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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同（1852～1907），字敬如，号三乘槎客，侯官（今福州）人。晚清外交官，通晓法文翻译与写作，对中国文化传播与文学观念更新等颇有贡献，是“中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
年2月18日，也就是清朝光绪十五年，罗曼·罗兰这位后来声名远扬的法国作家，当时还是一名巴黎高师的学生，他在日记里少有地记录了对一个在索邦大学阶梯教室中做演讲的中国人的印象：
“他身着漂亮的紫色长袍，高贵地坐在椅子上。他有一副饱满的面容，年轻而快活，面带微笑，露出好看的牙齿。他身材健壮，声音低沉有力又清晰明快。这是一次风趣幽默的精彩演讲，出自一个男人和一个高贵种族之口，非常法国化，但更有中国味。在微笑和客气的外表下，我感到他内心里的轻蔑，他自知高我们一等，把法国公众视作孩子……听众情绪热烈，喝下全部迷魂汤，疯狂地鼓掌……在今晚的4个讲演者中，无疑，伏尔泰会觉得这个中国人是最有法国味的。”
这段日记的主角名叫陈季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甚至福建人来说，也许他的名字都让人感到陌生。然而，在19世纪末的西欧，他却是最有影响的中国人之一。他的多种法文著作相当畅销，有的甚至再版10余次，被译成多国文字；他频繁出入欧洲外交界和文化界的沙龙，应邀参加各种演讲，与德、法上流社会交往密切；他被法国政府授予一级教育勋章，成为著名杂志《画刊》的封面人物。他在欧洲的出色表现，以及归国后从事的一系列洋务维新活动，写下了晚清中西文化关系史中的重要一页。
引起欧洲注意的清朝人
陈季同幼失怙恃，体弱多病，与弟弟陈寿彭依附亲戚，寄人篱下。不过，他天资聪颖，好学不倦，1867年，考入洋务派官员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前学堂”，学习造船。前学堂又名“法文学堂”，教师多为法国人，陈季同每日修习的主要是用法语讲授的自然科学和法国语言文学课程。在努力克服了最初的发音障碍之后，他的法语天赋逐渐展现，“历经甄别，皆冠其曹”。除了法文优秀，陈季同的中文根底也颇为深厚，尤其熟读《汉书》。
1877年3月，清政府首次派遣留学生赴欧洲，陈季同与其他30余名青年得以入选。在这些学生中，有后来声名大振的严复、马建忠、刘步蟾、邓世昌等，堪称一时之选。
当这些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抵达欧洲时，他们早已接受了多年的西学训练，并且基本掌握了英文或法文，因而较快地适应了新的环境，他们的数学知识水平甚至让欧洲老师感到惊讶。与多数船政学生大不相同，陈季同并未进入英、法两国的船厂或海军学校，学习有关造船、驾驶等技能，而是与马建忠一起受命进入巴黎私立政治学堂（法国高等行政学院的前身），学习“公法律例”。这是李鸿章的安排，原来，李鸿章对陈季同的才干颇为赏识，有意将其培养成为精通国际法的外交人才。陈季同后来对法律的翻译和研究，与他的这段求学经历不无关联。
陈季同在欧洲读书的同时，又在清朝驻欧使馆做“文案”兼翻译，事务繁忙，这也为精通法文的他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
陈季同最初的外交官生涯一帆风顺。当时，清朝使臣常常被当地政府邀请出席各种庆典、阅兵、宫廷舞会和音乐会等活动，而出使大臣和参赞多数不通西文，每每要由陈季同晋接酬应。陈季同本就天性活泼，兴趣广泛，且待人热情，善于结交，因而很受欧洲上层社会的欢迎，他与其中一些人还建立了友谊。
德意志皇帝弗雷德里希三世对这个年轻的清朝外交官颇感兴趣。他邀请陈季同一起骑马散步，二人在马背上讨论社会科学、文学、政治、经济。陈季同以广博的知识、独特的东方视角和流利的法语，赢得了弗雷德里希三世的尊重。德国首相俾斯麦也是陈季同的朋友，陈季同在中法战争期间曾争取到这位“铁血宰相”的暗中支持。
在与陈季同交往的欧洲政界人物中，法国政治家甘必大对陈季同的影响很大。这位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对陈季同相当欣赏，时常邀请他出席自己的政治沙龙，并很愿意倾听他的见解。陈季同也在甘必大的沙龙中获得了不少关于民主、共和的新知，这对他归国后的一系列维新活动有明显的影响。借助甘必大的推许，陈季同在巴黎的其他沙龙中也受到欢迎，由此结识了众多社会名流，其中有政界人物贝尔当、特那尔，也有经济学家勒普莱、文学家拉比什等。
