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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可使你明理，却不能替你得道。
明理者，指明月之方向。
得道者，明月现于自心。
在老师背后只当个跟屁虫，只能使自己迷失。
如果一辈子从师学道，而没有静心自修，那才是罪过。
走出师门的张大千，逐渐成为当时画坛的热点人物。而他对恩师的族亲也关怀有加，不仅说尽所见所闻，还关心起了婚姻大事。
1944年的春天，风和景明，重庆中心图书馆里人头攒动，“张大干摹仿敦煌壁画展览”正在这里举行。
人群中有个女孩子，身着黑条纹旗袍、梳着两条麻花辫站在大干临摹北魏壁画前，心中暗忖：“粗砺道劲、风驰电掣！世间居然还有这样的画，这样的塑像，这样的地方，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去，不管怎样都要去！”这个女孩名叫李承仙，后来被誉为“敦煌痴人”，1924年10月27日出生于上海霞飞路宝康里，她是李瑞清的堂弟李宏惠的二女儿。
与温文尔雅的堂兄李瑞清不同，李宏惠是一位激进的反清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发起“中国同盟会”的第七位签名者，曾任《南洋商报》总编，负责为同盟会在南洋的筹款事宜。出生在这样家庭中的李承仙，自幼具有反叛精神且热爱美术。1942年只身前往重庆投考国立艺专，此时的她正在艺专学习西画。
当晚，她就敲开了“世兄”张大干的大门，当把她的想法告诉大干后，大干哈哈大笑：“洞里毒蝎甚多，门生子侄多被螫过，晚上睡觉都要以被蒙头而眠，以防蝎子，午夜常常听见狼嗥锐厉之声。你个女娃娃，还是算了吧！”从那晚起，只要大干来重庆，李承仙有空就来听大干摆龙门：敦煌自然环境的恶劣、面壁三年的艰辛;历代壁画时间的跨度历经从北魏至五代;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的不易……大干看着这个小世妹坚定而执着的眼神，总是能回想起当年曾、李二师为自己描绘的那个神奇而绚幻敦煌世界。
1946年，常书鸿携敦煌摹品到重庆展出，并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招募工作人员。此时的张大千早已经被这个一意孤行的小世妹打动，更关键的是，他要撮合他的好朋友与小世妹在一起。为了李承仙，他给常书鸿写好了毕业到敦煌工作的推荐信。不负大干所望，两个有共同信仰的人很快的发展为恋人关系。1947年，李承仙打点行程即赴敦煌，大干前来送别，将他的心爱之物——日本松本荣一著的《敦煌画之研究》，托李送给常书鸿和敦煌艺术研究所。这套书他曾研读多次，书上注满了朱笔眉批。同时，他还托李承仙给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每送去一幅画，以表达他对敦煌友人们在沙漠中坚守的敬意与鼓励。
不久，大干得到了喜訊，李承仙与常书鸿在兰州喜结良缘，开心之际，他以敦煌壁画为风格绘制了富丽堂皇的《嘉藕图》赠给常书鸿夫妇，愿这对缘系敦煌的有情人和谐美满。
（文、图/王一竹）
师父是我的伯乐，从看见我的那天起，他就认定我能说相声，能说好相声。他能不顾一切、毫无保留地教我说相声，同时也在一直教我如何做人。
