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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金秋9月，北京市335所高中全面进入课改，《网络科技时代》将全程关注此次课改的进程。在全国兄弟省份践行课改的历程中，他们的成果、经验和教训都会成为推进北京市高中课改的养分，我们期待这次报道引发更多的课改交流，汇聚更多的教育智慧。“聚焦北京市高中课改”系列报道将分为启动篇、实施篇、反思篇三个阶段进行。本期为启动篇，分为从行政举措、学校特色经验和实施规划、教学设计（暑期教师课改培训后集体智慧的探索）三个部分聚焦。
“聚焦北京市高中课改”之启动篇
策 划：王宇华 张 琨
第一部分 行政举措
记者：李处长，请您介绍今年北京高中新课改提出的背景和指导思想是怎样的？在哪些实施层面可以体现？
李奕：这个问题可以分两部分来谈。第一，北京市为什么启动高中课改。在市教委开始调研的过程中，体会到两个不能等。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的课改已经进入到第六年，迫切需要相应的高中课改进行衔接。第二个不能等是从首都自身的发展角度来看，首都高中教育阶段，迫切需要构建一个新的发展模式。目前存在着千校一面的情况，学校的特色没有真正地体现出来，所以,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而这种新的探索仅仅依靠局部的改革是难以完成的，比如仅改革课堂教学模式、高考模式都是很难进行的，所以说此次高中课改是一项系统工程。北京市高中课改启动的背景是希望实现自我变动和自我超越，并不是简单地执行教育部课改的命令。从北京市的发展情况来看，第二个不能等是我们迫切需要去面对和思考的。特别是在北京市普及高等教育的基本条件已经初步具备的情况下，高中阶段特别是普通高中需要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再以高考升学率，或者是学生单一的成绩为最终的追求目标。
北京市高中课改实施规划中，我们提出了低代价发展模式。进入高中课改必须选一种新的增长模式，我们称这种增长模式为低代价发展模式。北京市要以最小的代价，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好的课改效益。这是科学发展观在北京高中课改实施方面的具体落实。低代价发展模式也成为了我们设置每一个方案，形成每一份文件，所秉承的基本原则。我们调研了北京市335所高中的师资状况，在最开始的一到两年时间里，教师的数目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让高中三个年级的教师都投入到课改中去，而打乱整个学校的教学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最低的代价，如在课程设置上使学校以最小的成本，应对现在新的模块教学，把一些课程拆分成每周两课时等。这样一来，学校在实施北京市高中新课程的方案时，就不需要在某些学科上再引进新教师，同时，也可以让现在高三下来的教师能够很平稳地投入到高一的教学中。如果不做调整，在学校就会出现有些学科教师没有事情做，有些学科教师还需要重新引进。代价高，成本高，实际上带来了高风险、高反弹。比如，在模块考试和高考之间仍然保留会考，这样可能造成学生负担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低代价发展模式的理论来支撑考试评价体系的重新设置。把三级考试各自的职能定位尽可能准确，考试的范围和时间尽可能精确，让教师能够把握住三级考试的各自功能和内容特点，让他们用最小的代价实现精确“定位”和精确“打击”。
现在的学生和教师为什么都感到负担重，因为教师本着最原始的冲动和责任感：“多讲一些、讲深一点、拓展一点、多练一点，肯定对现在的高考有好处。”高中课改以后，模块增多，新的知识点和层次增多，原来只有十几个学科，现在有了一百多个模块。如果教师还按照原来的传统模式来教，那么学生的学习负担会比现在重得多，从而偏离课改的本质。低代价发展模式要在考试评价体系中相应体现，我们要帮助教师实现精确“定位”，精确“打击”。教师对于每个模块的教学指导意见要深入研究，针对15个学科，北京市教委出台了相关的指导意见。会考是一个水平性考试，会考范围应该是必修模块。高考也并不是把所有的选修模块都纳入进去，而是在必修的基础上，融合选修的模块。这三个考试（高考、会考、模块考试）定位清楚的话，实际上对于一线的教师和校长来讲，他们会在执行课改方案的时候由被动变成主动。