利用在欧洲政界广泛的社会关系，陈季同在中俄伊犁问题和中法战争的交涉中，都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在欧洲社会活跃的表现，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欧洲人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翻译的活动，中国才开始在外交上引起欧洲的注意。”
遗憾的是，陈季同的外交生涯并不完满。1891年，在欧洲生活了14年后，因为私债纠纷，陈季同被清政府撤职查办，黯然归国。虽然第二年他又被开复原职，但从此他再未能返回欧洲。
法国汉学家考狄曾说：“我从未见过比陈季同更彻底地接受欧洲风格的中国人。实际上，他对欧洲风俗的了解，更甚于对他本国的了解。”经历了14年的欧洲外交生涯，陈季同深受欧洲文化风俗的熏染，生活方式相当西化，他的第二任夫人便是一位法国姑娘，名叫玛丽亚·阿黛乐·拉尔都赛。1890年4月12日，两人在法国东部小镇德斯尼举行婚礼的消息，还登上了巴黎的《时报》。但考狄只强调了陈季同接受西方影响这个方面，事实上，陈季同更重要的工作是反方向的，即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让西方公众了解中国人的观点，改变他们对于中国的误解和偏见。
文学观超前的“译才”
1891年6月，陈季同携法国妻子乘轮船抵达福州，迎接他的不是亲朋好友，而是福建巡抚衙门的差役。在拜见了巡抚之后，陈季同便被羁押，不久后，又被解往天津，交北洋大臣李鸿章讯办。
陈季同被捕，是因他在欧洲所欠私债，更因其与出使大臣薛福成交恶。由于陈季同的私债与李鸿章命其在欧洲筹办修筑芦汉铁路的巨额借款密不可分，李鸿章尽力保护陈季同不被追究。陈季同在变卖家产抵债之后，次年便被开复原职，一场风波得以化解。之后，陈季同便留在李鸿章幕府中工作。不过，4年之后，陈季同与李鸿章的关系因中日战争而中断。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李鸿章派陈季同赴台，办理善后。陈季同抵台之后，受到当地官绅“誓死抗命、义不臣倭”热情的感染，反对清政府对日“割地求和”的政策，倡议建立“民政独立、遥奉正朔”的“台湾民主国”。
由此决定可以看出，陈季同虽感激李鸿章的知遇之恩，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坚决站到台湾绅民一边。当然，陈季同与其他台湾同道也无力回天，在日军重兵面前，“民主国”只存在了十几天，便灰飞烟灭。后来，历史学家向达评论此事道：“在当时，那些孤臣孽子，单悬海外，于鲸波落日之中，作九死一生之想；可惜的是鲁阳之戈虽挥，既倒之澜难挽。但不有此辈，如何能为天地存一分正气，为国家争一分人格！”
乙未割台之役后，陈季同已无法任原职，于是偕夫人居于上海，以其法国文化修养、国际公法知识及折冲樽俎的交际能力，成为“上海四庭柱”中“领事馆的庭柱”，西方人来沪遇到法律诉讼问题，常来求助于他。
陈季同多与沪上洋务、维新诸名公往来，康有为、梁启超、林旭等都成为陈府的座上宾。受到维新变法风气的影响，1897年，陈季同创办了《求是报》，翻译介绍西方政治、法律、科技信息，其中尤其重视法国方面的资讯。陈季同第一次将《拿破仑法典》的部分内容译成中文发表，将法国民主、共和的观念传递给国人；他还将法国政治小说《卓舒及马格利》译成中文，这是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法文小说，在近代翻译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晚年的陈季同曾在南京的江楚编译局任职，主持翻译西文书籍，常往返于沪、宁之间。此时的他，深知国事已不可为，思想颇为颓唐，寄情于醇酒妇人。不过，他与小说《孽海花》作者曾朴的交往，也堪称文坛的一段佳话。《孽海花》所刻画的风流倜傥的上海名人陈骥东就是以陈季同为原型塑造的。曾朴从陈季同助傅彩云开始，写到其法国夫人佛伦西与英国情人玛德的决斗，以及陈季同之舍身相救，突出了他风流多情的一面。
曾朴之所以对陈季同有如此真切的描绘，是因为两人交往颇多。曾朴是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对法国文学怀有浓厚兴趣，可惜一直没有名师指点。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上海结识陈季同，他后来写道：“我自从认识了他，天天不断地去请教，他也娓娓不倦地指示我。”陈季同对曾朴的指导，几乎包含了一部法国文学史的主要内容。在19世纪末，国内具有如此丰富法国文学知识的中国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得此良师指点，曾朴对西方文学的见识、眼光得以提升，远超中国同时期大多数的西方文学译者。
