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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批评建立于文学批评标准基础之上，批评标准成为批评“普遍的历史前提”之一。从历时性角度看，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制约着批评标准。文学史是一个民族的公共记忆和集体确证，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公共知识谱系和精神价值家园。文学经典的建构是长期的过程，它染有民族集体记忆的痕迹，是民族的集体确证和共同书写。从共时性角度看，文化历史语境规导着批评标准，现实文学场域、历史语境、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都对文学批评标准的生成起着现实的制约作用。由此，批评标准生成于传统和现实共同构成的公共场域之中，以批评标准为基础的批评阐释行为也就具有了不同于私人阐释的公共属性。
关键词：文学批评；批评标准；普遍的历史前提；公共阐释
作者简介：郄智毅，河北大學文学院副教授（保定 071002），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732）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8.03.014
张江教授《公共阐释论纲》一文讨论的问题之一，是“阐释本身是公共行为还是私人行为”，他提出“公共阐释”概念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张江教授认为，公共阐释的一个重要内涵是“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普遍的历史前提”指的是“阐释的规范先于阐释而养成，阐释的起点由传统和认知的前见所决定”。1本文讨论了作为文学批评“普遍的历史前提”之一的文学批评标准的公共性，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呼应公共阐释理论，以期在文学理论领域对公共阐释理论进行深入和扩展。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阐释行为，具有一般阐释行为的特点，又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文学批评标准的存在即是这种特殊性的表现之一，文学批评总是应用一定的批评标准对作品进行分析评判，批评的阐释行为在一定的批评标准中完成。从公共阐释的理论来看，文学批评标准可视为批评阐释的特殊规范，批评标准就成为批评阐释行为的“普遍的历史前提”之一。批评标准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诸多因素参与其中，它们形成的合力建构了批评标准。本文主要论述批评标准生成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因素，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论述文学批评标准这一“普遍的历史前提”是“由传统和认知的前见所决定”，从而论证了文学批评的公共性。
韦勒克认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这三个文学研究的分支应进行必要的区分，这种区分工作非常有价值，但他同时认为三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它们互相包容、互相渗透、互相作用。1笔者这里要考察的是文学史对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作用。一般来说，文学史梳理考察历史上出现的作家作品和各种文学现象，总结某一时期文学发展的经验，概括某一时期文学发展的规律。文学批评则是对当下某一具体文学现象的分析、研究和评价。文学批评需要文学理论提供必要的原则、理念和概念，同时，它也要不断寻求文学史的帮助。
“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来对他作出估价；你必须把他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我打算把这个作为美学评论、而不仅限于历史评论的一条原则。”2艾略特的这段话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批评标准的历史性问题。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互为因果，相互依存。每一时期的鲜活的文学批评为后世文学史的书写提供极具现场感的材料与思想来源，文学史为文学批评的分析评判提供了必要的“秩序”依据。文学批评标准的建立，就需要文学史提供必要的参照和坐标。如果没有文学史提供的这种参照和坐标，文学批评“随其嗜欲，商榷不同”，必然会陷入“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的混乱局面。3从这个角度理解，文学史就不是僵死的、和现在的文学状况毫无关系的过去，它作为一种传统，深刻制约了批判标准的建立，也就深刻参与当下的文学实践之中。这样，文学史就从过去一直延绵至当下，它鲜活地存在于当下的文学场域之中。文学批评的阐释行为直接面对的是当下的具体文学现象，似乎与前代的文学发展历史没有多大关系，但文学史在其中起着一种隐性又深刻的规约作用。每一个具体的批评阐释行为都可被看作以往全部文学史的回响和折射。这便是费什所说的“解释策略的根源并不在我们本身，而是存在于一个适合于公众的理解系统中”。4文学批评家的一个基本素养就是文学史的知识积累和文学史自觉，这种积累和自觉指的是在批评实践中批评家把当下文学现象个案纳入文学发展历程中加以辨析考察，在文学发展长河中分析其特色，确定其价值，判断其得失。尽管在具体的批评行为中可能并不直接出现文学史的描述和梳理，但在这种文学史自觉内化于批评标准的建构过程中，文学史自觉贯穿于整个批评过程。贡布里希在谈到为什么要有艺术史的话题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仅仅局限于时下的生活，难免会丧失生命的整个维度，即时间的维度。”5失去了文学史支撑的文学批评，即“仅仅局限于时下的生活”的文学批评，脱离了来自文学传统的支持和观照，自然会远离阐释的公共性。批评的当下性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脱离时间和历史，相反，批评的文学史自觉保证了批评能免于偏狭、随意与偏激。文学史存在的理由之一即是为当下批评提供一个历史的坐标与参照。这个历史坐标与参照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批评的公共性。当下的批评也就不仅仅是当下的，它还与一个更悠长久远的文学传统有了内在的精神关联，这是历史对文学批评公共性的支持和保障。