低代价发展模式也体现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面。北京市高中课改把综合素质评价设计成网络平台。从学生入学开始，学生刷卡报到，网上分班，教师在这个系统上记录学生的学前培训、军训，任课教师在这个系统上记录各个阶段的成绩，直到第一阶段第10周的考试；学生也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操作，形成自己的成长记录袋。这种记录平台可以涉及以后高考的改革，甚至是高招的改革。设想三年以后，北京的高招是否可以做到网上录取。网上录取的时候，看到学生的分数以后，旁边还有该生会考的玫瑰图（依据会考成绩，在平面坐标上绘制的学生各方面实际发展状况的图形），同时通过页面的链接，可以看到学生三年的成长记录，从而实现全面评价学生。什么是为学生的成长服务，就是我们把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学校的核心业务来充分地体现。
课改中“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具有双重涵义。高中课改以学生发展为本，以教师发展为本。从两个角度关注这一理念，一个是为学生和教师的发展，再一个是依赖学生和教师，体现了改革“为了谁”和“依赖谁”，方案的制订必须切合实际。不能仅仅为了把选修模块开齐，制订出的方案使一线的教师和校长负担加重，课程改革不是为了达到指标，而是为了人的真正发展。实施普通高中课程改革要明确：一切改革都是为了学生和教师的发展，一切改革都是依靠教师和学生的有效参与。
记者：目前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研究部门为推动高中课改实施的具体举措有哪些？
李奕：北京市在干部培训和教师培训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干部培训先后分8期进行，共1700多人参与，从今年大年初八开始一直到六月份。区县教委主任、中教主任、培训院院长、教研中心主任，学校的校长、教学校长、德育校长、教学主任、德育主任等干部都接受了新课程的培训。培训包括通识培训、学校课程设置培训，同时请外省实验区的校长介绍经验。参与者培训后给自身工作岗位的重新定位，学校相应范围的制度建设方案。
在教师培训这一方面，把通识培训、学科培训与教师实践相结合。教师培训从7月16日开始，一共9300多人，15个学科，13个培训点，他们将是9月1号第一批投入作战的兵力。学科培训3天半，一天半听专家讲座，两天分组进行教学设计，针对第一个必修模块和第二个必修模块，分单元进行设计。我们期待培训后，北京市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教学的每个单元都拿出一个可以作为样例的教学设计，同时会遴选其中的优秀案例放到网上去。高一的教师在开学之前，不仅手里有“枪支”，而且也有“弹药”。外省三年前教师最遗憾的是只有一本教材，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而北京这次课改培训发给了教师学科指导手册，同时还可以拥有体现教师集体智慧的教学设计。新课改教师的培训是延续性的，这三天半的培训才只是序幕，它与后期的教研将结合在一起。
为在全市顺利推进课改，我们第一次把涉及高中课改的各个业务部门整合到一起。具体涉及教科院、教育学院、教育考试院、首师大和北师大这五个单位，把他们按照同学科的结构进行组合。成立了北京市高中课改的学科指导组，这次的学科指导组不同于原来义务教育阶段由教研员牵头来做，而是由这五个单位分工协作，在北京的历史上、外省的实践上，这都是独一无二的。
记者：您认为目前北京高中推进新课改存在的主要困难和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有什么应对措施？如北京高中的分布也是有区域性的，那么，北京市农村中学进入高中新课程改革是否会面临一些问题，怎样解决？
