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武汉市5万人隆重举行了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典礼……第一列从首都北京到祖国南部边陲——凭祥的直达快车，在万众欢腾声中通过了举世瞩目的长江大桥，川流不息的车辆，潮水般的人群跨过了天堑长江。”这是1957年10月16日《湖北日报》第一版的报道，当时只有四个版面的《湖北日报》，把全部的版面都给了武汉长江大桥。
　　桥梁史专家余启新回忆，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前后持续了3天，每晚都安排了音乐、戏曲等文艺表演，活动组织丰富多彩，是一场堪比节庆的全民狂欢。
　　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仅仅用了2年零1个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无数武汉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英雄儿女挥洒汗水和智慧，建成了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工程。工业城市武汉，从此结束了被长江、汉水分割成三部分的局面。三镇成一统，水陆可联运，极大地方便了武汉市民，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

圆一个百年夙愿

　　“黄河水，长江桥，治不了，修不好。”这首新中国成立前长江两岸人民传唱的歌谣，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失望和无奈。
　　作为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武汉因水而生，因水而兴，长江和其最大的支流汉江穿城而过，将武汉划分为三镇。如果说江水是武汉生生不息的血液，将三镇连接起来的武汉长江大桥，则是它坚硬挺拔的脊梁。
　　伟大的长江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但自古以来它又是人们难以逾越的天堑——公元208年，曹操统兵欲取东吴，只因过不了长江而被孙权、刘备联军大破于赤壁。1852年12月，太平军逼近武汉，在汉阳到武昌的江面上架起两座浮桥，这大概是在长江上架桥连通南北的最初雏形。
　　晚清时期曾多次提出修建大桥的计划，但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最后搁浅。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过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设想，但每次都只停留于测量和设计，未能成行。后来，国民政府铁道部、茅以升主持的钱塘江桥工处都对在武汉修建长江大桥进行了设计和勘测工作，但由于多年的战乱，计划一直搁浅。
　　晚清时修建的两条铁路平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因为长江而中断，一端在武昌，一端在汉口，隔江相望而不可及。武汉文献收藏家肖勤学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收藏跟武汉历史相关的文献，他在文献中看到，当时南北的火车行驶至武汉，只能用轮渡把车厢运过去。纪录片《武汉长江大桥》真实记录了当时人们过江的场景：拿着行李箱、挑着扁担、拎着大包小包的各色人等，在摩肩接踵的码头，等待轮渡运送他们过江。这场景，是古诗“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的真实写照。那时候他们大概想不到，不久后即可坐汽车飞渡长江，还可以在大桥上漫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计数据显示：武汉三镇每日依靠轮渡及木划子摆渡，来往人数达11.5万人次，每年水上失事死亡人数平均达300人以上，时间和经济上的损失也颇为惊人。
　　在浩瀚的长江上架起一座贯通南北的桥梁，是一个百年夙愿。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想为中国人民圆一个梦。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伴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党和政府正式把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列入第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刚刚经历了多年的战乱，整个国家一穷二白，可是“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理想，让中国人空前团结。
　　1953年，铁道部在中央的指令下，成立了新建铁路工程总局武汉大桥工程局，直接负责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和施工。几个月之内，从全国各地抽调的大批建桥职工，迅速云集武汉，组成了全国第一支以桥梁建设为专业的建设大军。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动工修建。
　　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余启新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讲述：“每一个阶段，毛泽东都来到过大桥的工地。”
　　1953年，毛泽东到武汉听取武汉长江大桥选址的汇报，还亲自踏勘了线路。1956年初夏，毛泽东再次來到武汉，在畅游长江后，面对江中大桥的初步轮廓，他挥笔写下“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诗句，将桥的宏伟、建设者的伟大、天堑从此变通途的雄浑张力，描述得淋漓尽致。
　　这时距离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还有1年零4个月。

从武汉长江大桥到武汉长江二桥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那年，余启新只有9岁，正在武昌第一小学上学。“学校正好在桥头堡下面，通车前，老师下午会带领同学们去大桥建设现场义务清理垃圾和碎砖瓦等。后来我们作为少先队员代表，15日参加了通车典礼。”余启新回忆，通车当天可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武汉三镇所有的车辆都集中起来了，小轿车、卡车、公交车排队驶上大桥，空中还有飞机在撒庆祝传单。许多市民走过大桥，纷纷欢呼“我们走过大桥了”。
　　从武汉长江大桥1957年通车到武汉长江二桥1995年通车，中间隔了38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武汉的桥梁越来越多，桥梁建造技术、材料得到发展。从二桥以后，桥梁建设速度加快了，现在武汉长江段已经有11座长江大桥。
　　在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过程中，常常被提及的还有苏联专家的支持。1954年7月，苏联政府派遣28人专家组来武汉援助建桥，西林是组长。1938年毕业于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师学院的西林，在上世纪50年代已是苏联著名的桥梁专家。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西林利用其首创的“大型管柱钻孔法”，将桥梁的水下施工改为水上施工，大大加快了桥梁施工速度并节省了资金。
　　在西林的女儿西林娜·叶莲娜·康斯坦丁耶夫娜家中，至今仍保留着来自广东、江西、四川、甘肃、辽宁等地的感谢信。在西林逝世后，西林的墓碑上雕刻着他一生的得意之作——武汉长江大桥。
　　“一条铁带栓上了长江的腰，在今天竟然提前两年完成了。”这是1957年郭沫若在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后写的长诗《长江大桥》中的首句。全诗洋溢着喜庆、骄傲甚至得意。武汉长江大桥这一我国前所未有的巨大桥梁工程，从正式开工到竣工，仅用了2年多时间，比原计划提前15个月。其总投资预算为1.72亿元，实际只用了1.384亿元。从建桥的速度和预算的消耗来说，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
　　大桥建成通车后，社会经济效益十分巨大，仅通车的前5年，通过的运输量就达到8000多万吨，缩短火车运输时间约2400万小时，节约的货运费超过了整个工程造价。
　　从武汉长江大桥开始，桥梁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1年后，南京长江大桥也建成通车，这一次，是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并选用国产钢材作为建设材料。
　　毛泽东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成为现实后，武汉也因此成为长江航线与京广铁路的十字轴支点，在其后的近40年时间里，成为中国位居前列的特大城市。
　　来自中铁大桥局的介绍显示，武汉长江大桥是我国铁路运输主动脉京广铁路上最重要的“咽喉”交通设施。作为国内首座公铁两用特大桥，它投入营运时间最长、运量最大、荷载最大，在国内桥梁中独占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