上世纪70年代，师父一直生活在南郊区北闸口大队。他每次回市里总要带上我。那是一个炎炎夏日，师父领我走进了和平餐厅。一股冷风袭来，我打了个寒颤，似火的夏日竟然有这么凉快的地方？其实那是空调冷风，我那时并不知晓。那时候人们对西餐不感兴趣，店里客人寥寥无几。一位50多岁笑容可掬的老服务员快步走过来与师父握手，他们像是久别重逢。师父对我说：“俊杰，这是廖师傅，你得叫大爷。”老服务员连忙摆手：“不敢当，不敢当。苏先生您还是那几样？”“对。”“好，杂拌、罐焖牛肉、酸黄瓜、羊角面包、罗宋汤。”“您记得真清楚，双份。”老服务员打了一个响指，说“OK”。我问师父：“您很爱吃西餐吗？”“我起哄，附庸风雅，这个地方得来，体验生活。你看传统相声有《怯拉车》《怯洗澡》《化蜡扦》《大保镖》等，题材广泛。表现人物的相声从要饭的写到皇上，可是唯独没有吃西餐、喝洋酒的段子。为什么？过去的老先生没有那种生活。对那种生活不熟悉，就写不出来。现在你们要面对新生活，将来的观众都是新时代的人。所以要熟悉各色人等，要吃西餐，要懂西餐。”
说起吃，还有一个故事。上世纪70年代末，我一直与师父的大公子苏明杰搭伙。那时候我家在南郊，晚上回不去就住在师父家里。演出一般都是晚上，十一二点我们回去时师父总是把夜宵准备好。那阵儿的演出费是每场每人两块钱。可别小看这两块钱，当时一瓶啤酒才一毛八分钱，茅台酒才三块六毛钱。有一次我和明杰从宁园演出完，骑着自行车回师父家。拐进成都道时，一股炒菜的香味飘过来，这是成都道口小饭店里飘出来的香味儿。明杰停住车，笑嘻嘻地对我说：“哥，咱今儿搓一顿吧？”这正合我意。这是个回民店，明杰假装内行，点起莱来胸有成竹：“老爆三、独面筋、黄焖牛肉、辣白菜。一瓶二锅头，两碗米饭，再来个酸辣汤。”说完，他潇洒地把菜单往桌上一扔，又说了一句：“不够，一会再点。”哎，腰里有四块钱，他楞冲阔佬儿。
心中要有师父
拿师父开玩笑，也并非只是相声界才有的现象吧。师徒之间情分到了，只要你心里认定这位师父，偶尔开句玩笑也无伤大雅。在古人看来，对你有所教益的非亲族长辈，无论你与他如何称呼，他都是你的老师。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与“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少游、晁补之和张耒的关系更近于亦师亦友。黄庭坚对苏东坡径直称为“子瞻”或“东坡”，不称为师。不过在当时人看来，黄庭坚等人毫无疑问是苏东坡门人，因为苏东坡对他们的教导和影响极大，虽无师徒名分，却有师徒之实。
酒足饭饱，我俩推着车回到家。师父叼着烟，守着饭莱，坐在桌前。“你们俩这是哪儿喝的，花了多少钱？”我怯怯地答：“两块多钱。”师父眨巴着眼说：“你们俩要疯啊！这才刚能挣钱，就学会下馆子啦！”师父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馄饨，自己斟了一杯酒，半天没说话。我看了看师父，他皱着眉，好像在琢磨什么。我说：“师父，下回我们一定回家吃。”“下一回馆子没什么。不要形成习惯，挣了钱就花，没计划不行。过去人们总说艺人不富，没钱就挨着，有钱就造。你们可不能这么生活。你们是赶上了好社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了。过去，妓院、大烟馆遍地都是，一步走错就成千古恨。”师父用筷子敲了一下桌子说：“由今天开始，你们俩挣的钱我管着，花多少再找我要。”从那以后我和明杰再没有去下馆子，每天回家吃夜宵，夜宵的菜比以前丰富了许多。记得那年的春节前我要回南郊过年，师父从抽屉里拿出个信封交给我说：“这是你这些日子挣的86块钱，带着它回家吧。” 除了苦口婆心地教育，师父还经常通过自己的行为感染着我。有一次，我跟师父去买服装，在天津和平路上碰见了一个50多岁的人。他一步三摇，走到师父面前，盯了我师父一眼，大概认出了是苏文茂。他用手指着师父的鼻子，高声喊着：“哎，这不是苏二小儿嘛。”师父笑着跟他点点头，从他面前走了过去。师父那年已经是70多岁的人啦，一头白发，他太不尊重师父啦。我有些恼怒，可师父并没说什么，我也不敢造次。可他却疾步跑到我们爷俩前面，又一次高声喊着：“你是不是苏二小儿啊！”这次我不能忍受了，冲他说：“你是不是有病啊，该干嘛干嘛去！”师父看了我一眼说：“别说啦，咱该干嘛干嘛去。”那人自知没趣扭头走了。师父看着他的背影说：“他没有恶意，是我的观众，而且是个老观众，他对我演出的节目有很深的印象才出此言。”您瞧，对这么一个没有礼貌的人，他老人家这样宽容。师父有一段作品叫《美名远扬》，他在里面扮演的角色笔名叫苏示，有这样一段对话：
