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柏坡、锦州、徐州
五律？喜闻捷报
一九四七年九月
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作。
毛泽东
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
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
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
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中国地图给人的视觉效果，似乎东北离北京很近。但如果有过从北京坐火车去东北的经验，就知道东北绝不像地图上看起来那么好走。在没有高铁时，北京到哈尔滨的火车，特快也需十几个小时，几近从北京南下长江腹地的时间。所以冷兵器时代，“入关”“出关”是兵家大事，最典型的就是明朝末年，发生在山海关内外的数次激战。
如果把中心坐标从北京换成西柏坡，距离则更远。西柏坡到锦州的直线距离是700多公里，先汽车后高铁，前后大约需要8个小时。这是在今天。近70年前，毛泽东人在西柏坡，指挥关外的千军万马攻打锦州，继而解放东北全境，时空距离之远，真正是“决胜千里之外”了。
从西柏坡南下徐州，交通条件比北上便捷，500多公里，走高速4个多小时到达。当年，辽沈战役11月2日结束，淮海战役11月6日开始，毛泽东几乎是无缝衔接，转身向南看。徐州战场撬动了整个淮河流域的解放，在国民党那边，就把这场战争叫“徐（州）蚌（埠）会战”。
《环球人物》记者辗转辽宁、河北、江苏三省，在解放战争的几个关键地点寻找当年的痕迹，重温这段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辉煌往事。
西柏坡：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张桌子
今天的西柏坡村已非当年原址。“1958年，由于修建岗南水库，原本在山脚下的中共中央旧址搬迁。上世纪70年代初，在距旧址500米、海拔高出57米的山腰进行了复原，名字还是西柏坡。”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讲解员吴晓月指着不远处的岗南水库说道，“这里的文物都是原件，房屋布局也和原来一样。不同的是毛泽东当初住的是土坯房，复原后是砖结构房子。”
以1947年那首《五律·喜闻捷报》为标志，国共战场的局面开始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自从主动撤离延安后，一直在陕北各地转战的毛泽东有了新打算——将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更直接地掌握全国各个战场的情况，以便指挥作战。
其实，在国民党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不久，刘少奇等人率领的中央工委就开始为中央寻找新落脚点。中央工委临行前，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们就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刘少奇见到身在晋察冀的聂荣臻时，第一句话就是：“白毛女的故乡在哪呢？”聂荣臻答：“就在河北平山县啊。”因此，中央工委选定了平山县西柏坡村落脚。当毛泽东最终决定中央东移时，目的地已很明确。
1948年3月21日，转战陕北一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动身，告别了生活十余年的黄土高原，踏上了前往西柏坡的旅途。在如今的西柏坡纪念馆中，有一张中共中央从陕北到西柏坡的路线图。毛泽东东渡黄河，翻过吕梁山，在5月底来到了这个太行山脚下的小村庄。
“选择西柏坡并非是毛泽东一时兴起。”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西柏坡地处河北省西部，距离东北、西北、华北、中原、华东等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都不远，居中指挥有优势。另外，西柏坡地处山区，在抗战和解放战争初期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利于保密和隐蔽，相对安全。”当时，在中央的院子附近还住着几户百姓，虽然天天和中央领导见面，但人人守口如瓶，中央在此的信息从未泄露。国民党几次派特务探听毛泽东的具体位置，还轰炸过几十里外的目标，就是不知道毛泽东住在西柏坡的农家小院。
毛泽东的住所是借用百姓的房子，院子里树下的磨盘也没搬走。毛泽东有时会搬把椅子在树下乘凉。这个磨盘见证了他难得的休闲时光，更见证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遇到难以决断的问题，周恩来、朱德等人会到毛泽东的住所来商量。夏天屋里闷热，他们就到树下的磨盘边，毛泽东推着碾，其他人在一旁边帮忙边讨论。
与毛泽东居所相隔二三十米，便是中央军委的作战室——解放军的指挥中枢，数百万部队的行动指令经由这里发出。这样一个重要的场所，却狭小简陋得出人意料：土屋里只有一部电话，墙上挂着两张地图，其中一张还是用抗战期间缴获的多份日军地图拼接而成，三张桌子依次排开，分别是作战科、情报科和战史资料科的办公桌。毛泽东曾无数次夹着香烟，站在地图前思考解放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有感于这段往事，周恩来曾说：“我们这个指挥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就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据不完全统计，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毛泽东前后发出了400多封电报，指挥了24次大规模战役，这其中就包括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直到今天，西柏坡的民歌里还有一句词：磨盘上布下雄兵百万，土屋里奏响胜利凯歌。”吴晓月说。
