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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为人正直,公道正派,平等待人,不分亲疏,与人为善,和蔼可亲,对同志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从而得到干部、群众普遍的尊敬和爱戴,被亲切地称为“党内的妈妈”。
1940年3月26日,任弼时结束了在共产国际近两年的工作,与周恩来、邓颖超、蔡畅、陈琮英等人一起回到延安。当时延安形势危急,党内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归来让毛泽东倍感欣慰。由于此前的工作成绩与能力,任弼时很快被委以重任。1940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虽然决定没有立即公布,但此后他便开始履行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责。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宣布了对任弼时的任命。此后,任弼时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但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一直没有卸任,直至1949年因病休养。从1940年至1949年,在中共中央秘书长岗位上的任弼时兢兢业业,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10年中,他亲自领导中共中央秘书处办公厅并指导全党秘书工作者完成了精兵简政、战地服务、进城准备以及秘书工作业务建设等一系列艰巨而重要的工作任务。此时,档案工作并没有从秘书工作中分离出来,任弼时同志当时工作的观点与方法,不仅对档案工作有着较大影响,而且对于开创档案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笔者选取任弼时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的几项重要工作,借以追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档案事业水乳交融般的关系。
“简政”先从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做起
“精兵简政”是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一项英明措施。其目的在于发展边区经济。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建立清正廉洁的抗日民主政府,加强抗日武装力量,克服经济困难,以便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的大业。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的指示》中指出:“兵在精而不在多,政在廉而不在繁”,要求全党立即采取措施,克服“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导不便;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弊病!任弼时同志既是“精兵简政”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又是全党秘书系统的执行者。
1941年9月建立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时,即委任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为办公厅主任,商定:办公厅内只许设处、科两级内部机构。不许设局、处、科三级机构。他认为机关层次多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他也不允许出现机关设置必须“上下对口”,党中央设立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但各中央局和省委仍设秘书处,不必设办公厅。因此,各中央局、省委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秘书部门始终为处、科两级机构。这是“简政”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任弼时认为“精兵”首先要“精”领导。首先,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内领导干部进行了业务工作:任弼时负责文电处理、机要保密和会务:李富春负责行政事务和财务工作。各处长为助手。1942年12月中央精兵简政指示下达后,任弼时即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了中直机关秘书处长会议,他向各单位秘书部门领导干部提出三条要求:第一,各机关要减少一部分秘书工作人员,减下的人员一律充实到中下层;第二,领导干部要“有升有降”,把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调中下层任职,把不称职的干部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第三,每个领导干部要承担几项主要秘书业务工作。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那种只会动口不会动手的官僚主义者是不应留在领导岗位的。任弼时在中直机关秘书工作负责人会议上提到各机关注重秘书工作者的整顿,凡是秘书工作人员,必须具备如下四条:一是忠诚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埋头苦干,细心负责;三是改进技术,精益求精;四是努力学习政治和业务。争当积极分子。任弼时要求,在秘书部门不论是当处长、当科长、当秘书、当文书都是要精通业务,都应出色完成任务,都要有对全局负责的工作精神。