苏轼，您跟苏东坡一个名？
他那个轼，车子边儿，一个样式的式。
您呢？
我是告示的示，苏示。
两横一竖，一边一点儿，哦，苏二小儿啊！
我把《美名远扬》的包袱使了一遍。师父乐啦：“你既然知道有这个包袱，干嘛跟人家着急呢？他只是不会表达，用不着咱爷们儿发火。小子，还得修炼呐！”师父虚怀若谷，我比不了！
师父一直这样拘谨、矜持、严肃，有时候使我很紧张，绝不敢跟他造次。可有一次，我跟师父开了一个大玩笑。师娘爱养猫，四只大猫满屋里乱窜。有一天，我跟师娘说：“等老猫生了小猫，给我一只。”一句话把师娘的话勾起来了。“别提啦，这都几年啦，它都不生！它太笨，到了二八月我把它放到母猫身上都不会。”我笑着说：“它天天跟我师父在一起，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呀。”师娘大乐。师父把喝到嘴里的一口茶喷了出来，一边笑一边说：“你小子，混蛋啦。”说完哈哈大笑。跟师父的这个玩笑已经过去了20年，那天的情景就像是发生在昨天。现在，师父师娘都走了，猫也没啦。可猫的故事我至今不忘，每当我看到猫，似乎都能听到师父骂我时的语气，还能听见他那爽朗的笑声。
（文/刘俊杰）
这样的老师，学生敢开玩笑？
据闽南网2 012年5月3 0日报道，在厦门市世平学校，因6名小学二年级学生在午休时“跑来跑去”，被班主任陆老师下令分组互打同学的耳光。据该校杨校长介绍，陆老师才23岁，刚毕业，到学校也才一个月，希望家长能够给她一个改正的机会，学校也会加強对她的教育。针对此事，厦门市仙岳医院心理科主任刘发荣建议，学校最好能请心理老师对这6名小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减轻这件事对他们的影响。当然，这位班主任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向学生进行了诚恳的道歉，应该会让学生受到的伤害减轻一些。
从校园来到故宫，让他遇到了职业生涯中一位重要的师父。在他心中，这种师徒关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接触漆器文物修复，是到故宫以后才开始的，这些古董在学校时还接触不上。刚到故宫，院里专门安排了一位师父带我，在这里基本就是走传统师承的路子。虽然我学的是漆艺专业，对于一件漆器用什么材料、怎么粘接，自己做的时候都知道，可是如果面对一件残损的文物，需要补的这部分用什么材料就不知道了，中间有什么步骤，步骤中有哪些禁忌，不知道从何处入手，这必须由师父带。
别不舍得教徒弟
在古代，一旦确立了师徒关系，师父则必须尽力传授技艺。学徒期满离开师父独自经营时，师父会赠送一套工具。师父去世后，徒弟要准备孝衣，并以孝道待之。但是，许多师父其实仍然藏着一手“绝技”，不肯传给徒弟。于是，很多传统技艺因此失传，甚为可惜。
故宫的漆器修复师到我这是第四代，前面三代都是以师带徒的方式延续下来的。上世纪50年代，出身漆艺世家的多宝臣先生与从北京雕漆厂调来的胡增瑞和郭德龄成为了故宫第一代漆器修复师。在这三位先生之前，王世襄先生曾经请过管平湖到故宫来修清宫旧藏唐琴“大圣遗音”。管先生清除了数十年间琴面的泥水锈污，使之恢复了金徽玉珍的本来面目，而无丝毫的伤损。古琴也属于漆木器，凡是与漆工艺有关的文物都分配到我们部门修复。