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批评标准的建构需要文学史的支持以及文学批评家的文学史自觉，与社会历史批评中的“历史原则”不尽相同。后者指的是进行文学批评时，把作家作品放在其所生活、所反映的一定的社会和时代条件下，去分析作家作品的社会意义和作用，它注重把文学现象与特定的时代、社会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评判；而前者指的是文学批评标准的建构需要文学史的支持，文学史为当下的文学批评提供了评判的准则和尺度，它勾连的是当下批评和文学历史、文学传统的关系。前者是所谓的“外部研究”，把文学和它之外的历史、时代联系起来；后者考察的是文学批评内在标准的建构建基于文学史的公共知识谱系之上。前者的原则和方法是社会历史批评的基本特质之一，这种原则和方法在20世纪被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流派否定和颠覆；后者则可以成为所有批评派别与模式建构批评标准的一个基本原则，它成为一个基本的批评理论而对所有批评派别都有效。 需要加以考辩的是：历史能否提供一种公共的知识？文学史书写能否提供、建构一种关于文学的公共知识谱系？诚然，文学史书写是文学史研究者自身审美能力、审美趣味的体现，但文学史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关于历史的科学研究活动，作为这种科学研究活动的产物，文学史书写在相当程度上确认和提供了文学公共知识。我们认为，历史作为一种事实存在，以及对这种事实存在的理解与认知，并非是人人都可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事实，不是想象；历史是关于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及一般规律的事实与确证，而非碎片化的个人经历和记忆。”1历史叙事必然包括的“史实”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文学史书写因建立在客观文学事实的基础上而在相当程度上确立了自己的学术价值和存在意义。文学史书写依凭清晰、实证和客观的事实考证与记述而使自己的叙事成为有效的、可被信赖的。近几十年来，国内各种文学史教材和专著出版数量极大，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们对文学史书写作为一种坚实的知识记载的信赖。经过一个复杂的权力演化过程，文学史书写已经从文学史家的个人学术记录向被公众接受、认可、传播和承袭的知识谱系转化，这一过程是文学史书写的公共性极大增长的过程。历史叙事也必然包括的“史识”是对历史事实的理解与认知，它虽然不像史实一样是一种事实存在，但史识致力于挖掘考察的历史大势与历史规律也是客观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基本理解。文学史家在对文学事实充分考证、辨识基础上形成的对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解与看法，经过时间的沉淀，也已经成为我们可信赖的文学知识。“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2文学史书写成为一种知识体系的过程，也是它进入公共知识空间的一个过程，现代社会公民的文学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学史书写建构了的文学的公共知识谱系。尽管每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总会出现“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但这种呼声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改写被文学史书写建构的公共文学知识谱系，它并非否认文学史书写的公共性。随着一些新资料的考证和发现，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变化，“重写文学史”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而这种重写之后的文学史，也再一次建构了公共文学知识谱系。“同造型艺术一样，同马尔罗的沉默的声音一样，文学最后也是一种声音的合唱——贯通各个时代的声音，这种合唱说出人类对时间和命运的蔑视，说出人类对克服暂时性、相对性和历史的胜利。”3韦勒克的“合唱”说法表明文学史书写成为一个民族的公共记忆和集体确证，文学史的书写在历时性上具有跨越古今的公共属性。文学史书写的这种公共性又内在规约了文学批评标准的公共性，从而使文学批评成为一种公共阐释。
经典一词中的“经”，在中国古代的本义是织物的纵线，和作为横线的“纬”相对。经纬勘定了坐标位置，成为地理位置的标尺，因而“经”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标准、尺度的意味，“经”的权威性也就不言而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4《说文解字》认为“典”是“五帝之書”“尊阁之也”，1强调了其历史的古老和地位的尊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典是圣贤之作，它总是和权威、重要、准则等联系在一起。刘象愚考察了英语中的“经典”一词，他认为英语中与汉语“经典”对应的classic和canon有过一个漫长的演变历史。“Classic源自拉丁文中的classicus，是古罗马税务官用来区别税收等级的一个术语。”后来才用它说明作家，“引申为‘出色的’、‘杰出的’、‘标准的’等义，成为‘model’（典范）、‘standard’（标准）的同义词”。“Canon从古希腊语中的kanon（意为‘棍子’或‘芦苇’）逐渐变成度量的工具，引申出‘规则’、‘律条’等义，然后指圣经或与圣经相关的各种正统的、记录了神圣真理的文本，大约到18世纪之后才超越了圣经的经典（Biblical canon）的范围，扩大到文化各领域中，于是才有了文学的经典（literary canon）。”2从中西方文化传统来看，经典不论作为圣贤之书还是解释圣经的文本，都具有至高无上、无可怀疑的权威性和真理性，因而它也就成为后世师法的典范和准则。这样，词源学的考证让我们清楚了文学经典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即是它一旦形成和确立，就成为写作和批评的标准与典范。经典形成之后，成为创作的典范，也成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经典的存在，使批评标准的确立成为可能。一代代文学经典为文学批评树立了标杆和样本，形成了衡量评判文学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极高标准和尺度。批评史的发展证明了文学经典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一个经典遭到质疑、解构、颠覆甚至戏说和毁弃的时代，文学批评因失去了评判尺度而“失语”“失态”“失重”，批评也就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公正和尊严。如世纪之交的“酷评”，彻底解构了“鲁郭茅巴老曹”的现代文学经典地位，这批经典作家作品构建起的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标准也被抛弃否定，文学批评自然毫无公信力可言，批评甚至成为哗众取宠的小丑。
