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法谚有云：“正义不仅要实现，更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在现今中国，通过网络直播使法庭审判向社会公众公开，使普罗大众更全面、更便捷地了解刑事庭审，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然而，刑事庭审的网络直播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促进刑事审判程序的规范化，并使公众获得更多知情权，又可能对诉讼当事人的权利造成侵犯，对案件的公正审理造成负面影响。为此，人们既需要转变观念，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也需要加强对刑事庭审网络直播的管理和引导，使其真正成为司法公开的窗口、公民普法的工具。
　　[关键词]互联网；刑事案件；庭审直播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20.134
　　[中图分类号]D926.2；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20-0-02
　　1 刑事庭审网络直播的价值分析
　　1.1 守护程序正义，提升庭审质量
　　在传统庭审中，由于多方面因素限制，绝大多数人无法到庭审现场参加公开审判，而“法言法语”的相对艰深与案件侦办阶段的保密要求又会加深人们对刑事审判的神秘感。在民众看来，一个普通人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直至成为罪犯，中间的过程都仿佛在黑箱中。通过网络庭审直播，公众可以直观、清晰地看到法庭讯问、举证质证、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宣判等审判环节，不仅向公众播报了案件的实际情况，更向公众展示审理案件的程序。这样做也体现了司法自信，提升了法院的公信力。
　　此外，网络庭审直播使审判、公诉、辩护三方的一言一行都处于更大范围的监督之下。将庭审置于公众视野之内，法官必须提升自己的归纳总结能力、庭审驾驭能力；检察官必须提升法庭讯问和法庭辩论的能力，通过庭审充分展示公诉形象；律师们从自身职业生涯考虑，也会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充分行使辩护权，有效提升案件的审判质量。
　　1.2 延伸法律教育功能，提升公民法治意识
　　网络时代信息的传播十分迅速，案件庭审结果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传播到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然而当道德标准和法律标准两者对同一案件出现差距较大的评判结果时，易导致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庭审直播恰恰是顺势而为，能够防止案件情况的不实传播。网络庭审直播通过全面展示庭审过程及宣判实况，辅之以官方的法律适用及案件答疑，可以有效减少舆论对判决结果的扭曲，化解民众对判决的不理解。正如美国首席大法官布伦南所言，审判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社区内进行的，传闻“可能比合理新闻报道更有杀伤力”。网络庭审直播能够使公众对司法的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有助于培养公众在全面了解庭审情况的基础上对案件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
　　1.3 保障公民知情权，提升司法透明度
　　公民知情权是指公民对于国家的重要决策、政府的重要事务以及社会当前发生的与普遍公民权利和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有了解知悉的权利。知情权不仅是监督公权力的一种有效手段，更是公民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以往多数民众对于刑事案件的知情权依赖于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对于庭审情况的转述报道，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而网络庭审直播让民众带着自己的感官去感受庭审，去除转述带来的主观和片面，最大限度地将审判过程客观化、透明化，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2 刑事庭审网络直播的现实争议
　　在推进司法公开，建设法治社会的大环境下，司法运行需要媒体的参与，但法庭毕竟不是表演的舞台，庭审公开直播后，涉及一系列基本权利的冲突及法理问题。
　　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网络庭审直播让民众能够充分享有知情权，并对司法裁判进行更广泛的监督。但与此同时，显然使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的隐私权在这无远弗届的公开中受到了侵害。执法者必须在公众知情权和诉讼当事人隐私权之间作出权衡，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将某一种权利极端化。
