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还原袁氏“大家庭”亲如一家，生活贫苦却开心
“袁厉害到底有没有买卖婴儿？”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
“我问过袁厉害。她说，不要说你问我，公安局也找过我、调查过我。说我收养孩子违法，说我卖孩子，那为啥派出所捡了孩子还往我这儿送呢？”卢广说道。
卢广第一次去拍摄袁厉害是在2009年7月份，到达兰考县之后，卢广没找到袁厉害，先见到了袁厉害的妹妹，她在县人民医院旁边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店。袁厉害的妹妹带着卢广去了袁厉害的“家”——人民医院附近小院里两间石棉瓦屋顶的破败屋子，更准确地说，是棚子。袁厉害70多岁的母亲和一名中年妇女一起照料五六个孩子。 “孩子哭了，她们就抱起来哄一下，不哭了就放下。哭了再抱起来。”卢广说，“过了半个多小时袁厉害回来了。我们坐在棚子里聊天。她很热情，跟我说除了屋里这五六个，有一批孩子在街上玩，有一批在上学。”卢广说。聊了没一会儿，上学的那拨孩子回来了，袁厉害就不聊天了，拿出一排AD钙奶拆开了分给孩子喝，那些孩子很高兴地围着袁厉害，“妈妈”、“妈妈”不停地叫她。
这是卢广第一次见到袁厉害，也是卢广第一次见到袁厉害和孩子们在一起。没有知会，没有预演。“他们就是一家人，就跟亲生的一样。”卢广说。有热心人送了袁厉害两床席梦思床垫，但棚子逼仄狭小，根本放不下。于是袁厉害把席梦思床垫直接放在院子里的地上，时值盛夏，棚子里热，孩子们都爱呆在院子里，坐在席梦思床垫上。虽环境简陋，但孩子们和袁厉害在一起生活得很开心。
艰难而无奈的现实：孩子生病，治的起得治，治不起的熬
袁厉害收养的弃婴大多生来残疾或身体虚弱，雇不起专业的医护人员，捡来的弃婴死亡率极高，超过了60%。“夏天和冬天的死亡率是最高的。很多孩子都是没能熬过这两个季节而死掉了。”卢广说。
“婴儿的高死亡率是袁厉害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但她能做的却非常有限。县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支持她的善举，给她的孩子看病都是免费的，但药费、手术费还是得袁厉害出。如果孩子的病能治好，花费不是很高，袁厉害就花钱给孩子治病。如果病得很严重，治疗费用高昂，她就把孩子带回去，送到‘花园’。谁也不知道孩子能撑多久。”说完这些话，卢广和记者都沉默了。袁厉害的救治准则简单到近乎残忍：治得起的治，治不起的熬。没有人知道那些病重的孩子，究竟有多少能熬过去，活下来。然而最多的时候，袁厉害同时有几十个大小不一的孩子要养活，面对高昂的费用和不确定的治疗结果，她的选择，或许只有简单粗暴。
依靠捐助和低保养孩子很难
卢广所说的“花园”是2010年袁厉害的两个住处之一。名字听着美，实则只是一个工地上临时建的两间房子。袁厉害和几个在上学的孩子住在距离县人民医院100多米的一座破烂的铁皮屋里。袁厉害的母亲和邻居、朋友在“花园”帮忙照料更小的孩子，特别是那些病重且无力救治的孩子。袁厉害还花400块一个月的工钱雇了一名从医院被辞退的老头在“花园”帮忙。据卢广了解，袁厉害抚养弃婴的物资主要来自几个渠道：第一是政府给孩子的低保。兰考县政府给袁厉害收养的20名孩子办了低保。2009年低保是50元/月到2012年增加到80元/月。第二是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寄来的奶粉、衣物和钱。这些资助比较不稳定，在节假日会多一些。第三是政府部门逢年过节登门送来的资助资金。
2011年卢广的摄影作品《命若垃圾》在《Lens》杂志发表后引发强烈争议和社会关注。期间有政府工作人员指责袁厉害用孩子来跟政府提条件。“其实袁厉害跟兰考县政府的关系很好，政府很支持她，也会帮她解决一些问题。袁厉害收养的孩子多，经济能力有限，带着孩子去找民政部门解决，提几个要求，这很正常。政府解决不了，袁厉害也没办法，只能不了了之。”卢广说。然而这次的关注终究让政府做出了一些改变，也改变了袁厉害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兰考县政府五个部门的领导冲进袁厉害家里，把孩子全都带走了。袁厉害不愿意，她舍不得那些已经上学的孩子，养了多年，围绕膝下与亲生无异。孩子被送到了开封市福利院。袁厉害想念孩子就去看，孩子们见到她，就要跟着回来。一来二去，不少孩子又回到了袁厉害的身边。兰考县政府只得跟袁厉害说，不能再增加新的孩子。于是从2011年9月开始，袁厉害就不再收养新的弃婴。从2011年9月到2012年下半年，经兰考县民政部门送到开封市福利院的弃婴，大约有30多个。
送养？有。卖孩子？绝不！