李奕：课改实施前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校长和教师如何准确定位高中课改的目标。学校面对课改的倾向有两种：一种是充分理解课改，如示范校以及课程建设比较好的学校，他们认为这次改革可以发展自己的教学特色；另一种是还没有真正地理解课改的学校，他们更多地还是关注考试。伴随今后高考的改革和高招的改革，如果只关注考试内容，可能是个失误，如在逐步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比例的时候，高校可以通过网上看学生的成绩，看会考的玫瑰图，看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那么平时只关注考试成绩的学校，学生就没有优势了。
面对这一问题的应对措施是加强对参与人员的培训和实践性的引导。一方面，我们可以加强校本培训，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两个重点项目。
一个项目是样本校，按10％～15％的比例，在全市抽取了65所高中，同时分为四个层级。包括示范校、城市普通校、郊区学校、山区最薄弱高中来监控。这些学校产生的经验拿出来做这个层级学校的样本，这65所学校是市级的样本校，还有区级样本校，这样就涉及三分之一以上的学校，这些学校是我们直属的，他们的方案、举措我们可以监控，同时也给他们各自层级的学校提供了参考样本。
另一个项目是课改的监控与评价。这是课改团队中的一支“宪兵”。教育学院承担了干部培训，那么培训的成果，会由这支项目组抽取干部的问卷，以及培训的考勤状况等作出评价，它所采集的数据和监控点都在样本校里。所以教委制订的课改方案，农村最薄弱的学校也可以实施。延庆全县仅五所高中，他们可以联合到一起做模块考试，让学区教研员同五所高中一起备课。崇文区仅有9所高中，其中，5所示范校结合成联合体来做探索，其余的4所组成另一个联合体。西城区是一所示范校带两所普通高中；东城区则是按学区联合，这些思路都源于低代价发展模式。北京要以最少的代价，最安全的姿态进入课改。
考虑到农村学校的实际情况，北京市教委对课改方案做了修订。对于远郊区县的特殊情况，学分由学校认定的基础上，采用学校和区县相结合的模块考试方式进行。
记者：高中新课改后，一直以来为人们所关注的高考是否也会进行改革？高考改革的思路将会怎样？
李奕：对于高考，目前还没有出台改革方案。但一定会改革，实事求是来讲不仅高考要改，而且高招也要改。高考和高招不同，但它们是相关的。它们都影响了高中教育的方向和形式。目前，高考的形式是3＋X这种能力测试。但现行的高招方式是只看分数，这是不合理的。以后高考的改革，我们总体的思路应该是有利于高中课改，有利于高中的人才培养，实现高中课改的目标，有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我们还是以“低代价”、“以人为本”为理念，在最大程度上保持高考框架的稳定性。我们谨慎看待把高考与会考联为一体的做法，这样就可能把两种考试的定位混为一谈，同时有可能再次加重学生负担。把一次高考变为多次高考未必是明智之举。另外，对于高考形式的大的变化，我感觉是值得研讨和再去探索的。我们考虑在北京的高考当中最大限度地保持稳定性，尤其是框架结构的稳定性，把重点放在考生素质的考查。我们不会以高考的改革作为对推进课改的“要挟”。
记者：其他省市的课改历程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经验？我们将与其进行怎样的互动交流？
李奕：可以说我们很多的想法，都是来源于课改的先驱省份。从学习他们的方案，了解他们基层的反馈，到他们基础教育处层面的设计思路等，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部分的经验。包括我们文件汇编的最早的雏形，就是借鉴了教育部的方案和兄弟省市的经验。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收获是非常多的，特别是他们的教训也使得我们提前做一些控制。从北京市的角度来讲，以后会和兄弟省市建立更广泛的联系。我们会积极构建首都的基础教育生态。基础教育生态要想稳定、可靠，就如同森林生态系统一样，食物链越复杂，生态系统越稳定，食物链越单一，就越脆弱越容易崩溃。北京会在实施高中课改的过程中，同第一批进入课改的四个实验省，以及后面进入的省份，建立广泛的联系。同时，关注四个实验省高考以后社会的反映，这种反映和结果会给我们新的反思，作出北京课改三年后期待成果的预测。我们跟这些外省市课改实验区的互动交流是随时的，会渗透到各个领域。今年8月底到9月初，就会派出教研员、命题学科秘书、教育行政三部分，实地到学校去考察高考以后对高中课改的反思。不是单纯做试卷评价，而是综合系统地考察高中课改系统，这个系统对于我们现在来讲有很大的意义。我们根据他们的经验进行调整，保证三年以后的结果实施趋向于更好。
