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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民富”追求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将“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作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人们有理由期待，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期间，群众收入水平将再跃上新台阶。
对“民富”目标的追求，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是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根深方能叶茂。没有“国强”，“民富”将失去根基，而没有“民富”，“国强”也将徒有虚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明显改善。但在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愈发凸显：部分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过大……这些问题提醒人们，实现更高层次的“民富”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
正是在这一新起点上，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将“民富”目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一追求至少包含两方面：一是要进一步改善人民收入的整体水平，将“蛋糕”继续做大；二是要缩小贫富差距，将蛋糕切得更加合理，促进社会公平。而后者较于前者，更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因此，此次全会特别提出，将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作为未来五年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核心举措。这些目标追求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不仅需要进一步细化政策，还亟须转变唯GDP论的政绩观：在确立科学政绩观的同时，确立民生政绩观，把民富程度作为衡量地方干部政绩的重要标尺。因为，只有让更多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我们才能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国强民富的美好愿景。
缩小收入差距：警示和机遇
中秋、国庆“两节”期间，“晒福利”又成了网络上的一项热门话题。
“单位往账户里打了一万块钱，别的没了”、“只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以示祝贺”……五花八门的帖子背后，因为存在网友杜撰臆想的可能，多少显得有些娱乐化，但问题的核心却十分严肃——福利只是冰山一角，网友真正关心的是收入差距。
从年初到现在，决策层多次提到国内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从舆论关注的焦点来看，无论是促使国家统计局三次回应的“5.4万亿元灰色收入”推算，还是引发广泛争议的“8.17亿中产阶级”报告，其指向也还是收入差距。
近十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社会财富“蛋糕”明显做大，但如何“切蛋糕”的问题随之凸显。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包括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等。社会各阶层收入悬殊的警示逐渐凸现，但专家同时认为，缩小这一“鸿沟”的机遇也在到来。
收入差距缘何不断拉大？
毕业快5年、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的方巍，目前刚刚在武汉买房，当他将近3个月存下的1万元钱存入银行的按揭账户后，银行卡顿时又亮起了“红灯”，“买房后的存款从没高过5位数，所以十一哪也去不了”。
有时候，方巍会很羡慕或妒忌他的同学徐斌。后者在大学毕业后通过各种关系进了一家证券公司，“赶上07大牛市时，年底奖金就发了6万”。徐斌现在有车有房，假期休市时还可以与家人四处旅游，生活品质比方巍高出很多。“毕业不到5年，我们的收入差距接近3倍，”方巍说。
此外，城乡收入的差距扩大同样明显。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回顾了改革开放至今的城乡居民收入比：1978年这一数据是2.56，其后随着农村率先进行改革，到1983年这一数据降至1.82。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总体变化不大，但到了1999年，随着重工业增速超过轻工业并引领工业化进入中后期，这一数据明显攀升，到2009年已变成3.33。
可以证实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75(联合国标准认为0.4以上属于收入差距较大)。此外，还有学者认为2009年的这一数字已经到了0.5，但尚需材料支撑。“总体而言，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合理界限，目前的收入分配不能令人满意，”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说。
学术界认为，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在初次分配层面主要有：如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相对下降、技术进步和资产收益率提高造成劳动报酬下滑以及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差距的拉大。在这其中，李扬认为要重点关注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因为它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度高达40%。
“我们考察了与城乡差距有较高关联的地区差距，从各省的平均工资等指标看，可以发现地区差距本世纪初以来趋于平稳并开始下降。这给了我们一种想象空间：只要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90年代初的水平，则中国的基尼系数将回落到0.4以内，而这并不是不可企及的任务，”李扬说。
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转折点正在到来？
中国的收入差距为什么会持续拉大？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吗？这些问题在学术界中有广泛讨论。“按照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贸易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获益，从而缩小该国的贫富差距，但在中国，事实情况并非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日前在上海世博会一次主题论坛上开门见山地说。
为此，马斯金提出一套替代理论：发展中国家也有高技术的管理层和低技术的生产工人。而全球化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的管理层及技术人员合作，而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由生产工人执行。这样一来前者确实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而后者的收入很难提高，于是贫富差距就被拉大了。
“城市化、工业化把大量的资金和高技术水平的工人聚集在一起，由此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但这只是阶段性现象，在未来不可持续，”李扬表示。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已有初步观察，认为城镇化率达到45%时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过了转折点后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46.6%。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转折呢？李扬认为，首先是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初步完成，各项商务成本趋向提高，资本和劳动力不再单向集中，而是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此外，第三产业的崛起也使得城市优势消失，在发展三产方面有时农村条件更加优厚，这会导致配置在乡村的资金收益率有可能比城市更高。比如，李扬就观察到很多企业在上海郊区的崇明投资养老事业，有消息称像泰康人寿这样的大型保险企业也在其中。
如果说转折点已经到来，那么政府的任务就是创造条件促使这个过程更快地展开。实际上，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尝试，“比如，提高农产品价格，但因为人均土地少，这种做法效果有限。至于补贴那就更有限了。根本的出路还是让更多人从农村转移出去，”柯炳生说。
在转移的过程中，土地是核心问题之一。“如何在城乡之间配置土地，如何确保农民能够分享土地带来的收益，如何让土地不仅成为农民的收入手段，而且是养老手段。显然，这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制度安排，”李扬指出。
收入分配改革事关中国经济的顺利转型
正如李扬所言，在遏制收入差距拉大方面，政府负有重要责任。目前，各方的一个共识是，如何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应成为政府“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日前在参加一次视频访谈时指出，“十二五”期间越难的问题必须具体化。像“十一五”期间设定单位GDP能耗降20%的目标，原来看起来很艰难，但因为是约束性指标，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预计也能实现。这给了政策制定者一种启示：虽然缩小收入差距很难，但只要在制度安排、落实机制方面有保障的话，还是有希望实现的。