留在袁厉害身边的大约还有18个孩子。他们原来的两个住处都不能再住，搬到了县人民医院后面的2层小楼，生活条件好了一些，但袁厉害的生活依旧简朴甚至是清苦。“她过得特别简单，钱都花在孩子身上，自己不吃也要给孩子吃。”卢广说。袁厉害在兰考县的口碑极好。县政府给她评优、评先进，“爱心妈妈”声名远扬。“所以袁厉害没办法，孩子送来她不能不收，别人相信她，她也知道这些孩子没地方能去。”卢广说。但不断增加的孩子加重了袁厉害的负担，低保、政府资助、社会捐助并不足以承担这么多孩子的开销，照顾孩子的人手也不够。孩子们的生活环境不可抗拒地变得糟糕。“2010年我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最大的感受是痛苦。在‘花园’，那些没钱救治的孩子就只能放床上躺着。一个孩子一天只能喂上三次奶。”卢广说。
曾经有志愿者揭发袁厉害卖孩子牟利。这几乎是对袁厉害最致命的打击。“把婴儿送给别人养是有的。孩子送来了，她先收养一段时间，把病治好，等孩子身体状况好一些，就送去给一些愿意收养的家庭养大。”“那她是否收取费用？”“我从她的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那里了解过，有时候收养的人家会给她一些奶粉、衣物作为回报，偶尔也有人给她包个红包，表示谢意。她收的东西、收的钱，还是用在了孩子身上。”
袁厉害扛不起一个县的儿童救助
火灾发生之时，卢广正在四川拍片，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此后没能再联系上袁厉害。“我觉得袁厉害的精神、袁厉害所做的善事值得认可。政府的责任，不该一个妇女来承担。”卢广语气有些沉重，“在中国像袁厉害这样收养弃婴的热心人很多，地方政府也默许这些行为。一对夫妻把婴儿扔掉了是犯法，袁厉害收养这个婴儿犯法，把这个婴儿送给别人收养犯法，别人收养这个婴儿也犯法。那怎么才不犯法呢？就是民政部门来收养这些婴儿不犯法，民政部门把婴儿送给他人领养不犯法。但是，不犯法的人没去做，去做的人犯法了。你说，究竟是谁的错？”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爱心激发行动，善举积累声名。然而，被能力所限，为声名所迫，受见识所辖，所有的一切，让原本的清流终成泥沙俱下的洪流，虽奔腾前行，却一路渣滓。“爱心妈妈”袁厉害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亦是社会的悲剧。一名村妇的肩膀，扛得起若干病弱瘦小的弃婴，却扛不起一个县缺失的儿童福利救助机制。
“袁厉害到底有没有买卖婴儿？”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
“我问过袁厉害。她说，不要说你问我，公安局也找过我、调查过我。说我收养孩子违法，说我卖孩子，那为啥派出所捡了孩子还往我这儿送呢？”卢广说道。
卢广第一次去拍摄袁厉害是在2009年7月份，到达兰考县之后，卢广没找到袁厉害，先见到了袁厉害的妹妹，她在县人民医院旁边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店。袁厉害的妹妹带着卢广去了袁厉害的“家”——人民医院附近小院里两间石棉瓦屋顶的破败屋子，更准确地说，是棚子。袁厉害70多岁的母亲和一名中年妇女一起照料五六个孩子。 “孩子哭了，她们就抱起来哄一下，不哭了就放下。哭了再抱起来。”卢广说，“过了半个多小时袁厉害回来了。我们坐在棚子里聊天。她很热情，跟我说除了屋里这五六个，有一批孩子在街上玩，有一批在上学。”卢广说。聊了没一会儿，上学的那拨孩子回来了，袁厉害就不聊天了，拿出一排AD钙奶拆开了分给孩子喝，那些孩子很高兴地围着袁厉害，“妈妈”、“妈妈”不停地叫她。
这是卢广第一次见到袁厉害，也是卢广第一次见到袁厉害和孩子们在一起。没有知会，没有预演。“他们就是一家人，就跟亲生的一样。”卢广说。有热心人送了袁厉害两床席梦思床垫，但棚子逼仄狭小，根本放不下。于是袁厉害把席梦思床垫直接放在院子里的地上，时值盛夏，棚子里热，孩子们都爱呆在院子里，坐在席梦思床垫上。虽环境简陋，但孩子们和袁厉害在一起生活得很开心。
艰难而无奈的现实：孩子生病，治的起得治，治不起的熬
袁厉害收养的弃婴大多生来残疾或身体虚弱，雇不起专业的医护人员，捡来的弃婴死亡率极高，超过了60%。“夏天和冬天的死亡率是最高的。很多孩子都是没能熬过这两个季节而死掉了。”卢广说。
“婴儿的高死亡率是袁厉害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但她能做的却非常有限。县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支持她的善举，给她的孩子看病都是免费的，但药费、手术费还是得袁厉害出。如果孩子的病能治好，花费不是很高，袁厉害就花钱给孩子治病。如果病得很严重，治疗费用高昂，她就把孩子带回去，送到‘花园’。谁也不知道孩子能撑多久。”说完这些话，卢广和记者都沉默了。袁厉害的救治准则简单到近乎残忍：治得起的治，治不起的熬。没有人知道那些病重的孩子，究竟有多少能熬过去，活下来。然而最多的时候，袁厉害同时有几十个大小不一的孩子要养活，面对高昂的费用和不确定的治疗结果，她的选择，或许只有简单粗暴。
