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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是印度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长期深受各种压迫、排斥、歧视和迫害，成为印度政府重点保护和帮扶的对象。为解决弱势群体社会公正问题，印度政府专门为其制定了教育配额保留政策，希望通过教育配额保留政策补偿过去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不公；而印度弱势群体的复杂多样性使政府执行保留政策遇到很多阻力，这种区别对待政策引发其他高种姓民众和学生的不断抗议和反对，认为不顾学业成绩高低的录取政策带来了新的不公平，同时也固化了阶级分层。保留政策的推行使政府陷入了两难困境，争议不断、冲突不断。虽然，弱势群体通过政府的保留政策和自身的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但要有能力并平等地与其他社会阶层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印度弱势群体；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保留政策
中图分类号：G649.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7）01-0058-06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5.06.013
弱势群体是世界各国政府着力帮扶的对象。印度弱势群体复杂多样，其政府社会公正与合法权益保护部以及妇女与儿童保护部把弱势群体分为表列种姓（贱民）、表列部落（部落民）、其他落后阶层、残疾人、老年人、街头流浪儿童、毒品受害者以及贫贱妇女等处境不利、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这些弱势群体与贫困、地位低下、种姓制度与不可接触制度①、社会排斥与歧视等问题交织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占印度人口的1/4，是印度宪法确认的最弱势群体，也是政府重点保护和扶助的主要对象，他们在过去乃至现在仍遭受种种偏见、歧视、排斥、剥夺、欺压和暴力伤害。
为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印度政府实施了被称之为全世界福利范围最广泛的“保留政策”（Reservation Policy or Affirmative Action）。这一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就开始实行的保留和27%的配额。此外，印度政府专门对贱民和部落民进行立法保护，消除不可接触制度，保障他们的各种合法权益；为他们制定专门的经济发展计划，以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为他们制定各种教育发展计划、培训计划和奖助学金政策，以提高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这一切是为了让他们尽快跟上社会发展步伐，能够与其他群体一样享受民主、公正、平等的社会生活与发展机会，实现社会和谐。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弱势群体社会地位得到较大提高，在议会、政府机关、学校、政策在印度独立后继续发扬光大。保留政策规定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公营企业和教育机构（主要是重点大中小学），分别给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阶层 其他落后阶层包括首陀罗种姓、部分婆罗门穷人、穆斯林、由表列部落（政府对部落民的称谓）和表列种姓皈依的基督教徒和佛教徒等“少数民族”以及一些低贱职业者。这个阶层中大部分属于首陀罗低级种姓，其社会地位比表列种姓略高，但在种姓制度中他们不是再生种姓，仍受高种姓歧视。事实上，对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认定和照顾本身争议不大，但对占印度人口近52%的其他落后阶层的保留政策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暴力冲突。随着印度首陀罗阶层的崛起，发展和壮大，他们开始向政府施加压力，争取获得配额，在政府中获得权力，甚至能左右政府政策导向和选举。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给他们适当的配额。参见：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 Towards Uplift of Other Backward Classes. http：//pib.nic.in/feature/feyr2002/faug2002/f060820021.html 2016-6-6.保留15%、7.5%医院和国营企业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政府帮助和自身努力，成为议员、教授、工程师、律师和医生，形成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或精英阶层，成为保留政策的最大受益者。1995年贱民出生的玛雅瓦蒂当选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2009年曾参加竞选印度总理；1997年印度第10任总统纳拉亚南也出身于贱民阶层。这在独立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一件令追求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印度政府心满意足的事情。
然而，对于给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阶层的学生名额保留问题，印度不同阶层或种姓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采取极端的抗议行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无论是尼赫鲁、英·甘地和拉·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执政，还是其他政党执政，对于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保留政策争议不大，问题主要出在印度国内不同阶层民众对保留政策的争议以及对其他落后阶层的保留政策的反对和由此引发的冲突上。
一、表列种姓保留政策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争议与冲突