任何批评都不是批评者白纸一张、白板一块地面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阐释学中的“前见”概念对于我们理解批评标准的历史性形成以及在此过程中经典的作用有着深刻的启示。现代阐释学的代表海德格尔认识到前见的存在：“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3现代阐释学的另一位代表伽达默尔更是对前见在理解中的地位和意义给予了高度重视：“如果我们想正确对待人类的有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为前见概念根本恢复名誉，并承认有合理的前见存在。”4经过现代阐释学的努力，前见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个有巨大理论空间的基本概念，它被视为一切理解和阐释的前提和基础。前见是先于阐释而存在的，这个概念彰显了现代阐释学对阐释理解的鲜明浓郁的历史态度和色彩。文学批评作为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和阐释，自然也在前见的基础上展开。伽达默尔十分重视审美理解的历史性，他的这一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批评标准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经典对批评标准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前所论，经典以其权威性成为后世批评的标准：无数经典文本建构了“好作家”“好作品”的基本理念，此理念经过一系列话语权力的运作就转化为批评标准，这时，文学经典的建构意义充分显示出来。 前见的概念让我们认识到：具有巨大权威性的文学经典在历史上建构了文学批评标准，任何具体的文学批评都是在作为前见的批评标准的基础上展开的。标准与批评同在，文学经典也就与批评同在，这样，文学经典就从历史延续到了当下，它通过文学批评参与了当下公共精神空间的开拓与形塑。文学经典之于公共精神空间的建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经典建构了社会公共知识形态。与文学史一样，经典经过复杂的权力运作与演化，日益成为社会公共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参与了社会公共知识形态的建构。《论语》中就有《诗经》建构公共知识形态的例子。《论语·季氏》中有“不学诗，无以言”的表述，为什么在孔子看来，不学《诗经》就不会说话呢？孔子时代，《诗经》已经被经典化了，被奉为古代经典之一，这个古代典籍中的言辞表达已经成为孔子时代的公共知识来源之一，参与建构了公共知识话语体系与形态。如果一个人不学习《诗经》这样的权威典籍，他的知识体系就不完备，在公共社会中就难以与他人进行交流沟通，自然也就“无以言”了。春秋时期外交酬酢和谈判的一种常见情形是以背诵《诗经》的篇章来代替语言，《诗经》成为当时外交谈判人才的必读书和必引书，《左传》中就有一些这样的事例。同样，我们今天进入公共领域中与他人进行交往对话，一些文学经典中的话语经常被使用，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唐诗中的名句。这种情形更形象地说明经典极其深刻地参与了公共话语空间、公共知识形态的建构。我们现在难以想象，失去了经典的公共知识建构的作用，我们今天如何进行话语言说，如何用语言进行有效的表达和交流。第二，经典建构了社会公共精神空间。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甚至是全体人类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风范、艺术趣味的形成，自然是多方面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学经典在对此公共精神空间的形塑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难以取代的作用。“经典之不同于一般的精神产品，甚至不同于一些比较优秀的精神产品，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思想内涵之深刻，它之于社会人生的认识精辟入微，入木三分，深入事物的核心，直达本质。所以经典常常成为人类思想的策源地，人的灵魂的栖息地。有些经典甚至在人类的精神成长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当今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经典？一个基本的答案就是经典建构了集体、公共的精神家园，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无穷的精神推动力。
经典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经典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淘洗而形成的。经典的建构和解构自然也和时代的思想资源、历史境遇、文化秩序等因素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经典的建构是长期的过程，它染有民族集体记忆的痕迹，它不是由某个个人确立的，而是民族的集体确证和共同书写。古希腊悲剧、《圣经》、歌德、莎士比亚是西方人的共同精神家园，《诗经》《楚辞》、李白、杜甫是中国人的集体民族记忆，这些文学经典属于某一民族甚至全体民族共同所有，构成了某一民族甚至全体民族的公共知识形态、公共精神空间和审美王国。经典成为文学批评标准生成的前见，而经典在知识形态和精神空间的公共性形塑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使得文学批评的公共性大大增强。
