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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从生产角度确定“调结构”的着力点,从而间接起到调整支出和收入结构的效果。生产结构失衡是表象,其深层原因在于扭曲的市场结构和价格信号
2010年,中国的政策重点确定为“调结构”。然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似乎有不同版本的解读。
从国民生产总值概念的不同侧面,中国的结构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表现:从支出角度看,在投资、消费以及净出口中,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而消费较弱;从收入角度看,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中,居民收入比重较低;从生产角度看,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三个产业比例关系中,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较低。
基于较规范的分析框架,当前关于调结构的讨论存在几个误区。
误区一: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如果不及时调整,经济增长终将不可持续,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受到重大冲击而崩溃。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程度被夸大。我国当前的国民收入统计系统,部分由于历史原因,明显低估了消费、居民收入以及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误区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在此次金融经济危机中所受到的严重冲击,充分暴露出中国经济的结构缺陷和脆弱性。 具体表现为出口巨量萎缩,工业生产增速迅速放缓,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市场剧烈动荡。然而,很多在我们看来根本就不存在结构问题的经济体,但凡其经济较深地融入国际经济系统中,在此次危机中,无一例外地遭受了和中国经济同等程度甚至更为严重的冲击。笔者认为,凭借危机中出现的普遍性来佐证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有失偏颇。
误区三:很多分析人士着重从支出角度分析中国的结构问题,结论是中国消费严重不足,建议中国应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降低居民储蓄率,从而刺激消费。
然而,那些能“有效降低私人储蓄率”的社保体系,是基于过分乐观的人口及经济增长假设之上建立的。长远看来,人口老化和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放缓,使发达国家的社保体系不可持续,并为公共财政带来了巨大财务负担。
这样的社保体系,本质上造成了收入代际转移,只能刺激社保体系中受益的那一代人的消费,不仅不能使未来一代人受益,反而由于财政负担的增加可能降低未来一代人的消费潜力。
鉴于上述弊端,当前各国相关改革的方向是“做实个人账户”,即从“代际收入转移”转向“个人强制储蓄”模式。笔者认为,鉴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倾向,“做实个人账户”,并不能有效降低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也起不到有效刺激消费的作用。
误区四:一些分析人士从收入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结构问题,建议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并提出要建立类似欧洲一些国家曾使用的“集体工资谈判机制”,强化工会组织在企业里决定员工工资水平的作用,以保证工资持续增长。
职工工资由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内生决定。人为干预只会防碍市场机制正常运作。上世纪90年代,欧洲一些经济体相比美国经济落后,根源在于很多国家采取了类似“集体工资谈判机制”做法,造成僵硬和无效率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失业率长期维持高位。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需要完善。但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建立一个公平、有效、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步而相应提高。
我认为应从生产角度,确定“调结构”的着力点,从而间接起到调整支出和收入结构的效果。从生产结构看,中国的工业比重偏高,服务业比重较低。
增加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仅直接改善经济生产结构,同时由于服务业属劳动和中小企业密集型产业,发展服务业有利于增加经济增长的就业含量和普通中小实业投资者的收入,从而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服务业供给能力的提高, 会带来服务价格更合理,供给创造需求,有利于增加服务业消费,帮助改善经济的支出结构。
然而,生产结构失衡是表象,其深层原因在于扭曲的市场结构和价格信号。
调结构的最有力措施应包括:第一,打破服务业内某些领域的垄断,降低私人和中小企业市场准入门槛;第二,理顺工业(可贸易部门)与服务业(不可贸易部门) 的相对价格,纠正对后者的歧视。
为此,要进一步放开自然资源和能源价格,使其反映机会成本,同时实现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升值。■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2010年,中国的政策重点确定为“调结构”。然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似乎有不同版本的解读。
从国民生产总值概念的不同侧面,中国的结构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表现:从支出角度看,在投资、消费以及净出口中,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而消费较弱;从收入角度看,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中,居民收入比重较低;从生产角度看,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三个产业比例关系中,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较低。
基于较规范的分析框架,当前关于调结构的讨论存在几个误区。
误区一: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如果不及时调整,经济增长终将不可持续,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受到重大冲击而崩溃。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程度被夸大。我国当前的国民收入统计系统,部分由于历史原因,明显低估了消费、居民收入以及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误区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在此次金融经济危机中所受到的严重冲击,充分暴露出中国经济的结构缺陷和脆弱性。 具体表现为出口巨量萎缩,工业生产增速迅速放缓,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市场剧烈动荡。然而,很多在我们看来根本就不存在结构问题的经济体,但凡其经济较深地融入国际经济系统中,在此次危机中,无一例外地遭受了和中国经济同等程度甚至更为严重的冲击。笔者认为,凭借危机中出现的普遍性来佐证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有失偏颇。
误区三:很多分析人士着重从支出角度分析中国的结构问题,结论是中国消费严重不足,建议中国应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降低居民储蓄率,从而刺激消费。
然而,那些能“有效降低私人储蓄率”的社保体系,是基于过分乐观的人口及经济增长假设之上建立的。长远看来,人口老化和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放缓,使发达国家的社保体系不可持续,并为公共财政带来了巨大财务负担。
这样的社保体系,本质上造成了收入代际转移,只能刺激社保体系中受益的那一代人的消费,不仅不能使未来一代人受益,反而由于财政负担的增加可能降低未来一代人的消费潜力。
鉴于上述弊端,当前各国相关改革的方向是“做实个人账户”,即从“代际收入转移”转向“个人强制储蓄”模式。笔者认为,鉴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倾向,“做实个人账户”,并不能有效降低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也起不到有效刺激消费的作用。
误区四:一些分析人士从收入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结构问题,建议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并提出要建立类似欧洲一些国家曾使用的“集体工资谈判机制”,强化工会组织在企业里决定员工工资水平的作用,以保证工资持续增长。
职工工资由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内生决定。人为干预只会防碍市场机制正常运作。上世纪90年代,欧洲一些经济体相比美国经济落后,根源在于很多国家采取了类似“集体工资谈判机制”做法,造成僵硬和无效率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失业率长期维持高位。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需要完善。但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建立一个公平、有效、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步而相应提高。
我认为应从生产角度,确定“调结构”的着力点,从而间接起到调整支出和收入结构的效果。从生产结构看,中国的工业比重偏高,服务业比重较低。
增加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仅直接改善经济生产结构,同时由于服务业属劳动和中小企业密集型产业,发展服务业有利于增加经济增长的就业含量和普通中小实业投资者的收入,从而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服务业供给能力的提高, 会带来服务价格更合理,供给创造需求,有利于增加服务业消费,帮助改善经济的支出结构。
然而,生产结构失衡是表象,其深层原因在于扭曲的市场结构和价格信号。
调结构的最有力措施应包括:第一,打破服务业内某些领域的垄断,降低私人和中小企业市场准入门槛;第二,理顺工业(可贸易部门)与服务业(不可贸易部门) 的相对价格,纠正对后者的歧视。
为此,要进一步放开自然资源和能源价格,使其反映机会成本,同时实现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升值。■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