在这三位师傅以后，档案记载有四位师傅，其中有一位叫陈振声，是我的师爷。再往下就是我师父张克学，故宫第三代漆器修复师只有他—人，成了单传。当时师父来到故宫时，这里的漆器修复师也只剩下师爷一人，所以他们的感情非常深，确实会有“师徒如父子”的感觉。这爷俩为了一门手艺而惺惺相惜。
师父带了三个徒弟，我有一位师兄和一位师妹。我从2004年来到故宫，到师父2012年退休，跟了他8年。这8年，并不像是在上一套系统的课程，这或许就是师父带徒弟的特点。师父带你越久，学的东西就越多。如果没活，徒弟的学习效率就会很低。这期间，师父的手艺学了几成我不敢说，但是能满足现在工作的需要，后面只能靠自己摸索，只能去看过去老师傅修过的东西或者复制的东西。
跟师父在一起的日子，一般我会比他早一些到单位，先打好水，不能等着师父给我去打水吧。通常刚到单位时不能马上干活，要先让情绪稳定一下。师父干活时，我会认真地看。做修复会经常遇到新的问题，这就看修复师的基本功是否牢固。我的基本功是师父一点点给打下的，最初从小物件的局部开始，刷漆、打磨、贴金、色彩控制等，都掌握了，再来一个复杂的。如此循环往复，春去秋来，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行业。
师父教了8年，当他突然退休了，没有师父在身边，要我修复一件文物时心里还是不踏实，与师父在身边的感觉完全不同。
对于我来说，认定了师父，那就有了一种父子的感觉，感情还是不一样。而且你把师父当师父，师父才把你当徒弟，这是双向选择的。如果对师父稍有不敬，师父肯定能感觉到。并不是所有的师徒关系都很紧密、亲密。
（口述/闵俊嵘整理/赵玉国图/闵俊嵘提供）
您会啥？就敢收徒
近些年经常见艺术圈有收徒现象，场面很大，见证人能坐上两排。徒弟对师父鞠躬、奉茶、献花，师父则赠给徒弟自己的作品，见证人中有头有脸的几位也要上台发言。可就是不知道热闹过后，师父能教徒弟们啥本事，徒弟又是否真心跟着师父学能耐。崇尚传统没毛病，不过这种形式对您传艺是否真的有帮助？现在认师父似乎成为一种社会交际。
明理者，指明月之方向。
得道者，明月现于自心。
在老师背后只当个跟屁虫，只能使自己迷失。
如果一辈子从师学道，而没有静心自修，那才是罪过。
走出师门的张大千，逐渐成为当时画坛的热点人物。而他对恩师的族亲也关怀有加，不仅说尽所见所闻，还关心起了婚姻大事。
1944年的春天，风和景明，重庆中心图书馆里人头攒动，“张大干摹仿敦煌壁画展览”正在这里举行。
人群中有个女孩子，身着黑条纹旗袍、梳着两条麻花辫站在大干临摹北魏壁画前，心中暗忖：“粗砺道劲、风驰电掣！世间居然还有这样的画，这样的塑像，这样的地方，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去，不管怎样都要去！”这个女孩名叫李承仙，后来被誉为“敦煌痴人”，1924年10月27日出生于上海霞飞路宝康里，她是李瑞清的堂弟李宏惠的二女儿。
与温文尔雅的堂兄李瑞清不同，李宏惠是一位激进的反清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发起“中国同盟会”的第七位签名者，曾任《南洋商报》总编，负责为同盟会在南洋的筹款事宜。出生在这样家庭中的李承仙，自幼具有反叛精神且热爱美术。1942年只身前往重庆投考国立艺专，此时的她正在艺专学习西画。
当晚，她就敲开了“世兄”张大干的大门，当把她的想法告诉大干后，大干哈哈大笑：“洞里毒蝎甚多，门生子侄多被螫过，晚上睡觉都要以被蒙头而眠，以防蝎子，午夜常常听见狼嗥锐厉之声。你个女娃娃，还是算了吧！”从那晚起，只要大干来重庆，李承仙有空就来听大干摆龙门：敦煌自然环境的恶劣、面壁三年的艰辛;历代壁画时间的跨度历经从北魏至五代;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的不易……大干看着这个小世妹坚定而执着的眼神，总是能回想起当年曾、李二师为自己描绘的那个神奇而绚幻敦煌世界。