如果说文学史和文学经典从历时性的时间坐标轴建构了批评标准的公共性，那么文化历史语境则是从共时性的空间坐标建构了批评标准的公共性。文学批评标准总是生成于特定的文化歷史语境之中。没有任何人能脱离自己所处的现实世界而生活于真空状态中，批评家也不例外，任何批评家也都是在自己时代所提供和呈现的文学状况、思想资源、现实境遇和意识形态背景、权力网络中从事自己的批评阐释活动。批评标准生成于这个大的文化历史语境之中，而此语境建构了一个公共空间和领域，批评标准也因此超越了个体阐释的私人性，带有能够普遍理解、能够交流沟通的公共属性。具体来看，文化历史语境对批评标准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批评标准生成于现实的文学场域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标准必然带有这一时代文学状况的特征，不同的文学场域也就必然会形成不同的文学批评标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农耕文明阶段，抒情诗是文学的主流，中国成为诗的国度，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意境理论就是在这样的文学状况中生成的，“意境”或“境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最重要的标准。可以说，意境概念及其理论来源于中国古代抒情文学创作实践，根基于诗词长期占据中国文学中心地位的文学事实。中国古代的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理论批评家相当多的都对意境理论有不同程度的阐发和推进。意境理论的集大成者王国维深刻、充分、系统地阐发了意境理论，他在《人间词话》中把有无境界作为评论作品特别是诗词的根本标准：“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1显然，王国维的批评标准只能诞生于中国的诗词文学传统中，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王国中才可能诞生意境这样的民族美学、文艺学的范畴与标准。中国古代以抒情诗为主流，而西方是以叙事文学为主流，文学发展状况的不同导致批评标准的极大差异。从亚里士多德对艺术真实与虚构的理论表述、对悲剧的理论阐发开始，西方文学批评标准走上了一条重视艺术真实、重视人物、重视情节的道路。西方文学批评标准的土壤和基石显然是西方文学自古希腊时期就开始的叙事文学高度发达的文学现实。中西方文学批评标准都是建立在各自的文学场域之中的。文学场域是一个参与了时代精神貌状建构的公共空间，批评标准不是在私人话语的小圈子中，而是在整个社会共同创建、共同分享、共同推进的文学场域中生成的。
第二，从一个更大的空间存在来看，文学批评标准也和历史语境息息相关。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军事、哲学、宗教等社会存在因素共同构成了文学批评标准建构的背景因素，文学批评标准正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生成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时代发展进入了一个开放、多元的历史格局之中，各种西方思想学说潮水般涌入中国，大一统的时代已经分崩离析。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批评标准也从单一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变化到多元与多样。当前文坛，各种各样的文学评奖让读者眼花缭乱，每个文学奖项都有自己的评选标准，各个标准不尽相同，如诺贝尔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就有很大的不同。这么多的文学评奖同时存在，丰富着我们对文学的感知和理解，也鲜明地表明了当代文坛批评标准多元存在的格局。只有一种文学、一个文学批评标准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一个新的虚拟公共空间建构起来。“一枚信息炸弹正在我们中间爆炸，这是一枚形象的榴霰弹，像倾盆大雨向我们袭来，急剧地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内心世界据以感觉和行动的方式。”2“信息炸弹”的“爆炸”，使文学和文学批评发生了悄然又深刻的变化。传统文学批评标准在思想、语言、结构、情感等方面的尺度和规范，在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中显然已不再适用，甚至“文学批评标准”这个概念和提法本身都变得面目可疑，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 第三，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对文学批评标准有着潜在规约。20世纪的文学理论批评一再宣布，脱离了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纯”文学理论批评“只是一种学术神话”。3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最后一个章节的标题是“结论：政治批评”，他宣称，“文学理论实在不过是种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支，根本就没有任何统一性或同一性而使它可以充分地区别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或文化和社会思想”。4文学批评标准深刻烙印着意识形态的痕迹，甚至有时权力意志直接对批评进行干预。毛泽东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中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5这是政治权威对文学批评标准的明确论述，这一思想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产生了持久的支配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代领导人也都充分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对文艺批评标准做过很多论述。
一个时代的文学状况与历史语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客观的现实存在状态，它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做转移。这种文学状况与历史语境为包括创作、阅读和批评在内的一切文学活动提供了现实的公共空间和背景，也由此带来了文学批评的公共性。
结论：“公共领域”视域中的文学批评公共性问题
以上论述的文学批评标准建构的多重因素——历时性角度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共时性角度的文学场域、历史语境、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等，共同建构了一个公共领域，任何批评标准都是建构于这样的公共领域之中的。批评标准在历时方面受文学史、文学经典的规约，在共时方面受文化历史语境的控导和规训，这就使批评标准建立于“民族共同体基于历史传统和存在诉求的基本共识”之上，这就意味着批评标准生成于一个“可共享的精神场域”，1它是公共领域的产物。批评标准的这一特性，决定了以批评标准为阐释起点的文学批评的公共性。
毫无疑问，批评当然要讲究个性，批评无疑是一个具体的、个体的行为。文学批评要有对作品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从对作品的细读中形成凝聚着批评家智慧的阐释和评价，最后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达自己对作品的理解。批评的每一个环节——从一开始对作品的选择和体悟到最后批评成果的表达——都渗透着批评家的情感、智慧、才情和个性。但却不能因此就断言“我所批评的就是我”，批评完全成为批评家自我个性的確证。批评家的批评阐释行为是个人的，但却不能是私人的，批评带有强烈的社会属性。“非自觉的、无意识的前见，即阐释者识知框架中的文化、历史与多重社会规范的集合，并非私人构造，以此为起点的阐释期待，集中展出个体阐释的公共基础。”2只有把批评的个性融入普遍性、社会性和公共性之中，阐释行为才是有公信力的、有效的、确当的。
