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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性任务。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内嵌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党的政治价值观;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本身也内嵌于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具有促进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全局性意义。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是连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嵌入轴”。将生态文明融入政治建设，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不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并最终实现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绿色发展承诺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6-0072-0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①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并旨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保障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出台了近百份改革文件。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為做好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和根本遵循。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开展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的工作，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从实践到认识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③制度优势始终内嵌于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全过程，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发展阶段，讲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关系、互动机制及其影响，对于从制度视角理解和把握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无疑都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已有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一制度要素的关注明显不足。本文旨在从互动机制的层面阐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内在关系，以期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效能。
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宏观相嵌
作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属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需要攻克一系列重大实践课题。首先，从国家治理传统来看，“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④。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既要充分汲取“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等前人的治理智慧，也要摒弃“排水捕鱼”“刀耕火种”等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传统生产生活模式。其次，从治理目标和制度安排来看，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建设须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环境治理“资本至上”的缺陷，凸显社会主义治理“人民至上”的政治价值导向，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同时又要注重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取得的先进经验。最后，从国家治理的实现向度来看，“现代化”是一个中性概念，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整体系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层面）不断重塑和走向现代性的结果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它需要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隔阂羁绊，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增进观念、制度、技术的互学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之路既要坚守社会主义的政治承诺，又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高度追求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共建美丽地球村。
从理论层面看，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既是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动机”，也是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压舱石”。作为“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保证生态环境治理的人民性;作为“体制”，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利于激发各个治理主体共担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挑战的使命意识。从实践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从“绿化祖国”到“美丽中国”，日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不断实现中国共产党庄严的绿色承诺。具体而言，从治理主体来看，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了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普通公民在生态环境治理的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从治理结构来看，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公众参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实现生态文明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从制度角度看，党中央高度重视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把“污染防治攻坚战”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不断深化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战略部署。可以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历程就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生态政治价值观和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实践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进展的制度保障。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无论是在理念和目标还是在手段和效率方面，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绿色发展要求的集中体现，不是对西方国家环境制度和相关公共政策的简单模仿或吸纳。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在历史实践进程中宏观相嵌、良性互动，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经验和重要特色。
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内嵌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机理
“党的领导”“人民立场”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连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嵌入轴”，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始终内嵌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全过程。在顶层设计层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政策制度上保证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同频共振。在实践层面，通过党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我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1.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是连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嵌入轴”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关键所在。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高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相结合的具体呈现，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理性审视和高度自觉。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遵循。“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⑥，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强调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向广大人民群众作出的“政治承诺”。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是保证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运行机制既能“顶天立地”又能“左右通贯”的关键因素。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治理體系，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革。唯有坚持以“党的领导”与“人民立场”为鲜明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建构起着眼于国家发展全局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保证政策制度制定与执行的强有力。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原则，更是党更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这一价值诉求的必然要求。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⑧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辉煌成就的百年奋斗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也就不可能不断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把党的绿色政治愿景转变为“美丽中国”的自觉行动，以改革的实际成效和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深度嵌入、互动发展。
