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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神九宇航员景海鹏，科学院院士吴承康……97名乐手和141名合唱团成员里，有高级知识分子，有高级干部，还有高级军官，这个“三高”乐团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乐章 第一次
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
“我是只认音符不认人，我不管你们是谁，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我不这样做的话，这台音乐会是没有办法举行的。”第一次和乐团成员见面，指挥陈佐湟便立下了这样的规矩。
错了，又错了……一看指挥的眼神，乐手们便知道自己又没有达到要求，犯了错的乐手们也很无奈。这些平均年龄接近64岁的乐手，在中国都是各自工作领域内的“佼佼者”——有些是高级知识分子，有些是高级干部，有些是高级军官——而在音乐面前，他们说自己还只是个虔诚学习的“小学生”，在音符面前“低头认错”时，也会像小孩子一样，瞪着大眼睛，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
立下“只认音符不认人”的规矩，实际上是陈佐湟在给自己“壮胆”，说具体点，他面对的97名乐手和141名合唱团成员里，有的是省部级官员，有的是在电视上经常露面、常为中国发展献计献策的专家、教授，还有的是让人敬重的大将军。“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我却要一天到晚挑他们的错。”有时候，陈佐湟会为音乐而忘情，对大家“很凶”，发火之后的排练间歇期，常有陈佐湟并不熟悉的人偷偷找到他，悄悄趴在他耳边说，“陈老师平静一点”。
这是有着“中国的小泽征尔”之称的陈佐湟第一次为这样的乐团担纲指挥，这位现任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1985年便获得了密歇根大学颁发的首个乐队指挥音乐艺术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第一个音乐艺术博士。现在，他已经在世界上四个国家的八个不同职业乐队做过音乐总监，而在去年，他65岁时，才开始第一次面对如此“特殊”的乐团以及这支乐团的“特殊”成员。
其实，对于几乎所有的乐团成员来说，这样的经历都是“第一次”。
距离指挥台最近处，坐着一位83岁的长者，他是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却常常在指挥的眼皮子底下“带头”赶拍子，尽管陈佐湟常常向大家强调“音乐是呼吸的艺术”，但这位被大家尊称为吴院士的老人仍旧认真而执着地“我行我素”。后来，陈佐湟也没有了脾气，他想，节奏快一点又怎么了，只要吴院士能够坐在那里，向大家说明提琴和音乐对于自己有多么重要，就足够了。
还有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他自幼开始练小提琴，功底相当不错，此前在担任苏州市委书记期间，曾公开演奏过《白毛女》和《梁祝》片段。转任深圳以后也在深圳实验学校秀过琴技。可毕竟久未练习，离乐团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短时间内，既要让他融入团队，又要让他有独奏的舞台演出能力，这能行吗？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宇航员、神九任务飞行乘组指令长景海鹏的身份则更为特殊，由于职业的特殊性，他不能随意外出，业余时间也比较少。以前，他五音不全，后来学会长号，每天坚持六点半起床练习一会儿，加入乐团后，景海鹏却仍然不能随意外出参加排练。
对于一支要登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舞台的乐团来说，更“囧”的事情还有很多。
例如，几乎每一次排练，参加的成员都会有所调整，每一次演出，参演的成员也都在变化，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等人就只参加了部分演出。