1.保留政策的实施与社会歧视引发了暴力伤害与冲突
因为弱势群体在印度遭受几千年的剥夺、压迫、歧视和排斥，应给予他们特殊政策保护和待遇，这样才能达到与其他群体一样的平等地位。印度政府与广大的弱势群体就持这种观点。贱民出生的政治学助教拉吉库马说，“如果没有保留政策，我至今仍在地里干活，给高种姓的地主当奴隶。我在政府学校读书时，老师们经常说，教育资源被浪费在你们这些贱民身上了。你们应当去扫大街，去割草喂牛。”贱民的孩子在教室里只能坐在最后，时常因为一些小分歧挨揍，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坚持到上大学。[1]拉吉库马是一个例外，他的名字是个单名，目的是隐瞒其真实身份。因为不知道他的身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高种姓的人与他握手后回去洗手的。他虽然已拥有了住房和轿车，过着印度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但他认为目前的保留政策几乎不可能克服几千年来形成的社会歧视问题。
印度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委员会主席夏斯特里认为，人们根本不明白为弱势群体保留配额政策对不可接触者意味着什么。他说委员会每天都要收到一百多封来自贱民和部落民的訴状，控诉他们所遭遇的暴行。他列举了贱民妇女遭轮奸、不服从高种姓领导的村民遭受暴行的典型案件。在一件最令人吃惊的案件中，有人造谣说5个贱民在剥牛皮。牛是印度教的圣物，因此，愤怒的高种姓人们毒打这几个人并把他们吊死在警察局门外。这几个受害者就是像拉吉库马一样的贱民。“不可接触制度已经被废除50多年了，我们依然是地位最低的，挣扎在死亡线上，死亡率最高，遭到其他种姓的仇视。这不仅仅是提高经济地位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公正与合法权益应得到保护的问题。”[2] 这些贱民活动家和领袖用充分的证据说明，正是他们遭受了长期的歧视和剥夺，不仅要对弱势群体实行保留政策，而且要消除不可接触制度，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但要消除社会歧视和偏见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力伤害和流血事件，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问题。
因保留政策的实施引发的暴力冲突此起彼伏。2006年5月18日，印度总理辛格宣布成立一个由4名部长组成的委员会，重新讨论此前推出的高校“低种姓保留配额”政策，试图平息持续一周多、波及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示威游行活动。然而辛格总理的表态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在首都新德里，学生和医生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并与警察发生冲突，部分静坐绝食的学生健康状况也进一步恶化。示威游行活动起因于当年4月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部长阿穷·辛格宣布，在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管理学院和全印医学院3所印度最知名的院校将为低种姓学生保留的配额从22.5%提高到49.5%。政策宣布后，立即遭到高种姓学生的强烈反对，医学界的反对声浪最为高涨，几百名来自不同医学院的学生于5月初组织了示威游行活动，随后各医院的医生也加入示威行列，造成了医院瘫痪多日，病人无人救治。有绝食学生说“我们认为录取学生应根据成绩，而不是出身。我不知道学校里谁是什么种姓，但政治家们希望给我们贴上标签，并以此作为进入大学的决定性因素。”[3]据分析此次大幅度提高低种姓保留配额，是国大党与左翼政党妥协的结果。
2.保留政策违反了‘成绩’和‘效率’原则，带来新的不公正和不平等
印度许多高种姓学者和学生认为，一部分享受保留配额而成绩差的学生使另一部分成绩优秀而没有保留政策待遇的学生失去了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常常争论说，保留政策给被剥夺者以社会公正，但却是以牺牲效率（efficiency）和成绩（merit）为代价的。关于效率和成绩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暗示被剥夺者能力很差。那些被挡在医学、工程技术和计算机等好专业门外的优秀高种姓学生不得不为祖先过去对被剥夺者的不公正付出代价。[4]马德拉斯印度理工学院院长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作报告时说：“社会公正是否意味着印度不应该有按分数录取考生的学校？是否意味着社会底层的人享有某些特权而优秀学生就不该有自己的权利？大学需要有三项基本自由：决定教什么的自由，决定教谁的自由，决定谁教的自由。我们今天目睹的正是这些自由权利遭到侵蚀。”[5]有印度学者悲观地估计，印度理工学院按成绩录取的学生数有可能被削减到50%以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假设印度理工学院不是在1950年代建立的，而是在当前这种政治氛围下去创办，印度可能永远不会有如此高水平的教育机构。
3.不同种姓教育和经济落后的群体要求扩大和改革保留政策
在德里大学，一位婆罗门种姓出身的大学生和她的同学申请了30多个学院都被拒绝，因为这些学院或专业都有自己的录取标准、配额和要求，有些专业给普通种性的配额就只有3个。她俩想申请读自己喜欢专业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低种姓学生坚持认为，保留政策是必要的，因为贱民和部落民遭到的歧视仍然是恶意的和普遍的，还应给贱民们增加配额；因为这些年来，在政府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登记表中添加了不少新的贱民种性和部落，但配额比例还是22.5%。[6]印度学者拉达克里希南20世纪80年代在中央邦和比哈尔邦对表列种姓青年大学生所作的问卷调查表明，大部分学生认为保留政策的确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没有保留政策，他们想取得今天的地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希望继续实行保留政策，给他们的比例最好能提高到35%。但他们认为不应该给表列种姓中既得利益者家庭（如国会议员、立法院议员和地主）的孩子提供保留配额。相反，63%的表列种姓学生同意高种姓中穷人的孩子也应该享受保留政策。[7]