第三，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是始终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伟大实践的价值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绿化祖国”、可持续发展、“五位一体”总布局、“美丽中国”建设等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无一不内含着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的价值意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着重强调“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在地规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属性和发展目标。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将党的领导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的各个环节，才能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大格局，保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环境治理稳步推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2.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一个包括党的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制度体系。就生态环境治理而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凭借多层次、多方面的制度体系不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第一，党的领导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的基石。不同于西方生态环境治理体制，党的领导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原则和发展要求。唯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性和人民性。中国共产党既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领导者，同时也是重要组织者。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规划、建议、法规等手段，实现党对生态治理的最高领导，保证党的意志转化为人民行动，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党的领导是一个合纵连横的大系统：在纵向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下设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全面领导党和国家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指导或组织地方环境保护职能部门开展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形成了中央、省、市、县、乡等多个层级的组织架构和制度体系。在横向上，生态环境部门还与相关职能部门、专业组织协同开展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包括农业农村部、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在内的生态环境相关职能部门，在党的领导下履行生态环境治理职能。党通过横向与纵向两个体系及其各层级的职能部门统领国家生态环境工作的各个方面，彰显了党对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强大领导力和组织力。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的价值基础。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重大的民生问题。“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⑩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重要内容的发展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B11。人民群众既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主体，也是“美丽中国”建设成果的享有主体。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和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都无从谈起。因此，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一步一步地将“美丽中国”的图景变成现实。
第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的基本框架。邓小平同志曾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B12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取得的历史性进展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显著优势之一，能够从组织基础、资源投入、社会基础上保证区域性、流域性、跨部门等重大环境问题的扎实推进和攻坚克难。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框架下，既要发挥制度优势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也要通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提升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二者良性互动中不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最终实现党对人民的绿色承诺。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非简单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是体现现代价值的国家治理方式和手段。中国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创造的制度文明成果。B13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拓展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的空间场域。社会主义制度与生态文明内在契合的属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目标指向，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否则必然会偏离社会主义的人民性方向。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法治确立党对生态环境治理的领导，保证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政治力量领导下的现代化”B14，因此通过依法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确保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有利于把党的领导融入生态环境治理的全过程和各环节。其次，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目标导向上确保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人民性。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导向，保证生态环境治理始终沿着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方向发展。最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政策执行上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关乎社会每个成员，每个人都是参与者、相关者、受益者。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格局，有利于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使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优势、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效能。
三、持续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良性互动
制度效能是指制度在具体实践中的实际运行效果的集中体现，它以制度设计主体既定目标的实现程度为衡量标准，重点突出制度本身在特定环境中能够和应该发挥的作用及效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就要持续强化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战略地位，不断促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良性互动。为此，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重点着力。
1.促进制度成熟，筑牢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制度成熟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根本依据，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推动治理制度成熟为突破口。唯物史观将“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的确立过程”B15。据此，本文认为，成熟制度的基本意涵是指与特定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符合客观实际需要的具体稳定性的制度或者规范。它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同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促使制度不断调适，由不成熟逐渐发展到成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促进生态环境治理制度成熟需要把握好以下三方面的原则。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系统完备的制度设计应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市场为中心。保障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诉求的实现是衡量生态环境治理制度成熟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准则。成熟科学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应时刻彰显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非少数人的利益，始终保障和捍卫人民群众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第二，坚持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在国家治理场域中，可从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方式三个维度评判制度成熟的程度和水平。从治理主体看，成熟的制度可以极大地激发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治理主体的能力和优势的最大化;从治理客体看，成熟的制度能切实被治理客体认同执行，成为应对风险挑战、化危为机的依托;从治理方式看，成熟的制度有助于提升治理能力和制度体系的运作顺畅度。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的过程中，应始终重视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既要把解决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要在具体治理实践中始终把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作为最大优势，把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建立在牢固的群众基础之上，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坚持以群众满意度作为效能评价标准。“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判断一种制度的优劣不是根据这种制度是否符合大多数国家所实践和认同的制度形态，而是该制度在该国能否产生绩效以及绩效之大小”B16，成熟定型的制度既表现为体系设计上的系统完备和科学规范，治理过程中的高效运行和执行有力，更表现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就生态环境治理而言，新时代，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以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为抓手，以党的绿色承诺为契机，坚持以群众满意度为评判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断建立和完善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各级生态环境治理标准体系，推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2.推进“制治互洽”，有效链接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B17治理过程中的方向性、系统性问题归根结底是需要依靠制度来解决的。中国之制是中国之治的根本保障，中国之治是中国之制的优势体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中国制度的内涵与优势，强调通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B18，意义重大。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需要不断推进“制治互洽”，持续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良性互动。