记者：最后请您对北京高中新课程的实施情况进行一下预期与展望。
李奕：北京进入课改一定要稳扎稳打，稳中求进。新课改后，我们发现有的兄弟实验省份学校排名发生了变化，我们在冷静看待这个问题。课改要让不同学校凸显特色，让它们各得其所，树立教育生态的概念。对于生态系统讲，他们各自的作用都是同等重要的，应该达到这样的境界，而不是革命、对各个学校水平的重新排位。课改要促进各个学校的和谐发展，遵循教育的和谐状态，体现教育的生态，而不是仅仅追求几个教育目标。高中课改是一个自我条理、自我超越的过程。
课改追求的不仅仅在于学校各个学习模块、课程设置都全面地开设了，各项工作也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为目标。北京市期待高中课改三年以后不同层级的学校能够有它不同的特色呈现，不同的特色体现在它独特的课程设置上。虽然市里出了一个课表，但是我们不希望335所高中的课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次要求示范高中选修模块开设的比例要达到80％以上，普通学校要60%以上。我们希望不同的高中可以有不同的特色，体现出本校不同于其他学校的独特之处。就像生物多样性一样，在生态系统当中，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特点。构建首都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结合北京十次党代会，提出首都经济的建设要“更加繁荣、更加文明、更加和谐、更加宜居”这几个字很关键。更加繁荣，体现在335所高中各得其所，哪怕最薄弱的高中也会有自己的特色，也会有所发展；更加文明，我们采用的课程设置、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是科学的，是能为学校和学生的成长服务的，最大限度地减少学业负担；更加和谐，体现在区县之间的和谐、学校之间的和谐；更加宜居，就是教师和学生在学校的幸福感需要增加。我们对高中课改的期待也可以用“繁荣、文明、和谐、宜居”这八个字来概括。我们已经整装待发，一切在实践中检验。
“聚焦北京市高中课改”之启动篇
策 划：王宇华 张 琨
第一部分 行政举措
记者：李处长，请您介绍今年北京高中新课改提出的背景和指导思想是怎样的？在哪些实施层面可以体现？
李奕：这个问题可以分两部分来谈。第一，北京市为什么启动高中课改。在市教委开始调研的过程中，体会到两个不能等。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的课改已经进入到第六年，迫切需要相应的高中课改进行衔接。第二个不能等是从首都自身的发展角度来看，首都高中教育阶段，迫切需要构建一个新的发展模式。目前存在着千校一面的情况，学校的特色没有真正地体现出来，所以,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而这种新的探索仅仅依靠局部的改革是难以完成的，比如仅改革课堂教学模式、高考模式都是很难进行的，所以说此次高中课改是一项系统工程。北京市高中课改启动的背景是希望实现自我变动和自我超越，并不是简单地执行教育部课改的命令。从北京市的发展情况来看，第二个不能等是我们迫切需要去面对和思考的。特别是在北京市普及高等教育的基本条件已经初步具备的情况下，高中阶段特别是普通高中需要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再以高考升学率，或者是学生单一的成绩为最终的追求目标。