尽管人们抱怨配额制，但没有形成终止配额制的潮流，因为涉及到的群体太广泛，简单地终止保留政策的建议只能导致政治上的自杀。取而代之的是人们要求扩充保留政策。德里大学一位属于刹帝利种姓的拉吉普特女硕士生认为他们也应该获得配额。但由于拉吉普特人曾统治印度北方大部分地区，属于高级种姓，不能享受配额。这位拉吉普特女孩认为配额制不公平，低种姓的人轻易地得到所有的东西，他们却什么照顾也没有，虽然他们成绩好、有潜力。[8]这位拉吉普特女孩虽抱怨配额制，但不主张废除配额制，只是希望自己也得到配额而已。
1992年11月16日印度最高法院对保留配额政策的种种抗议做出了意义十分深远的裁决：确定其他落后阶层的标准不再以种姓为基准，而是以经济落后和教育落后为尺度。坚决剔出落后种姓中的‘奶酪阶层’（Creamy Layer），这部分人虽然是落后种姓，但他们已经富裕起来，教育上已经不落后了。1993年新上台的政府开始实施这个包括其他落后阶层在内的保留政策，表列种姓15%和表列部落7.5%的保留配额仍然不变，其他落后群体保留27%的配额，总计达49.5%。可以说这是全世界范围最广泛的照顾政策。
4.保留政策作为一种施舍为政党所利用，惠及了少数人却强化了种姓意识
印度国大党政府几十年来贱民保留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有学者认为尽管印度政府付出了热情和努力还有宪法予以保障，但不可接触制度在传统习惯上仍占主导地位，宪法中的保留工作岗位、席位制只有利于賤民极少的一部分人，而数千万的贱民仍生活在贫民窟中；此外，人们的种姓观念并没改变；分配土地、提倡不同种姓结婚、给予教育帮助等措施，更多的是一些慈善行为，不会在不可接触者与可接触者之间产生剧烈变革；不可接触者仍在日常生活中饱受歧视。对此，已故印度总理英·甘地曾唉叹说：“至今为止，我们还一直不能平等地对待贱民，这主要是政府的失败，也是全体印度人民的失败。”[9]
此外，印度各政党为了自己的利益，为拉选票继续保持保留政策，因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以及其他落后阶层占印度人口的2/3以上。1980年，英·甘地东山再起时，就宣称要把穷人最需要的礼物送给穷人。新世纪，英·甘地儿媳索尼亚·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就是声称国大党是低种姓穷人的政党而获得多数选票上台的。实际上，这种利用种姓集团作为选票库的行为，只会强化老百姓的种姓意识，使种姓制度更加难以消除。1990年维·普·辛格就是利用低种姓穷人的选票坐上总理宝座。辛格政府保证每年为弱势群体提供55000个政府工作的机会，保证实行一系列的措施使人们普遍意识到“普通人也是国家的主人”等等。劳工部长帕斯万把辛格政府决定给与落后阶级新的保留配额的目的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福利政府，如果把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其他落后阶层、少数民族如穆斯林等加起来，一共可达到全国人口的89%。”辛格政府想以平等的名义，以保留为手段，分别给各种人以配额，笼络大多数人，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当保留配额比例高达49.5%的《曼达尔报告》宣布执行时，以学生为主体的抗议集会、罢课、示威游行、阻断交通、烧毁车辆、冲击政府机关等事件愈演愈烈，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死伤达千人。骚乱中，63名青年自杀，159名青年自杀未遂。辛格政府为此不得不下台。 有印度学者认为，配额制度使阶层分化合法化，配额制成了各政党玩的政治游戏，用配额制作为拉取选票的筹码。如果印度想成为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就只有取缔配额制，用择优录取和奖助学金制度代替保留政策，从根本上取消阶级分层。[8] 80年代末，大学生和研究生就业登记的人数与当年中央政府所能提供的职位比例大约为100：6。[10]人人都把政府机关的职位看作是难得的肥缺，为落后阶层保留高达49.5%的比例，对于高种姓学生来说无疑于断绝了寻求体面工作的机会和门路，再加上国大党的操纵，冲突在所难免。
二、表列部落保留政策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觉醒与新的不平等
1.同化与反同化——保留政策使部落民覺醒
印度表列部落有698个，是印度传统上的部落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或方言，占印度人口的8%，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中一部分是印度古代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大部分主要居住在印度东北部地区，是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进入到这一地区的蒙古人种。[11]他们有自己独特的部落文化、教育方式和习俗，过着离群独居的生活，多数从事农业和牧业，进行游牧和刀耕火种式的流动耕作。学校教学实施三种语言教学模式——母语、印度语和英语。表列部落现代教育发展虽然缓慢，但保留政策和寄宿制学校教育使不少部落民的孩子受益。
由于早期（1940年代-1960年代）工业化进程，印度比哈尔邦贾坎德地区部落民中产生了一个中产阶级，他们成为保留政策的主要享受者。也正是保留政策使部落民觉醒了，他们要求自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贾坎德地区部落民经过长期的自治运动，终于在2000年从比哈尔邦分割出来，成立了一个新的部落邦——贾坎德邦。
贾坎德地区中产阶级的形成主要起因于早先开矿和工业化的结果，在这一进程中，没有预料到的是许多部落家庭愿意获得由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提供的机会。当然，这并不是说，部落民们愿意看到自己的土地被用来筑坝建厂，而且该地区大多数非部落民也不愿意。
贾坎德自治运动表明部落民们非常了解他们被统治的基础是什么，并且用他们获得的现实机会进行政治运动，以消解这种统治基础。简言之，贾坎德地区政治运动的核心一直是部落民自动自发地通过拓殖（围垦）这个邦的地盘与政府竞争。贾坎德政治运动领袖及其支持者通过保留政策，在资源竞争中成功地获得了一些现代化的利益。
保留政策甚至使部落民身份意识明晰化，承认许多部落群体遭到剥削以及被边缘化，部落民们也因此要求从政府那儿得到补偿。要求设立单独的贾坎德邦的鼓吹者们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这种部落身份，或许补偿政策有意无意地在部落群体的扩充上，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一令人不愉快的意外结局是贾坎德地区部落民拒绝了宪法缔造者们提出的各种政治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的方案造成的。部落民们强调的是保持政治和文化的差异性并对其加以保护，而不需要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或标准化。[12]