第一，强化生态环境治理現代化“制治互洽”B19的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证明，一个政党只有站稳人民立场、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保持其制度活力和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兼顾制度延续与制度创新，进而形成了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B20这是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人民立场三者高度统一作为政治保障的结果。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建设，不仅从治理体系的组织特性、权力结构、治理效能等方面调整“制”的方式，而且从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等基本政治要求出发设计“治”的目标，通过“不断创新、不断建设、不断试错、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B21，保持“制治互洽”关系的动态稳定。其要义就在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嵌入生态环境治理筑牢组织基础和政治保障，持续促进制度优势与治理体系的“制治互洽”。 第二，夯实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制治互洽”的制度根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背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和中国特色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推进，都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这是“制治互洽”的制度根基。因此，“治理理念”“治理秩序”“治理规则”必须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时代创造力，持续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和治理效能，坚持以制度性思维和制度化实践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生态环境治理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更应被视为一个结构复杂的动态系统，需要在治理理念上克服治理实践中的单一化、碎片化倾向。为此，必须以“制治互洽”为出发点，把握中国特色生态环境治理的根本遵循与逻辑主线，提升制度系统的合作性、关联性和开放性，实现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和平衡性，通过不断促进“制治互洽”推动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有效链接。
第三，形成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目标元素的制度合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最能体现比较优势的，莫过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客观地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不是传统封建集权政治体制的历史惯性，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回应时代要求和人民呼声的客观结果，也是欠发达国家应对现代性挑战、实现跨越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交往和竞争中不可放弃的长处。B22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除了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高效的执行效率，其更深层次的优势还包括卓越的组织整合力和要素整合力，有利于形成战胜重大风险挑战的强大合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风险挑战影响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央和地方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利益差异、发展与保护的张力使环境治理问题新旧叠加等严峻挑战，需要始终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依法治国等重要制度的紧密结合，从组织整合和要素整合的层面统筹多方资源，促进区域间协同，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3.释放制度效能，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第一，坚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推动“效能转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需要的期待，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愿景，高质量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任务，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加快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在科学总结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生态治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B23，并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实践的成功经验加以制度化、体系化，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实现“效能转起来”，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保证了生态环境治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同时也是建设美丽中国事业行稳致远的“风向标”和“方向盘”。没有或者缺乏党的领导，生态环境治理“效能转起来”将失去前进的动力和方向。因此，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必须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总体谋划，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协同治理、基层探索三者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之路最鲜明、最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决策部署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等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的各个环节，切实保障制度效能和治理效能都“更好地转起来”。
第二，站稳人民立场，引领“基层动起来”。实现“效能转起来”，必须要汇集人民力量，引领“基层动起来”。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美好生活的底色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全体民众，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政策的利益相关者。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必须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聚焦“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引领“基层动起来”。基层人民群众既是生态环境治理的行动主体，也是共建美丽中国事业的成果共享主体。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必须站稳人民立场，以人民群众为依靠力量，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优势才能转化为治理效能。引领“基层动起来”，就要构建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参与机制，引导各方社会主体力量协同参与。一方面，要明确政府、企业和社会是生态环境保护共同体的三个基本治理主体，优化各个主体的职责，合理安排政府调控、市场配置和社会参与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切实保障公众有序参与环境决策、监督企业履责、获取生态环境信息以及在受到污染损害时依法索赔的各项权利。另一方面，要重视社会公众消费行为自下而上的杠杆调节作用，通过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等号召和引导公众生活低碳化，使公众养成节能、节水、垃圾分类和循环利用等绿色生活方式，主动承担生态环境保护义务。例如：发布公民环保行为准则，开展丰富的生态环境宣传活动，通过学校要求、社会宣传和家庭教育倡导“生活消费绿色低碳化”的社会风尚。通过构筑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大环保”格局，汇集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治理合力，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制机制的运行效率，增加优質生态产品的供给。
第三，强化监管和执法，促使“笼子扎起来”。实现“效能转起来”，必须要促使“笼子扎起来”。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生态利益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统一性之间的张力仍未根本缓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还没有完全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行动，新旧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交错复杂。面对这些矛盾挑战，只有体系科学、内容规范的制度是不够的，强化监管和执法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必要条件。为此，需要统筹推进环境监管体制中的问责机制建设以及组织结构、权力配置等方面的深层次改革，进一步从法律法规层面厘清督查机构的职责范围和工作程序，使各部门在科学分工、权责清晰的基础上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促使“笼子扎起来”。
注释 ①③参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国建设》，《人民日报》2020年8月14日。
②参见任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关注的问题》，《中国环境报》2019年11月20日。
④参见习近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⑤参见任仲平：《奋斗创造人间奇迹》，《人民日报》2019年9月29日。
⑥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71页。
⑦参见《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经济日报》2018年3月3日。
⑧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6页。
⑨参见《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93页。
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
B11参见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22页。
B12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0页。
B13参见参见黄百炼：《用坚持和完善中国制度战胜任何重大风险与挑战》，《党政研究》2020年第5期。
B14参见丁薛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人民日报》2018年3月12日。
B15参见林岗、刘元春：《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的比较》，《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B16参见张明军：《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创新民主政治理论》，《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
B17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页。
B18参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人民日报》2019年11月4日。
B19参见林毅：《“制治互洽”逻辑的重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阐释的理论与实践之维》，《求索》2020年第1期。