1943年3月30日在任弼时主持下发出《中央书记处关于秘书文件的检查与管理办法》中指出:在党政军内,必要的行文发电必须保证,但目前行文过多、发电过多。文电过多必滥,使领导人忙于事务和忙于文电堆中。领导干部要有时间处理全局大事,就必须在“以后原则上确定尽量减少秘密文件之印发”。有些文电应停发,有些重复刊物应停办,有些文电处理手续要“简便”。总之,机关要少而精,干部要业务精。文电要内容精。既精又简,才是“精兵简政”的基本精神。
战地服务
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10余年之中,有9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在战争年代,秘书工作者是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得力助手,是指挥机关和指挥员的得力参谋,是党政军群机关的服务员,是人民群众的保卫员。
战争年代,秘书工作者为了保证领导机关或指挥机关取得工作的成功和战役的胜利而工作而战斗,这是大局。而要时时刻刻把握这个大局,就必须以坚强的党性作保障。于是,1941年10月。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指出: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党性具体表现在:用马列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去观察一切事物,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深入实际走群众路线,严格遵守各种制度和纪律,“坚定不移的为无产阶级利益和党的利益服务”。任弼时同志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他的报告大纲当然是对全党说的。同时,他是中共中央秘书长,自然,要求秘书工作者处处事事以党性为行为准则,以为党和为领导机关。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这是在政治思想上高标准严要求,是恰当的。同时,他还要求工作人员要保证上下级机关联系畅通,这是1941年9月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刚成立时,任弼时同志在《中央秘书处组织及任务》中提出来的首要任务。把党中央的指示、决策准确及时传达下去。把各地方、各部队、各机关的情况准确、及时呈报上来。使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全党联系紧密,这是秘书部门本职任务。为了使党内上下联系畅通。任弼时同志在《中央秘书处组织及任务》中亲笔批示“秘书长负责机密文电的承办”工作,一般性文电由秘书处长承办。还要求一切行文发电要“及时”处理:决策性文电下达后要及时派人下去检查督促并调查执行情况:下级来的“请示”必须“立即”分配给有关领导和部委妥善办理“尽快答复”。为了全党互通情报,任弼时于1942年命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成立了电讯科,把重要文电和情报汇编成《中央电讯》、《中央通讯》、《情况报告》、《政情通报》等发给党政军有关领导参考使用。上下行文畅通,电报电话畅通,内外情报畅通。党内党外信 息畅通,这是任弼时领导秘书工作中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抗日战争中期,党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就进行了反对文山会海的斗争。当时,各机关、各地方、各部队不但有畅通的行文和电报,还有各种信息资料和情报,仅党中央领导人每天要阅批100份文电和30000余字的参考材料:中央首长们应酬性的会议也多得很,忙的不可开交。这种“忙”,有军机、党务、政治上的大事,也有行政事务上的琐事。保证首长有更多时间处理大事,就必须设法减少领导人的应酬性和事务性的负担。于是,1941年9月任弼时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指导中央书记处办公厅采取了纠正文山会海的有效措施:首先,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建立和加强了集体办公制度。中央书记处几位书记定时来大礼堂集体讨论问题,集体批阅文电。首长们实行集体办公后,首长身边秘书们自然要来,中央秘书处、办公厅秘书处、机要处、政研室、机要室、中直管理局自然要派人伺候,随时听从召唤!党中央领导实行定时定点集体办公,带动了中央机关,影响了全党,这可以说是体现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一个好办法。其次。明确各方面减少电文的印发。党政军机关上下行文发电是非常必要的,但要适当,不能过多过滥。1941年10月在中直机关秘书处长会议上任弼时就强调了这个问题。1942年1月《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关于汇编(中央电讯)和精减电文的决定》再次强调了减少印发电文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而今,中央各领导同志“除每天参加某些重要会议、谈话、解决问题外,尚须阅读《解放日报》及油印刊物复印材料等约25000字至40000字”,还要批办10000余字的文件和电报。常常因为阅读一些行政事务文电而影响“考虑与研究各种专门问题,对于中央同志的精力也是很大的浪费”。于是,党中央决定:上下行文仍坚持“政治与事务分流”,文件减少三分之一:来往电报实行“一事一报制”和“一报一密制”和电讯分公开台、秘密台等。这一措施使来往电报也减少了三分之一强:减少一部分可有可无的参考资料。实践证明:事务性文电和不必要的参考材料减少三分之一,不仅减轻了中央首长的压力,秘书工作者也从中收益颇深,并且明显的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