北京市高中课改实施规划中，我们提出了低代价发展模式。进入高中课改必须选一种新的增长模式，我们称这种增长模式为低代价发展模式。北京市要以最小的代价，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好的课改效益。这是科学发展观在北京高中课改实施方面的具体落实。低代价发展模式也成为了我们设置每一个方案，形成每一份文件，所秉承的基本原则。我们调研了北京市335所高中的师资状况，在最开始的一到两年时间里，教师的数目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让高中三个年级的教师都投入到课改中去，而打乱整个学校的教学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最低的代价，如在课程设置上使学校以最小的成本，应对现在新的模块教学，把一些课程拆分成每周两课时等。这样一来，学校在实施北京市高中新课程的方案时，就不需要在某些学科上再引进新教师，同时，也可以让现在高三下来的教师能够很平稳地投入到高一的教学中。如果不做调整，在学校就会出现有些学科教师没有事情做，有些学科教师还需要重新引进。代价高，成本高，实际上带来了高风险、高反弹。比如，在模块考试和高考之间仍然保留会考，这样可能造成学生负担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低代价发展模式的理论来支撑考试评价体系的重新设置。把三级考试各自的职能定位尽可能准确，考试的范围和时间尽可能精确，让教师能够把握住三级考试的各自功能和内容特点，让他们用最小的代价实现精确“定位”和精确“打击”。
现在的学生和教师为什么都感到负担重，因为教师本着最原始的冲动和责任感：“多讲一些、讲深一点、拓展一点、多练一点，肯定对现在的高考有好处。”高中课改以后，模块增多，新的知识点和层次增多，原来只有十几个学科，现在有了一百多个模块。如果教师还按照原来的传统模式来教，那么学生的学习负担会比现在重得多，从而偏离课改的本质。低代价发展模式要在考试评价体系中相应体现，我们要帮助教师实现精确“定位”，精确“打击”。教师对于每个模块的教学指导意见要深入研究，针对15个学科，北京市教委出台了相关的指导意见。会考是一个水平性考试，会考范围应该是必修模块。高考也并不是把所有的选修模块都纳入进去，而是在必修的基础上，融合选修的模块。这三个考试（高考、会考、模块考试）定位清楚的话，实际上对于一线的教师和校长来讲，他们会在执行课改方案的时候由被动变成主动。
低代价发展模式也体现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面。北京市高中课改把综合素质评价设计成网络平台。从学生入学开始，学生刷卡报到，网上分班，教师在这个系统上记录学生的学前培训、军训，任课教师在这个系统上记录各个阶段的成绩，直到第一阶段第10周的考试；学生也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操作，形成自己的成长记录袋。这种记录平台可以涉及以后高考的改革，甚至是高招的改革。设想三年以后，北京的高招是否可以做到网上录取。网上录取的时候，看到学生的分数以后，旁边还有该生会考的玫瑰图（依据会考成绩，在平面坐标上绘制的学生各方面实际发展状况的图形），同时通过页面的链接，可以看到学生三年的成长记录，从而实现全面评价学生。什么是为学生的成长服务，就是我们把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学校的核心业务来充分地体现。
课改中“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具有双重涵义。高中课改以学生发展为本，以教师发展为本。从两个角度关注这一理念，一个是为学生和教师的发展，再一个是依赖学生和教师，体现了改革“为了谁”和“依赖谁”，方案的制订必须切合实际。不能仅仅为了把选修模块开齐，制订出的方案使一线的教师和校长负担加重，课程改革不是为了达到指标，而是为了人的真正发展。实施普通高中课程改革要明确：一切改革都是为了学生和教师的发展，一切改革都是依靠教师和学生的有效参与。
记者：目前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研究部门为推动高中课改实施的具体举措有哪些？
李奕：北京市在干部培训和教师培训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干部培训先后分8期进行，共1700多人参与，从今年大年初八开始一直到六月份。区县教委主任、中教主任、培训院院长、教研中心主任，学校的校长、教学校长、德育校长、教学主任、德育主任等干部都接受了新课程的培训。培训包括通识培训、学校课程设置培训，同时请外省实验区的校长介绍经验。参与者培训后给自身工作岗位的重新定位，学校相应范围的制度建设方案。