锦州：70多封电报督促林彪
早在1945年召开党的七大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就预见到抗战胜利后，如果内战爆发，东北是国共两党争夺的主要战场。七大一结束，党中央就往东北派遣部队，许多高级干部也前往东北。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也不断向东北增兵。因此，还在内战全面爆发前，东北已经有了大规模军事冲突。内战开始后，東北战场一直很激烈。
1948年夏，毛泽东抵达西柏坡后不久，敏锐地察觉到解放战争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考虑即将到来的大决战。他选择了形势最好的东北战场作为大决战的起点。
“辽沈战役是1948年9月正式开始的，但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了锦州之于整个东北战场的重大意义。”陈宇说。对于锦州特殊的地理位置，《环球人物》记者颇有感触：出山海关之后一路向东北，铁路的东、南方向地势平坦，直达海滨；向西、北方向望去，不远处便能看到起伏的山脉。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讲解员指着东北地形图说：“东北平原虽然广阔，但只有渤海沿岸狭窄的平原地区能方便地通往山海关内，锦州就位于这一咽喉处。毛泽东意识到一旦攻下锦州，就是掐住了敌人的脖子，国民党的几十万人马就会被困死在东北。” 1948年初，毛泽东就曾发电报给东北野战军司令林彪，以商量的口吻问：如果我军控制锦州一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至山海关内是否更有利？林彪收到了电报，但心中另有打算。此时，东北野战军主力集中在吉林，林彪担心南下攻打锦州，万一敌人援军一到，加上长春的十万敌军，很可能陷入被南北夹击的困境。思虑再三，林彪请示中央后下达了先围攻长春的命令。
林彪没有想到，长春久攻不下。蒋介石看准时机，打通了沈阳到锦州的铁路，一部分国民党部队撤回关内。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指挥所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大发脾气：“林彪再不行动，沈阳、锦州的人都要溜掉了！”随后，他给林彪发去电报，言辞中透出不满：“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但林彪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在给中央军委的回电里说，部队南下锦州所需的粮食无法解决，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毛泽东终于忍不下去了，给林彪发去了言辞犀利的电报：“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接到电报后，林彪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次日，他回电委婉地解释了粮食问题，并保证尽快行动，攻打锦州。
1948年9月，林彪终于率东北野战军主力向锦州附近的铁路线发动进攻，准备切断锦州和沈阳以及关内的联系。蒋介石闻讯慌忙飞往北平、沈阳，调集军队驰援锦州。
得知国民党大军增援，林彪又动摇了，心想“预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人”。10月2日深夜，林彪寝食难安，口授了一封给中央的电报，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继续攻打锦州，但困难多，没有十足把握；第二，回师长春，把握很大。他表示：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很明显，林彪倾向第二种方案。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考虑再三，认为林彪这样做不妥，说服他撤回电报。不过，此时电报已然发出，罗荣桓又亲自拟定一份电报，提出撤回前一份电报，增加锦州地区的作战兵力。
次日清晨，毛泽东先收到了第一份电报，非常不安。他连用“不敢打”，给林彪回了一封语气严厉的电报：“5月和7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现在锦州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这是很不妥当的。”两个小时后，放心不下的毛泽东又发了一封电报，说明打锦州的好处。直到收到罗荣桓发来的第二封电报，他才松了一口气：“你们决心攻打锦州，甚好甚慰。”
在毛泽东的督促下，林彪终于不再动摇，并将东北野战军的前线指挥部搬到了锦州西北仅20公里外的牤牛屯村。此后的情况众所周知：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只用了31个小时就攻下锦州；一个星期之后驻守长春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部起义，长春和平解放；11月上旬，沈阳、营口、葫芦岛等地相继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关于辽沈战役的这段历史，人们有种说法：“枪炮打了不到两个月，电报却打了大半年。”战役前后，毛泽东给林彪发了70多封电报，核心内容多是围绕攻打锦州的问题。1963年罗荣桓去世，毛泽东有感于他在锦州战役中发挥的作用，在悼念诗中还不忘写道：“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徐州：两次调整判断，再三协调将领
相较于锦州的依山傍海，徐州地区多为平原，京杭大运河从中穿过，陇海、京沪两大铁路干线相交于此，一直有“五省通衢”之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使徐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也曾展开徐州会战，与日军血战。而解放战争期间，徐州又多了层特殊意义：一旦攻下徐州，就能控制长江北岸，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就会暴露在解放军的兵锋之下。