[责任编辑 马丽敏]
关键词：文学批评；批评标准；普遍的历史前提；公共阐释
作者简介：郄智毅，河北大學文学院副教授（保定 071002），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732）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8.03.014
张江教授《公共阐释论纲》一文讨论的问题之一，是“阐释本身是公共行为还是私人行为”，他提出“公共阐释”概念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张江教授认为，公共阐释的一个重要内涵是“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普遍的历史前提”指的是“阐释的规范先于阐释而养成，阐释的起点由传统和认知的前见所决定”。1本文讨论了作为文学批评“普遍的历史前提”之一的文学批评标准的公共性，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呼应公共阐释理论，以期在文学理论领域对公共阐释理论进行深入和扩展。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阐释行为，具有一般阐释行为的特点，又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文学批评标准的存在即是这种特殊性的表现之一，文学批评总是应用一定的批评标准对作品进行分析评判，批评的阐释行为在一定的批评标准中完成。从公共阐释的理论来看，文学批评标准可视为批评阐释的特殊规范，批评标准就成为批评阐释行为的“普遍的历史前提”之一。批评标准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诸多因素参与其中，它们形成的合力建构了批评标准。本文主要论述批评标准生成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因素，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论述文学批评标准这一“普遍的历史前提”是“由传统和认知的前见所决定”，从而论证了文学批评的公共性。
一、批评标准生成的文学史制约机制
韦勒克认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这三个文学研究的分支应进行必要的区分，这种区分工作非常有价值，但他同时认为三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它们互相包容、互相渗透、互相作用。1笔者这里要考察的是文学史对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作用。一般来说，文学史梳理考察历史上出现的作家作品和各种文学现象，总结某一时期文学发展的经验，概括某一时期文学发展的规律。文学批评则是对当下某一具体文学现象的分析、研究和评价。文学批评需要文学理论提供必要的原则、理念和概念，同时，它也要不断寻求文学史的帮助。
“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来对他作出估价；你必须把他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我打算把这个作为美学评论、而不仅限于历史评论的一条原则。”2艾略特的这段话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批评标准的历史性问题。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互为因果，相互依存。每一时期的鲜活的文学批评为后世文学史的书写提供极具现场感的材料与思想来源，文学史为文学批评的分析评判提供了必要的“秩序”依据。文学批评标准的建立，就需要文学史提供必要的参照和坐标。如果没有文学史提供的这种参照和坐标，文学批评“随其嗜欲，商榷不同”，必然会陷入“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的混乱局面。3从这个角度理解，文学史就不是僵死的、和现在的文学状况毫无关系的过去，它作为一种传统，深刻制约了批判标准的建立，也就深刻参与当下的文学实践之中。这样，文学史就从过去一直延绵至当下，它鲜活地存在于当下的文学场域之中。文学批评的阐释行为直接面对的是当下的具体文学现象，似乎与前代的文学发展历史没有多大关系，但文学史在其中起着一种隐性又深刻的规约作用。每一个具体的批评阐释行为都可被看作以往全部文学史的回响和折射。这便是费什所说的“解释策略的根源并不在我们本身，而是存在于一个适合于公众的理解系统中”。4文学批评家的一个基本素养就是文学史的知识积累和文学史自觉，这种积累和自觉指的是在批评实践中批评家把当下文学现象个案纳入文学发展历程中加以辨析考察，在文学发展长河中分析其特色，确定其价值，判断其得失。尽管在具体的批评行为中可能并不直接出现文学史的描述和梳理，但在这种文学史自觉内化于批评标准的建构过程中，文学史自觉贯穿于整个批评过程。贡布里希在谈到为什么要有艺术史的话题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仅仅局限于时下的生活，难免会丧失生命的整个维度，即时间的维度。”5失去了文学史支撑的文学批评，即“仅仅局限于时下的生活”的文学批评，脱离了来自文学传统的支持和观照，自然会远离阐释的公共性。批评的当下性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脱离时间和历史，相反，批评的文学史自觉保证了批评能免于偏狭、随意与偏激。文学史存在的理由之一即是为当下批评提供一个历史的坐标与参照。这个历史坐标与参照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批评的公共性。当下的批评也就不仅仅是当下的，它还与一个更悠长久远的文学传统有了内在的精神关联，这是历史对文学批评公共性的支持和保障。
