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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敖第二次来到大陆，带着他18岁的儿子李戡。与以往锋芒毕露、四面出击的李敖不同，作为父亲出现的李敖显得脉脉温情，在嬉笑怒骂间也不会忘记向大家推荐自己的儿子李戡和他的新书《李戡戡乱记》。
今年，李敖75岁，儿子李戡18岁。2010年8月的最后几天里，这个自称是“祖父辈”的父亲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再度踏上了大陆的土地。
在绝大多数场合，李敖在台上，嬉笑怒骂皆文章，儿子则静静地坐在一旁听着，安静不多话，甚至不轻易流露出自己的情绪。“我的儿子忠厚老实。”李敖这么评价道。
直到高中毕业后，李戡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就了人生的第一本书——《李戡戡乱记》，痛批台湾教育制度的黑暗面。一经推出，立即引起了媒体的追逐，“我儿子以后是要超越我的。”向来骄傲的李敖，第一次公开“认输”。
李戡为了圆父亲的梦想，放弃了台湾大学的入学资格，转而选择了北京大学。2010年9月1日，他顶着“李敖的儿子”的头衔，成为北大今年最受瞩目的新生。
其实还没来大陆之前，媒体就已经为他炮制了一场与大陆”知名少年”韩寒的嘴战，这让他有点手忙脚乱，却也对原因心知肚明，“我是沾了我爸爸的光，才会引起这么多的话题。”李戡说。
命运是一场奇妙的轮回。1961年，26岁的李敖在台湾《文星》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作《老年人与棒子》，里面借用了美国诗人罗勃特·弗洛斯特在《生命前进着》里的名句：“他说当他来的时候这世界并不是一片沙漠，当他走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它是。这些树在我离去和你离去了以后，还会继续发荣滋长的。”
而现在，该是18岁的李戡登场的时候了。
老人与孩子
去年8月26日，李敖到上海的第一天，刚下飞机步人贵宾室，激动的人群把他围住，忽略了一旁的清瘦少年。直到有人提到李戡的名字，他立刻挥手一指，“坐在那边的就是我儿子，戡戡，来!”他把儿子召到身边，大方地向众人介绍。大陆的媒体便以这样的方式见到了少年李戡。
台湾民众在2005年，看到李敖在《李敖有话说》里，骄傲地展现自家大胖儿子李戡的儿时裸照，自嘲“七十古来稀”的他身上已不可避免地出现老年人现象——“第一个就喜欢谈自己的儿女。第二个，就一再谈儿女，一而再再而三谈儿女，不断地重复谈自己的儿女。” 这几天的大陆行，记者们争先恐后地大拍他和儿子的合影，捕捉父子情深的细节，他如何和儿子寸步不离，手拉手，甚至倒挽着儿子。记者会上，他特地留出时间给儿子发言，并数次推荐儿子的新书《李戡戡乱记》。 按计划，李敖一家四口在大陆逗留五天，其中三天在上海，一天去杭州。8月31日，李敖带着女儿李谌返回台湾，而妻子王小屯则陪着李戡去北大报道。
8月30日，在杭州的最后一晚，也是父子俩告别的前夜，不舍的情绪在父子间蔓延。下午，李敖让儿子搬来和他一起住，他的房间是大床房，这样父子二人手足相抵同睡一张床，多一个晚上相处的时间。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李敖就醒了，他轻手轻脚地下床，没有惊醒熟睡的儿子，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直到李戡醒来，才发现父亲独自在外面散步很久。“可能是有点舍不得我吧。”李戡说。
当一家人坐动车从杭州返回上海．告别的时刻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两辆车开了过来，一辆载李戡和母亲去虹桥机场，一辆送李敖和李谌去浦东机场回台湾。
原以为会和父亲一起去机场的李戡，向父亲挥挥手，和妹妹道了别，默默地上了自己的车。“大师上车吧。”有人在一旁提醒李敖，他没有理，却走到儿子的车前，以为父亲还有交代，李戡赶忙起身下车来，还未站稳，却一把被李敖紧紧拥在怀里。
“我不能送你到北京了，只能送你到这了。”李敖对儿子说。 之前一直坚称“自己不会哭”的李戡此时红了眼圈，在父亲的怀里，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 所有人都没有出声，安静地看着这一幕。
