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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是个内科医生。一生学过三次日语，终无所成。晚年回思，觉得那过程还是有点意思的。
第一次学日语，是在沦陷区的上海读小学时。三年级起开英语课。上到五年级，又加开一门日语（听说是校方受到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每周六节。但是小小年纪，仇日心理也很普遍，谁都不愿学。日语老师是个很和气还有些腼腆的年轻人，说得一口好日语（不知他是怎么学来的），倒很理解我们这种抗拒心理，从不逼我们就范。课照上，书照讲，但从不布置作业，不提问，更不搞突然袭击的测验。真要考试时，先出复习题，写在黑板上，连答案都有了。写完，拍着手上的粉笔灰，若无其事地说了句：“这里面有一题是不考的。”
这就等于把试题都告诉我们了。于是皆大欢喜。记得六年级时考过一道问答题：“兔子和乌龟赛跑，谁胜了？为什么？”当然是用日语写的。我好容易把题目看懂了（其实是蒙的），但却凑不成像模像样的日语来回答，就用中文写上：“乌龟胜了，因为兔子中途睡觉了。”居然也能得分。老师说题义理解不错，回答也是对的。日语考试大抵如此。
不久日寇投降，举国欢腾，满街鞭炮之声，不绝于耳。对我辈来说，还多一份喜悦：不用学日语了。第一次学日语，“缘”尽于此。
不想21年后，我又有“缘”再学日语，那已是“史无前例”时的事了。运动一开始，我就以“摘帽右派”的待罪之身，成了“牛鬼蛇神"，扫进了“牛棚”。
开始，我们这些人都发配在门诊部打扫卫生，“改造”思想；当然也有“示众”的意思。后来因楼道贴满大字报，而我们这些人是不能看大字报的，就把我们集中到动物室去检查，反省。其实哪有那么多问题好反省的，枯坐无聊，就想搞点书来看。
但要看书也非易事，哪里找去？只有“偷”了。诸公或以为这人胆大包天，要到新华书店作案去了。其实非也。不过是想看点自己的书。但那也得“偷”，因為我在单身宿舍的那些书早已查封，虽还来不及详查细审，书架上早已横七竖八地贴上了封条。终于有一天，我获准回宿舍取衣物，瞅着没人，居然从书架最下层的边边上，设法“拨弄”出一本书，而又未牵动那些封条。未遑细看，立即用衣服包起。回到动物室一看，竟是当年在北京工作时，在王府井锡拉胡同买的一本日文学习书，可谓“有缘”！
那是本用英文写的学日语的书。买回那书以后，我的境遇就很不顺，还没顾上看它。这个时候也没学日语的心。但是“偷”来的就是它，别无选择。
我是躲在医院动物室最后面的羊圈里看书的。为了保证安全，还不免略施小计，做了一点手脚：把给羊备下的草料摊放在过道上晾晒，有人来时，就能从那窸窸窣窣的声音惊觉，立即把书藏起，换上红宝书。好在这里不止喂得有羊，还养了豚鼠和家兔，臭味和骚腥味混在一起，人们莫不掩鼻而过；轻易不会有人来。
在我把这书读到一半多点时，一个上午，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同时犬吠之声大起（动物室养的实验用狗），就知大事不好。好在早有应变预案，立即将书藏到身边的青石板下，刚捧起红宝书来读时，三位“左派”已冲到我的面前。
没跟我多费话，就把我押出动物室。头儿向我宣读“立即驱逐出境，滚回原籍”的命令。两小时后我被押上火车。所有的书，连同书架，全都没收。那也罢了。倒是那藏在青石板下的书，叫人有些担心。书上有我的名字。发现了，会不会行文过来整我？批斗反省期间，居然偷偷用英文学日语，非同小可，须知美、日都是反动派，性质恶劣！不过这笔账还未算，又被揪回医院批斗，终于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劳改。到了这步田地，倒是不用再为那点事担心了，又不免为它长眠在青石板下惋惜，也不知它将来还能重见天日否，下场如何。那书还是写得不错的。
但我与日语的缘分未尽。我是在太原一个劳改单位改造的。当局用我一技之长，把我放在监中卫生部门服刑，使我避开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有意外之喜：常找我看病的劳改队政委，同意我在狱中翻译一部我心仪已久的美国医学巨著。“文革”期间，大墙背后，竟有这事发生？叫人难以相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