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批评标准的建构需要文学史的支持以及文学批评家的文学史自觉，与社会历史批评中的“历史原则”不尽相同。后者指的是进行文学批评时，把作家作品放在其所生活、所反映的一定的社会和时代条件下，去分析作家作品的社会意义和作用，它注重把文学现象与特定的时代、社会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评判；而前者指的是文学批评标准的建构需要文学史的支持，文学史为当下的文学批评提供了评判的准则和尺度，它勾连的是当下批评和文学历史、文学传统的关系。前者是所谓的“外部研究”，把文学和它之外的历史、时代联系起来；后者考察的是文学批评内在标准的建构建基于文学史的公共知识谱系之上。前者的原则和方法是社会历史批评的基本特质之一，这种原则和方法在20世纪被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流派否定和颠覆；后者则可以成为所有批评派别与模式建构批评标准的一个基本原则，它成为一个基本的批评理论而对所有批评派别都有效。 需要加以考辩的是：历史能否提供一种公共的知识？文学史书写能否提供、建构一种关于文学的公共知识谱系？诚然，文学史书写是文学史研究者自身审美能力、审美趣味的体现，但文学史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关于历史的科学研究活动，作为这种科学研究活动的产物，文学史书写在相当程度上确认和提供了文学公共知识。我们认为，历史作为一种事实存在，以及对这种事实存在的理解与认知，并非是人人都可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事实，不是想象；历史是关于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及一般规律的事实与确证，而非碎片化的个人经历和记忆。”1历史叙事必然包括的“史实”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文学史书写因建立在客观文学事实的基础上而在相当程度上确立了自己的学术价值和存在意义。文学史书写依凭清晰、实证和客观的事实考证与记述而使自己的叙事成为有效的、可被信赖的。近几十年来，国内各种文学史教材和专著出版数量极大，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们对文学史书写作为一种坚实的知识记载的信赖。经过一个复杂的权力演化过程，文学史书写已经从文学史家的个人学术记录向被公众接受、认可、传播和承袭的知识谱系转化，这一过程是文学史书写的公共性极大增长的过程。历史叙事也必然包括的“史识”是对历史事实的理解与认知，它虽然不像史实一样是一种事实存在，但史识致力于挖掘考察的历史大势与历史规律也是客观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基本理解。文学史家在对文学事实充分考证、辨识基础上形成的对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解与看法，经过时间的沉淀，也已经成为我们可信赖的文学知识。“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2文学史书写成为一种知识体系的过程，也是它进入公共知识空间的一个过程，现代社会公民的文学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学史书写建构了的文学的公共知识谱系。尽管每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总会出现“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但这种呼声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改写被文学史书写建构的公共文学知识谱系，它并非否认文学史书写的公共性。随着一些新资料的考证和发现，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变化，“重写文学史”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而这种重写之后的文学史，也再一次建构了公共文学知识谱系。“同造型艺术一样，同马尔罗的沉默的声音一样，文学最后也是一种声音的合唱——贯通各个时代的声音，这种合唱说出人类对时间和命运的蔑视，说出人类对克服暂时性、相对性和历史的胜利。”3韦勒克的“合唱”说法表明文学史书写成为一个民族的公共记忆和集体确证，文学史的书写在历时性上具有跨越古今的公共属性。文学史书写的这种公共性又内在规约了文学批评标准的公共性，从而使文学批评成为一种公共阐释。
二、作为批评标准前见的经典的建构意义
经典一词中的“经”，在中国古代的本义是织物的纵线，和作为横线的“纬”相对。经纬勘定了坐标位置，成为地理位置的标尺，因而“经”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标准、尺度的意味，“经”的权威性也就不言而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4《说文解字》认为“典”是“五帝之書”“尊阁之也”，1强调了其历史的古老和地位的尊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典是圣贤之作，它总是和权威、重要、准则等联系在一起。刘象愚考察了英语中的“经典”一词，他认为英语中与汉语“经典”对应的classic和canon有过一个漫长的演变历史。“Classic源自拉丁文中的classicus，是古罗马税务官用来区别税收等级的一个术语。”后来才用它说明作家，“引申为‘出色的’、‘杰出的’、‘标准的’等义，成为‘model’（典范）、‘standard’（标准）的同义词”。“Canon从古希腊语中的kanon（意为‘棍子’或‘芦苇’）逐渐变成度量的工具，引申出‘规则’、‘律条’等义，然后指圣经或与圣经相关的各种正统的、记录了神圣真理的文本，大约到18世纪之后才超越了圣经的经典（Biblical canon）的范围，扩大到文化各领域中，于是才有了文学的经典（literary canon）。”2从中西方文化传统来看，经典不论作为圣贤之书还是解释圣经的文本，都具有至高无上、无可怀疑的权威性和真理性，因而它也就成为后世师法的典范和准则。这样，词源学的考证让我们清楚了文学经典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即是它一旦形成和确立，就成为写作和批评的标准与典范。经典形成之后，成为创作的典范，也成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经典的存在，使批评标准的确立成为可能。一代代文学经典为文学批评树立了标杆和样本，形成了衡量评判文学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极高标准和尺度。批评史的发展证明了文学经典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一个经典遭到质疑、解构、颠覆甚至戏说和毁弃的时代，文学批评因失去了评判尺度而“失语”“失态”“失重”，批评也就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公正和尊严。如世纪之交的“酷评”，彻底解构了“鲁郭茅巴老曹”的现代文学经典地位，这批经典作家作品构建起的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标准也被抛弃否定，文学批评自然毫无公信力可言，批评甚至成为哗众取宠的小丑。