例如，合唱团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琳都九十高龄了，是乐团里年龄最大的成员，却要重新开始学习、熟悉每首歌曲的低音部，而像他这样由高音部改为低音部的“转换”还并非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更具挑战性的是“改行”——拉小提琴的人数远远多于拉中提琴的，为了参与乐团，有些人就改拉中提琴，从头练起，国家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周明伟便是其中之一，最难得的是，他“转行”后还当上了中提琴的首席。
还有，演奏双簧管和大管的人一度找不到，有人推荐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位退休教授，但因“专业色彩太浓、不够业余”而被婉拒，后来好不容易发现了解放军总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李伯君的大管才艺，结果几次排练后，李伯君便问道，“总排练的话，我的病人怎么办？”所以，乐团必须要为这些“特殊”的团员们着想，允许他们因为工作原因而请假，也破例让那些工作繁忙的在职人员在排练时接听电话、处理工作，乐团的第一小提琴首席、新华社副社长周树春的手机需要时刻保持畅通，所以，即便他拉琴的时候接听电话，大家也都能够理解。
第二乐章 童话
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一汪深蓝色的湖水“出现”在夜幕中，在星空下泛着蓝光，无限的思绪，在微波荡漾中起伏着……闭上眼睛聆听，便能感受到深邃而纯净的意境。小提琴独奏者上演的是马斯涅作曲的《沉思》，旋律优美而动人，让人们在记住婉转抒情的曲调的同时，也不能不记住它的演奏者——王荣。
和王荣同在一个乐团的天津市胸科医院摄影室高級摄影师宁楠很佩服他的风范与功力，“很帅气，兼具艺术家与政治家的气质，不得不服。”
紧接着，景海鹏与陕西日报社传媒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社长、高级记者杜耀峰，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刘宝林，新华社副社长周树春，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等人先后登场，他们用长号、萨克斯、小提琴、大提琴等乐器，演绎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周杰伦的《菊花台》、韦伯的《剧院魅影》等经典曲目……
2012年12月22日晚，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温暖如春。一支名符其实的“业余乐团”，给了人们如此享受的视听呈现，让人宛如置身童话世界。
舞台的背景字幕将不少人的思绪拉回了现实，这是一场真实上演的音乐会——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高级军官爱乐之友新年音乐会。
然而，背景字幕上，比音乐会的参演者和名称字号更大、更突出的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说过的一句话——“使中国音乐化”。 这也是将200多个人从全国各地“凝聚”到一起，组成“三高”爱乐之友业余交响乐团和“三高”爱乐之友合唱团（以下简称“三高”乐团）的真正动力。
不知不觉中，演出进入了尾声，40位部长、40位将军、40位教授和特邀的40位少年一起，用德语演唱贝多芬作曲的《欢乐颂》，用苏格兰语演唱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
和大多数音乐会一样，这场“特殊”的音乐会也准备了返场曲目，这首由作曲家唐建平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创作的歌曲《鉴真东渡》改编而成的《鉴真东渡随想曲》给观众带来了很大的惊喜，返场曲目由著名青年钢琴家陈萨和乐团合作演奏，当陈佐湟手中的指挥棒划下最后一道弧线时，观众随即报以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陈琳告诉《小康》记者，李岚清同志对鉴真东渡的历史研究非常细致，鉴真前五次到日本都没成功，最后眼睛都失明了仍然坚持要去，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一次去扬州访问的时候，李岚清同志看到了文学家郭沫若写的诗《鉴真东渡》，他很受感动，便以诗为词谱了曲，然后又请唐建平改编成了适合“三高”乐团演出的曲目。