就在辽沈战役进行期间，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他给中央军委去了一封电报，提出为了改善中原战局并为将来南渡长江做准备，“建议进行淮海战役”。粟裕对毛泽东说：“如果部队攻克济南后进行休整，自然有好处，但是容易失去作战时机。秋天凉爽，适于作战，而且敌人在丢了济南后精神压力很大，对我们有利。”
对于粟裕的建议，毛澤东深以为然，很快复电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他还提出了具体的作战目标：歼灭驻守徐州东侧的黄百韬兵团，夺取淮阴、淮安和海州，打通山东和苏北的联系。不难看出，在毛泽东的最初计划中，淮海战役的规模不算太大，但毛泽东时刻注意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很快意识到如果进攻黄百韬兵团，国民党势必支援，淮海战役的规模就会变大。
考虑到这些，毛泽东又给粟裕发去了一封电报：“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这是淮海战役前后，毛泽东第一次调整自己的战略判断。
基于淮海战役规模可能变大的判断，毛泽东考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作战。为此，他需要理顺两大野战军将领在指挥权上的关系。当时，陈毅在中原野战军任第一副司令员，但仍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是华东野战军的代理司令员。而此时中原野战军的司令员和政委分别是刘伯承、邓小平。据曾任粟裕秘书的鞠开回忆说：“以往两大野战军的作战没有具体的战役协同，粟裕不好直接指挥中原野战军。”于是粟裕给毛泽东发了电报：“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毛泽东了解粟裕不重名的性格——1948年5月陈毅调往中原野战军工作时，粟裕就没接受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坚持由陈毅继续兼任。因此毛泽东同意了粟裕在指挥权上的意见。
1948年11月6日，解放军向黄百韬兵团出击，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正式打响。5天后，黄百韬兵团在向徐州撤退的途中，被包围在距徐州50多公里的小镇碾庄。经过11天激烈战斗，黄百韬兵团全部被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歼灭，毛泽东的战前部署初步得到实现。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多年后回忆说：“第七兵团（即黄百韬兵团）的覆灭，就已经决定了这场战役的胜负。” 此时，毛泽东再次捕捉到形势的变化，也再次调整了战略判断。11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陈宇评价说：“此役一取胜，淮海一线至南京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基本一马平川。这种作战条件很有可能加速战争的结束。”
毛泽东在做出第二次战略判断调整后，很快想到了成立领导机构统一指挥淮海战役。11月16日，他起草了关于成立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的电报：“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毛泽东对总前委的具体指挥和运作考虑得也很周全。当初，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后，陈毅提出“军事上多由粟裕下决心”，得到毛泽东的采纳。鞠开说：“毛主席没有要粟裕到刘、陈、邓住地去开会，相反，要刘、陈、邓到粟裕住地开会，讨论成立总前委的问题。我认为，毛主席这样办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淮海战役是粟裕建议举行的，应该由粟裕来通盘考虑。二、粟裕擅长大兵团作战。三、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的时候，已经明确讲过，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淮海战役指挥，当然还是应该由粟裕负责指挥。所以这个会应该到粟裕住的地方来开。”在陈宇看来，与其说这是毛泽东的“将将”之道，不如说是他知人善任。“人都有个性，毛泽东了解人性，知道每位将领的性格、长处，所以能协调好他们的关系，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
此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解放军相继歼灭了国民党黄维、邱清泉等兵团，生擒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淮海战役大獲全胜。毛泽东深知胜利来之不易，在称赞前线指战员时说道：“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短短4个月，在毛泽东足不出西柏坡的指挥下，解放军的兵锋横扫长江以北的中国。“有了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的基础，平津战役很快也胜利结束，解放战争大局已定。”陈宇说道。此后的渡江战役，毕其功于一役，南京总统府的旗帜永远地落下了。毛泽东的指挥部，也由西柏坡这个“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移向了北平城。
自1927年秋收起义投身建军起，毛泽东22年的率军征战终告胜利。那一刻，他想的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仿佛是一种预见——迎接新政权的，将是又一场沧桑征战。
