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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最怕的科目，不是语文，不是数学，也不是英语，而是体育。
当同学们轻松自如地训练跳远、跑步，或者在自由活动时间上蹿下跳、欢呼雀跃时，我则静默地站在队伍末尾，无动于衷地观看，提心吊胆地躲藏，巴不得变成一个隐形人，生怕被老师发现我在偷懒。
准确地说，我不是偷懒，只是不习惯。我生来不爱运动，运动对于我来说，就像赶鸭子上架、强迫飞鸟游泳那么可怕，那么不合情理。
体育课的上课铃声一响，我的紧张情绪就来了。在老师威严的口令声中，我气喘吁吁地跑哇、跳哇，像一个垂死挣扎的病人。好不容易熬到自由活动时间，同学们意犹未尽地做着游戏，我则如释重负地逃离热闹的人群，独自在操场边缓步游荡，拼命地大口呼吸自由的空气。无奈的是，这样的“折磨”每周都有。
偶尔我会藏起来，等同学们都出去上体育课了才回教室，怡然自得地享受这来之不易的自由时光，从容淡定地读一本课外书，或者趴在走廊的栏杆上悄悄地凝望操场。
有时我久久地蹲在车棚里某个不易被发现的角落，利用体育课的自由活动时间，细致地观察土堆和墙缝里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蚂蚁家族。如果幸运地碰上和我一样不爱运动的同学，我们就会并肩坐在乒乓球台上，无所事事地聊着天，直到下课铃声唱响，我们才长舒一口气，迫不及待地跑回教室。
大概是上二年级的时候，某次体育课，我照例独自坐在树下发呆，忽然背后响起一个厚重的男声：“你怎么不去跟同学们玩？”我扭头一看，竟然是体育老师。我吓得结巴起来：“我……我……我不想玩。”他说：“没事，我就随便问问。”然后他就转身走了，脸上看不出任何愠怒的表情，却似乎有种淡淡的同情，好像我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
其实我不需要同情，不是同学们不愿和我玩，而是我拒绝了他们热情的邀请。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喜欢和别人打成一片，也不是所有静默都代表自闭或懒散。我相信每所学校的体育课上，都会有那么几个孤单的身影，漫无目的地游荡在操场边、树荫下、草丛里，自得其乐，静静地消磨这不被打扰的童年时光。
小学那几年，我觉得进行体育达标测试那几天简直就是世界末日。每到春天，我们必须早晨7点就到校锻炼，课间和放学后也会被老师轰出教室，在操场上进行跳绳、跳远、跑步等测试项目。
班主任拿着秒表忙得不亦乐乎，我们擦着汗累得叫苦不迭。成绩拖后腿的学生被聚在一起，“享受”个性化指导。在我看来，那实在是一件丢人的事，所以我宁可披星戴月地训练，拼命往前赶，也不愿被揪出队伍。
我对体育的过敏，延续到11岁才逐渐消退。那一年，洛阳市举办“万人打太极”活动，打算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作为五年级学生的我和其他同学也光荣地加入了这一行列。训练的那段日子，我们放学后不是按时回家，而是要乖乖在操场上集合排队，跟着台上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奶奶，认真比画着太极拳里的一招一式、一掌一拳。
好奇心给了我无穷的动力。太极拳的每个动作都让我联想到电影里神奇的中国功夫，我在心里幻想着自己打太极拳时帅气潇洒的形象，甚至美滋滋地以为，学成之后我就能功夫超群、天下无敌。
但是练习久了，不免会感到倦怠无聊。以小孩子的耐心去承受每天一遍遍单调重复和枯燥的练习，的确困难重重。更甚的是，我们代表的是整所学校，所以绝对不能敷衍了事，必须对每个动作精益求精，唯恐有什么疏漏。每到黄昏，我们一边老老实实地排队，一边不安生地频频扭头，热切地望着那些放学按时回家的低年级学生，一脸羡慕。
现在想起，我不得不佩服自己那时的坚毅：每天都要练到天黑透了才回家，而且风雨无阻。