有趣的是，正是这些因为保留政策而受到良好教育的部落精英阶层成为把贾坎德地区从比哈尔邦独立出来、单独建立一个贾坎德部落邦的骨干力量。一位部落访谈对象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很高兴有一份三类工作。塔塔集团是不会雇用我们这些部落民的，除非是去当清洁工。因此，我很愿意为政府工作，政府照顾我。政府给我休假。但那不是我的政府，它是外人的政府。在政府机关工作不应该只是我唯一的选择。这是我的土地，提供工作的应该是部落民本身。这就是我为什么参与贾坎德自治运动的原因。政府欠我们财富，不只是工作。”[12]他们不只是想成为获得国家慷慨赠予的受益者，他们非常清楚私营企业的高薪工作是不会给他们的，贾坎德的实权掌握在非部落民手中。贾坎德的部落民们不仅仅要成立一个邦，他们还想成立并控制一个直辖区，以获得更多的权利。
2000年8月2日，印度议会通过了“比哈尔邦重组法案”，批准成立贾坎德邦，从此，原比哈尔邦南部的18个县正式成为印度的一个邦。贾坎德邦拥有大量的森林资源和自然资源。以前该地区每年约400亿卢比的税收中，有150多亿要转入比哈尔邦的金库。现在，该邦的税收可以全部用于本邦社会经济的发展了。[13]这也正是1950年代开始的“贾坎德自治运动”分子及其支持者们最想看到的结果。
有学者认为表列部落保留政策的实施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首先，经济和教育上优待部落的政策引起了部落社会内部的竞争和分化，加剧了部落内部的相互仇视和斗争。其次，印度的部落教育政策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世界观的部落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较强的民族意识，成为部落利益的宣传者和捍卫者。在他们的影响下，部落人民日益强调自己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为争取保护自己特殊利益、争取民族自治而斗争。部落保护政策本来是一种临时措施。按照制定这一政策的人们的设想，随着部落社会地位的提高和部落文化被同化，这一政策将被取消。但部落政策的实施似乎带来了相反的结果：部落民民族意识增强了，取消保护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14]实际上，印度政府在促进部落社会发展经济和教育的同时，应尊重他们文化和社会的多样性，给他们以更大的自主权，把这几者结合起来，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而不是简单地对他们进行同化或主流社会化。
2.保留政策在部落民中带来新的不平等
首先，保留政策作为一种区别对待政策，是想使落后阶层借助于保留政策实现与其他阶层一样的平等地位，结果却带来新的不平等。印度的补偿性区别对待政策在其支持者中再生产了一些新的不平等。但这需要对受益者与非受益者之间基于不平等竞争的保留制度所带来的直接效果（就业）和间接效果（政治身份）做出判断和平衡。
其次，印度政府认为部落社会是一个平等主义的、无差别的社会。它的区别补偿政策就是基于这一观点制定的。虽然，保留政策让贫穷的部落民获得了利益，积累了文化资本，但更多的利益被早先因为工业化而富起来的中产阶级所攫取。这部分人要么居住在城市，要么是农村中拥有很多土地的富农，而且大部分是男性。在部落社会大男子主义没有印度教社会那么强，女子地位比较高，她们读大学的比例与男生差不多。但是在就业上却比男生少多了，原因是招聘者们是印度教的大男子主义者。她们在部落社会遭受的偏见远远低于工作社会的招聘者们对她们的偏见。斯图尔特在贾坎德部落地区204个因职位保留制度而获得工作的部落访谈对象中，只有36个是妇女，占总数的17.6%。 Ibid.P.76.印度保留职位的计划和配额等都是通过广告发布的，在偏僻的乡村难以得到这方面的消息。事实上，保留制度并没有带来一个部落中产阶级，而是保留制度的利益为过去存在的部落精英阶层所攫取。而这一阶层是印度宪法的缔造者们不愿意承认的。这一精英阶层正在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国家教育机构中获得金饭碗，从而赚取了皮埃尔·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 三、保留政策的成效
1943年英印政府首先为表列种姓的利益颁布了法规；表列部落的相应法规1950年印度独立后才通过。原打算这一补偿性的区别对待政策持续到1960年结束，不再延长。独立印度的领导人认为到那时候，国家提高最贫穷最落后群体经济地位的工作将会完成。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将会随着传统印度现代化的实现而到来。但事与愿违，印度政治家们的远景规划并没有刺激私有财产向表列群体转移。另一方面，这些群体通过保留政策获得良好的教育，逐步觉醒了。因此，这些群体向历届政府施压，迫使他们重新制定积极的区别对待政策。在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末期，政府适时地重新颁布了向表列群體授予权力的法规。此外，印度的主要政党（包括国大党）为了自己的目的也热心于垄断表列群体的选票。
那么，保留政策的效果如何呢？
保留政策使这两个最突出的社会弱势群体第一次享受到担任、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权力，一大批有能力的人走上各种公共岗位，改变了社会对这两个群体的看法，也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15]
保留政策在表列群体中缔造了一个新的阶层——中产阶级或精英阶层；保留政策使表列群体觉醒了，但不是政府希望看到的那种觉醒，表列群体的觉醒使他们希望并且正在争取更多的权利。
也有学者认为印度经济的转型，导致了就业市场的萎缩，从而使保留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走了样。不适当的政府规划、制度信任的广泛缺失、糟糕的基础设施和高度的官僚腐败限制了私营企业的发展，使外来投资望而却步。2000年印度政府部门的职位扩充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部分原因是1997年以来经济的普遍衰退。据估计，印度每24个求职者中只有1个能获得政府部门的职位。[16] 部落民地区每十万人中只有1000人能够获得政府部门的职位。[12]
还有人指出，以保留政策作为一个带领受压迫者进入全民生活主流的手段失败了。独立以来的实践表明，保留政策的好处仅限于那些已经享有特权的小部分人。在那些有可能成为新的保留政策的受益人中，大部分是经济富裕并在地方上占统治地位的人。几十年来的保留政策，几乎没有给弱势群体中的贫苦大众带来多少社会正义，那些占有好处的小部分人在实现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同时，也向外流动，脱离了自己的人民，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和对立。而弱势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仍像以前一样落后，“扫地的人仍头顶粪土，不可接触者仍不可接触，表列部落因为非部落民的占领和政府征地正逐渐被同化”。[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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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军昌）