B20B21参见胡鞍钢等：《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1页、第41页。
B22参见鲁品越、姚黎明：《中国要成为资本主义“同类国家”吗？——中国发挥自身制度优势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澤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8期。
B23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2019年11月5日。
责任编辑：翊 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6-0072-0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①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并旨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保障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出台了近百份改革文件。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為做好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和根本遵循。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开展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的工作，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从实践到认识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③制度优势始终内嵌于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全过程，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发展阶段，讲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关系、互动机制及其影响，对于从制度视角理解和把握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无疑都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已有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一制度要素的关注明显不足。本文旨在从互动机制的层面阐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内在关系，以期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效能。
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宏观相嵌
作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属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需要攻克一系列重大实践课题。首先，从国家治理传统来看，“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④。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既要充分汲取“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等前人的治理智慧，也要摒弃“排水捕鱼”“刀耕火种”等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传统生产生活模式。其次，从治理目标和制度安排来看，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建设须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环境治理“资本至上”的缺陷，凸显社会主义治理“人民至上”的政治价值导向，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同时又要注重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取得的先进经验。最后，从国家治理的实现向度来看，“现代化”是一个中性概念，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整体系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层面）不断重塑和走向现代性的结果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它需要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隔阂羁绊，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增进观念、制度、技术的互学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之路既要坚守社会主义的政治承诺，又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高度追求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共建美丽地球村。
从理论层面看，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既是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动机”，也是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压舱石”。作为“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保证生态环境治理的人民性;作为“体制”，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利于激发各个治理主体共担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挑战的使命意识。从实践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从“绿化祖国”到“美丽中国”，日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不断实现中国共产党庄严的绿色承诺。具体而言，从治理主体来看，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了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普通公民在生态环境治理的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从治理结构来看，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公众参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实现生态文明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从制度角度看，党中央高度重视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把“污染防治攻坚战”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不断深化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战略部署。可以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历程就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生态政治价值观和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实践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进展的制度保障。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无论是在理念和目标还是在手段和效率方面，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绿色发展要求的集中体现，不是对西方国家环境制度和相关公共政策的简单模仿或吸纳。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在历史实践进程中宏观相嵌、良性互动，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经验和重要特色。
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内嵌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机理
“党的领导”“人民立场”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连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嵌入轴”，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始终内嵌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全过程。在顶层设计层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政策制度上保证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同频共振。在实践层面，通过党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我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1.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是连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嵌入轴”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关键所在。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高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相结合的具体呈现，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理性审视和高度自觉。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遵循。“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⑥，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强调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向广大人民群众作出的“政治承诺”。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是保证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运行机制既能“顶天立地”又能“左右通贯”的关键因素。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治理體系，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革。唯有坚持以“党的领导”与“人民立场”为鲜明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建构起着眼于国家发展全局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保证政策制度制定与执行的强有力。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原则，更是党更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这一价值诉求的必然要求。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⑧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辉煌成就的百年奋斗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也就不可能不断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把党的绿色政治愿景转变为“美丽中国”的自觉行动，以改革的实际成效和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深度嵌入、互动发展。