“大师很动情。”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坐在车里，看着这位不轻易激动的老人浮现出的脆弱。
“李戡哭了?”看着李敖上车，刘长乐轻声问。 “嗯。”李敖点点头。 分别载着父子俩的两辆车以相反的方向，慢慢开出上海火车站，渐行渐远。这种离别的情绪，有如一根拴在彼此心里的橡皮筋，越拉越远，越远越紧。李敖坐在车里，并不出声。车没开出多远，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让女儿拨通了妻子小屯的电话，“戡戡还好吗?”他问道。 “还在难过呢。”王小屯说。 “我也很难过。”他默默挂上电话，直到车开到浦东机场，再没有说一句话。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曾为儿子写下的这句话，一下子跳人刘长乐的脑海里。
有人曾疑惑李敖为什么不亲自送儿子到北京，“他认为去北京是一件大事情，送到大陆也算送了。另外，李谌也要赶回台湾去上学，必须有人陪。母亲陪李戡要买一些入学的杂物，这点他帮不上忙。”刘长乐说。
“他是个尽职的父亲”
“他对人情世故看得很淡，但他是个尽职的父亲。”李戡对《外滩画报》记者评价父亲李敖。 李戡出生于1992年。“1947到1991年台湾叫‘动员抗战时期’，父亲刚好就想到了‘戡’，这个字‘戡’就是平定的意思。”李戡说，妹妹李谌的名字里也有个“甚”，“可能是想我们俩一文一武。”
在台湾，李敖有两处房子，一处在阳明山上，是李敖的书房，一处是台北敦化南路的金兰大厦，王小屯带着孩子们就住在这里。李戡回忆说，自从2004年，父亲担任“立委”一职之后，由于经常会做一些电视节目，有时弄到太晚，作息和全家人不一样，便会去阳明山的房子里过夜，后来次数渐渐多了，便把那里作为常住点，反而一周才下山一次，回金兰大厦和家人团聚。此前李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这样做是为了“让家人逐渐适应没有我的日子”。
而这一两年来，李敖呆在山下的时间却慢慢多起来，刘长乐每次打电话过去，他基本都是在金兰大厦的家里。
“随着孩子年纪大起来，他意识到自己老了，对孩子的关心也比过去多。一方面，是他作为父亲，内心深处的情感，另一方面，孩子们也逐渐学会理解自己的父亲。”这几年，身为李敖“忘年之交”的刘长乐时常出入李家，甚至还认了李谌做干女儿。在他看来，年事已高的李敖的舐犊之情在这几年格外明显。
58岁时才生下李戡的李敖，常说自己是祖父级的父亲，“我们之间落差很大，所以我很滑头，不太管他们。”在家里，李敖是“董事长”，妻子王小屯扮演的角色才是负责具体执行的“总经理”，照顾两个孩子的生活。
在李戡的幼年印象中，父亲总是很忙。李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特别是在 台湾，人们对他爱恨的两极化，曾让两个孩子感到无所适从，甚至还感到过羞愧和难堪。
2000年，李敖高调宣布参加台湾“总统大选”，那时的李戡不过上小学二年级，“我的同学连‘总统’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唯一的概念是，那时父亲身边突然多了50多个荷枪实弹的保镖，他有幸摸到了真枪。
2006年10月24日，为了反“军购案”，身为无党籍“立委”的李敖，头戴“V怪客”的防毒面具，手举催泪瓦斯，大闹“立法院程序委员会”，成功阻挠了正在探讨的“军购案”议程。 第二天，当时还在上“国中”的李戡便被同学们团团围住，讨论前一天他父亲的举动，“那时什么都不懂，看我爸爸在闹，我的同学只觉得很好玩，很刺激。”李戡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李敖也从来不向年幼的儿子解释他的做法。他曾尝试去看父亲写的书，但看了几页就放弃了。“看不懂，直到上高中后才看了几本。” 在这群90后的孩子眼里，李敖不是什么著名作家，不是离经叛道的自由主义捍卫者，而是一位奇怪的大叔。“同学对我父亲的印象比较肤浅，只知道他会骂人，喜欢告人等等。台湾有个叫《全民大闷锅》的政治模仿秀节目一直在模仿他，同学们对的他印象几乎就是从这些电视节目来的，平时在学校里大家也会拿他开玩笑。”李戡坦言。 2008年4月25日，李敖在73岁生日当天，在台北发表了新书《虚拟的十七岁》。因为其中有大量的性爱描写，这本书被认为是一本“黄书”，李敖也因此饱受争议。这件事让李戡的妹妹，当时年仅14岁的李谌在学校里颇有点抬不起头来，觉得父亲这个老头子是个“色情狂”。