1946年，常书鸿携敦煌摹品到重庆展出，并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招募工作人员。此时的张大千早已经被这个一意孤行的小世妹打动，更关键的是，他要撮合他的好朋友与小世妹在一起。为了李承仙，他给常书鸿写好了毕业到敦煌工作的推荐信。不负大干所望，两个有共同信仰的人很快的发展为恋人关系。1947年，李承仙打点行程即赴敦煌，大干前来送别，将他的心爱之物——日本松本荣一著的《敦煌画之研究》，托李送给常书鸿和敦煌艺术研究所。这套书他曾研读多次，书上注满了朱笔眉批。同时，他还托李承仙给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每送去一幅画，以表达他对敦煌友人们在沙漠中坚守的敬意与鼓励。
不久，大干得到了喜訊，李承仙与常书鸿在兰州喜结良缘，开心之际，他以敦煌壁画为风格绘制了富丽堂皇的《嘉藕图》赠给常书鸿夫妇，愿这对缘系敦煌的有情人和谐美满。
（文、图/王一竹）
师父是我的伯乐，从看见我的那天起，他就认定我能说相声，能说好相声。他能不顾一切、毫无保留地教我说相声，同时也在一直教我如何做人。
上世纪70年代，师父一直生活在南郊区北闸口大队。他每次回市里总要带上我。那是一个炎炎夏日，师父领我走进了和平餐厅。一股冷风袭来，我打了个寒颤，似火的夏日竟然有这么凉快的地方？其实那是空调冷风，我那时并不知晓。那时候人们对西餐不感兴趣，店里客人寥寥无几。一位50多岁笑容可掬的老服务员快步走过来与师父握手，他们像是久别重逢。师父对我说：“俊杰，这是廖师傅，你得叫大爷。”老服务员连忙摆手：“不敢当，不敢当。苏先生您还是那几样？”“对。”“好，杂拌、罐焖牛肉、酸黄瓜、羊角面包、罗宋汤。”“您记得真清楚，双份。”老服务员打了一个响指，说“OK”。我问师父：“您很爱吃西餐吗？”“我起哄，附庸风雅，这个地方得来，体验生活。你看传统相声有《怯拉车》《怯洗澡》《化蜡扦》《大保镖》等，题材广泛。表现人物的相声从要饭的写到皇上，可是唯独没有吃西餐、喝洋酒的段子。为什么？过去的老先生没有那种生活。对那种生活不熟悉，就写不出来。现在你们要面对新生活，将来的观众都是新时代的人。所以要熟悉各色人等，要吃西餐，要懂西餐。”
说起吃，还有一个故事。上世纪70年代末，我一直与师父的大公子苏明杰搭伙。那时候我家在南郊，晚上回不去就住在师父家里。演出一般都是晚上，十一二点我们回去时师父总是把夜宵准备好。那阵儿的演出费是每场每人两块钱。可别小看这两块钱，当时一瓶啤酒才一毛八分钱，茅台酒才三块六毛钱。有一次我和明杰从宁园演出完，骑着自行车回师父家。拐进成都道时，一股炒菜的香味飘过来，这是成都道口小饭店里飘出来的香味儿。明杰停住车，笑嘻嘻地对我说：“哥，咱今儿搓一顿吧？”这正合我意。这是个回民店，明杰假装内行，点起莱来胸有成竹：“老爆三、独面筋、黄焖牛肉、辣白菜。一瓶二锅头，两碗米饭，再来个酸辣汤。”说完，他潇洒地把菜单往桌上一扔，又说了一句：“不够，一会再点。”哎，腰里有四块钱，他楞冲阔佬儿。
心中要有师父
拿师父开玩笑，也并非只是相声界才有的现象吧。师徒之间情分到了，只要你心里认定这位师父，偶尔开句玩笑也无伤大雅。在古人看来，对你有所教益的非亲族长辈，无论你与他如何称呼，他都是你的老师。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与“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少游、晁补之和张耒的关系更近于亦师亦友。黄庭坚对苏东坡径直称为“子瞻”或“东坡”，不称为师。不过在当时人看来，黄庭坚等人毫无疑问是苏东坡门人，因为苏东坡对他们的教导和影响极大，虽无师徒名分，却有师徒之实。