陈季同对曾朴的影响还有更深层次的一面，即文学观念的更新。曾朴自述说：“我文学狂的主因，固然是我的一种嗜好，大半还是被陈季同先生的几句话挑激起来。他常和我说：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但科学，非奋力前进，不能竞存，就是文学，也不可妄自尊大，自命为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殊不知人家的进步，和别的学问一样的一日千里，论到文学的统系来，就没有拿我们算在数内，比日本都不如哩。我在法国最久，法国人也接触得最多，往往听到他们对中国的论调，活活把你气死……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需全译出去……”曾朴在听了陈季同的一番议论之后，“只为迷信了这一篇话，不仅害我生了一场大病，而且好多年感着孤寂的苦闷。”作为后来人的曾朴在所生活的环境中尚且难寻知音，而早于曾朴持此论调的陈季同，其精神上的孤独更可想而知。
陈季同在欧洲的文学实践已经表明，其文学观不同于国内的传统文人，而是倾向于西方文学重视戏剧、小说的态度。因此，陈季同对曾朴的一番讲话，与时人的见解相比颇为超前，已具有了“小说界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味道。小说、戏剧从边缘文体向中心转移，到了民国以后才算实现，在某种意义上，陈季同和曾朴是这一文体转向的先驱。
在翻译西学著作方面，陈季同本具有较高天分，时人评价他“每当译书时，目视西书，手挥汉文，顷刻数纸”，严复更将他视为清末难得之“译才”。但天不假年，陈季同还未能充分发挥所学，1907年即猝逝于南京。
显名欧洲的中国法文作家
陈季同一生的经历跌宕起伏，颇具戏剧性。作为一个外交官和法文作家，他在欧洲声名远播，却因私债问题被撤回国，从此不得重用；他回国后从事的一系列洋务和维新活动为中国社会的观念更新贡献颇大，却多没有完满结局；他一生倜傥不羁，诗酒风流，晚年法国夫人却离他而去。
毋庸讳言，陈季同在私债问题上颇有让人非议之处，但他在反对日本割占台湾及救济京津难民时表现的气节，又可见在危难之际不受羁勒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其激昂慷慨的气概，至今仍让人钦佩赞叹。而他的所作所为，显然深受法国精神的熏染。
陈季同在文化上的建树，本应使其在晚清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是，他的名字多年来隐而不显，其生平业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不被国内文化界所知。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陈季同的重要著作是写给西方读者，虽然他因此而成为当时欧洲最出名的中国文人，国内文化界对这些著作却几乎一无所知。
陈季同在晚清文化史上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具有个性的重要角色。正如曾朴所说，陈季同是一位“文学先驱者”。他的“世界的文学”观念在晚清文人中较早突破了传统文学观“诗古文词的壁垒”。他对于法国文学有渊博的知识，是“中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
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上，陈季同更是一位具有典范意义的先驱。一方面，陈季同是中学西传的杰出使者，是历史上第一个用西文创作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人。另一方面，他也是西学东渐的使者。通过创办报纸和翻译西方书籍，他将西方现代文学、政治、法律观念引入中国，促进了晚清文学观念的更新和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传播。陈季同在文化上的建树是双向的，他一个人担当了向中西双方传播文化信息的使命，可以说是双向的文化使者，为后来者如辜鸿铭、林语堂等人确立了典范。
从外交官的角度讲，陈季同在欧洲的活动已算相当成功，但他作为作家的成绩更为突出。从1884年发表第一篇法文作品起，到1904年出版最后的剧本，20年间，陈季同以Tcheng-Ki-Tong这一法文名在西方文坛声名远播。在清末文人之中，大概没人比他在西方更出名了。