“她看到我的书后，好几天都没理我，觉得我丢了她的人，写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李敖私下向刘长乐“抱怨”道，有点哭笑不得。
而早在《虚拟的十七岁》的写作过程中，李敖就在家里受到了集体抵制。他告诉台湾节目主持人陈文茜，“保守派”王小屯对儿女说，“你的爸爸在写黄色小说，说出来我们全家会很丢脸的。”结果李敖不得不逃到阳明山的书房去写，他怕继续住在家里“被儿子给毒死”。
随着儿女的渐渐长大，李敖和孩子们的感情也逐渐变得亲密起来。虽然不常在家，但在孩子们眼里他仍是一位慈爱的父亲。除去李敖的光环，除了他一些与常人不同的行径和老父少子的差异之外，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孩子们会任性，会叛逆，和妈妈闹脾气，常常气得跑到山上，哭着向父亲告状。 这个时候，李敖就笑嘻嘻地安抚两个孩子，出来打圆场，“妈妈平时照顾你们很辛苦，你们不应该这样对妈妈。”而另一边，又半真半假地“责怪”王小屯的严厉
长大的李戡，有更多的机会和父亲交流，李敖会和他聊台湾的教育问题，谈台大哲学系事件，这让他渐渐明白多面化的李敖所坚持的那些东西。 “你在人生里可能会遇到难题，这个难题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你必须要忍耐，必须要突破，必须要警觉，这就是教育的目的。”在李戡的国中毕业典礼上，李敖曾对台下几十名少年这样说道。
不在家的时候，李敖每天都会和儿子通电话，不看电视的他和儿子的谈话内容不是学校里的琐事，而是听儿子给他汇报当天的时事，并认真和儿子一起评论，谈一些历史和文学等“正经话题”。
也正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李戡才对台湾的教科书和教育制度有了不同的认识，才会以一个中学生的身份，跳出来抨击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并在两个月时间里写就了《李戡戡乱记》。“我比较幸运，生在李敖家，跟外界社会的主流思想是隔绝的。”
“他们过去也许有误解，不明白父亲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这几年，李戡和李谌都在对父亲重新认识，慢慢知道父亲做这些事的原因，从文化，从人生的角度体恤父亲的行为，明白文学的包容性。现在，双方对话的空间和角度越来越多。”刘长乐说。
如今，独自跟着父亲回台的李谌是最快乐的人，她还不太明白分离的痛苦，只知道终于不用被妈妈管，可以一个人享受爸爸的关爱了。
全家人的“锵锵四人行”
“这次李敖带着儿女回大陆，有人说是托孤，我觉得不是托孤。”刘长乐在上海的记者会上，半开玩笑地说道。但对于75岁的李敖来说，“托孤”似乎并不只是个玩笑。 2005年李敖第一次的大陆之行，是在刘长乐的极力游说下促成的。刘长乐用于右任、张大千等人举例，“这些台湾文化名人，最终都带着没有叶落归根的遗憾客死他乡。”是年70岁的李敖为了这句话，终于松口，答应回一次大陆。
结束首次大陆之行回台后，李敖说他将不会再回来。2009年，李敖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肯定地说，除非是比上次风光，否则不会再回大陆。然而最终还是亲情打败了这位古稀老人的执拗，他在陈文茜的节目里承认，第二次来大陆，纯粹是为了儿子。
“我们一家人其实从来没一起出来旅游过，以后也许没有更多的机会了。来看世博是一个幌子，我要和我的家庭，和李戡，李谌，我的太太，来一次锵锵四人行!”说出这句话的李敖带着无限感慨。 在凤凰卫视负责过两次李敖大陆行的工作人员看来，五年前的李敖，显然脚步比现在要更矫健，体力也更充沛。
为了第二次大陆之行，刘长乐前后多次邀请李敖。他原本已经答应，行程都要安排了，后来还是反悔，“主要是他觉得他的腿不行了，走路有点吃力。”刘长乐说。
台湾国父纪念馆旁一个卖水的杂货店小老板，有段时间每天傍晚都看到一个熟悉的老头绕着国父纪念馆一圈又一圈地走，小老板心里有点纳闷：“报纸上不是说李敖自己家里有个小跑步机么，要跑步的话怎么还到国父纪念堂来?”