酒足饭饱，我俩推着车回到家。师父叼着烟，守着饭莱，坐在桌前。“你们俩这是哪儿喝的，花了多少钱？”我怯怯地答：“两块多钱。”师父眨巴着眼说：“你们俩要疯啊！这才刚能挣钱，就学会下馆子啦！”师父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馄饨，自己斟了一杯酒，半天没说话。我看了看师父，他皱着眉，好像在琢磨什么。我说：“师父，下回我们一定回家吃。”“下一回馆子没什么。不要形成习惯，挣了钱就花，没计划不行。过去人们总说艺人不富，没钱就挨着，有钱就造。你们可不能这么生活。你们是赶上了好社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了。过去，妓院、大烟馆遍地都是，一步走错就成千古恨。”师父用筷子敲了一下桌子说：“由今天开始，你们俩挣的钱我管着，花多少再找我要。”从那以后我和明杰再没有去下馆子，每天回家吃夜宵，夜宵的菜比以前丰富了许多。记得那年的春节前我要回南郊过年，师父从抽屉里拿出个信封交给我说：“这是你这些日子挣的86块钱，带着它回家吧。” 除了苦口婆心地教育，师父还经常通过自己的行为感染着我。有一次，我跟师父去买服装，在天津和平路上碰见了一个50多岁的人。他一步三摇，走到师父面前，盯了我师父一眼，大概认出了是苏文茂。他用手指着师父的鼻子，高声喊着：“哎，这不是苏二小儿嘛。”师父笑着跟他点点头，从他面前走了过去。师父那年已经是70多岁的人啦，一头白发，他太不尊重师父啦。我有些恼怒，可师父并没说什么，我也不敢造次。可他却疾步跑到我们爷俩前面，又一次高声喊着：“你是不是苏二小儿啊！”这次我不能忍受了，冲他说：“你是不是有病啊，该干嘛干嘛去！”师父看了我一眼说：“别说啦，咱该干嘛干嘛去。”那人自知没趣扭头走了。师父看着他的背影说：“他没有恶意，是我的观众，而且是个老观众，他对我演出的节目有很深的印象才出此言。”您瞧，对这么一个没有礼貌的人，他老人家这样宽容。师父有一段作品叫《美名远扬》，他在里面扮演的角色笔名叫苏示，有这样一段对话：
苏轼，您跟苏东坡一个名？
他那个轼，车子边儿，一个样式的式。
您呢？
我是告示的示，苏示。
两横一竖，一边一点儿，哦，苏二小儿啊！
我把《美名远扬》的包袱使了一遍。师父乐啦：“你既然知道有这个包袱，干嘛跟人家着急呢？他只是不会表达，用不着咱爷们儿发火。小子，还得修炼呐！”师父虚怀若谷，我比不了！
师父一直这样拘谨、矜持、严肃，有时候使我很紧张，绝不敢跟他造次。可有一次，我跟师父开了一个大玩笑。师娘爱养猫，四只大猫满屋里乱窜。有一天，我跟师娘说：“等老猫生了小猫，给我一只。”一句话把师娘的话勾起来了。“别提啦，这都几年啦，它都不生！它太笨，到了二八月我把它放到母猫身上都不会。”我笑着说：“它天天跟我师父在一起，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呀。”师娘大乐。师父把喝到嘴里的一口茶喷了出来，一边笑一边说：“你小子，混蛋啦。”说完哈哈大笑。跟师父的这个玩笑已经过去了20年，那天的情景就像是发生在昨天。现在，师父师娘都走了，猫也没啦。可猫的故事我至今不忘，每当我看到猫，似乎都能听到师父骂我时的语气，还能听见他那爽朗的笑声。
（文/刘俊杰）
这样的老师，学生敢开玩笑？
据闽南网2 012年5月3 0日报道，在厦门市世平学校，因6名小学二年级学生在午休时“跑来跑去”，被班主任陆老师下令分组互打同学的耳光。据该校杨校长介绍，陆老师才23岁，刚毕业，到学校也才一个月，希望家长能够给她一个改正的机会，学校也会加強对她的教育。针对此事，厦门市仙岳医院心理科主任刘发荣建议，学校最好能请心理老师对这6名小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减轻这件事对他们的影响。当然，这位班主任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向学生进行了诚恳的道歉，应该会让学生受到的伤害减轻一些。
