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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原载《收获》2005年第4、5期，2009年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可视为对消除城乡对立之理想主义的书写。书写乡土中国的现代化，不少作家选择的方式是书写历史中的苦难与残酷。毕飞宇的切入点稍有不同，他大致看到了消除城乡对立之理想主义与劳动改造之理想主义的关系，最后的落脚点是“疯了”（吴蔓玲疯了），理想主义走到极致，就是疯狂。历史中自然有大的苦难与悲剧，但对理想主义的书写及思考恰好能解释这些苦难与悲剧，所以，这一块的书写也是必不可少的。《平原》是通过人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来书写劳动理想主义之成与败的。
中国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并不是顺延式的，而是革命式的。谈及20世纪的中国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及共产主义革命，不得不谈《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的多重理想主义，包括废除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城乡对立等，都被中国革命吸纳，并且在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中关于劳动的理想主义尤其值得留意。1949年后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虽有意强化了无产者的表述并淡化了劳动者的表述，但中国革命在事实上对劳动的理想主义寄予厚望并付诸实施。也正是因为对无产者之表述的强调，劳动的理想主义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了。孙建昌在《（共产党宣言）一段经典译文的演变》一文考论“劳动者”到“无产者”的译变：“以结尾的那句经典口号的翻译为例，1903年赵必振的译文中略去未译，1905年朱执信译为：‘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1906年宋教仁译为：‘万国劳动者其团结！’1919年陈溥贤译为：‘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勿懈！’1920年陈望道则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并加注英语原文。Working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学习时报》2016年2月18日）这一阶段，中译本更强调“劳动者”的意思。到了1949年，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后，逐渐成为通行的中译。中译本中口号里的“无产者”取代“劳动者”，显然，前者更符合阶级斗争的要求。“无产”或者贫穷的提法，比“劳动”更具冲击力，对“劳动”的界定，则需要更为复杂的论证。“无产者”更适用于战场，“劳动者”更适用于理论，尽管两者最终都会走向具体的实践。可见的是，“劳动者”在口号层面隐身了，“劳动”的理想主义并没有消逝，《共产党宣言》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到了没有资本的时候，也就不会有雇佣劳动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一百周年纪念版，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49年版，第79页），并列出解决的具體办法，第八条是“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点是农业方面”（同上，第62页），第九条是“将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状态逐渐消灭”（同上，第63页）。中国革命充分发挥并实践了共产主义理想中关于劳动的设想。中国革命视劳动为“人的改造”之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但凡类似于“上山下乡”式的运动，都对劳动改造能力寄予厚望，这个改造能力，一方面是对劳动（体力劳动）的尊重，一方面是对劳动（体力劳动）之惩罚能力的强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以及恩格斯的劳动作用论，皆可视为本土革命的理论来源之一。无论马恩提到的“劳动”是否跟中国革命强调的“劳动”是否一致，“劳动”都是极其重要的革命理论资源，对此，无须过多地争议。同时，无论历史如何定论，中国革命对“劳动”所抱有的理想主义，事实存在。