任何批评都不是批评者白纸一张、白板一块地面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阐释学中的“前见”概念对于我们理解批评标准的历史性形成以及在此过程中经典的作用有着深刻的启示。现代阐释学的代表海德格尔认识到前见的存在：“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3现代阐释学的另一位代表伽达默尔更是对前见在理解中的地位和意义给予了高度重视：“如果我们想正确对待人类的有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为前见概念根本恢复名誉，并承认有合理的前见存在。”4经过现代阐释学的努力，前见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个有巨大理论空间的基本概念，它被视为一切理解和阐释的前提和基础。前见是先于阐释而存在的，这个概念彰显了现代阐释学对阐释理解的鲜明浓郁的历史态度和色彩。文学批评作为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和阐释，自然也在前见的基础上展开。伽达默尔十分重视审美理解的历史性，他的这一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批评标准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经典对批评标准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前所论，经典以其权威性成为后世批评的标准：无数经典文本建构了“好作家”“好作品”的基本理念，此理念经过一系列话语权力的运作就转化为批评标准，这时，文学经典的建构意义充分显示出来。 前见的概念让我们认识到：具有巨大权威性的文学经典在历史上建构了文学批评标准，任何具体的文学批评都是在作为前见的批评标准的基础上展开的。标准与批评同在，文学经典也就与批评同在，这样，文学经典就从历史延续到了当下，它通过文学批评参与了当下公共精神空间的开拓与形塑。文学经典之于公共精神空间的建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经典建构了社会公共知识形态。与文学史一样，经典经过复杂的权力运作与演化，日益成为社会公共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参与了社会公共知识形态的建构。《论语》中就有《诗经》建构公共知识形态的例子。《论语·季氏》中有“不学诗，无以言”的表述，为什么在孔子看来，不学《诗经》就不会说话呢？孔子时代，《诗经》已经被经典化了，被奉为古代经典之一，这个古代典籍中的言辞表达已经成为孔子时代的公共知识来源之一，参与建构了公共知识话语体系与形态。如果一个人不学习《诗经》这样的权威典籍，他的知识体系就不完备，在公共社会中就难以与他人进行交流沟通，自然也就“无以言”了。春秋时期外交酬酢和谈判的一种常见情形是以背诵《诗经》的篇章来代替语言，《诗经》成为当时外交谈判人才的必读书和必引书，《左传》中就有一些这样的事例。同样，我们今天进入公共领域中与他人进行交往对话，一些文学经典中的话语经常被使用，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唐诗中的名句。这种情形更形象地说明经典极其深刻地参与了公共话语空间、公共知识形态的建构。我们现在难以想象，失去了经典的公共知识建构的作用，我们今天如何进行话语言说，如何用语言进行有效的表达和交流。第二，经典建构了社会公共精神空间。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甚至是全体人类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风范、艺术趣味的形成，自然是多方面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学经典在对此公共精神空间的形塑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难以取代的作用。“经典之不同于一般的精神产品，甚至不同于一些比较优秀的精神产品，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思想内涵之深刻，它之于社会人生的认识精辟入微，入木三分，深入事物的核心，直达本质。所以经典常常成为人类思想的策源地，人的灵魂的栖息地。有些经典甚至在人类的精神成长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当今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经典？一个基本的答案就是经典建构了集体、公共的精神家园，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无穷的精神推动力。
经典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经典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淘洗而形成的。经典的建构和解构自然也和时代的思想资源、历史境遇、文化秩序等因素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经典的建构是长期的过程，它染有民族集体记忆的痕迹，它不是由某个个人确立的，而是民族的集体确证和共同书写。古希腊悲剧、《圣经》、歌德、莎士比亚是西方人的共同精神家园，《诗经》《楚辞》、李白、杜甫是中国人的集体民族记忆，这些文学经典属于某一民族甚至全体民族共同所有，构成了某一民族甚至全体民族的公共知识形态、公共精神空间和审美王国。经典成为文学批评标准生成的前见，而经典在知识形态和精神空间的公共性形塑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使得文学批评的公共性大大增强。
三、批评标准生成于文化历史语境中
如果说文学史和文学经典从历时性的时间坐标轴建构了批评标准的公共性，那么文化历史语境则是从共时性的空间坐标建构了批评标准的公共性。文学批评标准总是生成于特定的文化歷史语境之中。没有任何人能脱离自己所处的现实世界而生活于真空状态中，批评家也不例外，任何批评家也都是在自己时代所提供和呈现的文学状况、思想资源、现实境遇和意识形态背景、权力网络中从事自己的批评阐释活动。批评标准生成于这个大的文化历史语境之中，而此语境建构了一个公共空间和领域，批评标准也因此超越了个体阐释的私人性，带有能够普遍理解、能够交流沟通的公共属性。具体来看，文化历史语境对批评标准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批评标准生成于现实的文学场域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标准必然带有这一时代文学状况的特征，不同的文学场域也就必然会形成不同的文学批评标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农耕文明阶段，抒情诗是文学的主流，中国成为诗的国度，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意境理论就是在这样的文学状况中生成的，“意境”或“境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最重要的标准。可以说，意境概念及其理论来源于中国古代抒情文学创作实践，根基于诗词长期占据中国文学中心地位的文学事实。