战争岁月,党政军机关秘书工作者经常随军行动。比如机要电台和机密处,一般是一套人马三块牌子,既是党委机要处,又是政府机要处,更是军队的机要处。党政军三位一体,但随军行动,不但着军装,而且是军事化的编制、军事化的生活和军事化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任弼时要求一切秘书工作按照迅速、准确,、及时、机密的原则付诸实践。特别是首长身边的秘书,不只是给首长保管和张挂军事地图、提供作战文件,更要了解敌我双方军事态势、军事装备、主官姓名、作战特点等等。不然,就不是合格的助手和参谋。尤其是1947年3月党中央撤出延安后,任弼时兼任中央机关纵队的司令,即代号为“昆仑纵队”,并把秘书工作者分为三个支队,分别负责战时文书处理、机要电讯和行政事务工作。军事化编制,在转战陕北中,秘书工作者承受住了艰险的战斗考验,圆满地完成了千里转战的光荣使命。
1946年1月2日任弼时给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负责人一封信中说:战争越激烈和紧张,越应关心和保护秘书工作者,他们是指挥员的左右手。同时要告诉秘书工作者,战时秘书人员要做到三保护:第一要保护机密文件安全:第二要保护首长的安全:第三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办公厅领导把任弼时的指示传达到每一位工作人员。比如在党中央转战陕北时。天天牵着敌人鼻子,与敌人血战一年之久,终于战胜了敌人,保护了首长安全,一份文电未丢失,一件机密未泄露,首长交办的工作一件未延误。从战斗中锻炼出一支过硬的秘书工作队伍。
秘书工作业务建设
自从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后,由他和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秘书工作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守则和办法等文电约有数百件,包括体制、任务、文电处理、行政事务、信息、关系、督检和业务指导等。
1941年以来,任弼时不仅注重秘书工作体制建设和方针政策的制定,而且一再强调对全党秘书工作业务指导、检查和督促,例如1943年《中央关于注意收集顽方政府文献档案给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李井泉等电》、1948年《中央关于统一文献和出版工作的指示》等等近百份指令性文电发至全党、全军和各级人民政府,使党的秘书工作规范化、统一化和科学化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和加强。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10年中,在文电处理工作上狠抓了程序化的管理模式。例如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制定了《中央机关文书处理传阅单》并在全党实行了文电处理“圈阅制”。1946年《中央关于文件资料分类寄送的规定》、1948年《中央关于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以及《中央办公厅关于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文件同)》等等业务工作的具体化和程序化。使全党秘书工作理论性更强,实践经验更加丰富多彩了。
1949年3月党中央由西柏坡迁来北京不久,任弼时同志病重入院。在病床上,他在考虑建国大业的同时,也为新中国秘书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而费尽心血。在谈到秘书工作发展时,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秘书工作的大政方针已经定下来了,但还缺一个具体实施的办法,告诉中央办公厅考虑一下。为了不辜负任弼时同志的期望,1949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中央办公厅关于文电处理工作的几项规定》,其主要内容是:一是文电处理按系统分开。过去,在战争环境中党政军机关文电处理基本上采取一元化处理方式。那是战时的需要。进城后,党政军秘书工作三大体制已经定型,在基本原则上仍由中办进行业务指导,但在具体文电处理的制度和办法上,属于党的文电处理由党委秘书部门负责:属于政府文电由政府秘书部门处理:属于部队的文电由部队秘书部门处理。在具体文电处理上不要包办代替,要责任分明。二是加强文电处理协调机制。作为党中央的秘书长,在文电起草、承办以及涉及各有关单位共同协办的事件,基本上都由秘书长牵头商讨修改文电或会签、会办等事宜。1948年7月5日经任弼时批准公布的《中央关于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规定,文件协办由中办机要室牵头等等,有了协商、会办、会签,使文电主办和协办责任更加有秩序了。三是文电草案分头修改。这是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后规定的一项文书处理新制度。凡中央下达的文件草案,都是按A、B、C、D、E、F打印6份,分发给中央领导同志。当时规定:“A”为毛泽东代号,“B”为刘少奇的代号,“C”为周恩来的代号,“D”为朱德的代号,“E”为任弼时。“F”为存稿,一般存机要室。当办公厅收到写有“A、B、C、D、E”等英文字母的文电,就知道是哪位首长的改稿、指示、意见、并遵照办理。四是坚持经常保密教育。1948年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重新成立了由周恩来、任弼时直接领导的中央保密委员会。在《中央保密委员会章程》中明确规定:上下行文发电都由秘书长、参谋长标上“绝密”、“机密”、“普通”字样。并对全体工作人员进行政治教育、保密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对保密有成绩者奖励:对失泄者给予严肃的纪律处分。
