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汉语去污，最容易做的是书面语去脏。互联网时代，美文的一大审美标准，是“有趣”，适当脏字儿能增加幽默分。“致贱人”“致low逼”的流行，也许是营销手段。脏话大概永远只能作常用语的备胎。
　　近来专栏作家羽戈的一篇文章《不说“逼”“屌”“婊”，我们就不会说话了吗？》火了，文章痛陈汉语污化，呼吁净化，并自我约定，不再使用“逼格”这类词。
　　小编一定相信羽戈先生的自制力，但凡一个对文字有追求的人，作文绕开粗鄙，并不难。但不说脏话是否就文明道德？说脏话是否就意味着素质低下？要净化汉语，去脏是否可行？嘴上永不说脏话，又有多少人能做到？

一、口头的脏话，不影响文明与道德，更不影响正常说话

　　首先必须承认，“我×”“装B”“××婊”“Low×”等词的语义，是不雅的，任何人莫名其妙地出口成脏，的确是素质低下的、爱好低级趣味的。这些脏话饱含对女性的歧视、对生殖器官崇拜，是文明社会万万不能容忍的。
　　然而讨论任何语词都不能脱离语境，脏话也一样。不同的语境里，脏话未必就脏。以用得最多的“我×”试举三例：
　　小明去打酱油，排了长队，轮到他的时候酱油没了，他说：我×，真背。
　　小红去看日出，等了很久，太阳公公终于露面，她说：我×，真美。
　　小白去博物馆观展，看到他梦寐以求的藏品，压抑不住激动的心，连说三句：我×我×我×。
　　这里的“我×”，表达的是惊讶、感叹以及轻微愤怒，因为没有比“我×”更快更有效更精准地表达这一瞬间情绪的词语了。使用者可能没有意识到“×”字本意，更遑论去执行。
　　所以，日常生活中，“×”字很“纯”，只有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字才会显出本意的脏，比如“×你老母”等，通过侮辱长辈来打击对方。不过正因为极端，所以不常见，但并非无用，它换了另一种面目，“×你妈”自动和谐成了“草泥马”，“操”变成“靠”“擦”，字形一变，字义也变，语境由恶劣的侮辱，变为不羁的戏谑。网络中流传的骂人通用四大神兽：草泥马、法克鱿、菊花蚕、亚美蝶，就是脏字儿和谐化的典型。
　　“×”字退居二线，京骂“逼”字走上一线，其“脏”的分量比“×”字有过之而无不及。“二逼”“傻逼”有之，“装逼”“low逼”也有之，“逼格”更是靠着污化“格调”成口齿红人。这些词语用得多了，也像其他脏字儿一样，变成了情绪的宣泄，人们可以自嘲“傻逼”了么，自嘲一本正经为“装B”，而“Low逼”“逼格”变得更中性，体现带有个人色彩的价值判断。
　　字义变迁与语境变化，并不能掩盖其脏。但脏则脏矣，脱离语境来指责使用脏话的人为不道德、不文明就有点上纲上线了，情绪是中性的，说脏话只是发泄的渠道之一。不仅如此，说脏话还能抑制暴力，骂一句“我×”，绝对比拳脚相加更能维护世界和平。研究表明，骂脏字儿还能缓解疼痛。一个团队中，粗口适度能调节压抑气氛。而美剧里英雄在演讲末尾往往会用F**K句式来鼓舞士气。
　　说脏话无关使用者的道德文明水平，也无关经济地位（研究表明有钱人更容易破口大骂），它更与本意无关，只与使用者的情绪有关。一门语言中如果没有脏话，没有有效宣泄负面情绪的词语，将是不完整不正常的。而使用没有脏字儿语言的人群，也是可怕的——一有争执，既然不诉诸“我×”，那就暴力好了。

二、只要“我手写我口”，典雅的“文”就会沾上粗鄙的“言”

