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陈友仁,祖籍广东顺德,1878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南部的圣费尔南多镇,从小接受英国教育。1912年初,他为响应辛亥革命,回国效力,先后当过交通部的法律顾问和英文《北京每日新闻》的编辑,随后创办了英文《京报》,后因抨击北洋军阀而被迫停刊。他随即离京南下追随孙中山,从此伴随孙中山左右。他不但参与了孙中山许多重要的决策和活动,还常常担当孙中山的代言人。孙中山逝世后,陈友仁执着地坚持“三大政策”,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
　　此文由陈友仁的儿媳陈元珍女士根据她的英文版新书《回归中国》写成,该书的中文版《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于日前在香港出版。
　　
　　
　　从1917年受孙中山委托创办英文版的《上海时报》起,陈友仁便结交不少西方记者,周旋其中,消息灵通。他大概是首先知道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少数中国人之一。上海那时是仅次于伦敦与纽约之后,第三个收集全球新闻的中心。只要有门路,材料源源不绝。陈友仁善于也勤于思考问题,很快发觉中俄两国有相似的地方:两国农民贫困,农业落后,缺乏现代工业。最触动他灵感的是,孙中山的国民党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遭遇相同,都被西方国家瞧不起,都被排斥在外。他这一转念,便开始考虑中俄合作的可能性。这是“倾向俄国”政策微不足道的萌芽,后来发展成“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打通中国革命道路,改变世界现状。
　　孙中山皱着眉头说,他需要慎重考虑。他的拥护者中有许多是海外华人,他们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对苏联没有好感。国民党的上层党员有不少是乡绅、商人,以及其他中产阶级等,对无产阶级怀着偏见。更麻烦的是西方国家不会坐视中国转变方向。他们通过军阀,控制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不能不提防他们发动武装干涉。
　　然而陈友仁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记得,孙中山曾经说过,中华民国是他的孩子,不幸掉在水里,快被淹死。他向英美各国救助,他们置若罔闻。
　　“生死关头,能抓住一根稻草,就有一线希望。”陈友仁说。
　　宋庆龄在一旁连连点头。她年纪轻,比较容易接受新思想。孙中山再三考虑,决定由陈友仁帮他起草,写信给列宁,祝贺十月革命的成功。信写好了,怎么寄出去呢?租界的秘密警察异常猖獗。如果他们察觉,坏了大事。正在这年5月,孙中山要派代表团,去华盛顿商谈派兵参加协约国与德国交战。孙指定陈友仁为代表之一,并且悄悄嘱咐他,把给列宁的信交给美国的一位可靠的华人朋友,代他送往莫斯科。
　　
　　接受孙中山指令秘密出国
　　
　　
　　陈友仁即将出国的消息,惊动了公共租界的英国当局。他们不清楚友仁为何出国,但是他们不敢“放虎出山”,就找了个借口扣留他——几个月以前,《上海时报》银根紧,周转不灵,向英国埃什拉兄弟公司借一笔钱,说妥分期付款。不料高利贷者与殖民主义分子串通一气,强要陈友仁连本带利一次还清,否则要把他拉上法庭。陈友仁不怕上法庭,他自信官司不会输,但是这一闹至少要几个月,会耽误大事。陈友仁决定坐美国邮船,美国海轮在美国司法的权限之内,英国当局的警察不能随意搜查。问题是怎么冲过英国当局严密的监视?