这场持续了两个小时的演出并未对外售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与各国驻华使节、在京文艺院团代表、北京市大中小学校教师代表一同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李岚清看望了演职人员并宣布乐团解散，“三高”乐团的成员们都得到了一枚由他设计的红色印章，端面刻有“爱乐人”三个篆字。
第三乐章 我是真的爱你
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
“爱乐人”三个字，真实地反映了“三高”乐团里每个人的心境。
90岁的老教授陈琳，在“三高”乐团中不仅是年龄最大的，也算是学生最多的，乐团里的很多人见到他，都称他陈老师。
“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爱好唱歌了，要不然现在也不会连60多年前的老歌都能唱。”陈琳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共有14个人加入了“三高”乐团，在分部排练时，他们和清华大学以及欧美同学会的教授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分团，一起参加排练，合唱团还有另外两个分团，一个是老干部分团，另一个是将军分团。
“三高”爱乐之友合唱团是2012年7月18日正式成立的，比“三高”爱乐之友业余交响乐团正式成立的时间稍晚，“教授分团基本上都集中在清华大学练习，4月份开始练习的时候，我们是两周练一次，后来我们全力以赴，每周六都练；十月份以后，三个分团开始集中合练，也是每周一次。”每次的练习时间基本上都保持在两个小时左右，对于耄耋之年的人来说，的确比较辛苦，“说实话，这些歌我都会唱，但是也需要坚持练习。”陈琳不仅要熟悉每首歌曲的低音部，为了唱好《欢乐颂》，他还需要记诵这首歌曲的德文发音。
“三高”爱乐之友业余交响乐团虽然从去年3月份就开始着手组建了，但因为成员分布在全国各地，而且大部分人多年未进行练习，技艺已经生疏甚至荒废，因此训练难度更大。
总是“带头”赶拍子的吴院士是“三高”爱乐之友业余交响乐团里的年龄最长者，他比陈琳小7岁，年轻时就非常热爱音乐，并打下了扎实的小提琴基本功，他对这次“三高”乐团的演出格外重视，每次排练必到，而且在家也是反复练习。
吴老名叫吴承康，是中国科学院力学所院士，为发展我国航天、能源科学事业作出过卓越的贡献。科学家严谨的态度和习惯很快便让吴承康成为了大家眼中“最敬业”的成员，他非常认真，指挥每讲一句，他都要记在自己的谱子上，他还承担着为乐团的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编订指法的工作，有时候甚至需要“开夜车”，乐团集中排练的时候，上午、下午和晚上都不休息，时间长了，陈佐湟一看到他便想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小提琴也拉得非常好，他把音乐与科学相提并论。”
同为第一小提琴手的宁楠也是个音乐“发烧友”，今年57岁的他最早接触小提琴是在6岁，现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两把小提琴，一把是十几岁时用父亲大半个月的工资买的，40多元，另一把是自己参加工作后买的，花了一年半的工资，到现在这把琴也有30多个年头了。前两年，他又花上万元买了第三把琴。
天津市每年都有业余小提琴比赛，宁楠得过一个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而他在“三高”乐团中却很谦虚地经常向人学习、请教。乐团的艺术指导、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管弦乐系副主任、教授薛伟为大家表演过一首曲子，宁楠很喜欢听，在平时练习的时候，他听周树春也拉过，便找他要来了乐谱。宁楠的手机铃声便是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是他在排练间隙，请乐团艺术总监助理、中国交响乐团乐队首席、国家一级演员刘云志拉的。
音乐的感染力常常让大家无法用言语形容，只有投入其中，才能领悟到更多的美丽与智慧。
第四乐章 力量
力量的歌/嘹亮了天边/这是属于生命的经典/春夏秋冬讲述着辛酸甘甜/阳光力量转动每一天