1940年3月26日,任弼时结束了在共产国际近两年的工作,与周恩来、邓颖超、蔡畅、陈琮英等人一起回到延安。当时延安形势危急,党内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归来让毛泽东倍感欣慰。由于此前的工作成绩与能力,任弼时很快被委以重任。1940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虽然决定没有立即公布,但此后他便开始履行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责。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宣布了对任弼时的任命。此后,任弼时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但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一直没有卸任,直至1949年因病休养。从1940年至1949年,在中共中央秘书长岗位上的任弼时兢兢业业,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10年中,他亲自领导中共中央秘书处办公厅并指导全党秘书工作者完成了精兵简政、战地服务、进城准备以及秘书工作业务建设等一系列艰巨而重要的工作任务。此时,档案工作并没有从秘书工作中分离出来,任弼时同志当时工作的观点与方法,不仅对档案工作有着较大影响,而且对于开创档案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笔者选取任弼时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的几项重要工作,借以追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档案事业水乳交融般的关系。
“简政”先从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做起
“精兵简政”是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一项英明措施。其目的在于发展边区经济。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建立清正廉洁的抗日民主政府,加强抗日武装力量,克服经济困难,以便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的大业。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的指示》中指出:“兵在精而不在多,政在廉而不在繁”,要求全党立即采取措施,克服“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导不便;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弊病!任弼时同志既是“精兵简政”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又是全党秘书系统的执行者。
1941年9月建立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时,即委任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为办公厅主任,商定:办公厅内只许设处、科两级内部机构。不许设局、处、科三级机构。他认为机关层次多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他也不允许出现机关设置必须“上下对口”,党中央设立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但各中央局和省委仍设秘书处,不必设办公厅。因此,各中央局、省委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秘书部门始终为处、科两级机构。这是“简政”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任弼时认为“精兵”首先要“精”领导。首先,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内领导干部进行了业务工作:任弼时负责文电处理、机要保密和会务:李富春负责行政事务和财务工作。各处长为助手。1942年12月中央精兵简政指示下达后,任弼时即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了中直机关秘书处长会议,他向各单位秘书部门领导干部提出三条要求:第一,各机关要减少一部分秘书工作人员,减下的人员一律充实到中下层;第二,领导干部要“有升有降”,把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调中下层任职,把不称职的干部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第三,每个领导干部要承担几项主要秘书业务工作。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那种只会动口不会动手的官僚主义者是不应留在领导岗位的。任弼时在中直机关秘书工作负责人会议上提到各机关注重秘书工作者的整顿,凡是秘书工作人员,必须具备如下四条:一是忠诚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埋头苦干,细心负责;三是改进技术,精益求精;四是努力学习政治和业务。争当积极分子。任弼时要求,在秘书部门不论是当处长、当科长、当秘书、当文书都是要精通业务,都应出色完成任务,都要有对全局负责的工作精神。