　　上船的那天,陈友仁不声不响,从公共租界溜走,躲在中国地界的一间破棚屋里,等待他的助手李朝宜。那天下着倾盆大雨,陈友仁与李朝宜走在泥泞的小路上,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好不容易到了黄浦江边,跳上气艇,驶往美国邮船。陈友仁一眼看见同一代表团的郭泰祺站在船头向他挥手,这才放下心来。他告诉郭泰祺,是自己的国民党同志买通递交传票的警察,借口天黑雨大,不辨方向,走错了路,陷在泥浆里难以拔足,他才得以“突出重围”。
　　广州代表团抵达美国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孙中山立即指示团长王正延领队前往法国凡尔赛参加和平大会。但是孙中山的指示在国际上没有效力。协约国只承认北京政府。广州代表团如果想发挥作用,须得到北京政府代表团的容纳。几经周折,两个代表团答应合而为一,统称中国使团。
　　
　　凡尔赛和会上智斗群雄
　　
　　陈友仁公开的身份是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但是他还有孙中山给他的秘密使命。他路过旧金山的时候,把孙中山给列宁的信转交孙指定的一位华人——陈友仁后来始终没有透露这位华人的姓名。
　　到巴黎后,陈友仁就和两个马克思主义者联系上了。汤姆·曼恩是英国工运的领导人之一,年轻时曾被夸奖为工运的“神童”。曼恩此次来巴黎,是为了揭发英国奴役印度的政策。陈友仁在伦敦的好朋友阿瑟·兰塞姆闻讯,建议他到巴黎后与陈友仁碰头。陈友仁从他那里又结识了法国社会党党员夏克·陶利奥。他们三人有时在陈友仁私下租用的在弗吉莱德路的小旅馆的房间里议论时事,提到祖国屈辱的命运,陈友仁慷慨激昂。陶利奥感动得一会儿哼唱国际歌,一会儿哼唱马赛曲。汤姆·曼恩则不断喝啤酒,似乎要浇灭心头的怒火。
　　不久,陈友仁从协约国列强的态度里,发觉中国有被出卖的危险。协约国列强除了美国代表含糊其词之外,其它像英法日意等国硬要把德国在山东省的殖民主义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顾维钧一贯采用“联美抑日”的政策。他说,威尔逊答应在凡尔赛和会上,支持中国主权完整。问题是,万一这位美国总统说话不算话呢?
　　果然,威尔逊在4月22日正式表示他无能为力,听任日本宰割中国。北京政府首席代表陆徵祥与顾维钧提出签订和约,但是对山东问题持有保留。这是所谓的“保留签字”。
　　和约是协约国列强拟就的,“保留签字”对他们没有多少约束力。广州代表要求退出和会。陈友仁的态度特别强硬。但是签约大权掌握在北京政府手里,他们要独断独行,广州代表只能空叹遗憾。
　　陈友仁把这桩公案讲给汤姆·曼恩与夏克·陶利奥。陶利奥安排陈友仁到郊外“放松”,并把同是“政论家”的伊科介绍给陈友仁。伊科当然是化名,不过从陶利奥的眼色中,陈友仁可以肯定这个人与苏联政府有关系。他就把过去利用《京报》召唤群众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勾结等等讲给伊科听。伊科虽然听得津津有味,但是没有发表多少意见。陈友仁觉得失望。在回城的路上,当陶利奥把一个大信封放在他膝盖上的时候,他淡淡地问道:“这是什么?”陶利奥的回答使他猛地抖擞一下。原来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政府没收沙皇的秘密档案,其中有一份是协约国列强同意德国在山东的殖民主义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在凡尔赛和会上他们横不讲理,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
　　最令人气愤的是美日之间的蓝辛-石井秘密协定。威尔逊在和会上装模作样,其实他早在1917年就承认“日本与中国地理上的邻近使日本对中国有特殊的考虑”。
　　陈友仁把一份抄件寄给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威廉·波雷——此人当时是国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正带头反对威尔逊筹建国联的计划。这引起轩然大波,最后威尔逊终于败在反对党的手里。
　　同时,他马上把另一份抄件寄给孙中山,孙接到后立即寄给在知识份子与学生中间有影响的《晨报》。于是协约国列强的阴谋在几天之内,从北京传到许多城市,触发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事件之一,这就是“五四运动”。北京政府吓破了胆,允许北京代表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①这是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外交家第一次拒绝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
　　陈友仁的努力有助于点燃“五四运动”的火焰。②与此同时,他与苏联人士的直接接触,加快实现他为孙中山设计的“倾向俄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