关键词：印度弱势群体；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保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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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是世界各国政府着力帮扶的对象。印度弱势群体复杂多样，其政府社会公正与合法权益保护部以及妇女与儿童保护部把弱势群体分为表列种姓（贱民）、表列部落（部落民）、其他落后阶层、残疾人、老年人、街头流浪儿童、毒品受害者以及贫贱妇女等处境不利、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这些弱势群体与贫困、地位低下、种姓制度与不可接触制度①、社会排斥与歧视等问题交织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占印度人口的1/4，是印度宪法确认的最弱势群体，也是政府重点保护和扶助的主要对象，他们在过去乃至现在仍遭受种种偏见、歧视、排斥、剥夺、欺压和暴力伤害。
为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印度政府实施了被称之为全世界福利范围最广泛的“保留政策”（Reservation Policy or Affirmative Action）。这一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就开始实行的保留和27%的配额。此外，印度政府专门对贱民和部落民进行立法保护，消除不可接触制度，保障他们的各种合法权益；为他们制定专门的经济发展计划，以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为他们制定各种教育发展计划、培训计划和奖助学金政策，以提高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这一切是为了让他们尽快跟上社会发展步伐，能够与其他群体一样享受民主、公正、平等的社会生活与发展机会，实现社会和谐。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弱势群体社会地位得到较大提高，在议会、政府机关、学校、政策在印度独立后继续发扬光大。保留政策规定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公营企业和教育机构（主要是重点大中小学），分别给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阶层 其他落后阶层包括首陀罗种姓、部分婆罗门穷人、穆斯林、由表列部落（政府对部落民的称谓）和表列种姓皈依的基督教徒和佛教徒等“少数民族”以及一些低贱职业者。这个阶层中大部分属于首陀罗低级种姓，其社会地位比表列种姓略高，但在种姓制度中他们不是再生种姓，仍受高种姓歧视。事实上，对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认定和照顾本身争议不大，但对占印度人口近52%的其他落后阶层的保留政策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暴力冲突。随着印度首陀罗阶层的崛起，发展和壮大，他们开始向政府施加压力，争取获得配额，在政府中获得权力，甚至能左右政府政策导向和选举。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给他们适当的配额。参见：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 Towards Uplift of Other Backward Classes. http：//pib.nic.in/feature/feyr2002/faug2002/f060820021.html 2016-6-6.保留15%、7.5%医院和国营企业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政府帮助和自身努力，成为议员、教授、工程师、律师和医生，形成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或精英阶层，成为保留政策的最大受益者。1995年贱民出生的玛雅瓦蒂当选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2009年曾参加竞选印度总理；1997年印度第10任总统纳拉亚南也出身于贱民阶层。这在独立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一件令追求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印度政府心满意足的事情。
然而，对于给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阶层的学生名额保留问题，印度不同阶层或种姓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采取极端的抗议行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无论是尼赫鲁、英·甘地和拉·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执政，还是其他政党执政，对于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保留政策争议不大，问题主要出在印度国内不同阶层民众对保留政策的争议以及对其他落后阶层的保留政策的反对和由此引发的冲突上。
一、表列种姓保留政策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争议与冲突
1.保留政策的实施与社会歧视引发了暴力伤害与冲突
因为弱势群体在印度遭受几千年的剥夺、压迫、歧视和排斥，应给予他们特殊政策保护和待遇，这样才能达到与其他群体一样的平等地位。印度政府与广大的弱势群体就持这种观点。贱民出生的政治学助教拉吉库马说，“如果没有保留政策，我至今仍在地里干活，给高种姓的地主当奴隶。我在政府学校读书时，老师们经常说，教育资源被浪费在你们这些贱民身上了。你们应当去扫大街，去割草喂牛。”贱民的孩子在教室里只能坐在最后，时常因为一些小分歧挨揍，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坚持到上大学。[1]拉吉库马是一个例外，他的名字是个单名，目的是隐瞒其真实身份。因为不知道他的身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高种姓的人与他握手后回去洗手的。他虽然已拥有了住房和轿车，过着印度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但他认为目前的保留政策几乎不可能克服几千年来形成的社会歧视问题。