依靠捐助和低保养孩子很难
卢广所说的“花园”是2010年袁厉害的两个住处之一。名字听着美，实则只是一个工地上临时建的两间房子。袁厉害和几个在上学的孩子住在距离县人民医院100多米的一座破烂的铁皮屋里。袁厉害的母亲和邻居、朋友在“花园”帮忙照料更小的孩子，特别是那些病重且无力救治的孩子。袁厉害还花400块一个月的工钱雇了一名从医院被辞退的老头在“花园”帮忙。据卢广了解，袁厉害抚养弃婴的物资主要来自几个渠道：第一是政府给孩子的低保。兰考县政府给袁厉害收养的20名孩子办了低保。2009年低保是50元/月到2012年增加到80元/月。第二是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寄来的奶粉、衣物和钱。这些资助比较不稳定，在节假日会多一些。第三是政府部门逢年过节登门送来的资助资金。
2011年卢广的摄影作品《命若垃圾》在《Lens》杂志发表后引发强烈争议和社会关注。期间有政府工作人员指责袁厉害用孩子来跟政府提条件。“其实袁厉害跟兰考县政府的关系很好，政府很支持她，也会帮她解决一些问题。袁厉害收养的孩子多，经济能力有限，带着孩子去找民政部门解决，提几个要求，这很正常。政府解决不了，袁厉害也没办法，只能不了了之。”卢广说。然而这次的关注终究让政府做出了一些改变，也改变了袁厉害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兰考县政府五个部门的领导冲进袁厉害家里，把孩子全都带走了。袁厉害不愿意，她舍不得那些已经上学的孩子，养了多年，围绕膝下与亲生无异。孩子被送到了开封市福利院。袁厉害想念孩子就去看，孩子们见到她，就要跟着回来。一来二去，不少孩子又回到了袁厉害的身边。兰考县政府只得跟袁厉害说，不能再增加新的孩子。于是从2011年9月开始，袁厉害就不再收养新的弃婴。从2011年9月到2012年下半年，经兰考县民政部门送到开封市福利院的弃婴，大约有30多个。
送养？有。卖孩子？绝不！
留在袁厉害身边的大约还有18个孩子。他们原来的两个住处都不能再住，搬到了县人民医院后面的2层小楼，生活条件好了一些，但袁厉害的生活依旧简朴甚至是清苦。“她过得特别简单，钱都花在孩子身上，自己不吃也要给孩子吃。”卢广说。袁厉害在兰考县的口碑极好。县政府给她评优、评先进，“爱心妈妈”声名远扬。“所以袁厉害没办法，孩子送来她不能不收，别人相信她，她也知道这些孩子没地方能去。”卢广说。但不断增加的孩子加重了袁厉害的负担，低保、政府资助、社会捐助并不足以承担这么多孩子的开销，照顾孩子的人手也不够。孩子们的生活环境不可抗拒地变得糟糕。“2010年我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最大的感受是痛苦。在‘花园’，那些没钱救治的孩子就只能放床上躺着。一个孩子一天只能喂上三次奶。”卢广说。
曾经有志愿者揭发袁厉害卖孩子牟利。这几乎是对袁厉害最致命的打击。“把婴儿送给别人养是有的。孩子送来了，她先收养一段时间，把病治好，等孩子身体状况好一些，就送去给一些愿意收养的家庭养大。”“那她是否收取费用？”“我从她的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那里了解过，有时候收养的人家会给她一些奶粉、衣物作为回报，偶尔也有人给她包个红包，表示谢意。她收的东西、收的钱，还是用在了孩子身上。”
袁厉害扛不起一个县的儿童救助
火灾发生之时，卢广正在四川拍片，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此后没能再联系上袁厉害。“我觉得袁厉害的精神、袁厉害所做的善事值得认可。政府的责任，不该一个妇女来承担。”卢广语气有些沉重，“在中国像袁厉害这样收养弃婴的热心人很多，地方政府也默许这些行为。一对夫妻把婴儿扔掉了是犯法，袁厉害收养这个婴儿犯法，把这个婴儿送给别人收养犯法，别人收养这个婴儿也犯法。那怎么才不犯法呢？就是民政部门来收养这些婴儿不犯法，民政部门把婴儿送给他人领养不犯法。但是，不犯法的人没去做，去做的人犯法了。你说，究竟是谁的错？”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爱心激发行动，善举积累声名。然而，被能力所限，为声名所迫，受见识所辖，所有的一切，让原本的清流终成泥沙俱下的洪流，虽奔腾前行，却一路渣滓。“爱心妈妈”袁厉害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亦是社会的悲剧。一名村妇的肩膀，扛得起若干病弱瘦小的弃婴，却扛不起一个县缺失的儿童福利救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