五律？喜闻捷报
一九四七年九月
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作。
毛泽东
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
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
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
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中国地图给人的视觉效果，似乎东北离北京很近。但如果有过从北京坐火车去东北的经验，就知道东北绝不像地图上看起来那么好走。在没有高铁时，北京到哈尔滨的火车，特快也需十几个小时，几近从北京南下长江腹地的时间。所以冷兵器时代，“入关”“出关”是兵家大事，最典型的就是明朝末年，发生在山海关内外的数次激战。
如果把中心坐标从北京换成西柏坡，距离则更远。西柏坡到锦州的直线距离是700多公里，先汽车后高铁，前后大约需要8个小时。这是在今天。近70年前，毛泽东人在西柏坡，指挥关外的千军万马攻打锦州，继而解放东北全境，时空距离之远，真正是“决胜千里之外”了。
从西柏坡南下徐州，交通条件比北上便捷，500多公里，走高速4个多小时到达。当年，辽沈战役11月2日结束，淮海战役11月6日开始，毛泽东几乎是无缝衔接，转身向南看。徐州战场撬动了整个淮河流域的解放，在国民党那边，就把这场战争叫“徐（州）蚌（埠）会战”。
《环球人物》记者辗转辽宁、河北、江苏三省，在解放战争的几个关键地点寻找当年的痕迹，重温这段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辉煌往事。
西柏坡：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张桌子
今天的西柏坡村已非当年原址。“1958年，由于修建岗南水库，原本在山脚下的中共中央旧址搬迁。上世纪70年代初，在距旧址500米、海拔高出57米的山腰进行了复原，名字还是西柏坡。”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讲解员吴晓月指着不远处的岗南水库说道，“这里的文物都是原件，房屋布局也和原来一样。不同的是毛泽东当初住的是土坯房，复原后是砖结构房子。”
以1947年那首《五律·喜闻捷报》为标志，国共战场的局面开始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自从主动撤离延安后，一直在陕北各地转战的毛泽东有了新打算——将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更直接地掌握全国各个战场的情况，以便指挥作战。
其实，在国民党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不久，刘少奇等人率领的中央工委就开始为中央寻找新落脚点。中央工委临行前，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们就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刘少奇见到身在晋察冀的聂荣臻时，第一句话就是：“白毛女的故乡在哪呢？”聂荣臻答：“就在河北平山县啊。”因此，中央工委选定了平山县西柏坡村落脚。当毛泽东最终决定中央东移时，目的地已很明确。
1948年3月21日，转战陕北一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动身，告别了生活十余年的黄土高原，踏上了前往西柏坡的旅途。在如今的西柏坡纪念馆中，有一张中共中央从陕北到西柏坡的路线图。毛泽东东渡黄河，翻过吕梁山，在5月底来到了这个太行山脚下的小村庄。
“选择西柏坡并非是毛泽东一时兴起。”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西柏坡地处河北省西部，距离东北、西北、华北、中原、华东等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都不远，居中指挥有优势。另外，西柏坡地处山区，在抗战和解放战争初期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利于保密和隐蔽，相对安全。”当时，在中央的院子附近还住着几户百姓，虽然天天和中央领导见面，但人人守口如瓶，中央在此的信息从未泄露。国民党几次派特务探听毛泽东的具体位置，还轰炸过几十里外的目标，就是不知道毛泽东住在西柏坡的农家小院。
毛泽东的住所是借用百姓的房子，院子里树下的磨盘也没搬走。毛泽东有时会搬把椅子在树下乘凉。这个磨盘见证了他难得的休闲时光，更见证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遇到难以决断的问题，周恩来、朱德等人会到毛泽东的住所来商量。夏天屋里闷热，他们就到树下的磨盘边，毛泽东推着碾，其他人在一旁边帮忙边讨论。
与毛泽东居所相隔二三十米，便是中央军委的作战室——解放军的指挥中枢，数百万部队的行动指令经由这里发出。这样一个重要的场所，却狭小简陋得出人意料：土屋里只有一部电话，墙上挂着两张地图，其中一张还是用抗战期间缴获的多份日军地图拼接而成，三张桌子依次排开，分别是作战科、情报科和战史资料科的办公桌。毛泽东曾无数次夹着香烟，站在地图前思考解放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有感于这段往事，周恩来曾说：“我们这个指挥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就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据不完全统计，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毛泽东前后发出了400多封电报，指挥了24次大规模战役，这其中就包括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直到今天，西柏坡的民歌里还有一句词：磨盘上布下雄兵百万，土屋里奏响胜利凯歌。”吴晓月说。
锦州：70多封电报督促林彪