“三高”乐团的雏形实际上是“干部爱乐之友小乐队”，在春天培植起来的小乐队不仅生了根、发了芽，还最终开花结果，得益于一批“爱乐人”有力的推动。去年春节前，李岚清与叶小文、周树春等人商量组建一个高级干部乐团，为普及交响乐做些努力。恰好3月11日唐建平在北京音乐厅有台个人交响乐作品音乐会，于是叶小文、周树春、周伟明等6名懂音乐的干部找到唐建平，希望能在他的音乐会上登台演出，唐建平答应了，于是6个干部演奏了钢琴五重奏《鉴真东渡》和李叔同的《送别》。
这次演出后开始着手正式组建乐团，叶小文担任团长。“找人”成为了组建乐团的最大难题，音乐的“业余”水准只是第一道门槛，乐团对于人员资质有着严格的要求——必须符合“三高”中的其中“一高”。
李岚清也发动了一些省市帮忙推荐，3月份正值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李岚清希望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在陕西省选一些能演奏西洋乐器的高级知识分子、军官、干部，赵乐际立即让省委组织部在专家队伍中寻找。中国音协主席赵季平曾在几次演出中见过杜耀峰独奏，便推荐他吹萨克斯。于是，杜耀峰被省委组织部确定为陕西“三高”乐团候选人，进入西安音乐学院培训。在音乐学院确定了固定排练时间和指导老师后，经过一段紧张的排练，杜耀峰被确定为演奏单簧管。五一节前，杜耀峰到无锡参加全国“三高”爱乐之友集中汇演，在主攻单簧管的同时，还进行了萨克斯独奏《牧歌》的表演。 “三高”乐团里的不少人都和杜耀峰一样，是在参加了“无锡汇演”之后，再进一步参加全国排练的。
还有的地方在“寻人”时甚至动员了“兄弟省市”进行支援，原来由上海组织的乐团二声部小提琴从4月份开始组建，但力量不足，便请求江苏支持，江苏有关部门组织了选拔考试，最终有三位提琴手入选，其中两位小提琴，一位中提琴。东南大学校报总编、编审郑立琪便是入选者之一，他于7月27日到省音协参加考试，并在当天下午接受了现场培训，第二天即赴上海交响乐团开始训练。
再“业余”的乐团，也必须有专业的艺术指导和指挥，这些人到哪里去找呢？正当叶小文犯愁的時候，一次去贵州出差时，他在下榻的酒店里遇到了刘云志，很快，他们便商定由陈佐湟担纲“三高”乐团的艺术总监、首席指挥。
“当时我还在欧洲，有一天收到办公室给我发来的短信，让我抽空给陈平（国家大剧院院长）院长打个电话，在电话中我得知了组建‘三高’乐团的事情。”陈佐湟回忆称，“而我第一次和乐团成员见面，是8月下旬，在北戴河。”
在这之前，乐团已分部开始排练，管乐排练地确定在南京，六、七月份大家几次在南京集中进行集体排练，在陕西工作生活的杜耀峰也要到南京参加管乐的练习，因为乐团分配他吹萨克斯，演奏《第二圆舞曲》，他先把统一曲谱拿回家独立练习，再到南京与另外三十多人合练，有时他们也会与上百人的乐团合练。在西安的时候，杜耀峰就与西安音乐学院的迟铮、张国强老师，以及老烟斗乐队一起练习。
经过了细致的准备后，乐团成员第一次与指挥见面，却还是把陈佐湟“吓了一跳”——这支“业余”团队的水准，距离陈佐湟的想象，还有着很大的差距——唯一的办法就是争分夺秒，走捷径，巧训练。
陈佐湟与其他几位艺术指导想了很多办法，比如采用卡拉OK的办法，请职业的乐团演奏经过改编后的乐谱，录像后制作成碟片，发到大家手中，以便大家更好地掌握速度、节奏。还有《欢乐颂》，演唱虽然用了德文，但是四声部被他们改为了两声部，这样就容易了很多，语言方面，为了便于大家在家练习，乐谱上都标记上了中文谐音，“欢乐女神圣洁美丽”便成了“夫罗衣—得 施玉—呢 哥玉—特 风—肯”。
北戴河的3天集训之后，9月中旬，弦乐集体到北京国家行政学院集中训练，11月下旬，乐团分别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排练并举行演出。12月21日，“三高”乐团还在国家大剧院进行了两场汇报演出，一场被安排在上午，乐团为每位成员发票4张，由他们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前往观看；另一场被安排在晚上，江泽民、李岚清、吴仪等前任中央领导出席观看。
在12月22日晚上国家大剧院的正式演出上，还出现了许多少年“爱乐人”的身影，年龄最小的鞠小夫是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初一学生，只有12岁。
“请小朋友们来参与，有种继承与传承的色彩，是希望能够进一步说明‘使中国音乐化’的意义。”陈佐湟希望更多的人能与古典音乐交上朋友，“我总是觉得流行歌曲跟古典音乐，有点像连环画小人书和《红楼梦》一样，一个民族是可以看小人书的，但是如果只有小人书而没有《红楼梦》，这个民族大概不会有什么希望。”
2013年，“三高”乐团还未集中，但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有音乐陪伴的生活，有时候，他们拿出李岚清亲自设计的红色印章，看看端面刻着的“爱乐人”三个篆字，便仿佛感受到了属于生命的经典。