在教师培训这一方面，把通识培训、学科培训与教师实践相结合。教师培训从7月16日开始，一共9300多人，15个学科，13个培训点，他们将是9月1号第一批投入作战的兵力。学科培训3天半，一天半听专家讲座，两天分组进行教学设计，针对第一个必修模块和第二个必修模块，分单元进行设计。我们期待培训后，北京市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教学的每个单元都拿出一个可以作为样例的教学设计，同时会遴选其中的优秀案例放到网上去。高一的教师在开学之前，不仅手里有“枪支”，而且也有“弹药”。外省三年前教师最遗憾的是只有一本教材，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而北京这次课改培训发给了教师学科指导手册，同时还可以拥有体现教师集体智慧的教学设计。新课改教师的培训是延续性的，这三天半的培训才只是序幕，它与后期的教研将结合在一起。
为在全市顺利推进课改，我们第一次把涉及高中课改的各个业务部门整合到一起。具体涉及教科院、教育学院、教育考试院、首师大和北师大这五个单位，把他们按照同学科的结构进行组合。成立了北京市高中课改的学科指导组，这次的学科指导组不同于原来义务教育阶段由教研员牵头来做，而是由这五个单位分工协作，在北京的历史上、外省的实践上，这都是独一无二的。
记者：您认为目前北京高中推进新课改存在的主要困难和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有什么应对措施？如北京高中的分布也是有区域性的，那么，北京市农村中学进入高中新课程改革是否会面临一些问题，怎样解决？
李奕：课改实施前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校长和教师如何准确定位高中课改的目标。学校面对课改的倾向有两种：一种是充分理解课改，如示范校以及课程建设比较好的学校，他们认为这次改革可以发展自己的教学特色；另一种是还没有真正地理解课改的学校，他们更多地还是关注考试。伴随今后高考的改革和高招的改革，如果只关注考试内容，可能是个失误，如在逐步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比例的时候，高校可以通过网上看学生的成绩，看会考的玫瑰图，看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那么平时只关注考试成绩的学校，学生就没有优势了。
面对这一问题的应对措施是加强对参与人员的培训和实践性的引导。一方面，我们可以加强校本培训，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两个重点项目。
一个项目是样本校，按10％～15％的比例，在全市抽取了65所高中，同时分为四个层级。包括示范校、城市普通校、郊区学校、山区最薄弱高中来监控。这些学校产生的经验拿出来做这个层级学校的样本，这65所学校是市级的样本校，还有区级样本校，这样就涉及三分之一以上的学校，这些学校是我们直属的，他们的方案、举措我们可以监控，同时也给他们各自层级的学校提供了参考样本。
另一个项目是课改的监控与评价。这是课改团队中的一支“宪兵”。教育学院承担了干部培训，那么培训的成果，会由这支项目组抽取干部的问卷，以及培训的考勤状况等作出评价，它所采集的数据和监控点都在样本校里。所以教委制订的课改方案，农村最薄弱的学校也可以实施。延庆全县仅五所高中，他们可以联合到一起做模块考试，让学区教研员同五所高中一起备课。崇文区仅有9所高中，其中，5所示范校结合成联合体来做探索，其余的4所组成另一个联合体。西城区是一所示范校带两所普通高中；东城区则是按学区联合，这些思路都源于低代价发展模式。北京要以最少的代价，最安全的姿态进入课改。
考虑到农村学校的实际情况，北京市教委对课改方案做了修订。对于远郊区县的特殊情况，学分由学校认定的基础上，采用学校和区县相结合的模块考试方式进行。
记者：高中新课改后，一直以来为人们所关注的高考是否也会进行改革？高考改革的思路将会怎样？