《平原》花了很大篇幅去写王家庄的劳动，这个“劳动”相当于《共产党宣言》所称的普遍劳动义务，而不再是雇佣劳动。《平原》里王家庄原住民的农耕生活大体上是有条不紊的。无论革命怎么闹，庄稼人还是庄稼人，“庄稼人就这样，一辈子就做两件事，第一，种庄稼，第二，收庄稼”（毕飞宇：《平原》，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庄稼没变，依时而作。相应地，作者也依时书写农忙与农闲，大的时间是“时刻不要忘了阶级斗争”的时间，具体的时间是农忙的时间和革命的时间，劳动与革命两不误，毕飞宇的时间叙事安排非常巧妙。农忙的时间与革命的时间协调发展，或者说，农时（农忙与农闲）与革命的时间是重合的，这个叙事安排，也许是为了保住农时：劳动理想主义，是成是败，还是庄稼说了算，庄稼说不行，那就是败，庄稼说行，那就是行。“别看麦子们长在地里，它们终究要变成苋子、馒头、疙瘩或面条，放在家家户户的饭桌上，变成庄稼人的一日三餐，变成庄稼人的婚丧嫁娶，一句话，变成庄稼人的日子。”（同上，第1页）同时，庄稼人的劳动内容没变，庄稼人的劳动水准也没有退化，但劳动的地位变了，变高了，庄稼人对读书的态度也变了，以前是上品，现在是下品，现代革命对城乡的改变显而易见。读书并不是王家庄的庄稼人找乐子的方式，裤档和泥土才是庄稼人找乐子的方式，“小学五年有什么念头？初中两年有什么念头？高中两年又有什么念头？”（同上，第14页），劳动理想主义催生“读书无用论”。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读不了书，大部分情况都是因为穷，一旦有了钱，一般都会往读书的路子上走，但当劳动居于知识与读书之上，劳动成为放逐知识的重大能量与合法理由，读不了书则不仅跟贫穷有关，也跟现代革命的理想主义有关。这种变化，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
《平原》里的劳动，自然而然地放在农村，也就是王家庄。这个劳动里，有些什么？或者说，有些什么东西是足以支撑劳动理想主义的？这个劳动有城镇人所没有经历过的苦。关于庄稼人的日子——“是日子就不光是喜上心头，还一定有与之相匹配的苦头。”（同上，第1页）城里人眼中的“苦”是上不了台面的，“他们吃饱了肚子，站在柜台旁边或剃头店的屋檐下面，少不了说一两句牙疼的话。牙疼的话说白了也就是瞎话。和庄稼人的割麦子、插秧比较起来，撑船算什么，打铁算什么，磨豆腐又算得了什么？麦子香在地里，可终究是在地里。……你得把它们割下来。你得经过你的手，一棵一棵地，把浩浩荡荡的麦子割下来。庄稼人一手薅住麦子，一手拿着镰刀，他们的运作从右往左，一把，一把，又一把。等你把这个动作重复了十几遍，你才能向前挪动一小步。人们常用一步一个脚印来夸奖一个人的踏实，对于割麦子的庄稼人来说，跨出去一步不知道要留下多少个脚印”，“用不了一个上午，你的腰就直不起来了”，“这哪里是劳作，这简直就是受刑。一受就是十多天。但是，这个刑你不能不受，你自己心甘情愿。你不情愿你的日子就过不下去”，“庄稼人说不出‘人生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那样漂亮的话来。说了也是白说。老虎凳在那儿，你必须自己走过去，争先恐后地骑上它”（同上，第2-3页）。“劳动”的主体成为主人之后，“劳动”之苦被神圣化。“诉苦”的历史进化为“吃苦”的历史：“诉苦”是在革命语境下发生的，“吃苦”是在全民都需要改造的语境下发生的。“诉苦”的前提是消灭剥削，“吃苦”的前提是改造全民，其指向是品质训练，所以要“吃苦”，而且“不怕苦”。劳动理想主义要训练的是不怕苦的精神。王家庄除了少数几个人是怕苦的之外，如许半仙、混世魔王等，其他的人都深知不怕苦的重要，并表现得一点也不怕苦。后来，连想回城的混世魔王，都突然变得积极劳动不怕苦了，吴蔓玲觉得很奇怪，“这个懒得都快变成咸肉的人不可能真心地爱上劳动。不能。一定有什么内在的隐情。费思量了。但是有一点，不管混世魔王的积极是真的还是假的，吴蔓玲提醒自己，不能输给他，绝对不可以落后于他……他不怕苦，吴蔓玲就要表现得更不怕苦……这里头关系到一个党员形象的间题……在王家庄，所有热爱劳动的人都知道这样一条真理，那就是著名的反比例关系：一个人越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才越是说明这个人对工作的热爱”（同上，第161页）。