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历史，农业一直是历代王朝的立国之本，面对这样的历史，一个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为什么中国历史选择了农业立国？
　　从历代王朝的治国政策来看，推动中国走向农业立国之路，战国时期执掌秦国军政大权的商鞅发挥过重要作用。进入秦国后的商鞅，向秦孝公提出强国之策——重农抑商。“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 ；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是商鞅论点的核心。农是实现强国的物质保证，战是迈向强国的克敌措施。依照商鞅鼓励农、战的政策，商业受到严重的压抑。
　　商鞅认为，国家一旦有难，由于农民的土地是不动产，既不可以移动，也不可能变换，为了保家，必定会与国家共生死 ；商人就不同了，由于商人的经营行为以流动性为主，并非固定在一地，且商业盈利获得的多为金银细软，一旦国家面临危机，包裹细软即可逃离战火是非，于国于民均无利。站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国家利益上，农为本，商为末，崇本抑末的思想即已形成。
　　事實上，崇本抑末并非中国古人一贯的思想。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的管仲，就与商鞅有着不同的治国思想，即重农而不抑末。管仲将国家的经济之本投放在粮食生产的同时，也提倡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并强调“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滞”的重农不抑商思想。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迈向了霸主的地位，不但拥有了强大的国力，且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如果说秦代开启了重农抑商的治国道路，那么最终的强化则完成于西汉时期。汉武帝时期的各种制度多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中董仲舒主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桑弘羊提出的盐铁官营，在思想与政策两方面强化了“崇本抑末”，并成为后世之本。
　　“崇本抑末”的真正效力在于政策和法律措施给予的保障。朝廷对官员政绩考察的主要内容在于“农”而不在于“商”，比如耕地的拓展、人口的增殖和其他与农业相关的指标。但事实上，对商业发展造成更大影响的，要数桑弘羊提出的盐铁官营制度。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下，衣食之需几乎完全可以依靠农业生产自身而获得，因此商人经营获利在于盐、铁、矾等农业不能生产之物。但后来，朝廷实施盐铁官营制度，将那些非农业所产，又是民生不可缺少的物品实行官营，目的就是将这些利润率最高的物品掌控在朝廷手中，并通过国家垄断，阻断商人的利润。实行盐铁官营制度之后，商人能够经销的物品，除日常针头线等小商品之外，就是面对社会上层需求的奢侈品，而所有这一切均不足以将商业推到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样的情况延续到明代，长城沿线蒙古人的南下，成为商人崛起的机会。在面对蒙古骑兵屡屡南下的危机时，朝廷为了保障军粮的需求，实行了“开中法”，即要求商人将粮食运送至长城地带，依据运粮数额发放贩盐通行证。正是利用“开中法”，后世盛极一时的晋商、徽商等商帮获取了第一桶金，并在此基础上崛起，成为明清时期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
　　尽管如此，“农为本”的思想也没有被削弱。农业始终是中国古代的支柱性产业，依托农业而诞生的文化也植根在这片土壤之上。它不仅养活了我们，还造就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辉煌历史。深厚的黄土与土地上生产的粮食，既孕育了中华文明之光，也让中华民族在年复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事活动中，形成一种平和求安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