“我是去散步的，练练腿，为来上海做准备，不然在世博走不动怎么办?”李敖这么解释道。直到他确认自己的身体条件能够完成第二次大陆之行时，才答应了再顾茅庐的刘长乐。 这次来大陆，他随身带着一根拐杖，但有人的场合几乎不用。刘长乐原本准备了一辆轮椅，准备待他体力不支时，推着他看完世博，但完全用不上，第二天就干脆撤掉了。
他左耳的听力不好，每次记者和他说话，他要拢起耳朵，靠近才能听清楚。“我老了，说话也哕嗦，不小心就说了这么多。”李敖笑着对记者说。“我老了”是他这次来大陆，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他不是真的承认自己老，他只是希望人家否定他，听到人们夸奖他身体好。”妻子王小屯笑着对刘长乐揭发了李敖的小心思。
不久前，陈文茜做了一期李敖父子特别节目，特地向岛内民众大力推荐李戡，节目很煽情，放了很多父子俩的照片。“你心思很坏，搞得我像一个即将大去的人一样。”李敖在节目里立即回骂道。
李敖的儿子
“我的祖父，我的大姑、二姑，大姑 丈都在北大毕业，我的父亲李敖困于台湾六十年，以未念北大为憾，我愿意超越这六十年的海峡，衔接这一心愿。”在给北大的申请书里，李戡这样写道。 对李家来说，“北大”是一个精神上的航标。 1954年，不满20岁的李敖因几分之差，未能进入台大文学院，而被台大法律专修科录取。身穿一袭长袍的李敖成为台大一怪：在课堂上顶撞老师，不爱上课，第一个学期8门课有3门不及格，成为让老师无比头疼的另类学生。他的特立独行和怪异装扮，也被香港一本名为《大学生活》的杂志封为台大的“四怪三丑”之一。
更让人震惊的是，他在法律系上了287天课，突然宣布要弃法从文，退学再考台大文学院，并以高分如愿。
17岁的李戡在无意中效仿了父亲的人生轨迹。在台湾接受教育，却转过头来大骂台湾的教育制度；以高分被台湾大学录取，却转而选择了对岸的北京大学，他的行为被不少台湾人非议。“台湾人让我滚蛋。他们不敢去看书里面我骂他们的内容，所以就发狠话说把我赶到北大去读书。”
对于儿子弃台大而选北大，李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北京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第40名，台湾大学是排名第124名，很清楚的，北京大学是优于台湾大学，这个举动可能是个牺牲，因为台湾同胞对他可能不太谅解，但这个地区的人很多人头脑坏掉了。”
对青年李敖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个人，从胡适到殷海光、姚从吾，都是北大出身。他的父亲李鼎彝，是1920年北大国文系的新生。“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在《李敖回忆录》里，李敖曾如此流露了对北大的向往。
或许对李戡来说，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理由。2005年，第一次重返大陆的李敖，把第一站就定在了北京大学，为全校师生发表演讲。
13岁的李戡也跟着父亲一块去了北京，那是他第一次走进北京大学的校门，他看到无数崇拜的眼光，演讲时，学生们渴望交流的纸条络绎不绝，这让他感到有些诧异。在台湾，人们最多只会上前要一个签名，“别的什么都不说便走了”。
“我真的希望有人能跟我坐下来好好探讨一下我爸的书、他的思想一类的。”李戡说。
这是一个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孩子，来北大念书，将是李戡第一次离家，他最担忧的是集体宿舍能不能放下他大量的书，以及厕所抽水马桶的卫生状况。
75岁的李敖，并不希望儿子像他当年一样成为学校里的混世魔王，“他要我多学一些东西，有的课台湾是学不到了，所以借这个机会好好学一学。选修课就挑一些比较有深度的课去学。不要有太多外务，专心地念书。”这是他对儿子的建议。
“逃课?应该不会，我是一个尊重学术礼教的人，不会逃课。”在进入北大的第一天，面对50多家媒体的围追堵截，李戡表现得俨然是一个乖孩子、好学生。
在台湾接受陈文茜电视访问时，被问到是否像父亲一样，在13岁就开始给女生写情书，李戡摇摇头，“在高中毕业之前还没有过。”
陈文茜继续追问：你继承了父亲的性解放么?