早在1945年召开党的七大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就预见到抗战胜利后，如果内战爆发，东北是国共两党争夺的主要战场。七大一结束，党中央就往东北派遣部队，许多高级干部也前往东北。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也不断向东北增兵。因此，还在内战全面爆发前，东北已经有了大规模军事冲突。内战开始后，東北战场一直很激烈。
1948年夏，毛泽东抵达西柏坡后不久，敏锐地察觉到解放战争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考虑即将到来的大决战。他选择了形势最好的东北战场作为大决战的起点。
“辽沈战役是1948年9月正式开始的，但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了锦州之于整个东北战场的重大意义。”陈宇说。对于锦州特殊的地理位置，《环球人物》记者颇有感触：出山海关之后一路向东北，铁路的东、南方向地势平坦，直达海滨；向西、北方向望去，不远处便能看到起伏的山脉。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讲解员指着东北地形图说：“东北平原虽然广阔，但只有渤海沿岸狭窄的平原地区能方便地通往山海关内，锦州就位于这一咽喉处。毛泽东意识到一旦攻下锦州，就是掐住了敌人的脖子，国民党的几十万人马就会被困死在东北。” 1948年初，毛泽东就曾发电报给东北野战军司令林彪，以商量的口吻问：如果我军控制锦州一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至山海关内是否更有利？林彪收到了电报，但心中另有打算。此时，东北野战军主力集中在吉林，林彪担心南下攻打锦州，万一敌人援军一到，加上长春的十万敌军，很可能陷入被南北夹击的困境。思虑再三，林彪请示中央后下达了先围攻长春的命令。
林彪没有想到，长春久攻不下。蒋介石看准时机，打通了沈阳到锦州的铁路，一部分国民党部队撤回关内。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指挥所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大发脾气：“林彪再不行动，沈阳、锦州的人都要溜掉了！”随后，他给林彪发去电报，言辞中透出不满：“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但林彪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在给中央军委的回电里说，部队南下锦州所需的粮食无法解决，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毛泽东终于忍不下去了，给林彪发去了言辞犀利的电报：“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接到电报后，林彪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次日，他回电委婉地解释了粮食问题，并保证尽快行动，攻打锦州。
1948年9月，林彪终于率东北野战军主力向锦州附近的铁路线发动进攻，准备切断锦州和沈阳以及关内的联系。蒋介石闻讯慌忙飞往北平、沈阳，调集军队驰援锦州。
得知国民党大军增援，林彪又动摇了，心想“预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人”。10月2日深夜，林彪寝食难安，口授了一封给中央的电报，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继续攻打锦州，但困难多，没有十足把握；第二，回师长春，把握很大。他表示：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很明显，林彪倾向第二种方案。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考虑再三，认为林彪这样做不妥，说服他撤回电报。不过，此时电报已然发出，罗荣桓又亲自拟定一份电报，提出撤回前一份电报，增加锦州地区的作战兵力。
次日清晨，毛泽东先收到了第一份电报，非常不安。他连用“不敢打”，给林彪回了一封语气严厉的电报：“5月和7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现在锦州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这是很不妥当的。”两个小时后，放心不下的毛泽东又发了一封电报，说明打锦州的好处。直到收到罗荣桓发来的第二封电报，他才松了一口气：“你们决心攻打锦州，甚好甚慰。”
在毛泽东的督促下，林彪终于不再动摇，并将东北野战军的前线指挥部搬到了锦州西北仅20公里外的牤牛屯村。此后的情况众所周知：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只用了31个小时就攻下锦州；一个星期之后驻守长春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部起义，长春和平解放；11月上旬，沈阳、营口、葫芦岛等地相继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关于辽沈战役的这段历史，人们有种说法：“枪炮打了不到两个月，电报却打了大半年。”战役前后，毛泽东给林彪发了70多封电报，核心内容多是围绕攻打锦州的问题。1963年罗荣桓去世，毛泽东有感于他在锦州战役中发挥的作用，在悼念诗中还不忘写道：“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徐州：两次调整判断，再三协调将领
相较于锦州的依山傍海，徐州地区多为平原，京杭大运河从中穿过，陇海、京沪两大铁路干线相交于此，一直有“五省通衢”之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使徐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也曾展开徐州会战，与日军血战。而解放战争期间，徐州又多了层特殊意义：一旦攻下徐州，就能控制长江北岸，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就会暴露在解放军的兵锋之下。
