望，否则观众就不能得到收获新知之后的快感。当然，电影《荆轲刺秦王》没有机械地图解史料，而是力图用现代眼光来阐释这段众所周知的历史，但结果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电影对故事和人物形象的现代性阐释由于偏离了战国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而显得混乱不堪，“无论是秦王还是荆轲，在导演以权欲/征服欲释读人物的现代性焦灼中失去了任何可资辨认的历史依据，历史人物由于导演过于强大的文化编码，成为体现抽象人性的分类符号”。[7]
历史题材电影如果要获得艺术和票房的成功，就必须合理满足观众特殊的欣赏心理，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电影一定要准确体现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只有如此，历史题材电影作品才可能达到既不墨守成规也不剑走偏锋的理想境界。
三、 准确体现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是积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
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产品，客观上担负着积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责任。为了履行这一责任，历史题材电影必须做到准确体现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使国内外观众在历史的回顾中真切认知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比如就战国历史题材电影而言，准确体现战国时代“重利尚武”的核心文化精神，有助于国内外观众真切认知中华民族早期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战国时代的明君贤臣、策士游侠以及诸子学派等社会主流群体大多关注现实，无论是进行社会实践还是从事思想理论建设，都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重利”就是这个时代的主体精神风貌。“重利”的确存在功利主义的局限，但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却更多地表现出了战国人物不尚空谈、脚踏实地、锐意进取以改变个人和国家落后面貌的务实作风。而战国时代“尚武”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一方面表现了生命个体的朴野刚健气息，以及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视死如归的气概，荆轲即是如此；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盛行于诸侯国之间的那种勇于竞争、积极对外开拓的风气，这一点秦国表现得最为鲜明。
战国时代“重利尚武”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值得电影工作者去努力发掘和准确体现。但这又不是提倡主题先行，恰恰相反，这正是历史真实对于历史题材电影的迫切要求。然而在电影《荆轲刺秦王》中，嬴政的形象却显得阴鸷且神经质，荆轲的形象则显得轻佻且鲁莽，二者都严重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也妨碍了国内外观众对战国时代人物性格和文化心理的真切认知。其实，历史上嬴政的所作所为，无论是被后世赞颂的还是被后世批判的，本质上都不是电影中所指出的他个人性格产生“病态”的结果，而是战国时代“重利尚武”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发生作用的结果，否则嬴政也不可能成为给中华民族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一代天骄。荆轲答应太子丹刺秦之前也曾犹豫过，答应之后则开始恣意享受燕国提供的优厚待遇，易水送别时又明知赴死而义无反顾，这个形象才是历史上真实的荆轲形象，也是荆轲长久被后人歌颂的原因所在。陈凯歌确实是一个充满浓郁文化情怀的导演，他总是执着地在电影作品中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深沉使命感：“对于我们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我们的感情是深挚而复杂的，难以用语言一丝一缕地表达清楚。”[8]如果这种深沉的使命感不能与对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的准确体现结合起来，所谓的使命感就很可能成为有意或者无意歪曲历史真实的内在驱动力。
历史经典故事“蕴藏着一定时代、一定民族最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它们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向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讲述有关人性共通之处的动人故事”。[9]历史题材电影必须准确体现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这对于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可谓意义重大。
结语
历史题材电影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阔的市場。历史题材电影必须准确体现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这既是真实虚构历史题材电影故事的前提，也是合理满足观众特殊欣赏心理的关键，同时还是积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历史题材电影必须准确体现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这并不是倡导图解历史，更不是倡导主题先行，而是希望历史题材电影能够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电影工作者只有深刻理解和切实尊重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并将这种历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准确体现在电影中，才可能创作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当代的历史题材电影精品。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9：428.
[2]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9：455.
[3]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79.
[4]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524.
[5]余琍萍，方一舟.影视文学[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35.
[6]诺埃尔·卡罗尔.超越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50.
[7]陈林侠.从小说到电影——影视改编的综合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42.
[8]话说《黄土地》[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264-265.
[9]赵明珠.外国经典小说的电影改编及其对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借鉴意义——以《他们眼望上苍》中的女性身体表达为例[J].
电影评介，2016（2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