1943年3月30日在任弼时主持下发出《中央书记处关于秘书文件的检查与管理办法》中指出:在党政军内,必要的行文发电必须保证,但目前行文过多、发电过多。文电过多必滥,使领导人忙于事务和忙于文电堆中。领导干部要有时间处理全局大事,就必须在“以后原则上确定尽量减少秘密文件之印发”。有些文电应停发,有些重复刊物应停办,有些文电处理手续要“简便”。总之,机关要少而精,干部要业务精。文电要内容精。既精又简,才是“精兵简政”的基本精神。
战地服务
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10余年之中,有9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在战争年代,秘书工作者是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得力助手,是指挥机关和指挥员的得力参谋,是党政军群机关的服务员,是人民群众的保卫员。
战争年代,秘书工作者为了保证领导机关或指挥机关取得工作的成功和战役的胜利而工作而战斗,这是大局。而要时时刻刻把握这个大局,就必须以坚强的党性作保障。于是,1941年10月。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指出: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党性具体表现在:用马列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去观察一切事物,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深入实际走群众路线,严格遵守各种制度和纪律,“坚定不移的为无产阶级利益和党的利益服务”。任弼时同志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他的报告大纲当然是对全党说的。同时,他是中共中央秘书长,自然,要求秘书工作者处处事事以党性为行为准则,以为党和为领导机关。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这是在政治思想上高标准严要求,是恰当的。同时,他还要求工作人员要保证上下级机关联系畅通,这是1941年9月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刚成立时,任弼时同志在《中央秘书处组织及任务》中提出来的首要任务。把党中央的指示、决策准确及时传达下去。把各地方、各部队、各机关的情况准确、及时呈报上来。使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全党联系紧密,这是秘书部门本职任务。为了使党内上下联系畅通。任弼时同志在《中央秘书处组织及任务》中亲笔批示“秘书长负责机密文电的承办”工作,一般性文电由秘书处长承办。还要求一切行文发电要“及时”处理:决策性文电下达后要及时派人下去检查督促并调查执行情况:下级来的“请示”必须“立即”分配给有关领导和部委妥善办理“尽快答复”。为了全党互通情报,任弼时于1942年命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成立了电讯科,把重要文电和情报汇编成《中央电讯》、《中央通讯》、《情况报告》、《政情通报》等发给党政军有关领导参考使用。上下行文畅通,电报电话畅通,内外情报畅通。党内党外信 息畅通,这是任弼时领导秘书工作中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抗日战争中期,党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就进行了反对文山会海的斗争。当时,各机关、各地方、各部队不但有畅通的行文和电报,还有各种信息资料和情报,仅党中央领导人每天要阅批100份文电和30000余字的参考材料:中央首长们应酬性的会议也多得很,忙的不可开交。这种“忙”,有军机、党务、政治上的大事,也有行政事务上的琐事。保证首长有更多时间处理大事,就必须设法减少领导人的应酬性和事务性的负担。于是,1941年9月任弼时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指导中央书记处办公厅采取了纠正文山会海的有效措施:首先,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建立和加强了集体办公制度。中央书记处几位书记定时来大礼堂集体讨论问题,集体批阅文电。首长们实行集体办公后,首长身边秘书们自然要来,中央秘书处、办公厅秘书处、机要处、政研室、机要室、中直管理局自然要派人伺候,随时听从召唤!党中央领导实行定时定点集体办公,带动了中央机关,影响了全党,这可以说是体现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一个好办法。其次。明确各方面减少电文的印发。党政军机关上下行文发电是非常必要的,但要适当,不能过多过滥。1941年10月在中直机关秘书处长会议上任弼时就强调了这个问题。1942年1月《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关于汇编(中央电讯)和精减电文的决定》再次强调了减少印发电文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而今,中央各领导同志“除每天参加某些重要会议、谈话、解决问题外,尚须阅读《解放日报》及油印刊物复印材料等约25000字至40000字”,还要批办10000余字的文件和电报。常常因为阅读一些行政事务文电而影响“考虑与研究各种专门问题,对于中央同志的精力也是很大的浪费”。于是,党中央决定:上下行文仍坚持“政治与事务分流”,文件减少三分之一:来往电报实行“一事一报制”和“一报一密制”和电讯分公开台、秘密台等。这一措施使来往电报也减少了三分之一强:减少一部分可有可无的参考资料。实践证明:事务性文电和不必要的参考材料减少三分之一,不仅减轻了中央首长的压力,秘书工作者也从中收益颇深,并且明显的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