陈季同一生创作了8部法文作品，除了戏剧在上海出版外，其余的都在巴黎刊行。关于其中《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戏剧》二书的著作权还存在争议，起因是一个名叫蒙迪翁的法国记者声称这两本书出自他一人之手，陈季同没有写一个字。这桩公案在1892年的巴黎报界引起不小的波澜，不过，当时多数报刊不相信蒙迪翁的说法。
陈季同的第一部作品《中国人自画像》出版于1884年7月。时值中法战争期间，法国公众对于中国既充满敌意，也缺乏了解。于是，陈季同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主题为“中国与中国人”，先是在《两个世界》杂志上连载，反响热烈，不久，就以《中国人自画像》为书名结集刊出了。书中将一个风景如画、历史悠久、飘溢着清茶芬芳的“文化中国”，展现给法国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于传统中国的偏见和现实中国的恶劣想象。此书出版后引起极大关注，一年内再版5次，两年中已印刷11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因此授予陈季同“一级国民教育勋章”，以表彰其文化成就。
此书之外，陈季同的其他著作也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的戏剧》是中国人以西方方式论述中国戏剧的第一部著作。《黄衫客传奇》则是中国人以西方语言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认为，此书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作品，可以将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提早10年。
陈季同的法文著作文体多样，议论热烈犀利又不乏风趣，叙事生动有致而又富于情感；所涉主题也十分广泛，不易简单归类，但主旨还是宣扬中国文化、风俗、伦理观念，努力塑造一个“文化中国”的理想图景。
在多部法文著作中，陈季同的写作都呈现出一种“愤懑—反驳”的论辩模式，这种有时颇为偏激的文化姿态，与19世纪末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紧张的政治、外交关系密切相连。当时的西方舆论确实有一种将中国丑化为野蛮国度的倾向，陈季同常年生活在欧洲，对此感受强烈，加上他的外交官身份，自然更让其觉得有责任反驳西方人的偏见。而一旦他回国之后，蒿目时艰，这种文化姿态便发生了逆转。
（摘自《闽都文化》）
年2月18日，也就是清朝光绪十五年，罗曼·罗兰这位后来声名远扬的法国作家，当时还是一名巴黎高师的学生，他在日记里少有地记录了对一个在索邦大学阶梯教室中做演讲的中国人的印象：
“他身着漂亮的紫色长袍，高贵地坐在椅子上。他有一副饱满的面容，年轻而快活，面带微笑，露出好看的牙齿。他身材健壮，声音低沉有力又清晰明快。这是一次风趣幽默的精彩演讲，出自一个男人和一个高贵种族之口，非常法国化，但更有中国味。在微笑和客气的外表下，我感到他内心里的轻蔑，他自知高我们一等，把法国公众视作孩子……听众情绪热烈，喝下全部迷魂汤，疯狂地鼓掌……在今晚的4个讲演者中，无疑，伏尔泰会觉得这个中国人是最有法国味的。”
这段日记的主角名叫陈季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甚至福建人来说，也许他的名字都让人感到陌生。然而，在19世纪末的西欧，他却是最有影响的中国人之一。他的多种法文著作相当畅销，有的甚至再版10余次，被译成多国文字；他频繁出入欧洲外交界和文化界的沙龙，应邀参加各种演讲，与德、法上流社会交往密切；他被法国政府授予一级教育勋章，成为著名杂志《画刊》的封面人物。他在欧洲的出色表现，以及归国后从事的一系列洋务维新活动，写下了晚清中西文化关系史中的重要一页。
引起欧洲注意的清朝人
陈季同幼失怙恃，体弱多病，与弟弟陈寿彭依附亲戚，寄人篱下。不过，他天资聪颖，好学不倦，1867年，考入洋务派官员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前学堂”，学习造船。前学堂又名“法文学堂”，教师多为法国人，陈季同每日修习的主要是用法语讲授的自然科学和法国语言文学课程。在努力克服了最初的发音障碍之后，他的法语天赋逐渐展现，“历经甄别，皆冠其曹”。除了法文优秀，陈季同的中文根底也颇为深厚，尤其熟读《汉书》。
1877年3月，清政府首次派遣留学生赴欧洲，陈季同与其他30余名青年得以入选。在这些学生中，有后来声名大振的严复、马建忠、刘步蟾、邓世昌等，堪称一时之选。
