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今年在很多场合都有人抛来这样一个问题,“前30年基本上国富了,人民虽然有所富裕,但占的比重实际上是在下降,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个人是这样看的。不是民没有富,居民的收入水平绝对是有所提高的,但从数据上来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又确实在下降。那么是谁富了呢?谁增长得多呢?并不是说就是政府富了,而是企业收益越来越多了,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占GDP的比重也是越来越大了,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这个客观现实里既有发展当中的问题,也有体制改革不到位的问题。
　　首先,发展的问题是什么呢?在发展初期,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特别激烈,因为剩余劳动力特别大。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工要外出务工,因为在那么一小块土地上,农民没有多少收入,所以就要去城里竞争有限的岗位,工资自然就被压得很低,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水平。
　　有些人说要马上改变这一点,改变这一点的问题在哪儿呢?如果工资人为脱离市场和劳动力的关系,把它提上去,就会使得那些还在农村的农民永远转移不出来,永远处于赤贫状态。这是中国在这个阶段上遇到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阶段,在劳动力没有实现充分就业之前都会遇到的一个现象。资本回报增长的速度比较快,而劳动回报增长的速度比较慢。这是发展当中客观的现实。
　　第二个问题就是体制上的问题。
　　为什么企业有那么多钱呢?特别是国有企业有那么多钱,花都花不出去,拿着钱炒股;投资还不能太多,投资太多了还过热。原因就是因为有两笔钱本来不应该是企业拥有的,一笔钱是资源的收益,资源收益不叫利润,通常叫租。比如石油涨价的收益、煤炭涨价的收益,所有这些利益在企业环节上都变成了利润,因为他们什么费都不用交。当然这几年多少有所改进,交了一些。
　　大量本来属于资源租的东西在其他国家都被政府收走,并转移到居民部门,但是在中国,所有的钱都留在企业了。资源租应该收多少呢?以俄罗斯为例,石油涨价那么高的时候,27美元一桶以上的利润,俄罗斯中央政府拿走了90%,因为资源是全民的,而27美元以下的那部分又是另一个分配办法。
　　还有就是国有资产,我们投了那么多国有资产,产生的那么多利润,他们不上交国家。他们上交给控股公司,控股公司又把资金留在企业了,还是到不了政府。而政府要花钱,从各方面征税,包括民营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结果就导致税收税率过高。从而进一步导致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而国有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和储蓄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
　　我们看到的所谓国富民还不太富的现象大概跟这样一个分配比例有关,而现在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改革财税体制。
　　比如我们可以实行三大措施,第一是收租,第二是分红,第三是减税。收租给谁?分红分给谁?收租和分红主要是针对国有资源垄断企业,他们的利税都应该分给国家。减税是减居民的税。
　　改革财税体制的好处是,国企税收上去之后我们可以搞社保,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也可以减税,特别是减免中等收入阶层的税收,他们挣的不是资本的钱,而是挣知识的钱。这部分人的税收还是有很大下降的余地。中国的实际税率,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高了很多,怎么在这方面进行调整,这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