第三，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是始终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伟大实践的价值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绿化祖国”、可持续发展、“五位一体”总布局、“美丽中国”建设等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无一不内含着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的价值意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着重强调“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在地规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属性和发展目标。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将党的领导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的各个环节，才能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大格局，保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环境治理稳步推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2.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一个包括党的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制度体系。就生态环境治理而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凭借多层次、多方面的制度体系不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第一，党的领导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的基石。不同于西方生态环境治理体制，党的领导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原则和发展要求。唯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性和人民性。中国共产党既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领导者，同时也是重要组织者。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规划、建议、法规等手段，实现党对生态治理的最高领导，保证党的意志转化为人民行动，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党的领导是一个合纵连横的大系统：在纵向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下设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全面领导党和国家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指导或组织地方环境保护职能部门开展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形成了中央、省、市、县、乡等多个层级的组织架构和制度体系。在横向上，生态环境部门还与相关职能部门、专业组织协同开展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包括农业农村部、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在内的生态环境相关职能部门，在党的领导下履行生态环境治理职能。党通过横向与纵向两个体系及其各层级的职能部门统领国家生态环境工作的各个方面，彰显了党对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强大领导力和组织力。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的价值基础。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重大的民生问题。“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⑩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重要内容的发展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B11。人民群众既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主体，也是“美丽中国”建设成果的享有主体。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和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都无从谈起。因此，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一步一步地将“美丽中国”的图景变成现实。
第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的基本框架。邓小平同志曾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B12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取得的历史性进展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显著优势之一，能够从组织基础、资源投入、社会基础上保证区域性、流域性、跨部门等重大环境问题的扎实推进和攻坚克难。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框架下，既要发挥制度优势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也要通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提升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二者良性互动中不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最终实现党对人民的绿色承诺。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非简单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是体现现代价值的国家治理方式和手段。中国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创造的制度文明成果。B13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拓展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的空间场域。社会主义制度与生态文明内在契合的属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目标指向，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否则必然会偏离社会主义的人民性方向。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法治确立党对生态环境治理的领导，保证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政治力量领导下的现代化”B14，因此通过依法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确保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有利于把党的领导融入生态环境治理的全过程和各环节。其次，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目标导向上确保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人民性。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导向，保证生态环境治理始终沿着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方向发展。最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政策执行上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关乎社会每个成员，每个人都是参与者、相关者、受益者。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格局，有利于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使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优势、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效能。
三、持续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良性互动
制度效能是指制度在具体实践中的实际运行效果的集中体现，它以制度设计主体既定目标的实现程度为衡量标准，重点突出制度本身在特定环境中能够和应该发挥的作用及效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就要持续强化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战略地位，不断促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良性互动。为此，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重点着力。
1.促进制度成熟，筑牢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制度成熟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根本依据，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推动治理制度成熟为突破口。唯物史观将“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的确立过程”B15。据此，本文认为，成熟制度的基本意涵是指与特定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符合客观实际需要的具体稳定性的制度或者规范。它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同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促使制度不断调适，由不成熟逐渐发展到成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促进生态环境治理制度成熟需要把握好以下三方面的原则。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系统完备的制度设计应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市场为中心。保障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诉求的实现是衡量生态环境治理制度成熟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准则。成熟科学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应时刻彰显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非少数人的利益，始终保障和捍卫人民群众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第二，坚持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在国家治理场域中，可从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方式三个维度评判制度成熟的程度和水平。从治理主体看，成熟的制度可以极大地激发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治理主体的能力和优势的最大化;从治理客体看，成熟的制度能切实被治理客体认同执行，成为应对风险挑战、化危为机的依托;从治理方式看，成熟的制度有助于提升治理能力和制度体系的运作顺畅度。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的过程中，应始终重视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既要把解决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要在具体治理实践中始终把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作为最大优势，把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建立在牢固的群众基础之上，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坚持以群众满意度作为效能评价标准。“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判断一种制度的优劣不是根据这种制度是否符合大多数国家所实践和认同的制度形态，而是该制度在该国能否产生绩效以及绩效之大小”B16，成熟定型的制度既表现为体系设计上的系统完备和科学规范，治理过程中的高效运行和执行有力，更表现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就生态环境治理而言，新时代，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以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为抓手，以党的绿色承诺为契机，坚持以群众满意度为评判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断建立和完善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各级生态环境治理标准体系，推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2.推进“制治互洽”，有效链接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B17治理过程中的方向性、系统性问题归根结底是需要依靠制度来解决的。中国之制是中国之治的根本保障，中国之治是中国之制的优势体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中国制度的内涵与优势，强调通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B18，意义重大。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需要不断推进“制治互洽”，持续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良性互动。