　　脏话自口出，未必脏，但出现在书面语中，的确不忍卒读。与口头语不同，书面语是用来看的，它不像口头脏话那样发泄完瞬间情绪之后烟消云散，它停留于眼前的时间远多于耳边，人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与恶心脏话。当“我×”“傻×”“low×”出现在不可移动的广告语、报纸大标题、宣传语上时，它能吸引多大的关注，就能招致多重量级的反感。
　　羽戈在专栏中举的如“致贱人”“致Low逼”“致品德婊”等盛行的标题，如果出现在口头语中，断不会如此反感。口头语本无雅俗之分，它的表达不可捉摸，难言规范，可以普遍雅，可以普遍俗，依着情绪来。一旦带着“脏”基因的口头语成为流行标题，与普遍规范的、典雅的、固定的文字站在一起，看起来的确很low。
　　当口头语文字化，难免不会影响阅读体验，纸上的、屏上的脏字儿扮演的就是负面角色。事实上，自从汉语“我手写我口”“文言合一”之日起，脏字儿难免不会污化书面语。
　　在白话文体一统天下以前，中国的书面语和口头语是分离的，即“文”“言”分离。士大夫们写的文章，其语法、用词皆有稳定的规范，没法口头交流。所以几千年来方言千变万化，文章的写法变动不大，唯有风格、长短句的不同。即使口头语入了书面语，也会雅化一番。
　　官渡之战前，袁绍手下文人陈琳写了《为袁绍檄豫州文》，骂曹操“操赘阉遗丑”。意思是，曹操你是宦官养子的孽种！四个字高度浓缩，把曹操以及其父曹嵩、祖父曹腾骂了个遍。《三国志》里，诸葛亮拒绝王朗的劝降，列举了一系列在他看来是悖逆之举后，以“夫君子之所不为”结束，这杀伤力相信令罗贯中十分不满。于是他在《三国演义》里，虚构了一场诸葛亮骂王朗的好戏，他骂后者是“皓首匹夫！苍髯老贼！”翻译成白话文是“你这白发白须的老不死的！”可也并没有用生殖器官与动物侮辱人。
　　到《红楼梦》与《金瓶梅》的时代，骂人十分狠毒，凤姐骂赵姨娘“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巧姐奶娘骂巧姐“小短命鬼”，郓哥骂王婆“做牵头的老狗肉”，十分接近白话文的骂人造词法。
　　只是仍与白话文不同，古代许多散文、杂文、小说等文体，脏字儿即使呈现在书面语上，多是借他人之口说出，用口头语包装一下。要写正经的文章，作者很少会用到脏字儿，比现今脏字儿进大标题，“尼玛”“我×”“low逼”满纸跑的做法，要干净而高明。他们并非不可能“词穷”，然而即便如此，受限文言分离的规矩或者习惯，他们也很难会用口头语替代，更遑论脏字儿了。现在文言合一，写文章就如聊天，张嘴就能提笔，过去写个好文章可真难。

三、汉语需要净化的不是口头语，而是书面语，以及世道人心

　　“脏话”本身固然不文明，说脏话的人未必道德败坏，素质低下。不出口成脏的人一定会有，他必然能克服七情六欲，具有极强的自律性。可若让多数人向他看齐，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脏话不出现在纸上、屏幕上，则人人可以做到。羽戈立下誓言，不再使用“逼格”一类的词，这对于一个对文字有追求的人来说，并不难做到。所以，与其向着口头禁脏的绝路进发，不如从笔下做起，让写下的每一个字“发乎情，止乎礼”。
　　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并非不能，而是不为。环境的粗鄙已经让部分人心粗鄙化，这无疑会在语言出口之前，给它打上粗鄙的烙印。再者，社会重压之下，人心焦虑，人们为发泄情绪，脏话源源不断。脏话借着互联网的便利，又迅速进入公众领域，社会环境因负面情绪、不雅词汇愈发变得粗鄙，如此恶性循环。书面语上见着脏字儿，只不过是“我手写我口”的写作习惯，为助它输出插上的一双翅膀而已。
　　古往今来，脏话常见，这是一般现象。但若在某一时期脏话爆发式增长，甚至原本典雅的书面文体也全面污化，就值得公众深思。正如《中国青年报》2013年评论的那样：“如果在所谓的文明时代，却有大量污言秽语甚嚣尘上，那或许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即这个时代存有大量的不公。愈是在不公平、不公正的时代，污言秽语似乎更迸发出不可抑制的‘活力’。”
　　的确，人们满怀愤懑，借脏字儿抒怀是最低的宣泄成本。若要抑制污言秽语这种难以抑制的“活力”，还得创造条件，让社会变得更公平，让公众情绪稳定。这可能是减少口头脏字儿，净化书面语的治本之策。

结语

　　要给汉语去污，目前最容易做到的是书面语去脏——只需每一个写字的人严格自律即可。然而互联网时代，美文的一大审美标准，是“有趣”并引起观点或情绪的共鸣，适当的脏字儿能增加幽默分，为着盈利或出名，它自然是作者入文的一大选项。“致贱人”“致low逼”的流行，也许不关“脏”什么事儿，只是一种营销手段。从这个角度看，脏话大概永远只能作常用语的备胎。
　　出口成脏并不可怕，值得警惕的是，如果无视脏话成灾，并全面侵蚀书面语背后的情绪，进入现实领域，说脏话也许并不只是“宣泄”那么简单了。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