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书写“劳动”时，可以写苦——写苦是为了写不怕苦，但很难说穷，“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很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说，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22页）。毕竟改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贫穷。面对这些言说难题，毕飞宇的处理手法是策略性写实与抒情。其“实”落在劳动之上，写劳动本身，但不过多地描写劳动之“苦”，也回避历史真实中的“贫”，把重心放到人与劳动的关系之中。劳动在这种人事关系中最终隐身为某种事，“实”变为“事”，“实”求真实，“事”求存在，这是叙事层面的巧妙转换。其“情”放在劳动与时间的对峙上，最后的落脚点是劳动在时间面前的“认命”，《平原》抒情的重心，最终落在人对“认命”的悲叹。把实转化为事，以情写事，毕飞宇不在真实中寻找历史的答案，而是情感中寻求历史的答案。归根到底，《平原》写的是事情与情感，得出来的结论是认命。在“认命”这里，毕飞宇看到了劳动理想主义的成与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劳动完成了它改造的使命，劳动换取了忠诚，忠诚相当于认命。劳动痴迷的是胜利，也在事实上取得了胜利，“王家庄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痴迷胜利、最渴望胜利的地方了。王家庄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都可以不要，就是不能没有胜利。胜利是王家庄的命根子”（第145页）。但同时，时间是无比强大的，在时间面前，仿佛一切都会化为乌有，劳动再强大，也得在时间面前认命。大命覆盖小命，正是在“认命”这里，毕飞宇找到了跟传统相呼应的可能性。 劳动之终极理想不仅要消灭城乡差异、剥削阶级、贫富差异等，而且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当然是与“同志”之间而非与“敌人”之间的感情，也就是要“打成一片”。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是一体的，音乐教育与体育锻炼是一体的。两者共同的地方都在于试图以“劳动”身体的方式锻炼心灵、训练忠诚度。但事与愿违，劳动理想主义在现实中确实遇到了大的挫败。劳动并没有消除城乡差异，吴蔓玲虽然爱上了端方，但还是跨不过城乡之别。《平原》看到了劳动理想主义的现实悖论：尽管劳动确实可以改造知识分子，也在事实上让为数不少的下乡城市知识分子对乡村产生了真诚的感情，并对现代理想国产生真心实意的认同感，城乡人民也确实能“打成一片”，但是，强制性的劳动并没有消除城乡的差距。《平原》实际上写了两种故乡，一种是传统的农耕文明，一种是私有制变公有制之后、以农民为绝对主体的乡土。两种故乡在现代理想国里合而为一，这也决定了劳动将肩负双重任务，一重是农耕的任务，一重是革命的任务，也就是类似于守卫城邦的任务。前者努力保持天地人之间的平衡，后者是要“联合起来”，与天、地、人斗，最终贫穷打破了现代乡土社会与传统农耕文明之间在叙述层面的平衡，农耕的任务与革命的任务在斗争状态下发生了冲突。从现代革命为之奋斗的目标来看，贫穷与现代化是不相符合的，城乡差距也是与现代化不相符合的。显而易见，现代理想国是在贫穷这里遇到挫败的。劳动理想主义，尤其是体力劳动理想主义，并不是现代的新发明，在本土文明里，它有先例。王汎森考察清初“礼治社会”思想的形成，提及清初以礼抗俗的风气，其中，他提到张习孔等人的相似趣味，“如《家训》中要人们‘近贫’，认为近贫才合‘道’;认为理想的妇女‘不喜邪教，不生是非，不敬訾笑，不见外人’;认为末世人心诡诈，要能安分，儒者应以‘治生为急’，而所谓‘治生’指的是务农。又如《高氏墅铎》中力劝子孙不要做商贾，书中鼓吹的治生之道也是读书之暇，即当用力于农事”。可见求助于农事来移风易俗之想，早有先例。若追溯耕读传统，更可发现士人在农事上面寄托的理想主义。（参见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无论是传统的劳动理想主义，还是现代的体力劳动理想主义，它们都在“贫穷”的现实里遇到了挫折。对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在农耕文明的发展脉络里，庄稼还是能说上话的，庄稼说行，就行，庄稼说，不行，那就真的不行。对历史的追间，有时候是徒劳的。《平原》的聰明之处，也是小说的局限所在。但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局限，对应了传统社会里某些朴素的生存智慧及常识。劳动理想主义的成与败，归根到底，要由这些与吃饭及活着有关的生存智慧来定论。