第一，强化生态环境治理現代化“制治互洽”B19的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证明，一个政党只有站稳人民立场、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保持其制度活力和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兼顾制度延续与制度创新，进而形成了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B20这是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人民立场三者高度统一作为政治保障的结果。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建设，不仅从治理体系的组织特性、权力结构、治理效能等方面调整“制”的方式，而且从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等基本政治要求出发设计“治”的目标，通过“不断创新、不断建设、不断试错、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B21，保持“制治互洽”关系的动态稳定。其要义就在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嵌入生态环境治理筑牢组织基础和政治保障，持续促进制度优势与治理体系的“制治互洽”。 第二，夯实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制治互洽”的制度根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背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和中国特色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推进，都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这是“制治互洽”的制度根基。因此，“治理理念”“治理秩序”“治理规则”必须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时代创造力，持续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和治理效能，坚持以制度性思维和制度化实践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生态环境治理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更应被视为一个结构复杂的动态系统，需要在治理理念上克服治理实践中的单一化、碎片化倾向。为此，必须以“制治互洽”为出发点，把握中国特色生态环境治理的根本遵循与逻辑主线，提升制度系统的合作性、关联性和开放性，实现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和平衡性，通过不断促进“制治互洽”推动制度优势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有效链接。
第三，形成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目标元素的制度合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最能体现比较优势的，莫过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客观地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不是传统封建集权政治体制的历史惯性，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回应时代要求和人民呼声的客观结果，也是欠发达国家应对现代性挑战、实现跨越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交往和竞争中不可放弃的长处。B22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除了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高效的执行效率，其更深层次的优势还包括卓越的组织整合力和要素整合力，有利于形成战胜重大风险挑战的强大合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风险挑战影响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央和地方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利益差异、发展与保护的张力使环境治理问题新旧叠加等严峻挑战，需要始终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依法治国等重要制度的紧密结合，从组织整合和要素整合的层面统筹多方资源，促进区域间协同，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3.释放制度效能，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第一，坚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推动“效能转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需要的期待，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愿景，高质量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任务，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加快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在科学总结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生态治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B23，并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实践的成功经验加以制度化、体系化，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实现“效能转起来”，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保证了生态环境治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同时也是建设美丽中国事业行稳致远的“风向标”和“方向盘”。没有或者缺乏党的领导，生态环境治理“效能转起来”将失去前进的动力和方向。因此，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必须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总体谋划，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协同治理、基层探索三者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之路最鲜明、最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决策部署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等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的各个环节，切实保障制度效能和治理效能都“更好地转起来”。
第二，站稳人民立场，引领“基层动起来”。实现“效能转起来”，必须要汇集人民力量，引领“基层动起来”。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美好生活的底色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全体民众，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政策的利益相关者。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必须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聚焦“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引领“基层动起来”。基层人民群众既是生态环境治理的行动主体，也是共建美丽中国事业的成果共享主体。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必须站稳人民立场，以人民群众为依靠力量，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优势才能转化为治理效能。引领“基层动起来”，就要构建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参与机制，引导各方社会主体力量协同参与。一方面，要明确政府、企业和社会是生态环境保护共同体的三个基本治理主体，优化各个主体的职责，合理安排政府调控、市场配置和社会参与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切实保障公众有序参与环境决策、监督企业履责、获取生态环境信息以及在受到污染损害时依法索赔的各项权利。另一方面，要重视社会公众消费行为自下而上的杠杆调节作用，通过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等号召和引导公众生活低碳化，使公众养成节能、节水、垃圾分类和循环利用等绿色生活方式，主动承担生态环境保护义务。例如：发布公民环保行为准则，开展丰富的生态环境宣传活动，通过学校要求、社会宣传和家庭教育倡导“生活消费绿色低碳化”的社会风尚。通过构筑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大环保”格局，汇集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治理合力，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制机制的运行效率，增加优質生态产品的供给。
第三，强化监管和执法，促使“笼子扎起来”。实现“效能转起来”，必须要促使“笼子扎起来”。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生态利益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统一性之间的张力仍未根本缓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还没有完全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行动，新旧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交错复杂。面对这些矛盾挑战，只有体系科学、内容规范的制度是不够的，强化监管和执法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必要条件。为此，需要统筹推进环境监管体制中的问责机制建设以及组织结构、权力配置等方面的深层次改革，进一步从法律法规层面厘清督查机构的职责范围和工作程序，使各部门在科学分工、权责清晰的基础上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促使“笼子扎起来”。
注释 ①③参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国建设》，《人民日报》2020年8月14日。
②参见任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关注的问题》，《中国环境报》2019年11月20日。
④参见习近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⑤参见任仲平：《奋斗创造人间奇迹》，《人民日报》2019年9月29日。
⑥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71页。
⑦参见《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经济日报》2018年3月3日。
⑧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6页。
⑨参见《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93页。
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
B11参见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22页。
B12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0页。
B13参见参见黄百炼：《用坚持和完善中国制度战胜任何重大风险与挑战》，《党政研究》2020年第5期。
B14参见丁薛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人民日报》2018年3月12日。
B15参见林岗、刘元春：《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的比较》，《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B16参见张明军：《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创新民主政治理论》，《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
B17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页。
B18参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人民日报》2019年11月4日。
B19参见林毅：《“制治互洽”逻辑的重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阐释的理论与实践之维》，《求索》2020年第1期。
B20B21参见胡鞍钢等：《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1页、第41页。
B22参见鲁品越、姚黎明：《中国要成为资本主义“同类国家”吗？——中国发挥自身制度优势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澤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8期。
B23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2019年11月5日。
责任编辑：翊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