从校园来到故宫，让他遇到了职业生涯中一位重要的师父。在他心中，这种师徒关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接触漆器文物修复，是到故宫以后才开始的，这些古董在学校时还接触不上。刚到故宫，院里专门安排了一位师父带我，在这里基本就是走传统师承的路子。虽然我学的是漆艺专业，对于一件漆器用什么材料、怎么粘接，自己做的时候都知道，可是如果面对一件残损的文物，需要补的这部分用什么材料就不知道了，中间有什么步骤，步骤中有哪些禁忌，不知道从何处入手，这必须由师父带。
别不舍得教徒弟
在古代，一旦确立了师徒关系，师父则必须尽力传授技艺。学徒期满离开师父独自经营时，师父会赠送一套工具。师父去世后，徒弟要准备孝衣，并以孝道待之。但是，许多师父其实仍然藏着一手“绝技”，不肯传给徒弟。于是，很多传统技艺因此失传，甚为可惜。
故宫的漆器修复师到我这是第四代，前面三代都是以师带徒的方式延续下来的。上世纪50年代，出身漆艺世家的多宝臣先生与从北京雕漆厂调来的胡增瑞和郭德龄成为了故宫第一代漆器修复师。在这三位先生之前，王世襄先生曾经请过管平湖到故宫来修清宫旧藏唐琴“大圣遗音”。管先生清除了数十年间琴面的泥水锈污，使之恢复了金徽玉珍的本来面目，而无丝毫的伤损。古琴也属于漆木器，凡是与漆工艺有关的文物都分配到我们部门修复。
在这三位师傅以后，档案记载有四位师傅，其中有一位叫陈振声，是我的师爷。再往下就是我师父张克学，故宫第三代漆器修复师只有他—人，成了单传。当时师父来到故宫时，这里的漆器修复师也只剩下师爷一人，所以他们的感情非常深，确实会有“师徒如父子”的感觉。这爷俩为了一门手艺而惺惺相惜。
师父带了三个徒弟，我有一位师兄和一位师妹。我从2004年来到故宫，到师父2012年退休，跟了他8年。这8年，并不像是在上一套系统的课程，这或许就是师父带徒弟的特点。师父带你越久，学的东西就越多。如果没活，徒弟的学习效率就会很低。这期间，师父的手艺学了几成我不敢说，但是能满足现在工作的需要，后面只能靠自己摸索，只能去看过去老师傅修过的东西或者复制的东西。
跟师父在一起的日子，一般我会比他早一些到单位，先打好水，不能等着师父给我去打水吧。通常刚到单位时不能马上干活，要先让情绪稳定一下。师父干活时，我会认真地看。做修复会经常遇到新的问题，这就看修复师的基本功是否牢固。我的基本功是师父一点点给打下的，最初从小物件的局部开始，刷漆、打磨、贴金、色彩控制等，都掌握了，再来一个复杂的。如此循环往复，春去秋来，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行业。
师父教了8年，当他突然退休了，没有师父在身边，要我修复一件文物时心里还是不踏实，与师父在身边的感觉完全不同。
对于我来说，认定了师父，那就有了一种父子的感觉，感情还是不一样。而且你把师父当师父，师父才把你当徒弟，这是双向选择的。如果对师父稍有不敬，师父肯定能感觉到。并不是所有的师徒关系都很紧密、亲密。
（口述/闵俊嵘整理/赵玉国图/闵俊嵘提供）
您会啥？就敢收徒
近些年经常见艺术圈有收徒现象，场面很大，见证人能坐上两排。徒弟对师父鞠躬、奉茶、献花，师父则赠给徒弟自己的作品，见证人中有头有脸的几位也要上台发言。可就是不知道热闹过后，师父能教徒弟们啥本事，徒弟又是否真心跟着师父学能耐。崇尚传统没毛病，不过这种形式对您传艺是否真的有帮助？现在认师父似乎成为一种社会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