中国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并不是顺延式的，而是革命式的。谈及20世纪的中国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及共产主义革命，不得不谈《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的多重理想主义，包括废除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城乡对立等，都被中国革命吸纳，并且在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中关于劳动的理想主义尤其值得留意。1949年后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虽有意强化了无产者的表述并淡化了劳动者的表述，但中国革命在事实上对劳动的理想主义寄予厚望并付诸实施。也正是因为对无产者之表述的强调，劳动的理想主义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了。孙建昌在《（共产党宣言）一段经典译文的演变》一文考论“劳动者”到“无产者”的译变：“以结尾的那句经典口号的翻译为例，1903年赵必振的译文中略去未译，1905年朱执信译为：‘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1906年宋教仁译为：‘万国劳动者其团结！’1919年陈溥贤译为：‘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勿懈！’1920年陈望道则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并加注英语原文。Working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学习时报》2016年2月18日）这一阶段，中译本更强调“劳动者”的意思。到了1949年，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后，逐渐成为通行的中译。中译本中口号里的“无产者”取代“劳动者”，显然，前者更符合阶级斗争的要求。“无产”或者贫穷的提法，比“劳动”更具冲击力，对“劳动”的界定，则需要更为复杂的论证。“无产者”更适用于战场，“劳动者”更适用于理论，尽管两者最终都会走向具体的实践。可见的是，“劳动者”在口号层面隐身了，“劳动”的理想主义并没有消逝，《共产党宣言》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到了没有资本的时候，也就不会有雇佣劳动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一百周年纪念版，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49年版，第79页），并列出解决的具體办法，第八条是“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点是农业方面”（同上，第62页），第九条是“将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状态逐渐消灭”（同上，第63页）。中国革命充分发挥并实践了共产主义理想中关于劳动的设想。中国革命视劳动为“人的改造”之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但凡类似于“上山下乡”式的运动，都对劳动改造能力寄予厚望，这个改造能力，一方面是对劳动（体力劳动）的尊重，一方面是对劳动（体力劳动）之惩罚能力的强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以及恩格斯的劳动作用论，皆可视为本土革命的理论来源之一。无论马恩提到的“劳动”是否跟中国革命强调的“劳动”是否一致，“劳动”都是极其重要的革命理论资源，对此，无须过多地争议。同时，无论历史如何定论，中国革命对“劳动”所抱有的理想主义，事实存在。