几个月后，我们胸前贴着活动标签，整整齐齐地穿着校服，加入了那次宏伟壮观的集体活动。洛浦公园沿洛河而建，几乎贯穿整个洛阳市区，打太极的3万人沿着洛浦长堤排队，浩浩荡荡排了10里长。打太极的市民来自各行各业，和我们这群小孩儿一样经过专业指导训练，按照编号，有序入场。
音乐一响，3万人同时动起来，一招一式整齐到位，好像整个洛阳都在打太极拳，每个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胞。我们这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一改常态，有模有样地摆开架势，专注的神态和标准的动作丝毫不比成年人差。
活动结束，音乐停了，我们却没有停。大家相视一笑，意犹未尽地从头开始，把太极拳继续打了下去。心里涌动的，不仅是激动、默契、不舍，更是一种骄傲和满足。那一刻，什么单调啊，疲惫啊，冒雨训练时的辛苦啊，都不值一提。我们希望训练永远不要结束，这个活动永远不要终止。
人常常这样，在忍耐辛苦时，比如在军训时，比如在大考前奋战时，抱怨之声不绝于耳；而让人觉得辛苦的事一旦结束，便立刻感到不舍。曾经排斥过的都显得那么美好，那么值得怀念。
13岁那年的夏天，我对篮球这项运动燃起一股莫名的狂热。
当时全年级都流行打篮球，几个爱玩篮球的高个儿男生出尽风头，自诩为某某师父，自信满满地招收徒弟。我和好朋友阿任则不吃这一套，我们自己摸索球技，想自学成才，于是把许多个夏夜都消磨在篮球场上。
夕阳沉没之后气温稍有降低，但风并没有带来凉爽，我们总是尚未开跑就已汗流浃背。没办法，就这么凑合着穿着被汗水浸湿的衣服，拍着篮球，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光线暗下去，打球的人纷纷离开，只有我们坚守阵地。夜深人静时，只听见篮球“咚咚咚”砸着地面的声音，像鲜活有力的心跳，饱含生机。
篮球场附近没有灯，篮筐模糊不清地悬在半空，练得久了，我们竟能在黑暗中“感觉”到它的具体位置，投得不偏不倚。每当我投进了球，阿任总会毫不吝啬地赞叹：“好球！”然后敏捷地冲过去捡起球，投一个更漂亮的。
夏夜的籃球场，当然不止我们两个。有时会有成年人路过，他们会站在旁边看我们一会儿，不时地喝彩；有时我们会遇到高年级的篮球高手，请他们指点一二；有时甚至会冒出几名小学生，提出想和我们一起玩。因为只有一个球，我们就和他们打比赛，趁此机会练练抢球和传球技巧。
另有一位常客——一只白猫——可不那么受欢迎，它不打扰我们，只是安静地在一旁偷窥，然后像一道白色的闪电，“噌”地蹿进黑暗，无影无踪。我不介意它的陪伴，但阿任最讨厌猫，每次察觉到那鬼鬼祟祟的白色身影，她就触电似的抱着球冲过去，把它吓得落荒而逃。
玩累了，我和阿任就坐在篮筐底下，吹吹风，聊聊天，看看美丽的夜空。多亏没有灯光，夜空里的星星明亮地闪呀闪，忽远忽近，像一滴滴遥远的水珠，却怎么也滴不下来。
偶尔，我们在确保四周无人后，会害羞地唱起歌来。起初声音很轻，因为自己的声音在安静中会被无限放大、清晰无比。唱得久了，我们才敢放开嗓子，一首接一首，陶醉其中，不亦乐乎。
我们就这样，晚上借着星光打球，从夏天一直打到冬天。寒冬腊月，我们的手刚伸出来，就被冻得近乎麻木，连球都托不住。即使这样，我们依然坚持打球、唱歌，好像这是一种戒不掉的瘾。
有一次，我刚唱完歌，并肩坐在一旁的阿任忽然叫道：“这首歌真好听！真好听！”她没来得及摘下棉手套，就迫不及待地鼓起掌来。厚厚的棉手套相互撞击，发出低低的、闷闷的“嘭嘭”声。她回过神来，甩掉手套，用力拍出清脆响亮的掌声。
当时我们坐得很近，但因为夜太黑，我不能真切地看到她的表情，只能从她的声音里感受到一阵漫溢的兴奋和惊喜。我低着头愣了几秒，深吸了一口寒气，冷静下来问：“真的有那么好听吗？”“真的好听啊！”她叫道，“再唱一首！”从小没怎么得到过鼓励的我，悄悄地红了脸。
那些夜晚，篮球掉落的高声“咚咚”，以及好朋友手套相击的低声“嘭嘭”，直到十几年后的现在，我还能清晰地从记忆中分辨出来。
有谁知道，看似平凡的声音，竟能承载这么多美好的记忆。