印度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委员会主席夏斯特里认为，人们根本不明白为弱势群体保留配额政策对不可接触者意味着什么。他说委员会每天都要收到一百多封来自贱民和部落民的訴状，控诉他们所遭遇的暴行。他列举了贱民妇女遭轮奸、不服从高种姓领导的村民遭受暴行的典型案件。在一件最令人吃惊的案件中，有人造谣说5个贱民在剥牛皮。牛是印度教的圣物，因此，愤怒的高种姓人们毒打这几个人并把他们吊死在警察局门外。这几个受害者就是像拉吉库马一样的贱民。“不可接触制度已经被废除50多年了，我们依然是地位最低的，挣扎在死亡线上，死亡率最高，遭到其他种姓的仇视。这不仅仅是提高经济地位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公正与合法权益应得到保护的问题。”[2] 这些贱民活动家和领袖用充分的证据说明，正是他们遭受了长期的歧视和剥夺，不仅要对弱势群体实行保留政策，而且要消除不可接触制度，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但要消除社会歧视和偏见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力伤害和流血事件，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问题。
因保留政策的实施引发的暴力冲突此起彼伏。2006年5月18日，印度总理辛格宣布成立一个由4名部长组成的委员会，重新讨论此前推出的高校“低种姓保留配额”政策，试图平息持续一周多、波及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示威游行活动。然而辛格总理的表态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在首都新德里，学生和医生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并与警察发生冲突，部分静坐绝食的学生健康状况也进一步恶化。示威游行活动起因于当年4月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部长阿穷·辛格宣布，在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管理学院和全印医学院3所印度最知名的院校将为低种姓学生保留的配额从22.5%提高到49.5%。政策宣布后，立即遭到高种姓学生的强烈反对，医学界的反对声浪最为高涨，几百名来自不同医学院的学生于5月初组织了示威游行活动，随后各医院的医生也加入示威行列，造成了医院瘫痪多日，病人无人救治。有绝食学生说“我们认为录取学生应根据成绩，而不是出身。我不知道学校里谁是什么种姓，但政治家们希望给我们贴上标签，并以此作为进入大学的决定性因素。”[3]据分析此次大幅度提高低种姓保留配额，是国大党与左翼政党妥协的结果。
2.保留政策违反了‘成绩’和‘效率’原则，带来新的不公正和不平等
印度许多高种姓学者和学生认为，一部分享受保留配额而成绩差的学生使另一部分成绩优秀而没有保留政策待遇的学生失去了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常常争论说，保留政策给被剥夺者以社会公正，但却是以牺牲效率（efficiency）和成绩（merit）为代价的。关于效率和成绩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暗示被剥夺者能力很差。那些被挡在医学、工程技术和计算机等好专业门外的优秀高种姓学生不得不为祖先过去对被剥夺者的不公正付出代价。[4]马德拉斯印度理工学院院长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作报告时说：“社会公正是否意味着印度不应该有按分数录取考生的学校？是否意味着社会底层的人享有某些特权而优秀学生就不该有自己的权利？大学需要有三项基本自由：决定教什么的自由，决定教谁的自由，决定谁教的自由。我们今天目睹的正是这些自由权利遭到侵蚀。”[5]有印度学者悲观地估计，印度理工学院按成绩录取的学生数有可能被削减到50%以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假设印度理工学院不是在1950年代建立的，而是在当前这种政治氛围下去创办，印度可能永远不会有如此高水平的教育机构。
3.不同种姓教育和经济落后的群体要求扩大和改革保留政策
在德里大学，一位婆罗门种姓出身的大学生和她的同学申请了30多个学院都被拒绝，因为这些学院或专业都有自己的录取标准、配额和要求，有些专业给普通种性的配额就只有3个。她俩想申请读自己喜欢专业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低种姓学生坚持认为，保留政策是必要的，因为贱民和部落民遭到的歧视仍然是恶意的和普遍的，还应给贱民们增加配额；因为这些年来，在政府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登记表中添加了不少新的贱民种性和部落，但配额比例还是22.5%。[6]印度学者拉达克里希南20世纪80年代在中央邦和比哈尔邦对表列种姓青年大学生所作的问卷调查表明，大部分学生认为保留政策的确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没有保留政策，他们想取得今天的地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希望继续实行保留政策，给他们的比例最好能提高到35%。但他们认为不应该给表列种姓中既得利益者家庭（如国会议员、立法院议员和地主）的孩子提供保留配额。相反，63%的表列种姓学生同意高种姓中穷人的孩子也应该享受保留政策。[7]
尽管人们抱怨配额制，但没有形成终止配额制的潮流，因为涉及到的群体太广泛，简单地终止保留政策的建议只能导致政治上的自杀。取而代之的是人们要求扩充保留政策。德里大学一位属于刹帝利种姓的拉吉普特女硕士生认为他们也应该获得配额。但由于拉吉普特人曾统治印度北方大部分地区，属于高级种姓，不能享受配额。这位拉吉普特女孩认为配额制不公平，低种姓的人轻易地得到所有的东西，他们却什么照顾也没有，虽然他们成绩好、有潜力。[8]这位拉吉普特女孩虽抱怨配额制，但不主张废除配额制，只是希望自己也得到配额而已。
1992年11月16日印度最高法院对保留配额政策的种种抗议做出了意义十分深远的裁决：确定其他落后阶层的标准不再以种姓为基准，而是以经济落后和教育落后为尺度。坚决剔出落后种姓中的‘奶酪阶层’（Creamy Layer），这部分人虽然是落后种姓，但他们已经富裕起来，教育上已经不落后了。1993年新上台的政府开始实施这个包括其他落后阶层在内的保留政策，表列种姓15%和表列部落7.5%的保留配额仍然不变，其他落后群体保留27%的配额，总计达49.5%。可以说这是全世界范围最广泛的照顾政策。