当这些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抵达欧洲时，他们早已接受了多年的西学训练，并且基本掌握了英文或法文，因而较快地适应了新的环境，他们的数学知识水平甚至让欧洲老师感到惊讶。与多数船政学生大不相同，陈季同并未进入英、法两国的船厂或海军学校，学习有关造船、驾驶等技能，而是与马建忠一起受命进入巴黎私立政治学堂（法国高等行政学院的前身），学习“公法律例”。这是李鸿章的安排，原来，李鸿章对陈季同的才干颇为赏识，有意将其培养成为精通国际法的外交人才。陈季同后来对法律的翻译和研究，与他的这段求学经历不无关联。
陈季同在欧洲读书的同时，又在清朝驻欧使馆做“文案”兼翻译，事务繁忙，这也为精通法文的他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
陈季同最初的外交官生涯一帆风顺。当时，清朝使臣常常被当地政府邀请出席各种庆典、阅兵、宫廷舞会和音乐会等活动，而出使大臣和参赞多数不通西文，每每要由陈季同晋接酬应。陈季同本就天性活泼，兴趣广泛，且待人热情，善于结交，因而很受欧洲上层社会的欢迎，他与其中一些人还建立了友谊。
德意志皇帝弗雷德里希三世对这个年轻的清朝外交官颇感兴趣。他邀请陈季同一起骑马散步，二人在马背上讨论社会科学、文学、政治、经济。陈季同以广博的知识、独特的东方视角和流利的法语，赢得了弗雷德里希三世的尊重。德国首相俾斯麦也是陈季同的朋友，陈季同在中法战争期间曾争取到这位“铁血宰相”的暗中支持。
在与陈季同交往的欧洲政界人物中，法国政治家甘必大对陈季同的影响很大。这位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对陈季同相当欣赏，时常邀请他出席自己的政治沙龙，并很愿意倾听他的见解。陈季同也在甘必大的沙龙中获得了不少关于民主、共和的新知，这对他归国后的一系列维新活动有明显的影响。借助甘必大的推许，陈季同在巴黎的其他沙龙中也受到欢迎，由此结识了众多社会名流，其中有政界人物贝尔当、特那尔，也有经济学家勒普莱、文学家拉比什等。
利用在欧洲政界广泛的社会关系，陈季同在中俄伊犁问题和中法战争的交涉中，都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在欧洲社会活跃的表现，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欧洲人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翻译的活动，中国才开始在外交上引起欧洲的注意。”
遗憾的是，陈季同的外交生涯并不完满。1891年，在欧洲生活了14年后，因为私债纠纷，陈季同被清政府撤职查办，黯然归国。虽然第二年他又被开复原职，但从此他再未能返回欧洲。
法国汉学家考狄曾说：“我从未见过比陈季同更彻底地接受欧洲风格的中国人。实际上，他对欧洲风俗的了解，更甚于对他本国的了解。”经历了14年的欧洲外交生涯，陈季同深受欧洲文化风俗的熏染，生活方式相当西化，他的第二任夫人便是一位法国姑娘，名叫玛丽亚·阿黛乐·拉尔都赛。1890年4月12日，两人在法国东部小镇德斯尼举行婚礼的消息，还登上了巴黎的《时报》。但考狄只强调了陈季同接受西方影响这个方面，事实上，陈季同更重要的工作是反方向的，即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让西方公众了解中国人的观点，改变他们对于中国的误解和偏见。
文学观超前的“译才”
1891年6月，陈季同携法国妻子乘轮船抵达福州，迎接他的不是亲朋好友，而是福建巡抚衙门的差役。在拜见了巡抚之后，陈季同便被羁押，不久后，又被解往天津，交北洋大臣李鸿章讯办。
陈季同被捕，是因他在欧洲所欠私债，更因其与出使大臣薛福成交恶。由于陈季同的私债与李鸿章命其在欧洲筹办修筑芦汉铁路的巨额借款密不可分，李鸿章尽力保护陈季同不被追究。陈季同在变卖家产抵债之后，次年便被开复原职，一场风波得以化解。之后，陈季同便留在李鸿章幕府中工作。不过，4年之后，陈季同与李鸿章的关系因中日战争而中断。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李鸿章派陈季同赴台，办理善后。陈季同抵台之后，受到当地官绅“誓死抗命、义不臣倭”热情的感染，反对清政府对日“割地求和”的政策，倡议建立“民政独立、遥奉正朔”的“台湾民主国”。
由此决定可以看出，陈季同虽感激李鸿章的知遇之恩，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坚决站到台湾绅民一边。当然，陈季同与其他台湾同道也无力回天，在日军重兵面前，“民主国”只存在了十几天，便灰飞烟灭。后来，历史学家向达评论此事道：“在当时，那些孤臣孽子，单悬海外，于鲸波落日之中，作九死一生之想；可惜的是鲁阳之戈虽挥，既倒之澜难挽。但不有此辈，如何能为天地存一分正气，为国家争一分人格！”