李戡有些羞涩地说，“从来没有。”
“所以你之前是王小屯的儿子，以后会变成李敖的儿子么?”
这个答案，现在还没人知道。
(选自《外滩画报》)
今年，李敖75岁，儿子李戡18岁。2010年8月的最后几天里，这个自称是“祖父辈”的父亲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再度踏上了大陆的土地。
在绝大多数场合，李敖在台上，嬉笑怒骂皆文章，儿子则静静地坐在一旁听着，安静不多话，甚至不轻易流露出自己的情绪。“我的儿子忠厚老实。”李敖这么评价道。
直到高中毕业后，李戡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就了人生的第一本书——《李戡戡乱记》，痛批台湾教育制度的黑暗面。一经推出，立即引起了媒体的追逐，“我儿子以后是要超越我的。”向来骄傲的李敖，第一次公开“认输”。
李戡为了圆父亲的梦想，放弃了台湾大学的入学资格，转而选择了北京大学。2010年9月1日，他顶着“李敖的儿子”的头衔，成为北大今年最受瞩目的新生。
其实还没来大陆之前，媒体就已经为他炮制了一场与大陆”知名少年”韩寒的嘴战，这让他有点手忙脚乱，却也对原因心知肚明，“我是沾了我爸爸的光，才会引起这么多的话题。”李戡说。
命运是一场奇妙的轮回。1961年，26岁的李敖在台湾《文星》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作《老年人与棒子》，里面借用了美国诗人罗勃特·弗洛斯特在《生命前进着》里的名句：“他说当他来的时候这世界并不是一片沙漠，当他走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它是。这些树在我离去和你离去了以后，还会继续发荣滋长的。”
而现在，该是18岁的李戡登场的时候了。
老人与孩子
去年8月26日，李敖到上海的第一天，刚下飞机步人贵宾室，激动的人群把他围住，忽略了一旁的清瘦少年。直到有人提到李戡的名字，他立刻挥手一指，“坐在那边的就是我儿子，戡戡，来!”他把儿子召到身边，大方地向众人介绍。大陆的媒体便以这样的方式见到了少年李戡。
台湾民众在2005年，看到李敖在《李敖有话说》里，骄傲地展现自家大胖儿子李戡的儿时裸照，自嘲“七十古来稀”的他身上已不可避免地出现老年人现象——“第一个就喜欢谈自己的儿女。第二个，就一再谈儿女，一而再再而三谈儿女，不断地重复谈自己的儿女。” 这几天的大陆行，记者们争先恐后地大拍他和儿子的合影，捕捉父子情深的细节，他如何和儿子寸步不离，手拉手，甚至倒挽着儿子。记者会上，他特地留出时间给儿子发言，并数次推荐儿子的新书《李戡戡乱记》。 按计划，李敖一家四口在大陆逗留五天，其中三天在上海，一天去杭州。8月31日，李敖带着女儿李谌返回台湾，而妻子王小屯则陪着李戡去北大报道。
8月30日，在杭州的最后一晚，也是父子俩告别的前夜，不舍的情绪在父子间蔓延。下午，李敖让儿子搬来和他一起住，他的房间是大床房，这样父子二人手足相抵同睡一张床，多一个晚上相处的时间。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李敖就醒了，他轻手轻脚地下床，没有惊醒熟睡的儿子，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直到李戡醒来，才发现父亲独自在外面散步很久。“可能是有点舍不得我吧。”李戡说。
当一家人坐动车从杭州返回上海．告别的时刻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两辆车开了过来，一辆载李戡和母亲去虹桥机场，一辆送李敖和李谌去浦东机场回台湾。
原以为会和父亲一起去机场的李戡，向父亲挥挥手，和妹妹道了别，默默地上了自己的车。“大师上车吧。”有人在一旁提醒李敖，他没有理，却走到儿子的车前，以为父亲还有交代，李戡赶忙起身下车来，还未站稳，却一把被李敖紧紧拥在怀里。
“我不能送你到北京了，只能送你到这了。”李敖对儿子说。 之前一直坚称“自己不会哭”的李戡此时红了眼圈，在父亲的怀里，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 所有人都没有出声，安静地看着这一幕。
“大师很动情。”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坐在车里，看着这位不轻易激动的老人浮现出的脆弱。