又有谁知道，很多时候，我对体育的爱与恨，其实跟体育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
当同学们轻松自如地训练跳远、跑步，或者在自由活动时间上蹿下跳、欢呼雀跃时，我则静默地站在队伍末尾，无动于衷地观看，提心吊胆地躲藏，巴不得变成一个隐形人，生怕被老师发现我在偷懒。
准确地说，我不是偷懒，只是不习惯。我生来不爱运动，运动对于我来说，就像赶鸭子上架、强迫飞鸟游泳那么可怕，那么不合情理。
体育课的上课铃声一响，我的紧张情绪就来了。在老师威严的口令声中，我气喘吁吁地跑哇、跳哇，像一个垂死挣扎的病人。好不容易熬到自由活动时间，同学们意犹未尽地做着游戏，我则如释重负地逃离热闹的人群，独自在操场边缓步游荡，拼命地大口呼吸自由的空气。无奈的是，这样的“折磨”每周都有。
偶尔我会藏起来，等同学们都出去上体育课了才回教室，怡然自得地享受这来之不易的自由时光，从容淡定地读一本课外书，或者趴在走廊的栏杆上悄悄地凝望操场。
有时我久久地蹲在车棚里某个不易被发现的角落，利用体育课的自由活动时间，细致地观察土堆和墙缝里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蚂蚁家族。如果幸运地碰上和我一样不爱运动的同学，我们就会并肩坐在乒乓球台上，无所事事地聊着天，直到下课铃声唱响，我们才长舒一口气，迫不及待地跑回教室。
大概是上二年级的时候，某次体育课，我照例独自坐在树下发呆，忽然背后响起一个厚重的男声：“你怎么不去跟同学们玩？”我扭头一看，竟然是体育老师。我吓得结巴起来：“我……我……我不想玩。”他说：“没事，我就随便问问。”然后他就转身走了，脸上看不出任何愠怒的表情，却似乎有种淡淡的同情，好像我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
其实我不需要同情，不是同学们不愿和我玩，而是我拒绝了他们热情的邀请。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喜欢和别人打成一片，也不是所有静默都代表自闭或懒散。我相信每所学校的体育课上，都会有那么几个孤单的身影，漫无目的地游荡在操场边、树荫下、草丛里，自得其乐，静静地消磨这不被打扰的童年时光。
小学那几年，我觉得进行体育达标测试那几天简直就是世界末日。每到春天，我们必须早晨7点就到校锻炼，课间和放学后也会被老师轰出教室，在操场上进行跳绳、跳远、跑步等测试项目。
班主任拿着秒表忙得不亦乐乎，我们擦着汗累得叫苦不迭。成绩拖后腿的学生被聚在一起，“享受”个性化指导。在我看来，那实在是一件丢人的事，所以我宁可披星戴月地训练，拼命往前赶，也不愿被揪出队伍。
我对体育的过敏，延续到11岁才逐渐消退。那一年，洛阳市举办“万人打太极”活动，打算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作为五年级学生的我和其他同学也光荣地加入了这一行列。训练的那段日子，我们放学后不是按时回家，而是要乖乖在操场上集合排队，跟着台上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奶奶，认真比画着太极拳里的一招一式、一掌一拳。
好奇心给了我无穷的动力。太极拳的每个动作都让我联想到电影里神奇的中国功夫，我在心里幻想着自己打太极拳时帅气潇洒的形象，甚至美滋滋地以为，学成之后我就能功夫超群、天下无敌。
但是练习久了，不免会感到倦怠无聊。以小孩子的耐心去承受每天一遍遍单调重复和枯燥的练习，的确困难重重。更甚的是，我们代表的是整所学校，所以绝对不能敷衍了事，必须对每个动作精益求精，唯恐有什么疏漏。每到黄昏，我们一边老老实实地排队，一边不安生地频频扭头，热切地望着那些放学按时回家的低年级学生，一脸羡慕。
现在想起，我不得不佩服自己那时的坚毅：每天都要练到天黑透了才回家，而且风雨无阻。
几个月后，我们胸前贴着活动标签，整整齐齐地穿着校服，加入了那次宏伟壮观的集体活动。洛浦公园沿洛河而建，几乎贯穿整个洛阳市区，打太极的3万人沿着洛浦长堤排队，浩浩荡荡排了10里长。打太极的市民来自各行各业，和我们这群小孩儿一样经过专业指导训练，按照编号，有序入场。