4.保留政策作为一种施舍为政党所利用，惠及了少数人却强化了种姓意识
印度国大党政府几十年来贱民保留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有学者认为尽管印度政府付出了热情和努力还有宪法予以保障，但不可接触制度在传统习惯上仍占主导地位，宪法中的保留工作岗位、席位制只有利于賤民极少的一部分人，而数千万的贱民仍生活在贫民窟中；此外，人们的种姓观念并没改变；分配土地、提倡不同种姓结婚、给予教育帮助等措施，更多的是一些慈善行为，不会在不可接触者与可接触者之间产生剧烈变革；不可接触者仍在日常生活中饱受歧视。对此，已故印度总理英·甘地曾唉叹说：“至今为止，我们还一直不能平等地对待贱民，这主要是政府的失败，也是全体印度人民的失败。”[9]
此外，印度各政党为了自己的利益，为拉选票继续保持保留政策，因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以及其他落后阶层占印度人口的2/3以上。1980年，英·甘地东山再起时，就宣称要把穷人最需要的礼物送给穷人。新世纪，英·甘地儿媳索尼亚·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就是声称国大党是低种姓穷人的政党而获得多数选票上台的。实际上，这种利用种姓集团作为选票库的行为，只会强化老百姓的种姓意识，使种姓制度更加难以消除。1990年维·普·辛格就是利用低种姓穷人的选票坐上总理宝座。辛格政府保证每年为弱势群体提供55000个政府工作的机会，保证实行一系列的措施使人们普遍意识到“普通人也是国家的主人”等等。劳工部长帕斯万把辛格政府决定给与落后阶级新的保留配额的目的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福利政府，如果把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其他落后阶层、少数民族如穆斯林等加起来，一共可达到全国人口的89%。”辛格政府想以平等的名义，以保留为手段，分别给各种人以配额，笼络大多数人，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当保留配额比例高达49.5%的《曼达尔报告》宣布执行时，以学生为主体的抗议集会、罢课、示威游行、阻断交通、烧毁车辆、冲击政府机关等事件愈演愈烈，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死伤达千人。骚乱中，63名青年自杀，159名青年自杀未遂。辛格政府为此不得不下台。 有印度学者认为，配额制度使阶层分化合法化，配额制成了各政党玩的政治游戏，用配额制作为拉取选票的筹码。如果印度想成为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就只有取缔配额制，用择优录取和奖助学金制度代替保留政策，从根本上取消阶级分层。[8] 80年代末，大学生和研究生就业登记的人数与当年中央政府所能提供的职位比例大约为100：6。[10]人人都把政府机关的职位看作是难得的肥缺，为落后阶层保留高达49.5%的比例，对于高种姓学生来说无疑于断绝了寻求体面工作的机会和门路，再加上国大党的操纵，冲突在所难免。
二、表列部落保留政策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觉醒与新的不平等
1.同化与反同化——保留政策使部落民覺醒
印度表列部落有698个，是印度传统上的部落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或方言，占印度人口的8%，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中一部分是印度古代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大部分主要居住在印度东北部地区，是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进入到这一地区的蒙古人种。[11]他们有自己独特的部落文化、教育方式和习俗，过着离群独居的生活，多数从事农业和牧业，进行游牧和刀耕火种式的流动耕作。学校教学实施三种语言教学模式——母语、印度语和英语。表列部落现代教育发展虽然缓慢，但保留政策和寄宿制学校教育使不少部落民的孩子受益。
由于早期（1940年代-1960年代）工业化进程，印度比哈尔邦贾坎德地区部落民中产生了一个中产阶级，他们成为保留政策的主要享受者。也正是保留政策使部落民觉醒了，他们要求自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贾坎德地区部落民经过长期的自治运动，终于在2000年从比哈尔邦分割出来，成立了一个新的部落邦——贾坎德邦。
贾坎德地区中产阶级的形成主要起因于早先开矿和工业化的结果，在这一进程中，没有预料到的是许多部落家庭愿意获得由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提供的机会。当然，这并不是说，部落民们愿意看到自己的土地被用来筑坝建厂，而且该地区大多数非部落民也不愿意。
贾坎德自治运动表明部落民们非常了解他们被统治的基础是什么，并且用他们获得的现实机会进行政治运动，以消解这种统治基础。简言之，贾坎德地区政治运动的核心一直是部落民自动自发地通过拓殖（围垦）这个邦的地盘与政府竞争。贾坎德政治运动领袖及其支持者通过保留政策，在资源竞争中成功地获得了一些现代化的利益。
保留政策甚至使部落民身份意识明晰化，承认许多部落群体遭到剥削以及被边缘化，部落民们也因此要求从政府那儿得到补偿。要求设立单独的贾坎德邦的鼓吹者们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这种部落身份，或许补偿政策有意无意地在部落群体的扩充上，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一令人不愉快的意外结局是贾坎德地区部落民拒绝了宪法缔造者们提出的各种政治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的方案造成的。部落民们强调的是保持政治和文化的差异性并对其加以保护，而不需要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或标准化。[12]
有趣的是，正是这些因为保留政策而受到良好教育的部落精英阶层成为把贾坎德地区从比哈尔邦独立出来、单独建立一个贾坎德部落邦的骨干力量。一位部落访谈对象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很高兴有一份三类工作。塔塔集团是不会雇用我们这些部落民的，除非是去当清洁工。因此，我很愿意为政府工作，政府照顾我。政府给我休假。但那不是我的政府，它是外人的政府。在政府机关工作不应该只是我唯一的选择。这是我的土地，提供工作的应该是部落民本身。这就是我为什么参与贾坎德自治运动的原因。政府欠我们财富，不只是工作。”[12]他们不只是想成为获得国家慷慨赠予的受益者，他们非常清楚私营企业的高薪工作是不会给他们的，贾坎德的实权掌握在非部落民手中。贾坎德的部落民们不仅仅要成立一个邦，他们还想成立并控制一个直辖区，以获得更多的权利。
