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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预言：南下是绝路。张国焘断言：北上不拖死也会被冻死。关键时刻，毛泽东率部临危不乱、高瞻远瞩，先是截获了重要“密电”，然后极速夜行巧脱身，并成功劝退“追令”，平息了一场红军内部的争斗，使红一方面军主力脱离了危险。
1935年6月，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成功会师。会师后，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明确发展方向。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产生了分歧和争论。
中共中央考虑到川陕甘地区地域广阔，交通方便，汉族居民较多，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而且靠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因此主张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但张国焘却认为，红军应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川康边地区，或南下攻取成都，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强大的军事力量。
毛泽东预言：南下是绝路。张国焘断言：北上不拖死也会被冻死。争论之际，张国焘为反对中央红军北上开始了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叶剑英给毛泽东送来一封密电
1937年3月，延安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的运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出了一段举座为之震惊的话来：“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留下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当时，在收到密电后，毛泽东同张闻天、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想继续说服并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事态异常严重，毛泽东既不愿看到红军自相残杀，又不愿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丧失殆尽。唯一的办法就是金蝉脱壳。
党中央的北上与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经过几个月唇枪舌剑的较量，终于发展到公开分庭抗礼甚至张国焘以武力危害中央的地步，局势千钧一发。这是当初期盼两军会合的毛泽东及红一方面军所始料未及的。
形势如此危急，毛泽东以高度的机智和果断寻求脱身之计。他立即到徐向前、陳昌浩（张国焘的老部下）处商谈行动方针。他先到了徐向前的住处问其意见，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红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又到了陈昌浩那里，陈昌浩说：“张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泽东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叫周、王开会吧。”
毛泽东火速赶到红三军团驻地，立即给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电报，说行动方针有变，叫红一军团在原地待命。然后去周恩来住处举行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巴西会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会议决定立即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连夜转移，脱离险境。
巴西会议的意义重大，在危急情况下挽救了党和红军。
部队极速夜行，密秘北上
巴西会议一结束，脱离险境的准备工作立即迅速而秘密地进行。
叶剑英于1935年9月9日晚悄悄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一局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要来一份在包座战役中缴获的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全图，以漆黑的夜色为掩护，牵出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直奔红三军团司令部。至于名义呢，叶剑英按毛泽东的说法告诉陈昌浩：部队要回头南下，再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所以天一亮部队就会出去备粮。
中央机关出发的准备工作，由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负责。张闻天要他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从班佑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张闻天叮嘱他要绝对保守秘密。李维汉接受任务后，立即分头通知各部门，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
9月10日凌晨3时，由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送到了红军大学。接到出发的命令后，红军大学的全体成员基本都出发北上了。
就这样，毛泽东趁着夜深人静，率领红一、三军团、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出发了，秘密北上前往甘肃俄界。
骑兵追赶，“劝说”中央率军南下
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连夜起草、用蜡板刻印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号召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去。”
9月11日，陈昌浩才发现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清晨，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坐着担架来找陈昌浩，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一听急了：“我们没有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接着，红四方面军有个不明真相的干部打电话来请示陈昌浩：“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话筒问徐向前：“这事怎么办？”徐向前毫不迟疑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当时完全根据徐向前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一场红军自己打自己的悲剧。事实上，徐向前不主张红军打红军的建议，在当时混乱的情形下起了很好的作用，为维护红军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昌浩听从徐向前的意见，没有派兵追击，却派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说”中央率军南下。陈昌浩还写了一封信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彭德怀严词拒绝。毛泽东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这时毛泽东也来会见李特。李特质问毛泽东：“总政委（张国焘）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走啊！”毛泽东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接着，毛泽东又耐心地教育他，对他说：“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张国焘、陈昌浩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毛泽东临危不乱、高瞻远瞩，终于平息了一场红军内部的争斗，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脱离了危险区。
（《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天地出版社）
1935年6月，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成功会师。会师后，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明确发展方向。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产生了分歧和争论。
中共中央考虑到川陕甘地区地域广阔，交通方便，汉族居民较多，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而且靠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因此主张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但张国焘却认为，红军应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川康边地区，或南下攻取成都，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强大的军事力量。
毛泽东预言：南下是绝路。张国焘断言：北上不拖死也会被冻死。争论之际，张国焘为反对中央红军北上开始了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叶剑英给毛泽东送来一封密电
1937年3月，延安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的运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出了一段举座为之震惊的话来：“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留下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当时，在收到密电后，毛泽东同张闻天、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想继续说服并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事态异常严重，毛泽东既不愿看到红军自相残杀，又不愿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丧失殆尽。唯一的办法就是金蝉脱壳。
党中央的北上与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经过几个月唇枪舌剑的较量，终于发展到公开分庭抗礼甚至张国焘以武力危害中央的地步，局势千钧一发。这是当初期盼两军会合的毛泽东及红一方面军所始料未及的。
形势如此危急，毛泽东以高度的机智和果断寻求脱身之计。他立即到徐向前、陳昌浩（张国焘的老部下）处商谈行动方针。他先到了徐向前的住处问其意见，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红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又到了陈昌浩那里，陈昌浩说：“张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泽东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叫周、王开会吧。”
毛泽东火速赶到红三军团驻地，立即给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电报，说行动方针有变，叫红一军团在原地待命。然后去周恩来住处举行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巴西会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会议决定立即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连夜转移，脱离险境。
巴西会议的意义重大，在危急情况下挽救了党和红军。
部队极速夜行，密秘北上
巴西会议一结束，脱离险境的准备工作立即迅速而秘密地进行。
叶剑英于1935年9月9日晚悄悄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一局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要来一份在包座战役中缴获的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全图，以漆黑的夜色为掩护，牵出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直奔红三军团司令部。至于名义呢，叶剑英按毛泽东的说法告诉陈昌浩：部队要回头南下，再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所以天一亮部队就会出去备粮。
中央机关出发的准备工作，由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负责。张闻天要他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从班佑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张闻天叮嘱他要绝对保守秘密。李维汉接受任务后，立即分头通知各部门，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
9月10日凌晨3时，由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送到了红军大学。接到出发的命令后，红军大学的全体成员基本都出发北上了。
就这样，毛泽东趁着夜深人静，率领红一、三军团、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出发了，秘密北上前往甘肃俄界。
骑兵追赶，“劝说”中央率军南下
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连夜起草、用蜡板刻印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号召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去。”
9月11日，陈昌浩才发现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清晨，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坐着担架来找陈昌浩，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一听急了：“我们没有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接着，红四方面军有个不明真相的干部打电话来请示陈昌浩：“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话筒问徐向前：“这事怎么办？”徐向前毫不迟疑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当时完全根据徐向前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一场红军自己打自己的悲剧。事实上，徐向前不主张红军打红军的建议，在当时混乱的情形下起了很好的作用，为维护红军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昌浩听从徐向前的意见，没有派兵追击，却派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说”中央率军南下。陈昌浩还写了一封信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彭德怀严词拒绝。毛泽东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这时毛泽东也来会见李特。李特质问毛泽东：“总政委（张国焘）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走啊！”毛泽东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接着，毛泽东又耐心地教育他，对他说：“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张国焘、陈昌浩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毛泽东临危不乱、高瞻远瞩，终于平息了一场红军内部的争斗，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脱离了危险区。
（《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天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