乙未割台之役后，陈季同已无法任原职，于是偕夫人居于上海，以其法国文化修养、国际公法知识及折冲樽俎的交际能力，成为“上海四庭柱”中“领事馆的庭柱”，西方人来沪遇到法律诉讼问题，常来求助于他。
陈季同多与沪上洋务、维新诸名公往来，康有为、梁启超、林旭等都成为陈府的座上宾。受到维新变法风气的影响，1897年，陈季同创办了《求是报》，翻译介绍西方政治、法律、科技信息，其中尤其重视法国方面的资讯。陈季同第一次将《拿破仑法典》的部分内容译成中文发表，将法国民主、共和的观念传递给国人；他还将法国政治小说《卓舒及马格利》译成中文，这是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法文小说，在近代翻译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晚年的陈季同曾在南京的江楚编译局任职，主持翻译西文书籍，常往返于沪、宁之间。此时的他，深知国事已不可为，思想颇为颓唐，寄情于醇酒妇人。不过，他与小说《孽海花》作者曾朴的交往，也堪称文坛的一段佳话。《孽海花》所刻画的风流倜傥的上海名人陈骥东就是以陈季同为原型塑造的。曾朴从陈季同助傅彩云开始，写到其法国夫人佛伦西与英国情人玛德的决斗，以及陈季同之舍身相救，突出了他风流多情的一面。
曾朴之所以对陈季同有如此真切的描绘，是因为两人交往颇多。曾朴是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对法国文学怀有浓厚兴趣，可惜一直没有名师指点。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上海结识陈季同，他后来写道：“我自从认识了他，天天不断地去请教，他也娓娓不倦地指示我。”陈季同对曾朴的指导，几乎包含了一部法国文学史的主要内容。在19世纪末，国内具有如此丰富法国文学知识的中国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得此良师指点，曾朴对西方文学的见识、眼光得以提升，远超中国同时期大多数的西方文学译者。
陈季同对曾朴的影响还有更深层次的一面，即文学观念的更新。曾朴自述说：“我文学狂的主因，固然是我的一种嗜好，大半还是被陈季同先生的几句话挑激起来。他常和我说：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但科学，非奋力前进，不能竞存，就是文学，也不可妄自尊大，自命为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殊不知人家的进步，和别的学问一样的一日千里，论到文学的统系来，就没有拿我们算在数内，比日本都不如哩。我在法国最久，法国人也接触得最多，往往听到他们对中国的论调，活活把你气死……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需全译出去……”曾朴在听了陈季同的一番议论之后，“只为迷信了这一篇话，不仅害我生了一场大病，而且好多年感着孤寂的苦闷。”作为后来人的曾朴在所生活的环境中尚且难寻知音，而早于曾朴持此论调的陈季同，其精神上的孤独更可想而知。
陈季同在欧洲的文学实践已经表明，其文学观不同于国内的传统文人，而是倾向于西方文学重视戏剧、小说的态度。因此，陈季同对曾朴的一番讲话，与时人的见解相比颇为超前，已具有了“小说界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味道。小说、戏剧从边缘文体向中心转移，到了民国以后才算实现，在某种意义上，陈季同和曾朴是这一文体转向的先驱。
在翻译西学著作方面，陈季同本具有较高天分，时人评价他“每当译书时，目视西书，手挥汉文，顷刻数纸”，严复更将他视为清末难得之“译才”。但天不假年，陈季同还未能充分发挥所学，1907年即猝逝于南京。
显名欧洲的中国法文作家
陈季同一生的经历跌宕起伏，颇具戏剧性。作为一个外交官和法文作家，他在欧洲声名远播，却因私债问题被撤回国，从此不得重用；他回国后从事的一系列洋务和维新活动为中国社会的观念更新贡献颇大，却多没有完满结局；他一生倜傥不羁，诗酒风流，晚年法国夫人却离他而去。
毋庸讳言，陈季同在私债问题上颇有让人非议之处，但他在反对日本割占台湾及救济京津难民时表现的气节，又可见在危难之际不受羁勒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其激昂慷慨的气概，至今仍让人钦佩赞叹。而他的所作所为，显然深受法国精神的熏染。