（《小康》记者靳晶、实习记者顾彬对本文亦有贡献）
第一乐章 第一次
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
“我是只认音符不认人，我不管你们是谁，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我不这样做的话，这台音乐会是没有办法举行的。”第一次和乐团成员见面，指挥陈佐湟便立下了这样的规矩。
错了，又错了……一看指挥的眼神，乐手们便知道自己又没有达到要求，犯了错的乐手们也很无奈。这些平均年龄接近64岁的乐手，在中国都是各自工作领域内的“佼佼者”——有些是高级知识分子，有些是高级干部，有些是高级军官——而在音乐面前，他们说自己还只是个虔诚学习的“小学生”，在音符面前“低头认错”时，也会像小孩子一样，瞪着大眼睛，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
立下“只认音符不认人”的规矩，实际上是陈佐湟在给自己“壮胆”，说具体点，他面对的97名乐手和141名合唱团成员里，有的是省部级官员，有的是在电视上经常露面、常为中国发展献计献策的专家、教授，还有的是让人敬重的大将军。“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我却要一天到晚挑他们的错。”有时候，陈佐湟会为音乐而忘情，对大家“很凶”，发火之后的排练间歇期，常有陈佐湟并不熟悉的人偷偷找到他，悄悄趴在他耳边说，“陈老师平静一点”。
这是有着“中国的小泽征尔”之称的陈佐湟第一次为这样的乐团担纲指挥，这位现任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1985年便获得了密歇根大学颁发的首个乐队指挥音乐艺术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第一个音乐艺术博士。现在，他已经在世界上四个国家的八个不同职业乐队做过音乐总监，而在去年，他65岁时，才开始第一次面对如此“特殊”的乐团以及这支乐团的“特殊”成员。
其实，对于几乎所有的乐团成员来说，这样的经历都是“第一次”。
距离指挥台最近处，坐着一位83岁的长者，他是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却常常在指挥的眼皮子底下“带头”赶拍子，尽管陈佐湟常常向大家强调“音乐是呼吸的艺术”，但这位被大家尊称为吴院士的老人仍旧认真而执着地“我行我素”。后来，陈佐湟也没有了脾气，他想，节奏快一点又怎么了，只要吴院士能够坐在那里，向大家说明提琴和音乐对于自己有多么重要，就足够了。
还有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他自幼开始练小提琴，功底相当不错，此前在担任苏州市委书记期间，曾公开演奏过《白毛女》和《梁祝》片段。转任深圳以后也在深圳实验学校秀过琴技。可毕竟久未练习，离乐团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短时间内，既要让他融入团队，又要让他有独奏的舞台演出能力，这能行吗？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宇航员、神九任务飞行乘组指令长景海鹏的身份则更为特殊，由于职业的特殊性，他不能随意外出，业余时间也比较少。以前，他五音不全，后来学会长号，每天坚持六点半起床练习一会儿，加入乐团后，景海鹏却仍然不能随意外出参加排练。
对于一支要登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舞台的乐团来说，更“囧”的事情还有很多。
例如，几乎每一次排练，参加的成员都会有所调整，每一次演出，参演的成员也都在变化，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等人就只参加了部分演出。
例如，合唱团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琳都九十高龄了，是乐团里年龄最大的成员，却要重新开始学习、熟悉每首歌曲的低音部，而像他这样由高音部改为低音部的“转换”还并非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更具挑战性的是“改行”——拉小提琴的人数远远多于拉中提琴的，为了参与乐团，有些人就改拉中提琴，从头练起，国家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周明伟便是其中之一，最难得的是，他“转行”后还当上了中提琴的首席。
