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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凯（John Kay），1948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 早年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数学，在副修了经济学的课程后，他立志成为一名经济学家。那时，他给自己的理由是，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训练之后，他能更好地理解社会。从爱丁堡大学毕业之后，约翰·凯进入牛津大学纳费尔德学院，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勒斯（James A. Mirrlees）。
在米勒斯的推荐下，约翰·凯在21岁的时候获得了牛津大学终身教职职位。刚一开始他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应用学，后来因为参加由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梅德（James Meade）所领导的一个有关英国税收制度调整的项目小组，他开始转变研究方向，这个小组就是后来的智囊团英国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的前身。
约翰·凯因此从牛津大学离开，加入了该研究所并出任首任研究项目主任, 不久之后成为该研究所的负责人。英国财政研究所后来发展成为英国的顶尖智囊团，因为在财政事务方面独立而尖锐的分析而受到政治决策制和新闻媒体的敬畏。
7年之后, 约翰·凯觉得他该离开了。英国财政研究所的成功让他觉得，如果在公共政策上可以这般运作，那么在经济政策上也可以如此。1986年，他接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职位,与此同时建立了一家咨询公司London Economics Ltd。
在此后的几年间，经济学的原理在商业中的应用已经成为他的兴趣所在，在这段时间内，他的咨询公司也得到了迅速的增长，成为英国最大的独立经济咨询公司，资产达到千万英镑,子公司遍布三大洲六个国家。到1991年，管理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他的主要职责，并且要花费大部分时间, 因此他调整了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工作而只作为客座教授。
通过对London Economics管理，加深了约翰·凯对商业世界的认识，使他获得了很多有关小型企业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拓宽了其学术工作的视野。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了多家投资公司的领导职务。1996年, 约翰凯又回到牛津大学，建立了一个新的商学院——赛德商学院, 因此成为牛津大学管理学的第一位教授, 也是惟一一位被英国学术委员会委员授予卓越学术奖的管理学教授。
从1995年开始，他将在商业世界中的实践经验结合所受到的专业学术训练的所思所想，开始为《金融时报》写专栏。并在1993年出版了《企业成功的基础》，1996年出版了《经济学中的商业》，以及2003年5月的最新著作《市场的真相》。
在1999年年末，约翰·凯的身体开始受到病困，尽管痊愈，但是他却不能像从前那样精力充沛地写作。尽管约翰·凯教授还只有55岁，满头的白发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长很多，但他的思维依旧活跃。今年8月中旬，约翰·凯教授接受了《商务周刊》的专访，当我们用中国式——总是要寻求一种解决办法的方式提问时，他说：“大家总是相信有一种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存在而放弃了更多的探索，这才是存在的大问题。”
《商务周刊》：我们该怎么看待华盛顿共识和拉丁美洲发生的那些事情？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一些国家成功，但在另一些国家却失败了？您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发展与否的根本问题，到底是能否制订出好的经济政策，还是像福山说的那样，在于当地政府治理能力？
约翰·凯：市场经济需要来自文化、政治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支持，这其中包括政府的管理能力，但是不是说这些条件单个就能限制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经济制度的力量多半来自于解决以下问题的社会机制：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运行，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根植于社会关系中。至于华盛顿共识，我们在实践中已经看到那是个让人绝望、太肤浅的观点。
《商务周刊》：《商务周刊》8月15日一期刊登了您批判“新美国模式”的文章，美国商业模式（ABM）或许是一种失败的模式，又或者，重新让曾经“人性化”的资本主义变得野蛮，而它自己也逐渐陷入了困境，但是它毕竟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约翰·凯：美国商业模式不是一种失败，美国经济也不是一种失败，但是那种努力把美国经济变得像美国商业模式的尝试是一种失败。这种失败的根源就是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的极端复杂性，以及这些经济组织中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中的深入程度。这种深入程度延伸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自由主义模式（新美国模式）被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付诸实践，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两个基石——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方案——的批评，使它成为新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合法继承者，我认为这种继承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这不是惟一行之有效的经济体制。大家总是相信有一种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存在而放弃了更多的探索，这才是存在的大问题。
《商务周刊》：您是否认为正是新自由主义模式（新美国模式）是全球化的罪魁祸首，它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贫富不均、更不正义？
约翰·凯：我不认为全球化是加剧世界贫富分化的祸根，如果全球化的概念仅仅是指世界贸易增长的话。
《商务周刊》：“莱茵资本主义模式”，或者说社会民主主义，被您称为“人性化的资本主义”，它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一个令人难忘的“黄金年代”，人们曾经认为德国会是经济火车头，但现在它们陷入了困境，您认为原因何在？现在是否到了给这种模式盖棺论定的时候？
约翰·凯：德国有一系列特定的困难，比如说东西德在统一后的磨合问题以及原本就薄弱有待调节结构的劳工市场问题。这是一种让人沮丧的趋势：从一种优惠的模式转向一种不优惠的模式。在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早期的德国，1997年经济危机前的东亚国家，还有近来的美国，都是这种情形。盖棺论定的想法是极其肤浅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与市场导向的模式和其他模式的对比。