中国古代的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理论批评家相当多的都对意境理论有不同程度的阐发和推进。意境理论的集大成者王国维深刻、充分、系统地阐发了意境理论，他在《人间词话》中把有无境界作为评论作品特别是诗词的根本标准：“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1显然，王国维的批评标准只能诞生于中国的诗词文学传统中，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王国中才可能诞生意境这样的民族美学、文艺学的范畴与标准。中国古代以抒情诗为主流，而西方是以叙事文学为主流，文学发展状况的不同导致批评标准的极大差异。从亚里士多德对艺术真实与虚构的理论表述、对悲剧的理论阐发开始，西方文学批评标准走上了一条重视艺术真实、重视人物、重视情节的道路。西方文学批评标准的土壤和基石显然是西方文学自古希腊时期就开始的叙事文学高度发达的文学现实。中西方文学批评标准都是建立在各自的文学场域之中的。文学场域是一个参与了时代精神貌状建构的公共空间，批评标准不是在私人话语的小圈子中，而是在整个社会共同创建、共同分享、共同推进的文学场域中生成的。
第二，从一个更大的空间存在来看，文学批评标准也和历史语境息息相关。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军事、哲学、宗教等社会存在因素共同构成了文学批评标准建构的背景因素，文学批评标准正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生成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时代发展进入了一个开放、多元的历史格局之中，各种西方思想学说潮水般涌入中国，大一统的时代已经分崩离析。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批评标准也从单一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变化到多元与多样。当前文坛，各种各样的文学评奖让读者眼花缭乱，每个文学奖项都有自己的评选标准，各个标准不尽相同，如诺贝尔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就有很大的不同。这么多的文学评奖同时存在，丰富着我们对文学的感知和理解，也鲜明地表明了当代文坛批评标准多元存在的格局。只有一种文学、一个文学批评标准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一个新的虚拟公共空间建构起来。“一枚信息炸弹正在我们中间爆炸，这是一枚形象的榴霰弹，像倾盆大雨向我们袭来，急剧地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内心世界据以感觉和行动的方式。”2“信息炸弹”的“爆炸”，使文学和文学批评发生了悄然又深刻的变化。传统文学批评标准在思想、语言、结构、情感等方面的尺度和规范，在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中显然已不再适用，甚至“文学批评标准”这个概念和提法本身都变得面目可疑，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 第三，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对文学批评标准有着潜在规约。20世纪的文学理论批评一再宣布，脱离了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纯”文学理论批评“只是一种学术神话”。3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最后一个章节的标题是“结论：政治批评”，他宣称，“文学理论实在不过是种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支，根本就没有任何统一性或同一性而使它可以充分地区别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或文化和社会思想”。4文学批评标准深刻烙印着意识形态的痕迹，甚至有时权力意志直接对批评进行干预。毛泽东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中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5这是政治权威对文学批评标准的明确论述，这一思想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产生了持久的支配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代领导人也都充分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对文艺批评标准做过很多论述。
一个时代的文学状况与历史语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客观的现实存在状态，它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做转移。这种文学状况与历史语境为包括创作、阅读和批评在内的一切文学活动提供了现实的公共空间和背景，也由此带来了文学批评的公共性。
结论：“公共领域”视域中的文学批评公共性问题
以上论述的文学批评标准建构的多重因素——历时性角度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共时性角度的文学场域、历史语境、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等，共同建构了一个公共领域，任何批评标准都是建构于这样的公共领域之中的。批评标准在历时方面受文学史、文学经典的规约，在共时方面受文化历史语境的控导和规训，这就使批评标准建立于“民族共同体基于历史传统和存在诉求的基本共识”之上，这就意味着批评标准生成于一个“可共享的精神场域”，1它是公共领域的产物。批评标准的这一特性，决定了以批评标准为阐释起点的文学批评的公共性。
毫无疑问，批评当然要讲究个性，批评无疑是一个具体的、个体的行为。文学批评要有对作品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从对作品的细读中形成凝聚着批评家智慧的阐释和评价，最后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达自己对作品的理解。批评的每一个环节——从一开始对作品的选择和体悟到最后批评成果的表达——都渗透着批评家的情感、智慧、才情和个性。但却不能因此就断言“我所批评的就是我”，批评完全成为批评家自我个性的確证。批评家的批评阐释行为是个人的，但却不能是私人的，批评带有强烈的社会属性。“非自觉的、无意识的前见，即阐释者识知框架中的文化、历史与多重社会规范的集合，并非私人构造，以此为起点的阐释期待，集中展出个体阐释的公共基础。”2只有把批评的个性融入普遍性、社会性和公共性之中，阐释行为才是有公信力的、有效的、确当的。
[责任编辑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