　　言论自由与独立审判的冲突。诚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的自由，然而要成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真正实现依法治国，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亦十分重要。网络庭审直播为民众了解审判过程提供了一个窗口，同时也为民众评论、阐述观点，批评司法甚至是扭曲事实提供了平台。实践中，屡屡出现网络广泛传播片面案件信息，形成舆论压力，继而对司法裁判进行干涉的情形，如胡斌案、药家鑫案、许霆案等。目前法官的工作模式、职业评价标准尚不健全，在审判中承办人不得不考虑案件的社会影响，各种言论通过网络放大，极易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
　　大众逻辑与精英司法的冲突。网络直播中的公众的言论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大众逻辑，作为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群体，公众对很多法律问题的认识可能带有非理性的一面。如最近爆红网络的快播案刑事庭审，网络上普遍对王欣侵权、传播淫秽的视频行为表达了草根式的认同，并对辩护人一些看似犀利精致，实则脱离案情、无关法律的“金句”大加赞赏，认为王欣无罪，若有罪便是司法不公。这些观点的出现并不奇怪，辩护人正是抓住了网络大众的思维方式和关注点。但法律人的思维与此是有所差异的，法律思维具有抽象性的特点，它通过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运用演绎、归纳和辩证等推理方法的运用以及受到现行法律的严格约束，较少地带有感情色彩。另外，民众通过网络表达出的观点很多时候比一般的朴素大众逻辑更为偏激，这归因于网络带来的匿名效应，有了网络匿名的保护，不负责任的评论和谣言随处可见。一方面，完全脱离民意基础的刑事审判是危险的；但另一方面，以网络为代表的民意若过多干涉司法，绝非良性循环。
　　刑事案件基于其本身的特点，往往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容易成为舆论的焦点。虽然网络媒体在对案件进行报道时也尽可能追求客观公正，但是媒体人的社会责任、人文关怀、同情弱势人群等倾向，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在报道中流露出来。而这些倾向又极易调动起社会公众的情绪，当这些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主流民意时，很可能对法院审判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刑事诉讼活动陷入两难境地。尤其是当法院判决结果与民意不符时，这种冲突就会表现的更加激烈。 　　3 网络直播规则设计及庭审控辩探讨
　　3.1 庭审网络直播的规则设计
　　庭审网络直播的目的是让民众有渠道了解审判，并藉此实现法治基础的构建。但在此过程中，需要通过规则设计来避免审判的娱乐化，保护庭审中各方的基本权利。在价值权衡的基础上，应在案件范围和庭审程序两个方面规范网络庭审直播。
　　（1）法院主动启动的法庭直播要避免形式大于内容。依媒体或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网络庭审直播，由法院审委会裁定是否准许。
　　（2）赋予被告人庭审直播的否决权。这是人权保障的应有之义，在案件宣判前，被告人都不是罪犯，政治权利等相关权利都应完整给予。如案件却有必要进行直播的，也应通过技术手段保护其隐私。
　　（3）直播以不妨碍法庭秩序为原则。如限制参加庭审直播的媒体数量，在法庭直播开始前禁止对被害人、证人进行采访，以免影响其庭审真实表达，被害人和证人亦有权要求不得录入能够直接辨认其容貌的特写镜头。
　　3.2 网络直播下的刑事庭审控辩
　　此次“快播案”庭审直播中，公诉方“场面失利”，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于公诉人的不回应。在多数公诉出庭人员看来，自己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庭审过程中应围绕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进行指控及辩论，同时考虑到节约诉讼成本，缩短庭审时间，对于“无聊、无理、无依据”的辩方意见都无需理睬，不做无谓纠缠。
　　“不回应”的根本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只有能说服法官的辩护才是有效的辩护，辩护人的花枪只是哗众取宠，对于案件的走向没有影响；第二，对于一些确有瑕疵的程序性问题，公诉方基于长期办案的经验，认为不会影响裁判，就不作解释、不予回应。但是对基本没有经历过刑事庭审的民众来说，公诉方每一个没有回应的问题，都是人命关天的大问题，这般冷漠、这般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民众一边倒的支持和愤怒就可以理解了。
　　“不回应”符合精英司法逻辑，但是在庭审直播环境下将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譬如“快播案”，在公诉方庭审如此“失利”的情况下，如果法院仍然简单地按照公诉意见定罪量刑，那在民众看来，整个庭审就成了走过场，刑事诉讼的辩护制度也受到嘲笑。庭审公开直播，令庭审模式、刑事诉讼制度受到了冲击，公诉人将面临的最大挑战就在于此，今后公诉人在法庭上应如何作为将会成为一门新的课题。
　　当前的刑事庭审内容充实程度，尚无法应对“庭审为中心”“审判公开化”的目标，庭审网络直播的制度倒逼，将会加速刑事诉讼理念的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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