“李戡哭了?”看着李敖上车，刘长乐轻声问。 “嗯。”李敖点点头。 分别载着父子俩的两辆车以相反的方向，慢慢开出上海火车站，渐行渐远。这种离别的情绪，有如一根拴在彼此心里的橡皮筋，越拉越远，越远越紧。李敖坐在车里，并不出声。车没开出多远，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让女儿拨通了妻子小屯的电话，“戡戡还好吗?”他问道。 “还在难过呢。”王小屯说。 “我也很难过。”他默默挂上电话，直到车开到浦东机场，再没有说一句话。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曾为儿子写下的这句话，一下子跳人刘长乐的脑海里。
有人曾疑惑李敖为什么不亲自送儿子到北京，“他认为去北京是一件大事情，送到大陆也算送了。另外，李谌也要赶回台湾去上学，必须有人陪。母亲陪李戡要买一些入学的杂物，这点他帮不上忙。”刘长乐说。
“他是个尽职的父亲”
“他对人情世故看得很淡，但他是个尽职的父亲。”李戡对《外滩画报》记者评价父亲李敖。 李戡出生于1992年。“1947到1991年台湾叫‘动员抗战时期’，父亲刚好就想到了‘戡’，这个字‘戡’就是平定的意思。”李戡说，妹妹李谌的名字里也有个“甚”，“可能是想我们俩一文一武。”
在台湾，李敖有两处房子，一处在阳明山上，是李敖的书房，一处是台北敦化南路的金兰大厦，王小屯带着孩子们就住在这里。李戡回忆说，自从2004年，父亲担任“立委”一职之后，由于经常会做一些电视节目，有时弄到太晚，作息和全家人不一样，便会去阳明山的房子里过夜，后来次数渐渐多了，便把那里作为常住点，反而一周才下山一次，回金兰大厦和家人团聚。此前李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这样做是为了“让家人逐渐适应没有我的日子”。
而这一两年来，李敖呆在山下的时间却慢慢多起来，刘长乐每次打电话过去，他基本都是在金兰大厦的家里。
“随着孩子年纪大起来，他意识到自己老了，对孩子的关心也比过去多。一方面，是他作为父亲，内心深处的情感，另一方面，孩子们也逐渐学会理解自己的父亲。”这几年，身为李敖“忘年之交”的刘长乐时常出入李家，甚至还认了李谌做干女儿。在他看来，年事已高的李敖的舐犊之情在这几年格外明显。
58岁时才生下李戡的李敖，常说自己是祖父级的父亲，“我们之间落差很大，所以我很滑头，不太管他们。”在家里，李敖是“董事长”，妻子王小屯扮演的角色才是负责具体执行的“总经理”，照顾两个孩子的生活。
在李戡的幼年印象中，父亲总是很忙。李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特别是在 台湾，人们对他爱恨的两极化，曾让两个孩子感到无所适从，甚至还感到过羞愧和难堪。
2000年，李敖高调宣布参加台湾“总统大选”，那时的李戡不过上小学二年级，“我的同学连‘总统’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唯一的概念是，那时父亲身边突然多了50多个荷枪实弹的保镖，他有幸摸到了真枪。
2006年10月24日，为了反“军购案”，身为无党籍“立委”的李敖，头戴“V怪客”的防毒面具，手举催泪瓦斯，大闹“立法院程序委员会”，成功阻挠了正在探讨的“军购案”议程。 第二天，当时还在上“国中”的李戡便被同学们团团围住，讨论前一天他父亲的举动，“那时什么都不懂，看我爸爸在闹，我的同学只觉得很好玩，很刺激。”李戡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李敖也从来不向年幼的儿子解释他的做法。他曾尝试去看父亲写的书，但看了几页就放弃了。“看不懂，直到上高中后才看了几本。” 在这群90后的孩子眼里，李敖不是什么著名作家，不是离经叛道的自由主义捍卫者，而是一位奇怪的大叔。“同学对我父亲的印象比较肤浅，只知道他会骂人，喜欢告人等等。台湾有个叫《全民大闷锅》的政治模仿秀节目一直在模仿他，同学们对的他印象几乎就是从这些电视节目来的，平时在学校里大家也会拿他开玩笑。”李戡坦言。 2008年4月25日，李敖在73岁生日当天，在台北发表了新书《虚拟的十七岁》。因为其中有大量的性爱描写，这本书被认为是一本“黄书”，李敖也因此饱受争议。这件事让李戡的妹妹，当时年仅14岁的李谌在学校里颇有点抬不起头来，觉得父亲这个老头子是个“色情狂”。