2000年8月2日，印度议会通过了“比哈尔邦重组法案”，批准成立贾坎德邦，从此，原比哈尔邦南部的18个县正式成为印度的一个邦。贾坎德邦拥有大量的森林资源和自然资源。以前该地区每年约400亿卢比的税收中，有150多亿要转入比哈尔邦的金库。现在，该邦的税收可以全部用于本邦社会经济的发展了。[13]这也正是1950年代开始的“贾坎德自治运动”分子及其支持者们最想看到的结果。
有学者认为表列部落保留政策的实施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首先，经济和教育上优待部落的政策引起了部落社会内部的竞争和分化，加剧了部落内部的相互仇视和斗争。其次，印度的部落教育政策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世界观的部落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较强的民族意识，成为部落利益的宣传者和捍卫者。在他们的影响下，部落人民日益强调自己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为争取保护自己特殊利益、争取民族自治而斗争。部落保护政策本来是一种临时措施。按照制定这一政策的人们的设想，随着部落社会地位的提高和部落文化被同化，这一政策将被取消。但部落政策的实施似乎带来了相反的结果：部落民民族意识增强了，取消保护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14]实际上，印度政府在促进部落社会发展经济和教育的同时，应尊重他们文化和社会的多样性，给他们以更大的自主权，把这几者结合起来，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而不是简单地对他们进行同化或主流社会化。
2.保留政策在部落民中带来新的不平等
首先，保留政策作为一种区别对待政策，是想使落后阶层借助于保留政策实现与其他阶层一样的平等地位，结果却带来新的不平等。印度的补偿性区别对待政策在其支持者中再生产了一些新的不平等。但这需要对受益者与非受益者之间基于不平等竞争的保留制度所带来的直接效果（就业）和间接效果（政治身份）做出判断和平衡。
其次，印度政府认为部落社会是一个平等主义的、无差别的社会。它的区别补偿政策就是基于这一观点制定的。虽然，保留政策让贫穷的部落民获得了利益，积累了文化资本，但更多的利益被早先因为工业化而富起来的中产阶级所攫取。这部分人要么居住在城市，要么是农村中拥有很多土地的富农，而且大部分是男性。在部落社会大男子主义没有印度教社会那么强，女子地位比较高，她们读大学的比例与男生差不多。但是在就业上却比男生少多了，原因是招聘者们是印度教的大男子主义者。她们在部落社会遭受的偏见远远低于工作社会的招聘者们对她们的偏见。斯图尔特在贾坎德部落地区204个因职位保留制度而获得工作的部落访谈对象中，只有36个是妇女，占总数的17.6%。 Ibid.P.76.印度保留职位的计划和配额等都是通过广告发布的，在偏僻的乡村难以得到这方面的消息。事实上，保留制度并没有带来一个部落中产阶级，而是保留制度的利益为过去存在的部落精英阶层所攫取。而这一阶层是印度宪法的缔造者们不愿意承认的。这一精英阶层正在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国家教育机构中获得金饭碗，从而赚取了皮埃尔·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 三、保留政策的成效
1943年英印政府首先为表列种姓的利益颁布了法规；表列部落的相应法规1950年印度独立后才通过。原打算这一补偿性的区别对待政策持续到1960年结束，不再延长。独立印度的领导人认为到那时候，国家提高最贫穷最落后群体经济地位的工作将会完成。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将会随着传统印度现代化的实现而到来。但事与愿违，印度政治家们的远景规划并没有刺激私有财产向表列群体转移。另一方面，这些群体通过保留政策获得良好的教育，逐步觉醒了。因此，这些群体向历届政府施压，迫使他们重新制定积极的区别对待政策。在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末期，政府适时地重新颁布了向表列群體授予权力的法规。此外，印度的主要政党（包括国大党）为了自己的目的也热心于垄断表列群体的选票。
那么，保留政策的效果如何呢？
保留政策使这两个最突出的社会弱势群体第一次享受到担任、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权力，一大批有能力的人走上各种公共岗位，改变了社会对这两个群体的看法，也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15]
保留政策在表列群体中缔造了一个新的阶层——中产阶级或精英阶层；保留政策使表列群体觉醒了，但不是政府希望看到的那种觉醒，表列群体的觉醒使他们希望并且正在争取更多的权利。
也有学者认为印度经济的转型，导致了就业市场的萎缩，从而使保留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走了样。不适当的政府规划、制度信任的广泛缺失、糟糕的基础设施和高度的官僚腐败限制了私营企业的发展，使外来投资望而却步。2000年印度政府部门的职位扩充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部分原因是1997年以来经济的普遍衰退。据估计，印度每24个求职者中只有1个能获得政府部门的职位。[16] 部落民地区每十万人中只有1000人能够获得政府部门的职位。[12]
还有人指出，以保留政策作为一个带领受压迫者进入全民生活主流的手段失败了。独立以来的实践表明，保留政策的好处仅限于那些已经享有特权的小部分人。在那些有可能成为新的保留政策的受益人中，大部分是经济富裕并在地方上占统治地位的人。几十年来的保留政策，几乎没有给弱势群体中的贫苦大众带来多少社会正义，那些占有好处的小部分人在实现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同时，也向外流动，脱离了自己的人民，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和对立。而弱势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仍像以前一样落后，“扫地的人仍头顶粪土，不可接触者仍不可接触，表列部落因为非部落民的占领和政府征地正逐渐被同化”。[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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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军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