战争岁月,党政军机关秘书工作者经常随军行动。比如机要电台和机密处,一般是一套人马三块牌子,既是党委机要处,又是政府机要处,更是军队的机要处。党政军三位一体,但随军行动,不但着军装,而且是军事化的编制、军事化的生活和军事化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任弼时要求一切秘书工作按照迅速、准确,、及时、机密的原则付诸实践。特别是首长身边的秘书,不只是给首长保管和张挂军事地图、提供作战文件,更要了解敌我双方军事态势、军事装备、主官姓名、作战特点等等。不然,就不是合格的助手和参谋。尤其是1947年3月党中央撤出延安后,任弼时兼任中央机关纵队的司令,即代号为“昆仑纵队”,并把秘书工作者分为三个支队,分别负责战时文书处理、机要电讯和行政事务工作。军事化编制,在转战陕北中,秘书工作者承受住了艰险的战斗考验,圆满地完成了千里转战的光荣使命。
1946年1月2日任弼时给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负责人一封信中说:战争越激烈和紧张,越应关心和保护秘书工作者,他们是指挥员的左右手。同时要告诉秘书工作者,战时秘书人员要做到三保护:第一要保护机密文件安全:第二要保护首长的安全:第三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办公厅领导把任弼时的指示传达到每一位工作人员。比如在党中央转战陕北时。天天牵着敌人鼻子,与敌人血战一年之久,终于战胜了敌人,保护了首长安全,一份文电未丢失,一件机密未泄露,首长交办的工作一件未延误。从战斗中锻炼出一支过硬的秘书工作队伍。
秘书工作业务建设
自从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后,由他和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秘书工作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守则和办法等文电约有数百件,包括体制、任务、文电处理、行政事务、信息、关系、督检和业务指导等。
1941年以来,任弼时不仅注重秘书工作体制建设和方针政策的制定,而且一再强调对全党秘书工作业务指导、检查和督促,例如1943年《中央关于注意收集顽方政府文献档案给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李井泉等电》、1948年《中央关于统一文献和出版工作的指示》等等近百份指令性文电发至全党、全军和各级人民政府,使党的秘书工作规范化、统一化和科学化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和加强。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10年中,在文电处理工作上狠抓了程序化的管理模式。例如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制定了《中央机关文书处理传阅单》并在全党实行了文电处理“圈阅制”。1946年《中央关于文件资料分类寄送的规定》、1948年《中央关于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以及《中央办公厅关于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文件同)》等等业务工作的具体化和程序化。使全党秘书工作理论性更强,实践经验更加丰富多彩了。
1949年3月党中央由西柏坡迁来北京不久,任弼时同志病重入院。在病床上,他在考虑建国大业的同时,也为新中国秘书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而费尽心血。在谈到秘书工作发展时,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秘书工作的大政方针已经定下来了,但还缺一个具体实施的办法,告诉中央办公厅考虑一下。为了不辜负任弼时同志的期望,1949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中央办公厅关于文电处理工作的几项规定》,其主要内容是:一是文电处理按系统分开。过去,在战争环境中党政军机关文电处理基本上采取一元化处理方式。那是战时的需要。进城后,党政军秘书工作三大体制已经定型,在基本原则上仍由中办进行业务指导,但在具体文电处理的制度和办法上,属于党的文电处理由党委秘书部门负责:属于政府文电由政府秘书部门处理:属于部队的文电由部队秘书部门处理。在具体文电处理上不要包办代替,要责任分明。二是加强文电处理协调机制。作为党中央的秘书长,在文电起草、承办以及涉及各有关单位共同协办的事件,基本上都由秘书长牵头商讨修改文电或会签、会办等事宜。1948年7月5日经任弼时批准公布的《中央关于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规定,文件协办由中办机要室牵头等等,有了协商、会办、会签,使文电主办和协办责任更加有秩序了。三是文电草案分头修改。这是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后规定的一项文书处理新制度。凡中央下达的文件草案,都是按A、B、C、D、E、F打印6份,分发给中央领导同志。当时规定:“A”为毛泽东代号,“B”为刘少奇的代号,“C”为周恩来的代号,“D”为朱德的代号,“E”为任弼时。“F”为存稿,一般存机要室。当办公厅收到写有“A、B、C、D、E”等英文字母的文电,就知道是哪位首长的改稿、指示、意见、并遵照办理。四是坚持经常保密教育。1948年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重新成立了由周恩来、任弼时直接领导的中央保密委员会。在《中央保密委员会章程》中明确规定:上下行文发电都由秘书长、参谋长标上“绝密”、“机密”、“普通”字样。并对全体工作人员进行政治教育、保密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对保密有成绩者奖励:对失泄者给予严肃的纪律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