陈季同在文化上的建树，本应使其在晚清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是，他的名字多年来隐而不显，其生平业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不被国内文化界所知。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陈季同的重要著作是写给西方读者，虽然他因此而成为当时欧洲最出名的中国文人，国内文化界对这些著作却几乎一无所知。
陈季同在晚清文化史上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具有个性的重要角色。正如曾朴所说，陈季同是一位“文学先驱者”。他的“世界的文学”观念在晚清文人中较早突破了传统文学观“诗古文词的壁垒”。他对于法国文学有渊博的知识，是“中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
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上，陈季同更是一位具有典范意义的先驱。一方面，陈季同是中学西传的杰出使者，是历史上第一个用西文创作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人。另一方面，他也是西学东渐的使者。通过创办报纸和翻译西方书籍，他将西方现代文学、政治、法律观念引入中国，促进了晚清文学观念的更新和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传播。陈季同在文化上的建树是双向的，他一个人担当了向中西双方传播文化信息的使命，可以说是双向的文化使者，为后来者如辜鸿铭、林语堂等人确立了典范。
从外交官的角度讲，陈季同在欧洲的活动已算相当成功，但他作为作家的成绩更为突出。从1884年发表第一篇法文作品起，到1904年出版最后的剧本，20年间，陈季同以Tcheng-Ki-Tong这一法文名在西方文坛声名远播。在清末文人之中，大概没人比他在西方更出名了。
陈季同一生创作了8部法文作品，除了戏剧在上海出版外，其余的都在巴黎刊行。关于其中《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戏剧》二书的著作权还存在争议，起因是一个名叫蒙迪翁的法国记者声称这两本书出自他一人之手，陈季同没有写一个字。这桩公案在1892年的巴黎报界引起不小的波澜，不过，当时多数报刊不相信蒙迪翁的说法。
陈季同的第一部作品《中国人自画像》出版于1884年7月。时值中法战争期间，法国公众对于中国既充满敌意，也缺乏了解。于是，陈季同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主题为“中国与中国人”，先是在《两个世界》杂志上连载，反响热烈，不久，就以《中国人自画像》为书名结集刊出了。书中将一个风景如画、历史悠久、飘溢着清茶芬芳的“文化中国”，展现给法国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于传统中国的偏见和现实中国的恶劣想象。此书出版后引起极大关注，一年内再版5次，两年中已印刷11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因此授予陈季同“一级国民教育勋章”，以表彰其文化成就。
此书之外，陈季同的其他著作也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的戏剧》是中国人以西方方式论述中国戏剧的第一部著作。《黄衫客传奇》则是中国人以西方语言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认为，此书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作品，可以将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提早10年。
陈季同的法文著作文体多样，议论热烈犀利又不乏风趣，叙事生动有致而又富于情感；所涉主题也十分广泛，不易简单归类，但主旨还是宣扬中国文化、风俗、伦理观念，努力塑造一个“文化中国”的理想图景。
在多部法文著作中，陈季同的写作都呈现出一种“愤懑—反驳”的论辩模式，这种有时颇为偏激的文化姿态，与19世纪末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紧张的政治、外交关系密切相连。当时的西方舆论确实有一种将中国丑化为野蛮国度的倾向，陈季同常年生活在欧洲，对此感受强烈，加上他的外交官身份，自然更让其觉得有责任反驳西方人的偏见。而一旦他回国之后，蒿目时艰，这种文化姿态便发生了逆转。
（摘自《闽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