“她看到我的书后，好几天都没理我，觉得我丢了她的人，写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李敖私下向刘长乐“抱怨”道，有点哭笑不得。
而早在《虚拟的十七岁》的写作过程中，李敖就在家里受到了集体抵制。他告诉台湾节目主持人陈文茜，“保守派”王小屯对儿女说，“你的爸爸在写黄色小说，说出来我们全家会很丢脸的。”结果李敖不得不逃到阳明山的书房去写，他怕继续住在家里“被儿子给毒死”。
随着儿女的渐渐长大，李敖和孩子们的感情也逐渐变得亲密起来。虽然不常在家，但在孩子们眼里他仍是一位慈爱的父亲。除去李敖的光环，除了他一些与常人不同的行径和老父少子的差异之外，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孩子们会任性，会叛逆，和妈妈闹脾气，常常气得跑到山上，哭着向父亲告状。 这个时候，李敖就笑嘻嘻地安抚两个孩子，出来打圆场，“妈妈平时照顾你们很辛苦，你们不应该这样对妈妈。”而另一边，又半真半假地“责怪”王小屯的严厉
长大的李戡，有更多的机会和父亲交流，李敖会和他聊台湾的教育问题，谈台大哲学系事件，这让他渐渐明白多面化的李敖所坚持的那些东西。 “你在人生里可能会遇到难题，这个难题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你必须要忍耐，必须要突破，必须要警觉，这就是教育的目的。”在李戡的国中毕业典礼上，李敖曾对台下几十名少年这样说道。
不在家的时候，李敖每天都会和儿子通电话，不看电视的他和儿子的谈话内容不是学校里的琐事，而是听儿子给他汇报当天的时事，并认真和儿子一起评论，谈一些历史和文学等“正经话题”。
也正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李戡才对台湾的教科书和教育制度有了不同的认识，才会以一个中学生的身份，跳出来抨击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并在两个月时间里写就了《李戡戡乱记》。“我比较幸运，生在李敖家，跟外界社会的主流思想是隔绝的。”
“他们过去也许有误解，不明白父亲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这几年，李戡和李谌都在对父亲重新认识，慢慢知道父亲做这些事的原因，从文化，从人生的角度体恤父亲的行为，明白文学的包容性。现在，双方对话的空间和角度越来越多。”刘长乐说。
如今，独自跟着父亲回台的李谌是最快乐的人，她还不太明白分离的痛苦，只知道终于不用被妈妈管，可以一个人享受爸爸的关爱了。
全家人的“锵锵四人行”
“这次李敖带着儿女回大陆，有人说是托孤，我觉得不是托孤。”刘长乐在上海的记者会上，半开玩笑地说道。但对于75岁的李敖来说，“托孤”似乎并不只是个玩笑。 2005年李敖第一次的大陆之行，是在刘长乐的极力游说下促成的。刘长乐用于右任、张大千等人举例，“这些台湾文化名人，最终都带着没有叶落归根的遗憾客死他乡。”是年70岁的李敖为了这句话，终于松口，答应回一次大陆。
结束首次大陆之行回台后，李敖说他将不会再回来。2009年，李敖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肯定地说，除非是比上次风光，否则不会再回大陆。然而最终还是亲情打败了这位古稀老人的执拗，他在陈文茜的节目里承认，第二次来大陆，纯粹是为了儿子。
“我们一家人其实从来没一起出来旅游过，以后也许没有更多的机会了。来看世博是一个幌子，我要和我的家庭，和李戡，李谌，我的太太，来一次锵锵四人行!”说出这句话的李敖带着无限感慨。 在凤凰卫视负责过两次李敖大陆行的工作人员看来，五年前的李敖，显然脚步比现在要更矫健，体力也更充沛。
为了第二次大陆之行，刘长乐前后多次邀请李敖。他原本已经答应，行程都要安排了，后来还是反悔，“主要是他觉得他的腿不行了，走路有点吃力。”刘长乐说。
台湾国父纪念馆旁一个卖水的杂货店小老板，有段时间每天傍晚都看到一个熟悉的老头绕着国父纪念馆一圈又一圈地走，小老板心里有点纳闷：“报纸上不是说李敖自己家里有个小跑步机么，要跑步的话怎么还到国父纪念堂来?”