李奕：对于高考，目前还没有出台改革方案。但一定会改革，实事求是来讲不仅高考要改，而且高招也要改。高考和高招不同，但它们是相关的。它们都影响了高中教育的方向和形式。目前，高考的形式是3＋X这种能力测试。但现行的高招方式是只看分数，这是不合理的。以后高考的改革，我们总体的思路应该是有利于高中课改，有利于高中的人才培养，实现高中课改的目标，有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我们还是以“低代价”、“以人为本”为理念，在最大程度上保持高考框架的稳定性。我们谨慎看待把高考与会考联为一体的做法，这样就可能把两种考试的定位混为一谈，同时有可能再次加重学生负担。把一次高考变为多次高考未必是明智之举。另外，对于高考形式的大的变化，我感觉是值得研讨和再去探索的。我们考虑在北京的高考当中最大限度地保持稳定性，尤其是框架结构的稳定性，把重点放在考生素质的考查。我们不会以高考的改革作为对推进课改的“要挟”。
记者：其他省市的课改历程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经验？我们将与其进行怎样的互动交流？
李奕：可以说我们很多的想法，都是来源于课改的先驱省份。从学习他们的方案，了解他们基层的反馈，到他们基础教育处层面的设计思路等，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部分的经验。包括我们文件汇编的最早的雏形，就是借鉴了教育部的方案和兄弟省市的经验。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收获是非常多的，特别是他们的教训也使得我们提前做一些控制。从北京市的角度来讲，以后会和兄弟省市建立更广泛的联系。我们会积极构建首都的基础教育生态。基础教育生态要想稳定、可靠，就如同森林生态系统一样，食物链越复杂，生态系统越稳定，食物链越单一，就越脆弱越容易崩溃。北京会在实施高中课改的过程中，同第一批进入课改的四个实验省，以及后面进入的省份，建立广泛的联系。同时，关注四个实验省高考以后社会的反映，这种反映和结果会给我们新的反思，作出北京课改三年后期待成果的预测。我们跟这些外省市课改实验区的互动交流是随时的，会渗透到各个领域。今年8月底到9月初，就会派出教研员、命题学科秘书、教育行政三部分，实地到学校去考察高考以后对高中课改的反思。不是单纯做试卷评价，而是综合系统地考察高中课改系统，这个系统对于我们现在来讲有很大的意义。我们根据他们的经验进行调整，保证三年以后的结果实施趋向于更好。
记者：最后请您对北京高中新课程的实施情况进行一下预期与展望。
李奕：北京进入课改一定要稳扎稳打，稳中求进。新课改后，我们发现有的兄弟实验省份学校排名发生了变化，我们在冷静看待这个问题。课改要让不同学校凸显特色，让它们各得其所，树立教育生态的概念。对于生态系统讲，他们各自的作用都是同等重要的，应该达到这样的境界，而不是革命、对各个学校水平的重新排位。课改要促进各个学校的和谐发展，遵循教育的和谐状态，体现教育的生态，而不是仅仅追求几个教育目标。高中课改是一个自我条理、自我超越的过程。
课改追求的不仅仅在于学校各个学习模块、课程设置都全面地开设了，各项工作也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为目标。北京市期待高中课改三年以后不同层级的学校能够有它不同的特色呈现，不同的特色体现在它独特的课程设置上。虽然市里出了一个课表，但是我们不希望335所高中的课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次要求示范高中选修模块开设的比例要达到80％以上，普通学校要60%以上。我们希望不同的高中可以有不同的特色，体现出本校不同于其他学校的独特之处。就像生物多样性一样，在生态系统当中，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特点。构建首都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结合北京十次党代会，提出首都经济的建设要“更加繁荣、更加文明、更加和谐、更加宜居”这几个字很关键。更加繁荣，体现在335所高中各得其所，哪怕最薄弱的高中也会有自己的特色，也会有所发展；更加文明，我们采用的课程设置、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是科学的，是能为学校和学生的成长服务的，最大限度地减少学业负担；更加和谐，体现在区县之间的和谐、学校之间的和谐；更加宜居，就是教师和学生在学校的幸福感需要增加。我们对高中课改的期待也可以用“繁荣、文明、和谐、宜居”这八个字来概括。我们已经整装待发，一切在实践中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