译书进展平顺，无人打扰。可是译到一节介绍CT的文字时，卡住了。那時CT问世不久，我们这些人不要说用，听也未听过这东西。好容易辗转找到一份有关CT的小册子，是日文的！我使出浑身解数，连猜带蒙，也没能看懂。身边倒有精通日文的“同仁”，就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罗元贞教授。罗老那时已是古稀之年，但隔行如隔山，他也看不甚懂，于是建议我还是再学下日语吧。他说学个“哑巴日语”，只求看书，不图说话、写文章，一个月能行。
也只能如此了。罗老是我的病人，住在我管的病房里。每天查完房，我就把罗老请到我的工作室兼卧室（应该说“监舍”），跟他学日文。此公早年留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日本史，夫人是攻读中国史的日本女生。学成回国。后来夫人病故，续娶的还是位日本女士。这都是民国年间的事。到了上世纪50年代，日本大批撤出在华侨民，续娶的日本夫人也回国了，因儿女还都留在中国，常有联系。罗老就因此打成“日本特务”，关进看守所。那时抓的人多，看守所人满为患，把他们这些“未决犯”也送来劳改了（罗老最终也是以“未决犯”从劳改队释放回校的）。
这次学日语，教材都是罗老现编现写的。绝对的因材施教，学以致用。那是个很有趣也很愉快的过程。教学之余，我们就以背诵名家诗文的方式休息。两个人互为补充，居然能凑出不少诗词和古文，吟哦赏玩。大约二十来天，“哑巴日语”就粗通了。只是看懂那份日文资料后，我还是继续译书，不想学那日语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就这样轻易放过了。
呜呼，事不过三。明知今生今世，不会再有第四次机会了，也不甚觉可惜。或曰： “前缘相生，因也；现相助成，缘也。”三学日语而终无所成，宁非无缘于斯乎？故曰道是有缘却无缘。惭愧！
（作者为原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常委、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责任编辑 张鑫
第一次学日语，是在沦陷区的上海读小学时。三年级起开英语课。上到五年级，又加开一门日语（听说是校方受到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每周六节。但是小小年纪，仇日心理也很普遍，谁都不愿学。日语老师是个很和气还有些腼腆的年轻人，说得一口好日语（不知他是怎么学来的），倒很理解我们这种抗拒心理，从不逼我们就范。课照上，书照讲，但从不布置作业，不提问，更不搞突然袭击的测验。真要考试时，先出复习题，写在黑板上，连答案都有了。写完，拍着手上的粉笔灰，若无其事地说了句：“这里面有一题是不考的。”
这就等于把试题都告诉我们了。于是皆大欢喜。记得六年级时考过一道问答题：“兔子和乌龟赛跑，谁胜了？为什么？”当然是用日语写的。我好容易把题目看懂了（其实是蒙的），但却凑不成像模像样的日语来回答，就用中文写上：“乌龟胜了，因为兔子中途睡觉了。”居然也能得分。老师说题义理解不错，回答也是对的。日语考试大抵如此。
不久日寇投降，举国欢腾，满街鞭炮之声，不绝于耳。对我辈来说，还多一份喜悦：不用学日语了。第一次学日语，“缘”尽于此。
不想21年后，我又有“缘”再学日语，那已是“史无前例”时的事了。运动一开始，我就以“摘帽右派”的待罪之身，成了“牛鬼蛇神"，扫进了“牛棚”。
开始，我们这些人都发配在门诊部打扫卫生，“改造”思想；当然也有“示众”的意思。后来因楼道贴满大字报，而我们这些人是不能看大字报的，就把我们集中到动物室去检查，反省。其实哪有那么多问题好反省的，枯坐无聊，就想搞点书来看。
但要看书也非易事，哪里找去？只有“偷”了。诸公或以为这人胆大包天，要到新华书店作案去了。其实非也。不过是想看点自己的书。但那也得“偷”，因為我在单身宿舍的那些书早已查封，虽还来不及详查细审，书架上早已横七竖八地贴上了封条。终于有一天，我获准回宿舍取衣物，瞅着没人，居然从书架最下层的边边上，设法“拨弄”出一本书，而又未牵动那些封条。未遑细看，立即用衣服包起。回到动物室一看，竟是当年在北京工作时，在王府井锡拉胡同买的一本日文学习书，可谓“有缘”！