“我是去散步的，练练腿，为来上海做准备，不然在世博走不动怎么办?”李敖这么解释道。直到他确认自己的身体条件能够完成第二次大陆之行时，才答应了再顾茅庐的刘长乐。 这次来大陆，他随身带着一根拐杖，但有人的场合几乎不用。刘长乐原本准备了一辆轮椅，准备待他体力不支时，推着他看完世博，但完全用不上，第二天就干脆撤掉了。
他左耳的听力不好，每次记者和他说话，他要拢起耳朵，靠近才能听清楚。“我老了，说话也哕嗦，不小心就说了这么多。”李敖笑着对记者说。“我老了”是他这次来大陆，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他不是真的承认自己老，他只是希望人家否定他，听到人们夸奖他身体好。”妻子王小屯笑着对刘长乐揭发了李敖的小心思。
不久前，陈文茜做了一期李敖父子特别节目，特地向岛内民众大力推荐李戡，节目很煽情，放了很多父子俩的照片。“你心思很坏，搞得我像一个即将大去的人一样。”李敖在节目里立即回骂道。
李敖的儿子
“我的祖父，我的大姑、二姑，大姑 丈都在北大毕业，我的父亲李敖困于台湾六十年，以未念北大为憾，我愿意超越这六十年的海峡，衔接这一心愿。”在给北大的申请书里，李戡这样写道。 对李家来说，“北大”是一个精神上的航标。 1954年，不满20岁的李敖因几分之差，未能进入台大文学院，而被台大法律专修科录取。身穿一袭长袍的李敖成为台大一怪：在课堂上顶撞老师，不爱上课，第一个学期8门课有3门不及格，成为让老师无比头疼的另类学生。他的特立独行和怪异装扮，也被香港一本名为《大学生活》的杂志封为台大的“四怪三丑”之一。
更让人震惊的是，他在法律系上了287天课，突然宣布要弃法从文，退学再考台大文学院，并以高分如愿。
17岁的李戡在无意中效仿了父亲的人生轨迹。在台湾接受教育，却转过头来大骂台湾的教育制度；以高分被台湾大学录取，却转而选择了对岸的北京大学，他的行为被不少台湾人非议。“台湾人让我滚蛋。他们不敢去看书里面我骂他们的内容，所以就发狠话说把我赶到北大去读书。”
对于儿子弃台大而选北大，李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北京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第40名，台湾大学是排名第124名，很清楚的，北京大学是优于台湾大学，这个举动可能是个牺牲，因为台湾同胞对他可能不太谅解，但这个地区的人很多人头脑坏掉了。”
对青年李敖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个人，从胡适到殷海光、姚从吾，都是北大出身。他的父亲李鼎彝，是1920年北大国文系的新生。“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在《李敖回忆录》里，李敖曾如此流露了对北大的向往。
或许对李戡来说，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理由。2005年，第一次重返大陆的李敖，把第一站就定在了北京大学，为全校师生发表演讲。
13岁的李戡也跟着父亲一块去了北京，那是他第一次走进北京大学的校门，他看到无数崇拜的眼光，演讲时，学生们渴望交流的纸条络绎不绝，这让他感到有些诧异。在台湾，人们最多只会上前要一个签名，“别的什么都不说便走了”。
“我真的希望有人能跟我坐下来好好探讨一下我爸的书、他的思想一类的。”李戡说。
这是一个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孩子，来北大念书，将是李戡第一次离家，他最担忧的是集体宿舍能不能放下他大量的书，以及厕所抽水马桶的卫生状况。
75岁的李敖，并不希望儿子像他当年一样成为学校里的混世魔王，“他要我多学一些东西，有的课台湾是学不到了，所以借这个机会好好学一学。选修课就挑一些比较有深度的课去学。不要有太多外务，专心地念书。”这是他对儿子的建议。
“逃课?应该不会，我是一个尊重学术礼教的人，不会逃课。”在进入北大的第一天，面对50多家媒体的围追堵截，李戡表现得俨然是一个乖孩子、好学生。
在台湾接受陈文茜电视访问时，被问到是否像父亲一样，在13岁就开始给女生写情书，李戡摇摇头，“在高中毕业之前还没有过。”
陈文茜继续追问：你继承了父亲的性解放么?
李戡有些羞涩地说，“从来没有。”
“所以你之前是王小屯的儿子，以后会变成李敖的儿子么?”
这个答案，现在还没人知道。
(选自《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