《商务周刊》：在东方，50多年来，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经济体演绎着与西方与众不同的“东亚模式”，它曾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亮点，也曾经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受到了普遍质疑，您如何评价“东亚模式”成功和陷入困境的原因，现在是否到了可以下一个确定的结论？
约翰·凯：经济学家们常常把信息的不对称、不完整、不协作的问题以及风险市场的不充分等问题视为典型的“市场失灵”。事实上，只存在某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失败，而市场经济本身是不会失败的，关键的一点是这里没有最好的模式。所有成功的经济模式都是市场经济， 但是它们都是有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而且所有的这些经济模式在整个的运行过程中都会有好和不好的表现。
《商务周刊》：您的同行给《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写专栏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下过确定的结论，他说，“东亚模式”的威权主义特征使它注定要失败，而且必定要向美国式的市场经济转型，但是正如您所说，“没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支撑，市场经济就很难成功”，以您之见，“东亚模式”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约翰·凯：东亚经济模式是亚洲社会和制度的特定产物, 但是我认为有序有规律的威权主义对于市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在我看来，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比起中国来说要少很多，毕竟新加坡对于外界的影响都是很开放的，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有很多政府干预和很多传统的东西在里面。
《商务周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后进发展中国家，您认为上述资本主义模式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何借鉴意义？有人认为，中国正在努力效仿新美国模式，也有人认为，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学习莱茵资本主义模式，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约翰·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经济模式应该是建立在中国自己的特定环境上。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基本的问题需要解决。在这个国家的经济模式运转过程中肯定会借鉴到各个国家经济模式中的一些因素，但是如果一味地去效仿这种模式或那种模式，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中国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包括垄断与竞争、宏观调控与市场自由、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及其社会保障在内的许多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改革，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进退两难的问题, 因此这里没有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你需要看看整本《市场的真相》。同时我们要有更多的探索精神，要不断地结合实际来行动，如同我前面提到的，千万不能用一种固定的思维去看待这些问题，认为这里已经存在了解决的方式，要结合自身的问题来找答案。
（本刊的采访，得到了约翰·凯教授的秘书Jo Charrington先生的大力帮助和支持。）
在米勒斯的推荐下，约翰·凯在21岁的时候获得了牛津大学终身教职职位。刚一开始他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应用学，后来因为参加由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梅德（James Meade）所领导的一个有关英国税收制度调整的项目小组，他开始转变研究方向，这个小组就是后来的智囊团英国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的前身。
约翰·凯因此从牛津大学离开，加入了该研究所并出任首任研究项目主任, 不久之后成为该研究所的负责人。英国财政研究所后来发展成为英国的顶尖智囊团，因为在财政事务方面独立而尖锐的分析而受到政治决策制和新闻媒体的敬畏。
7年之后, 约翰·凯觉得他该离开了。英国财政研究所的成功让他觉得，如果在公共政策上可以这般运作，那么在经济政策上也可以如此。1986年，他接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职位,与此同时建立了一家咨询公司London Economics Ltd。
在此后的几年间，经济学的原理在商业中的应用已经成为他的兴趣所在，在这段时间内，他的咨询公司也得到了迅速的增长，成为英国最大的独立经济咨询公司，资产达到千万英镑,子公司遍布三大洲六个国家。到1991年，管理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他的主要职责，并且要花费大部分时间, 因此他调整了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工作而只作为客座教授。
通过对London Economics管理，加深了约翰·凯对商业世界的认识，使他获得了很多有关小型企业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拓宽了其学术工作的视野。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了多家投资公司的领导职务。1996年, 约翰凯又回到牛津大学，建立了一个新的商学院——赛德商学院, 因此成为牛津大学管理学的第一位教授, 也是惟一一位被英国学术委员会委员授予卓越学术奖的管理学教授。
从1995年开始，他将在商业世界中的实践经验结合所受到的专业学术训练的所思所想，开始为《金融时报》写专栏。并在1993年出版了《企业成功的基础》，1996年出版了《经济学中的商业》，以及2003年5月的最新著作《市场的真相》。
在1999年年末，约翰·凯的身体开始受到病困，尽管痊愈，但是他却不能像从前那样精力充沛地写作。尽管约翰·凯教授还只有55岁，满头的白发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长很多，但他的思维依旧活跃。今年8月中旬，约翰·凯教授接受了《商务周刊》的专访，当我们用中国式——总是要寻求一种解决办法的方式提问时，他说：“大家总是相信有一种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存在而放弃了更多的探索，这才是存在的大问题。”
《商务周刊》：我们该怎么看待华盛顿共识和拉丁美洲发生的那些事情？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一些国家成功，但在另一些国家却失败了？您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发展与否的根本问题，到底是能否制订出好的经济政策，还是像福山说的那样，在于当地政府治理能力？