还有，演奏双簧管和大管的人一度找不到，有人推荐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位退休教授，但因“专业色彩太浓、不够业余”而被婉拒，后来好不容易发现了解放军总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李伯君的大管才艺，结果几次排练后，李伯君便问道，“总排练的话，我的病人怎么办？”所以，乐团必须要为这些“特殊”的团员们着想，允许他们因为工作原因而请假，也破例让那些工作繁忙的在职人员在排练时接听电话、处理工作，乐团的第一小提琴首席、新华社副社长周树春的手机需要时刻保持畅通，所以，即便他拉琴的时候接听电话，大家也都能够理解。
第二乐章 童话
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一汪深蓝色的湖水“出现”在夜幕中，在星空下泛着蓝光，无限的思绪，在微波荡漾中起伏着……闭上眼睛聆听，便能感受到深邃而纯净的意境。小提琴独奏者上演的是马斯涅作曲的《沉思》，旋律优美而动人，让人们在记住婉转抒情的曲调的同时，也不能不记住它的演奏者——王荣。
和王荣同在一个乐团的天津市胸科医院摄影室高級摄影师宁楠很佩服他的风范与功力，“很帅气，兼具艺术家与政治家的气质，不得不服。”
紧接着，景海鹏与陕西日报社传媒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社长、高级记者杜耀峰，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刘宝林，新华社副社长周树春，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等人先后登场，他们用长号、萨克斯、小提琴、大提琴等乐器，演绎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周杰伦的《菊花台》、韦伯的《剧院魅影》等经典曲目……
2012年12月22日晚，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温暖如春。一支名符其实的“业余乐团”，给了人们如此享受的视听呈现，让人宛如置身童话世界。
舞台的背景字幕将不少人的思绪拉回了现实，这是一场真实上演的音乐会——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高级军官爱乐之友新年音乐会。
然而，背景字幕上，比音乐会的参演者和名称字号更大、更突出的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说过的一句话——“使中国音乐化”。 这也是将200多个人从全国各地“凝聚”到一起，组成“三高”爱乐之友业余交响乐团和“三高”爱乐之友合唱团（以下简称“三高”乐团）的真正动力。
不知不觉中，演出进入了尾声，40位部长、40位将军、40位教授和特邀的40位少年一起，用德语演唱贝多芬作曲的《欢乐颂》，用苏格兰语演唱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
和大多数音乐会一样，这场“特殊”的音乐会也准备了返场曲目，这首由作曲家唐建平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创作的歌曲《鉴真东渡》改编而成的《鉴真东渡随想曲》给观众带来了很大的惊喜，返场曲目由著名青年钢琴家陈萨和乐团合作演奏，当陈佐湟手中的指挥棒划下最后一道弧线时，观众随即报以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陈琳告诉《小康》记者，李岚清同志对鉴真东渡的历史研究非常细致，鉴真前五次到日本都没成功，最后眼睛都失明了仍然坚持要去，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一次去扬州访问的时候，李岚清同志看到了文学家郭沫若写的诗《鉴真东渡》，他很受感动，便以诗为词谱了曲，然后又请唐建平改编成了适合“三高”乐团演出的曲目。
这场持续了两个小时的演出并未对外售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与各国驻华使节、在京文艺院团代表、北京市大中小学校教师代表一同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李岚清看望了演职人员并宣布乐团解散，“三高”乐团的成员们都得到了一枚由他设计的红色印章，端面刻有“爱乐人”三个篆字。