《平原》花了很大篇幅去写王家庄的劳动，这个“劳动”相当于《共产党宣言》所称的普遍劳动义务，而不再是雇佣劳动。《平原》里王家庄原住民的农耕生活大体上是有条不紊的。无论革命怎么闹，庄稼人还是庄稼人，“庄稼人就这样，一辈子就做两件事，第一，种庄稼，第二，收庄稼”（毕飞宇：《平原》，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庄稼没变，依时而作。相应地，作者也依时书写农忙与农闲，大的时间是“时刻不要忘了阶级斗争”的时间，具体的时间是农忙的时间和革命的时间，劳动与革命两不误，毕飞宇的时间叙事安排非常巧妙。农忙的时间与革命的时间协调发展，或者说，农时（农忙与农闲）与革命的时间是重合的，这个叙事安排，也许是为了保住农时：劳动理想主义，是成是败，还是庄稼说了算，庄稼说不行，那就是败，庄稼说行，那就是行。“别看麦子们长在地里，它们终究要变成苋子、馒头、疙瘩或面条，放在家家户户的饭桌上，变成庄稼人的一日三餐，变成庄稼人的婚丧嫁娶，一句话，变成庄稼人的日子。”（同上，第1页）同时，庄稼人的劳动内容没变，庄稼人的劳动水准也没有退化，但劳动的地位变了，变高了，庄稼人对读书的态度也变了，以前是上品，现在是下品，现代革命对城乡的改变显而易见。读书并不是王家庄的庄稼人找乐子的方式，裤档和泥土才是庄稼人找乐子的方式，“小学五年有什么念头？初中两年有什么念头？高中两年又有什么念头？”（同上，第14页），劳动理想主义催生“读书无用论”。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读不了书，大部分情况都是因为穷，一旦有了钱，一般都会往读书的路子上走，但当劳动居于知识与读书之上，劳动成为放逐知识的重大能量与合法理由，读不了书则不仅跟贫穷有关，也跟现代革命的理想主义有关。这种变化，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
《平原》里的劳动，自然而然地放在农村，也就是王家庄。这个劳动里，有些什么？或者说，有些什么东西是足以支撑劳动理想主义的？这个劳动有城镇人所没有经历过的苦。关于庄稼人的日子——“是日子就不光是喜上心头，还一定有与之相匹配的苦头。”（同上，第1页）城里人眼中的“苦”是上不了台面的，“他们吃饱了肚子，站在柜台旁边或剃头店的屋檐下面，少不了说一两句牙疼的话。牙疼的话说白了也就是瞎话。和庄稼人的割麦子、插秧比较起来，撑船算什么，打铁算什么，磨豆腐又算得了什么？麦子香在地里，可终究是在地里。……你得把它们割下来。你得经过你的手，一棵一棵地，把浩浩荡荡的麦子割下来。庄稼人一手薅住麦子，一手拿着镰刀，他们的运作从右往左，一把，一把，又一把。等你把这个动作重复了十几遍，你才能向前挪动一小步。人们常用一步一个脚印来夸奖一个人的踏实，对于割麦子的庄稼人来说，跨出去一步不知道要留下多少个脚印”，“用不了一个上午，你的腰就直不起来了”，“这哪里是劳作，这简直就是受刑。一受就是十多天。但是，这个刑你不能不受，你自己心甘情愿。你不情愿你的日子就过不下去”，“庄稼人说不出‘人生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那样漂亮的话来。说了也是白说。老虎凳在那儿，你必须自己走过去，争先恐后地骑上它”（同上，第2-3页）。“劳动”的主体成为主人之后，“劳动”之苦被神圣化。“诉苦”的历史进化为“吃苦”的历史：“诉苦”是在革命语境下发生的，“吃苦”是在全民都需要改造的语境下发生的。“诉苦”的前提是消灭剥削，“吃苦”的前提是改造全民，其指向是品质训练，所以要“吃苦”，而且“不怕苦”。劳动理想主义要训练的是不怕苦的精神。王家庄除了少数几个人是怕苦的之外，如许半仙、混世魔王等，其他的人都深知不怕苦的重要，并表现得一点也不怕苦。后来，连想回城的混世魔王，都突然变得积极劳动不怕苦了，吴蔓玲觉得很奇怪，“这个懒得都快变成咸肉的人不可能真心地爱上劳动。不能。一定有什么内在的隐情。费思量了。但是有一点，不管混世魔王的积极是真的还是假的，吴蔓玲提醒自己，不能输给他，绝对不可以落后于他……他不怕苦，吴蔓玲就要表现得更不怕苦……这里头关系到一个党员形象的间题……在王家庄，所有热爱劳动的人都知道这样一条真理，那就是著名的反比例关系：一个人越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才越是说明这个人对工作的热爱”（同上，第161页）。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书写“劳动”时，可以写苦——写苦是为了写不怕苦，但很难说穷，“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很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说，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22页）。