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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中,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皮肤病与性病学系主任、北大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国际皮肤科联盟中国理事、欧洲皮肤科学会荣誉会员、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免疫学组组长、国家发改委药品价格咨询专家;对红斑狼疮、银屑病、脱发和肉芽肿性皮肤病有深入研究,组织了我国特应性皮炎诊疗指南、湿疹指南和男性脱发诊疗指南的制定;主持和参加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卫生部重点科研基金、科技部重大专项基金等科研基金项目;发表论文280余篇,主编与参编学术专著26部,多次应邀到国外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
阳光明媚的早晨,记者到达北大人民医院时,看见有人已经早早地在张建中的办公室门口等他。上午七点半左右,“姗姗来迟”的张建中嘴里不停地说着“抱歉,久等了”,还来不及稍作休整,便开始为等待的人们解决问题。从医20多年来,张建中的每一个早晨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
采访前,“良医益友”、“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等好口碑让记者觉得,这应该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见面时才知道,张建中只不过50出头,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他随和的话语、谦和的态度使我们的交谈变得十分轻松。在和张建中交谈的一个小时里,他的话语间无不透露着“医乃仁术,无德不立”的行医准则。
小疑问促成大发现
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这对很多人和张建中来说,不仅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成为命运的转折点和人生中一个重要的符号。上山下乡、劳动锻炼……这些考试前吃过苦的经历,不仅锻炼了张建中坚强的意志,也让他分外珍惜读书的机会。由于希望为病人解除病痛,在选择学科时,张建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临床研究,再加上看见当时身边的同学被银屑病困扰,所以他又将自己的定位放在了皮肤病学。从这里开始,张建中后面的所有日子,几乎都倾情奉献给了皮肤病学研究。
1983年,张建中刚刚考上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时,世界医学领域发现了一种新型红斑狼疮,即亚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众所周知,红斑狼疮分为系统性和皮肤性两种,尤其是系统性红斑狼疮,轻则侵犯肾脏、关节,重则威胁生命。中国有没有这次发现的新类型?张建中在心里给自己留了一个问号。在导师我国著名皮肤病学专家王光超教授的启发下,他开始了寻找中国病例的研究。
一次,北大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一位患者引起了张建中的注意,患者被诊断为“环形红斑”,但张建中发现患者的脸上也有一些环状红斑,这会不会就是新型的红斑狼疮?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他对患者进行了SSA抗体和SSB抗体检测,如果在患者血液中检测出其中任何一种抗体,那么他的猜想就将被证实。他开始了艰苦的研究,为了获得制备抗原的新鲜组织,他骑自行车到30公里远的南郊屠宰场取牛脾;为了进行抗原制备,他又骑车往返于北医校本部和北大医院之间,反复进行超速离心、层析等实验,终于制备出了中国人自己的ENA抗原。抗体检测条件的摸索开始很不顺利,张建中经常做实验到深夜,但他的执着似乎得不到上天的眷顾,实验屡做屡败。“当时觉得特别苦闷,甚至萌生放弃的念头。”张建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脸上透着一些意味深长的笑容,他说,这算是他从医以来最难忘的一次经历。
最终,他还是克服种种困难,检测出了这位患者体内存在SSB抗体,证实在我国也存在亚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在随后的深入研究中,他又发现不同亚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预后存在分离现象,并据此提出了根据不同亚型的治疗方案,为防止皮肤型红斑狼疮向系统性红斑狼疮发展做出了贡献,改善了红斑狼疮的预后。在研究中,他还在国际上首次提出SSB自身抗体具有“保护”作用的观点并用实验证实。亚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的研究,张建中一做就是20多年,从研究生做到研究生导师。20多年的辛勤耕耘终于结出了硕果,2009年,由张建中牵头的“亚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临床免疫学研究”获得了中华医学奖。
“游泳池肉芽肿病”是张建中的又一个重大发现。据了解,该病在教科书上早有记载,但一直处于“沉睡”状态,张建中的发现首次在国内揭开了这种疾病的神秘面纱。至今,他仍对发现“游泳池肉芽肿病”的过程记忆犹新。