第三乐章 我是真的爱你
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
“爱乐人”三个字，真实地反映了“三高”乐团里每个人的心境。
90岁的老教授陈琳，在“三高”乐团中不仅是年龄最大的，也算是学生最多的，乐团里的很多人见到他，都称他陈老师。
“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爱好唱歌了，要不然现在也不会连60多年前的老歌都能唱。”陈琳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共有14个人加入了“三高”乐团，在分部排练时，他们和清华大学以及欧美同学会的教授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分团，一起参加排练，合唱团还有另外两个分团，一个是老干部分团，另一个是将军分团。
“三高”爱乐之友合唱团是2012年7月18日正式成立的，比“三高”爱乐之友业余交响乐团正式成立的时间稍晚，“教授分团基本上都集中在清华大学练习，4月份开始练习的时候，我们是两周练一次，后来我们全力以赴，每周六都练；十月份以后，三个分团开始集中合练，也是每周一次。”每次的练习时间基本上都保持在两个小时左右，对于耄耋之年的人来说，的确比较辛苦，“说实话，这些歌我都会唱，但是也需要坚持练习。”陈琳不仅要熟悉每首歌曲的低音部，为了唱好《欢乐颂》，他还需要记诵这首歌曲的德文发音。
“三高”爱乐之友业余交响乐团虽然从去年3月份就开始着手组建了，但因为成员分布在全国各地，而且大部分人多年未进行练习，技艺已经生疏甚至荒废，因此训练难度更大。
总是“带头”赶拍子的吴院士是“三高”爱乐之友业余交响乐团里的年龄最长者，他比陈琳小7岁，年轻时就非常热爱音乐，并打下了扎实的小提琴基本功，他对这次“三高”乐团的演出格外重视，每次排练必到，而且在家也是反复练习。
吴老名叫吴承康，是中国科学院力学所院士，为发展我国航天、能源科学事业作出过卓越的贡献。科学家严谨的态度和习惯很快便让吴承康成为了大家眼中“最敬业”的成员，他非常认真，指挥每讲一句，他都要记在自己的谱子上，他还承担着为乐团的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编订指法的工作，有时候甚至需要“开夜车”，乐团集中排练的时候，上午、下午和晚上都不休息，时间长了，陈佐湟一看到他便想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小提琴也拉得非常好，他把音乐与科学相提并论。”
同为第一小提琴手的宁楠也是个音乐“发烧友”，今年57岁的他最早接触小提琴是在6岁，现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两把小提琴，一把是十几岁时用父亲大半个月的工资买的，40多元，另一把是自己参加工作后买的，花了一年半的工资，到现在这把琴也有30多个年头了。前两年，他又花上万元买了第三把琴。
天津市每年都有业余小提琴比赛，宁楠得过一个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而他在“三高”乐团中却很谦虚地经常向人学习、请教。乐团的艺术指导、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管弦乐系副主任、教授薛伟为大家表演过一首曲子，宁楠很喜欢听，在平时练习的时候，他听周树春也拉过，便找他要来了乐谱。宁楠的手机铃声便是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是他在排练间隙，请乐团艺术总监助理、中国交响乐团乐队首席、国家一级演员刘云志拉的。
音乐的感染力常常让大家无法用言语形容，只有投入其中，才能领悟到更多的美丽与智慧。
第四乐章 力量
力量的歌/嘹亮了天边/这是属于生命的经典/春夏秋冬讲述着辛酸甘甜/阳光力量转动每一天
“三高”乐团的雏形实际上是“干部爱乐之友小乐队”，在春天培植起来的小乐队不仅生了根、发了芽，还最终开花结果，得益于一批“爱乐人”有力的推动。去年春节前，李岚清与叶小文、周树春等人商量组建一个高级干部乐团，为普及交响乐做些努力。恰好3月11日唐建平在北京音乐厅有台个人交响乐作品音乐会，于是叶小文、周树春、周伟明等6名懂音乐的干部找到唐建平，希望能在他的音乐会上登台演出，唐建平答应了，于是6个干部演奏了钢琴五重奏《鉴真东渡》和李叔同的《送别》。