毕竟改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贫穷。面对这些言说难题，毕飞宇的处理手法是策略性写实与抒情。其“实”落在劳动之上，写劳动本身，但不过多地描写劳动之“苦”，也回避历史真实中的“贫”，把重心放到人与劳动的关系之中。劳动在这种人事关系中最终隐身为某种事，“实”变为“事”，“实”求真实，“事”求存在，这是叙事层面的巧妙转换。其“情”放在劳动与时间的对峙上，最后的落脚点是劳动在时间面前的“认命”，《平原》抒情的重心，最终落在人对“认命”的悲叹。把实转化为事，以情写事，毕飞宇不在真实中寻找历史的答案，而是情感中寻求历史的答案。归根到底，《平原》写的是事情与情感，得出来的结论是认命。在“认命”这里，毕飞宇看到了劳动理想主义的成与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劳动完成了它改造的使命，劳动换取了忠诚，忠诚相当于认命。劳动痴迷的是胜利，也在事实上取得了胜利，“王家庄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痴迷胜利、最渴望胜利的地方了。王家庄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都可以不要，就是不能没有胜利。胜利是王家庄的命根子”（第145页）。但同时，时间是无比强大的，在时间面前，仿佛一切都会化为乌有，劳动再强大，也得在时间面前认命。大命覆盖小命，正是在“认命”这里，毕飞宇找到了跟传统相呼应的可能性。 劳动之终极理想不仅要消灭城乡差异、剥削阶级、贫富差异等，而且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当然是与“同志”之间而非与“敌人”之间的感情，也就是要“打成一片”。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是一体的，音乐教育与体育锻炼是一体的。两者共同的地方都在于试图以“劳动”身体的方式锻炼心灵、训练忠诚度。但事与愿违，劳动理想主义在现实中确实遇到了大的挫败。劳动并没有消除城乡差异，吴蔓玲虽然爱上了端方，但还是跨不过城乡之别。《平原》看到了劳动理想主义的现实悖论：尽管劳动确实可以改造知识分子，也在事实上让为数不少的下乡城市知识分子对乡村产生了真诚的感情，并对现代理想国产生真心实意的认同感，城乡人民也确实能“打成一片”，但是，强制性的劳动并没有消除城乡的差距。《平原》实际上写了两种故乡，一种是传统的农耕文明，一种是私有制变公有制之后、以农民为绝对主体的乡土。两种故乡在现代理想国里合而为一，这也决定了劳动将肩负双重任务，一重是农耕的任务，一重是革命的任务，也就是类似于守卫城邦的任务。前者努力保持天地人之间的平衡，后者是要“联合起来”，与天、地、人斗，最终贫穷打破了现代乡土社会与传统农耕文明之间在叙述层面的平衡，农耕的任务与革命的任务在斗争状态下发生了冲突。从现代革命为之奋斗的目标来看，贫穷与现代化是不相符合的，城乡差距也是与现代化不相符合的。显而易见，现代理想国是在贫穷这里遇到挫败的。劳动理想主义，尤其是体力劳动理想主义，并不是现代的新发明，在本土文明里，它有先例。王汎森考察清初“礼治社会”思想的形成，提及清初以礼抗俗的风气，其中，他提到张习孔等人的相似趣味，“如《家训》中要人们‘近贫’，认为近贫才合‘道’;认为理想的妇女‘不喜邪教，不生是非，不敬訾笑，不见外人’;认为末世人心诡诈，要能安分，儒者应以‘治生为急’，而所谓‘治生’指的是务农。又如《高氏墅铎》中力劝子孙不要做商贾，书中鼓吹的治生之道也是读书之暇，即当用力于农事”。可见求助于农事来移风易俗之想，早有先例。若追溯耕读传统，更可发现士人在农事上面寄托的理想主义。（参见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无论是传统的劳动理想主义，还是现代的体力劳动理想主义，它们都在“贫穷”的现实里遇到了挫折。对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在农耕文明的发展脉络里，庄稼还是能说上话的，庄稼说行，就行，庄稼说，不行，那就真的不行。对历史的追间，有时候是徒劳的。《平原》的聰明之处，也是小说的局限所在。但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局限，对应了传统社会里某些朴素的生存智慧及常识。劳动理想主义的成与败，归根到底，要由这些与吃饭及活着有关的生存智慧来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