约翰·凯：市场经济需要来自文化、政治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支持，这其中包括政府的管理能力，但是不是说这些条件单个就能限制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经济制度的力量多半来自于解决以下问题的社会机制：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运行，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根植于社会关系中。至于华盛顿共识，我们在实践中已经看到那是个让人绝望、太肤浅的观点。
《商务周刊》：《商务周刊》8月15日一期刊登了您批判“新美国模式”的文章，美国商业模式（ABM）或许是一种失败的模式，又或者，重新让曾经“人性化”的资本主义变得野蛮，而它自己也逐渐陷入了困境，但是它毕竟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约翰·凯：美国商业模式不是一种失败，美国经济也不是一种失败，但是那种努力把美国经济变得像美国商业模式的尝试是一种失败。这种失败的根源就是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的极端复杂性，以及这些经济组织中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中的深入程度。这种深入程度延伸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自由主义模式（新美国模式）被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付诸实践，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两个基石——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方案——的批评，使它成为新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合法继承者，我认为这种继承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这不是惟一行之有效的经济体制。大家总是相信有一种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存在而放弃了更多的探索，这才是存在的大问题。
《商务周刊》：您是否认为正是新自由主义模式（新美国模式）是全球化的罪魁祸首，它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贫富不均、更不正义？
约翰·凯：我不认为全球化是加剧世界贫富分化的祸根，如果全球化的概念仅仅是指世界贸易增长的话。
《商务周刊》：“莱茵资本主义模式”，或者说社会民主主义，被您称为“人性化的资本主义”，它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一个令人难忘的“黄金年代”，人们曾经认为德国会是经济火车头，但现在它们陷入了困境，您认为原因何在？现在是否到了给这种模式盖棺论定的时候？
约翰·凯：德国有一系列特定的困难，比如说东西德在统一后的磨合问题以及原本就薄弱有待调节结构的劳工市场问题。这是一种让人沮丧的趋势：从一种优惠的模式转向一种不优惠的模式。在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早期的德国，1997年经济危机前的东亚国家，还有近来的美国，都是这种情形。盖棺论定的想法是极其肤浅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与市场导向的模式和其他模式的对比。
《商务周刊》：在东方，50多年来，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经济体演绎着与西方与众不同的“东亚模式”，它曾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亮点，也曾经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受到了普遍质疑，您如何评价“东亚模式”成功和陷入困境的原因，现在是否到了可以下一个确定的结论？
约翰·凯：经济学家们常常把信息的不对称、不完整、不协作的问题以及风险市场的不充分等问题视为典型的“市场失灵”。事实上，只存在某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失败，而市场经济本身是不会失败的，关键的一点是这里没有最好的模式。所有成功的经济模式都是市场经济， 但是它们都是有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而且所有的这些经济模式在整个的运行过程中都会有好和不好的表现。
《商务周刊》：您的同行给《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写专栏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下过确定的结论，他说，“东亚模式”的威权主义特征使它注定要失败，而且必定要向美国式的市场经济转型，但是正如您所说，“没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支撑，市场经济就很难成功”，以您之见，“东亚模式”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约翰·凯：东亚经济模式是亚洲社会和制度的特定产物, 但是我认为有序有规律的威权主义对于市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在我看来，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比起中国来说要少很多，毕竟新加坡对于外界的影响都是很开放的，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有很多政府干预和很多传统的东西在里面。
《商务周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后进发展中国家，您认为上述资本主义模式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何借鉴意义？有人认为，中国正在努力效仿新美国模式，也有人认为，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学习莱茵资本主义模式，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约翰·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经济模式应该是建立在中国自己的特定环境上。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基本的问题需要解决。在这个国家的经济模式运转过程中肯定会借鉴到各个国家经济模式中的一些因素，但是如果一味地去效仿这种模式或那种模式，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中国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包括垄断与竞争、宏观调控与市场自由、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及其社会保障在内的许多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改革，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进退两难的问题, 因此这里没有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你需要看看整本《市场的真相》。同时我们要有更多的探索精神，要不断地结合实际来行动，如同我前面提到的，千万不能用一种固定的思维去看待这些问题，认为这里已经存在了解决的方式，要结合自身的问题来找答案。
（本刊的采访，得到了约翰·凯教授的秘书Jo Charrington先生的大力帮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