2000年,张建中遇到一位特殊患者。北京多家医院的专家都将他诊断为孢子丝菌病,但治疗了多个疗程却没有任何效果。这是为什么?张建中带着问题查阅了相关文献,终于在国外杂志中发现了一种名为“游泳池肉芽肿”的皮肤病。通过仔细研究,最终确诊了国内首例“游泳池肉芽肿病”。
张建中说:“‘游泳池肉芽肿’的致病菌为海鱼分枝杆菌,可致鱼类患病,人往往是在皮肤有微小伤口的情况下感染此病,临床表现为皮肤或皮下斑块结节,有时破溃皮损几个或几十个不等。由于这种病好发于养鱼的人群,国际上已将此病改为‘养鱼人肉芽肿’。”
小细节造就大名医
有患者给张建中留言:“张大夫不仅医术高明,还没有一点架子,对病人和蔼可亲,希望能多一些这样的医生。”在医患关系略显紧张的今天,张建中的个人主页上却满是感谢的话语。他说:“医术其实就是一种仁术,医生应当帮助病人、关爱病人,解除病人痛苦,医生是一个非常崇高和神圣的职业。古话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但要做好良医并不容易,要既有德,也有才,没有仁爱之心的医生,难以成为‘家’,顶多能做一个‘匠’。”
张建中的病人大多是慕名而来,农村的、城市的、富有的、贫困的,他都一视同仁。“在我这儿只要是病人,我都会耐心和他们交谈,仔细帮他们诊断,提供高效和较便宜的治疗手段。”很多张建中的患者,都为他精湛的技术所折服,但更为感动的是他的宽厚仁爱。病人喜欢张建中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认真,他经常会让病人取药后再回到诊室,然后逐个加以说明,指导病人用药。对于一些不方便复诊的病人,他还会经常打电话询问病情,毫不夸张地说,张建中每个月的话费有一大半都用在了和病人通话上。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两年间发表了10多篇专业论文,是导师眼中的“超人”;他是病人眼中医德与医术“双高”的专家,他对“医乃仁术,无德不立”有着深刻的感悟。他的执着和细致创造了多个国内皮肤科“第一”:首次提出妊娠股臀红斑为一种新的皮肤病、首次发现色素血管性斑痣错构瘤病、首次发现“单纯性少毛症”的基因突变……
除了给病人看病,张建中也做科研。他说:“医生做科研要懂得有的放矢,不能为了凑文章而科研。”他特别重视临床科研,不遗余力地在全国各地举办讲座,告诉青年医生进行临床科研,既要重视系统性科研。也要重视偶发现象启发的科研,他说,对于临床医生来讲,每个病例就是一个科研。许多诊断不清的疑难杂症,到他这里总是能够获得解决,难怪有很多患者说“张大夫这里是我求医路上的终点站,能看上张大夫我就满足了!”他的门诊日记本里,记录着一个又一个的疑难病例,他翻着日记本,如数家珍,告诉我们这是他的“财富”。对于临床的传承与创新,他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但一定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没有基础的创新,就像空中楼阁,不扎实、不稳固。”张建中表示,临床医生要有所创新就必须先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相关基础知识,才能真正推动学科的创新发展。“创新不在于前后,也不在于大小,而在于踏实和扎实。”
这就是张建中,近30年的从医生涯里,他就像一位安全卫士,用高超的医术和大爱之心,始终如一地守卫着万千病人的皮肤安全和健康。
阳光明媚的早晨,记者到达北大人民医院时,看见有人已经早早地在张建中的办公室门口等他。上午七点半左右,“姗姗来迟”的张建中嘴里不停地说着“抱歉,久等了”,还来不及稍作休整,便开始为等待的人们解决问题。从医20多年来,张建中的每一个早晨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
采访前,“良医益友”、“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等好口碑让记者觉得,这应该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见面时才知道,张建中只不过50出头,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他随和的话语、谦和的态度使我们的交谈变得十分轻松。在和张建中交谈的一个小时里,他的话语间无不透露着“医乃仁术,无德不立”的行医准则。
小疑问促成大发现
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这对很多人和张建中来说,不仅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成为命运的转折点和人生中一个重要的符号。上山下乡、劳动锻炼……这些考试前吃过苦的经历,不仅锻炼了张建中坚强的意志,也让他分外珍惜读书的机会。由于希望为病人解除病痛,在选择学科时,张建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临床研究,再加上看见当时身边的同学被银屑病困扰,所以他又将自己的定位放在了皮肤病学。从这里开始,张建中后面的所有日子,几乎都倾情奉献给了皮肤病学研究。
1983年,张建中刚刚考上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时,世界医学领域发现了一种新型红斑狼疮,即亚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众所周知,红斑狼疮分为系统性和皮肤性两种,尤其是系统性红斑狼疮,轻则侵犯肾脏、关节,重则威胁生命。中国有没有这次发现的新类型?张建中在心里给自己留了一个问号。在导师我国著名皮肤病学专家王光超教授的启发下,他开始了寻找中国病例的研究。