音乐一响，3万人同时动起来，一招一式整齐到位，好像整个洛阳都在打太极拳，每个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胞。我们这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一改常态，有模有样地摆开架势，专注的神态和标准的动作丝毫不比成年人差。
活动结束，音乐停了，我们却没有停。大家相视一笑，意犹未尽地从头开始，把太极拳继续打了下去。心里涌动的，不仅是激动、默契、不舍，更是一种骄傲和满足。那一刻，什么单调啊，疲惫啊，冒雨训练时的辛苦啊，都不值一提。我们希望训练永远不要结束，这个活动永远不要终止。
人常常这样，在忍耐辛苦时，比如在军训时，比如在大考前奋战时，抱怨之声不绝于耳；而让人觉得辛苦的事一旦结束，便立刻感到不舍。曾经排斥过的都显得那么美好，那么值得怀念。
13岁那年的夏天，我对篮球这项运动燃起一股莫名的狂热。
当时全年级都流行打篮球，几个爱玩篮球的高个儿男生出尽风头，自诩为某某师父，自信满满地招收徒弟。我和好朋友阿任则不吃这一套，我们自己摸索球技，想自学成才，于是把许多个夏夜都消磨在篮球场上。
夕阳沉没之后气温稍有降低，但风并没有带来凉爽，我们总是尚未开跑就已汗流浃背。没办法，就这么凑合着穿着被汗水浸湿的衣服，拍着篮球，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光线暗下去，打球的人纷纷离开，只有我们坚守阵地。夜深人静时，只听见篮球“咚咚咚”砸着地面的声音，像鲜活有力的心跳，饱含生机。
篮球场附近没有灯，篮筐模糊不清地悬在半空，练得久了，我们竟能在黑暗中“感觉”到它的具体位置，投得不偏不倚。每当我投进了球，阿任总会毫不吝啬地赞叹：“好球！”然后敏捷地冲过去捡起球，投一个更漂亮的。
夏夜的籃球场，当然不止我们两个。有时会有成年人路过，他们会站在旁边看我们一会儿，不时地喝彩；有时我们会遇到高年级的篮球高手，请他们指点一二；有时甚至会冒出几名小学生，提出想和我们一起玩。因为只有一个球，我们就和他们打比赛，趁此机会练练抢球和传球技巧。
另有一位常客——一只白猫——可不那么受欢迎，它不打扰我们，只是安静地在一旁偷窥，然后像一道白色的闪电，“噌”地蹿进黑暗，无影无踪。我不介意它的陪伴，但阿任最讨厌猫，每次察觉到那鬼鬼祟祟的白色身影，她就触电似的抱着球冲过去，把它吓得落荒而逃。
玩累了，我和阿任就坐在篮筐底下，吹吹风，聊聊天，看看美丽的夜空。多亏没有灯光，夜空里的星星明亮地闪呀闪，忽远忽近，像一滴滴遥远的水珠，却怎么也滴不下来。
偶尔，我们在确保四周无人后，会害羞地唱起歌来。起初声音很轻，因为自己的声音在安静中会被无限放大、清晰无比。唱得久了，我们才敢放开嗓子，一首接一首，陶醉其中，不亦乐乎。
我们就这样，晚上借着星光打球，从夏天一直打到冬天。寒冬腊月，我们的手刚伸出来，就被冻得近乎麻木，连球都托不住。即使这样，我们依然坚持打球、唱歌，好像这是一种戒不掉的瘾。
有一次，我刚唱完歌，并肩坐在一旁的阿任忽然叫道：“这首歌真好听！真好听！”她没来得及摘下棉手套，就迫不及待地鼓起掌来。厚厚的棉手套相互撞击，发出低低的、闷闷的“嘭嘭”声。她回过神来，甩掉手套，用力拍出清脆响亮的掌声。
当时我们坐得很近，但因为夜太黑，我不能真切地看到她的表情，只能从她的声音里感受到一阵漫溢的兴奋和惊喜。我低着头愣了几秒，深吸了一口寒气，冷静下来问：“真的有那么好听吗？”“真的好听啊！”她叫道，“再唱一首！”从小没怎么得到过鼓励的我，悄悄地红了脸。
那些夜晚，篮球掉落的高声“咚咚”，以及好朋友手套相击的低声“嘭嘭”，直到十几年后的现在，我还能清晰地从记忆中分辨出来。
有谁知道，看似平凡的声音，竟能承载这么多美好的记忆。
又有谁知道，很多时候，我对体育的爱与恨，其实跟体育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