那是本用英文写的学日语的书。买回那书以后，我的境遇就很不顺，还没顾上看它。这个时候也没学日语的心。但是“偷”来的就是它，别无选择。
我是躲在医院动物室最后面的羊圈里看书的。为了保证安全，还不免略施小计，做了一点手脚：把给羊备下的草料摊放在过道上晾晒，有人来时，就能从那窸窸窣窣的声音惊觉，立即把书藏起，换上红宝书。好在这里不止喂得有羊，还养了豚鼠和家兔，臭味和骚腥味混在一起，人们莫不掩鼻而过；轻易不会有人来。
在我把这书读到一半多点时，一个上午，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同时犬吠之声大起（动物室养的实验用狗），就知大事不好。好在早有应变预案，立即将书藏到身边的青石板下，刚捧起红宝书来读时，三位“左派”已冲到我的面前。
没跟我多费话，就把我押出动物室。头儿向我宣读“立即驱逐出境，滚回原籍”的命令。两小时后我被押上火车。所有的书，连同书架，全都没收。那也罢了。倒是那藏在青石板下的书，叫人有些担心。书上有我的名字。发现了，会不会行文过来整我？批斗反省期间，居然偷偷用英文学日语，非同小可，须知美、日都是反动派，性质恶劣！不过这笔账还未算，又被揪回医院批斗，终于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劳改。到了这步田地，倒是不用再为那点事担心了，又不免为它长眠在青石板下惋惜，也不知它将来还能重见天日否，下场如何。那书还是写得不错的。
但我与日语的缘分未尽。我是在太原一个劳改单位改造的。当局用我一技之长，把我放在监中卫生部门服刑，使我避开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有意外之喜：常找我看病的劳改队政委，同意我在狱中翻译一部我心仪已久的美国医学巨著。“文革”期间，大墙背后，竟有这事发生？叫人难以相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
译书进展平顺，无人打扰。可是译到一节介绍CT的文字时，卡住了。那時CT问世不久，我们这些人不要说用，听也未听过这东西。好容易辗转找到一份有关CT的小册子，是日文的！我使出浑身解数，连猜带蒙，也没能看懂。身边倒有精通日文的“同仁”，就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罗元贞教授。罗老那时已是古稀之年，但隔行如隔山，他也看不甚懂，于是建议我还是再学下日语吧。他说学个“哑巴日语”，只求看书，不图说话、写文章，一个月能行。
也只能如此了。罗老是我的病人，住在我管的病房里。每天查完房，我就把罗老请到我的工作室兼卧室（应该说“监舍”），跟他学日文。此公早年留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日本史，夫人是攻读中国史的日本女生。学成回国。后来夫人病故，续娶的还是位日本女士。这都是民国年间的事。到了上世纪50年代，日本大批撤出在华侨民，续娶的日本夫人也回国了，因儿女还都留在中国，常有联系。罗老就因此打成“日本特务”，关进看守所。那时抓的人多，看守所人满为患，把他们这些“未决犯”也送来劳改了（罗老最终也是以“未决犯”从劳改队释放回校的）。
这次学日语，教材都是罗老现编现写的。绝对的因材施教，学以致用。那是个很有趣也很愉快的过程。教学之余，我们就以背诵名家诗文的方式休息。两个人互为补充，居然能凑出不少诗词和古文，吟哦赏玩。大约二十来天，“哑巴日语”就粗通了。只是看懂那份日文资料后，我还是继续译书，不想学那日语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就这样轻易放过了。
呜呼，事不过三。明知今生今世，不会再有第四次机会了，也不甚觉可惜。或曰： “前缘相生，因也；现相助成，缘也。”三学日语而终无所成，宁非无缘于斯乎？故曰道是有缘却无缘。惭愧！
（作者为原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常委、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责任编辑 张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