一次,北大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一位患者引起了张建中的注意,患者被诊断为“环形红斑”,但张建中发现患者的脸上也有一些环状红斑,这会不会就是新型的红斑狼疮?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他对患者进行了SSA抗体和SSB抗体检测,如果在患者血液中检测出其中任何一种抗体,那么他的猜想就将被证实。他开始了艰苦的研究,为了获得制备抗原的新鲜组织,他骑自行车到30公里远的南郊屠宰场取牛脾;为了进行抗原制备,他又骑车往返于北医校本部和北大医院之间,反复进行超速离心、层析等实验,终于制备出了中国人自己的ENA抗原。抗体检测条件的摸索开始很不顺利,张建中经常做实验到深夜,但他的执着似乎得不到上天的眷顾,实验屡做屡败。“当时觉得特别苦闷,甚至萌生放弃的念头。”张建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脸上透着一些意味深长的笑容,他说,这算是他从医以来最难忘的一次经历。
最终,他还是克服种种困难,检测出了这位患者体内存在SSB抗体,证实在我国也存在亚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在随后的深入研究中,他又发现不同亚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预后存在分离现象,并据此提出了根据不同亚型的治疗方案,为防止皮肤型红斑狼疮向系统性红斑狼疮发展做出了贡献,改善了红斑狼疮的预后。在研究中,他还在国际上首次提出SSB自身抗体具有“保护”作用的观点并用实验证实。亚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的研究,张建中一做就是20多年,从研究生做到研究生导师。20多年的辛勤耕耘终于结出了硕果,2009年,由张建中牵头的“亚急性皮肤型红斑狼疮临床免疫学研究”获得了中华医学奖。
“游泳池肉芽肿病”是张建中的又一个重大发现。据了解,该病在教科书上早有记载,但一直处于“沉睡”状态,张建中的发现首次在国内揭开了这种疾病的神秘面纱。至今,他仍对发现“游泳池肉芽肿病”的过程记忆犹新。
2000年,张建中遇到一位特殊患者。北京多家医院的专家都将他诊断为孢子丝菌病,但治疗了多个疗程却没有任何效果。这是为什么?张建中带着问题查阅了相关文献,终于在国外杂志中发现了一种名为“游泳池肉芽肿”的皮肤病。通过仔细研究,最终确诊了国内首例“游泳池肉芽肿病”。
张建中说:“‘游泳池肉芽肿’的致病菌为海鱼分枝杆菌,可致鱼类患病,人往往是在皮肤有微小伤口的情况下感染此病,临床表现为皮肤或皮下斑块结节,有时破溃皮损几个或几十个不等。由于这种病好发于养鱼的人群,国际上已将此病改为‘养鱼人肉芽肿’。”
小细节造就大名医
有患者给张建中留言:“张大夫不仅医术高明,还没有一点架子,对病人和蔼可亲,希望能多一些这样的医生。”在医患关系略显紧张的今天,张建中的个人主页上却满是感谢的话语。他说:“医术其实就是一种仁术,医生应当帮助病人、关爱病人,解除病人痛苦,医生是一个非常崇高和神圣的职业。古话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但要做好良医并不容易,要既有德,也有才,没有仁爱之心的医生,难以成为‘家’,顶多能做一个‘匠’。”
张建中的病人大多是慕名而来,农村的、城市的、富有的、贫困的,他都一视同仁。“在我这儿只要是病人,我都会耐心和他们交谈,仔细帮他们诊断,提供高效和较便宜的治疗手段。”很多张建中的患者,都为他精湛的技术所折服,但更为感动的是他的宽厚仁爱。病人喜欢张建中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认真,他经常会让病人取药后再回到诊室,然后逐个加以说明,指导病人用药。对于一些不方便复诊的病人,他还会经常打电话询问病情,毫不夸张地说,张建中每个月的话费有一大半都用在了和病人通话上。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两年间发表了10多篇专业论文,是导师眼中的“超人”;他是病人眼中医德与医术“双高”的专家,他对“医乃仁术,无德不立”有着深刻的感悟。他的执着和细致创造了多个国内皮肤科“第一”:首次提出妊娠股臀红斑为一种新的皮肤病、首次发现色素血管性斑痣错构瘤病、首次发现“单纯性少毛症”的基因突变……
除了给病人看病,张建中也做科研。他说:“医生做科研要懂得有的放矢,不能为了凑文章而科研。”他特别重视临床科研,不遗余力地在全国各地举办讲座,告诉青年医生进行临床科研,既要重视系统性科研。也要重视偶发现象启发的科研,他说,对于临床医生来讲,每个病例就是一个科研。许多诊断不清的疑难杂症,到他这里总是能够获得解决,难怪有很多患者说“张大夫这里是我求医路上的终点站,能看上张大夫我就满足了!”他的门诊日记本里,记录着一个又一个的疑难病例,他翻着日记本,如数家珍,告诉我们这是他的“财富”。对于临床的传承与创新,他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但一定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没有基础的创新,就像空中楼阁,不扎实、不稳固。”张建中表示,临床医生要有所创新就必须先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相关基础知识,才能真正推动学科的创新发展。“创新不在于前后,也不在于大小,而在于踏实和扎实。”
这就是张建中,近30年的从医生涯里,他就像一位安全卫士,用高超的医术和大爱之心,始终如一地守卫着万千病人的皮肤安全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