就在辽沈战役进行期间，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他给中央军委去了一封电报，提出为了改善中原战局并为将来南渡长江做准备，“建议进行淮海战役”。粟裕对毛泽东说：“如果部队攻克济南后进行休整，自然有好处，但是容易失去作战时机。秋天凉爽，适于作战，而且敌人在丢了济南后精神压力很大，对我们有利。”
对于粟裕的建议，毛澤东深以为然，很快复电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他还提出了具体的作战目标：歼灭驻守徐州东侧的黄百韬兵团，夺取淮阴、淮安和海州，打通山东和苏北的联系。不难看出，在毛泽东的最初计划中，淮海战役的规模不算太大，但毛泽东时刻注意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很快意识到如果进攻黄百韬兵团，国民党势必支援，淮海战役的规模就会变大。
考虑到这些，毛泽东又给粟裕发去了一封电报：“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这是淮海战役前后，毛泽东第一次调整自己的战略判断。
基于淮海战役规模可能变大的判断，毛泽东考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作战。为此，他需要理顺两大野战军将领在指挥权上的关系。当时，陈毅在中原野战军任第一副司令员，但仍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是华东野战军的代理司令员。而此时中原野战军的司令员和政委分别是刘伯承、邓小平。据曾任粟裕秘书的鞠开回忆说：“以往两大野战军的作战没有具体的战役协同，粟裕不好直接指挥中原野战军。”于是粟裕给毛泽东发了电报：“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毛泽东了解粟裕不重名的性格——1948年5月陈毅调往中原野战军工作时，粟裕就没接受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坚持由陈毅继续兼任。因此毛泽东同意了粟裕在指挥权上的意见。
1948年11月6日，解放军向黄百韬兵团出击，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正式打响。5天后，黄百韬兵团在向徐州撤退的途中，被包围在距徐州50多公里的小镇碾庄。经过11天激烈战斗，黄百韬兵团全部被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歼灭，毛泽东的战前部署初步得到实现。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多年后回忆说：“第七兵团（即黄百韬兵团）的覆灭，就已经决定了这场战役的胜负。” 此时，毛泽东再次捕捉到形势的变化，也再次调整了战略判断。11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陈宇评价说：“此役一取胜，淮海一线至南京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基本一马平川。这种作战条件很有可能加速战争的结束。”
毛泽东在做出第二次战略判断调整后，很快想到了成立领导机构统一指挥淮海战役。11月16日，他起草了关于成立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的电报：“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毛泽东对总前委的具体指挥和运作考虑得也很周全。当初，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后，陈毅提出“军事上多由粟裕下决心”，得到毛泽东的采纳。鞠开说：“毛主席没有要粟裕到刘、陈、邓住地去开会，相反，要刘、陈、邓到粟裕住地开会，讨论成立总前委的问题。我认为，毛主席这样办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淮海战役是粟裕建议举行的，应该由粟裕来通盘考虑。二、粟裕擅长大兵团作战。三、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的时候，已经明确讲过，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淮海战役指挥，当然还是应该由粟裕负责指挥。所以这个会应该到粟裕住的地方来开。”在陈宇看来，与其说这是毛泽东的“将将”之道，不如说是他知人善任。“人都有个性，毛泽东了解人性，知道每位将领的性格、长处，所以能协调好他们的关系，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
此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解放军相继歼灭了国民党黄维、邱清泉等兵团，生擒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淮海战役大獲全胜。毛泽东深知胜利来之不易，在称赞前线指战员时说道：“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短短4个月，在毛泽东足不出西柏坡的指挥下，解放军的兵锋横扫长江以北的中国。“有了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的基础，平津战役很快也胜利结束，解放战争大局已定。”陈宇说道。此后的渡江战役，毕其功于一役，南京总统府的旗帜永远地落下了。毛泽东的指挥部，也由西柏坡这个“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移向了北平城。
自1927年秋收起义投身建军起，毛泽东22年的率军征战终告胜利。那一刻，他想的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仿佛是一种预见——迎接新政权的，将是又一场沧桑征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