这次演出后开始着手正式组建乐团，叶小文担任团长。“找人”成为了组建乐团的最大难题，音乐的“业余”水准只是第一道门槛，乐团对于人员资质有着严格的要求——必须符合“三高”中的其中“一高”。
李岚清也发动了一些省市帮忙推荐，3月份正值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李岚清希望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在陕西省选一些能演奏西洋乐器的高级知识分子、军官、干部，赵乐际立即让省委组织部在专家队伍中寻找。中国音协主席赵季平曾在几次演出中见过杜耀峰独奏，便推荐他吹萨克斯。于是，杜耀峰被省委组织部确定为陕西“三高”乐团候选人，进入西安音乐学院培训。在音乐学院确定了固定排练时间和指导老师后，经过一段紧张的排练，杜耀峰被确定为演奏单簧管。五一节前，杜耀峰到无锡参加全国“三高”爱乐之友集中汇演，在主攻单簧管的同时，还进行了萨克斯独奏《牧歌》的表演。 “三高”乐团里的不少人都和杜耀峰一样，是在参加了“无锡汇演”之后，再进一步参加全国排练的。
还有的地方在“寻人”时甚至动员了“兄弟省市”进行支援，原来由上海组织的乐团二声部小提琴从4月份开始组建，但力量不足，便请求江苏支持，江苏有关部门组织了选拔考试，最终有三位提琴手入选，其中两位小提琴，一位中提琴。东南大学校报总编、编审郑立琪便是入选者之一，他于7月27日到省音协参加考试，并在当天下午接受了现场培训，第二天即赴上海交响乐团开始训练。
再“业余”的乐团，也必须有专业的艺术指导和指挥，这些人到哪里去找呢？正当叶小文犯愁的時候，一次去贵州出差时，他在下榻的酒店里遇到了刘云志，很快，他们便商定由陈佐湟担纲“三高”乐团的艺术总监、首席指挥。
“当时我还在欧洲，有一天收到办公室给我发来的短信，让我抽空给陈平（国家大剧院院长）院长打个电话，在电话中我得知了组建‘三高’乐团的事情。”陈佐湟回忆称，“而我第一次和乐团成员见面，是8月下旬，在北戴河。”
在这之前，乐团已分部开始排练，管乐排练地确定在南京，六、七月份大家几次在南京集中进行集体排练，在陕西工作生活的杜耀峰也要到南京参加管乐的练习，因为乐团分配他吹萨克斯，演奏《第二圆舞曲》，他先把统一曲谱拿回家独立练习，再到南京与另外三十多人合练，有时他们也会与上百人的乐团合练。在西安的时候，杜耀峰就与西安音乐学院的迟铮、张国强老师，以及老烟斗乐队一起练习。
经过了细致的准备后，乐团成员第一次与指挥见面，却还是把陈佐湟“吓了一跳”——这支“业余”团队的水准，距离陈佐湟的想象，还有着很大的差距——唯一的办法就是争分夺秒，走捷径，巧训练。
陈佐湟与其他几位艺术指导想了很多办法，比如采用卡拉OK的办法，请职业的乐团演奏经过改编后的乐谱，录像后制作成碟片，发到大家手中，以便大家更好地掌握速度、节奏。还有《欢乐颂》，演唱虽然用了德文，但是四声部被他们改为了两声部，这样就容易了很多，语言方面，为了便于大家在家练习，乐谱上都标记上了中文谐音，“欢乐女神圣洁美丽”便成了“夫罗衣—得 施玉—呢 哥玉—特 风—肯”。
北戴河的3天集训之后，9月中旬，弦乐集体到北京国家行政学院集中训练，11月下旬，乐团分别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排练并举行演出。12月21日，“三高”乐团还在国家大剧院进行了两场汇报演出，一场被安排在上午，乐团为每位成员发票4张，由他们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前往观看；另一场被安排在晚上，江泽民、李岚清、吴仪等前任中央领导出席观看。
在12月22日晚上国家大剧院的正式演出上，还出现了许多少年“爱乐人”的身影，年龄最小的鞠小夫是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初一学生，只有12岁。
“请小朋友们来参与，有种继承与传承的色彩，是希望能够进一步说明‘使中国音乐化’的意义。”陈佐湟希望更多的人能与古典音乐交上朋友，“我总是觉得流行歌曲跟古典音乐，有点像连环画小人书和《红楼梦》一样，一个民族是可以看小人书的，但是如果只有小人书而没有《红楼梦》，这个民族大概不会有什么希望。”
2013年，“三高”乐团还未集中，但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有音乐陪伴的生活，有时候，他们拿出李岚清亲自设计的红色印章，看看端面刻着的“爱乐人”三个篆字，便仿佛感受到了属于生命的经典。
（《小康》记者靳晶、实习记者顾彬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