实际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不但事关社会公平，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是否能由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顺利转型。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突破26万亿元，较2005年时接近翻番。“看起来老百姓似乎并不缺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居民消费不振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要从收入分配结构上说起。
该所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家庭消费率随收入增加而递减的趋势非常明显。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其消费率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其消费率越低。这就意味着，全社会增长的收入，如何分配与消费联系很紧密。对于很多高收入家庭来说，边际消费倾向非常低，他们把相当部分的收入用来购买房产，然而这并不是消费而是投资，并且很容易形成资产泡沫。而中低收入家庭过高的教育和医疗消费比例，限制了这些家庭的日常消费和即期消费。
“为了扩大消费，在国民收入中，要增加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而在居民收入中，要更多地增加低收入群体所占的比重。要防止出现有钱的人消费饱和、需要消费的人没有钱的情况，”李培林说。
重在缩小城乡居民财产差距
“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要抓住主线，如只抓收入差距，很难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问题。当前，要努力缩小城乡居民财产差距，并围绕此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学家华生教授说。
14日，董辅礽经济发展基金会召开秋季学术沙龙，讨论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华生教授结合他领导的课题组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报告，作了主题发言。
华生教授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78年的2.57倍扩大到2008年的3.33倍。但大家感觉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并且不仅是统计数据这么一点。这主要是由于城乡财产差距的急剧扩大。
他说，改革开放之前，城里人基本没有住房，只有价值200—300元的手表、自行车等“老三件”，而农民有自有住房，还有宅基地、自留地，城乡居民财产差距很小。现在仅从收入上讲，农民工的收入与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并没有那么大。但现在仅住房一项，城乡居民财产差距就达10倍以上。现在说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很多，其实其他福利保障随着就业都可逐步解决，最大的障碍是住房。对只有几万元财产的农民来说，要跻身拥有至少几十万元乃至百万元房产的市民阶层，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鸿沟。
华生教授指出，缩小城乡差距关系到国家大计，而宏观政策的口径和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计数字的准确、口径的可比、统计方法的科学。应全面改革和改进统计工作，为宏观决策提供可靠基础。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将“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作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人们有理由期待，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期间，群众收入水平将再跃上新台阶。
对“民富”目标的追求，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是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根深方能叶茂。没有“国强”，“民富”将失去根基，而没有“民富”，“国强”也将徒有虚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明显改善。但在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愈发凸显：部分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过大……这些问题提醒人们，实现更高层次的“民富”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
正是在这一新起点上，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将“民富”目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一追求至少包含两方面：一是要进一步改善人民收入的整体水平，将“蛋糕”继续做大；二是要缩小贫富差距，将蛋糕切得更加合理，促进社会公平。而后者较于前者，更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因此，此次全会特别提出，将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作为未来五年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核心举措。这些目标追求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不仅需要进一步细化政策，还亟须转变唯GDP论的政绩观：在确立科学政绩观的同时，确立民生政绩观，把民富程度作为衡量地方干部政绩的重要标尺。因为，只有让更多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我们才能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国强民富的美好愿景。
缩小收入差距：警示和机遇
中秋、国庆“两节”期间，“晒福利”又成了网络上的一项热门话题。
“单位往账户里打了一万块钱，别的没了”、“只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以示祝贺”……五花八门的帖子背后，因为存在网友杜撰臆想的可能，多少显得有些娱乐化，但问题的核心却十分严肃——福利只是冰山一角，网友真正关心的是收入差距。
从年初到现在，决策层多次提到国内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从舆论关注的焦点来看，无论是促使国家统计局三次回应的“5.4万亿元灰色收入”推算，还是引发广泛争议的“8.17亿中产阶级”报告，其指向也还是收入差距。
近十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社会财富“蛋糕”明显做大，但如何“切蛋糕”的问题随之凸显。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包括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等。社会各阶层收入悬殊的警示逐渐凸现，但专家同时认为，缩小这一“鸿沟”的机遇也在到来。
收入差距缘何不断拉大？
毕业快5年、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的方巍，目前刚刚在武汉买房，当他将近3个月存下的1万元钱存入银行的按揭账户后，银行卡顿时又亮起了“红灯”，“买房后的存款从没高过5位数，所以十一哪也去不了”。
有时候，方巍会很羡慕或妒忌他的同学徐斌。后者在大学毕业后通过各种关系进了一家证券公司，“赶上07大牛市时，年底奖金就发了6万”。徐斌现在有车有房，假期休市时还可以与家人四处旅游，生活品质比方巍高出很多。“毕业不到5年，我们的收入差距接近3倍，”方巍说。
此外，城乡收入的差距扩大同样明显。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回顾了改革开放至今的城乡居民收入比：1978年这一数据是2.56，其后随着农村率先进行改革，到1983年这一数据降至1.82。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总体变化不大，但到了1999年，随着重工业增速超过轻工业并引领工业化进入中后期，这一数据明显攀升，到2009年已变成3.33。
可以证实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75(联合国标准认为0.4以上属于收入差距较大)。此外，还有学者认为2009年的这一数字已经到了0.5，但尚需材料支撑。“总体而言，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合理界限，目前的收入分配不能令人满意，”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说。
学术界认为，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在初次分配层面主要有：如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相对下降、技术进步和资产收益率提高造成劳动报酬下滑以及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差距的拉大。在这其中，李扬认为要重点关注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因为它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度高达40%。
“我们考察了与城乡差距有较高关联的地区差距，从各省的平均工资等指标看，可以发现地区差距本世纪初以来趋于平稳并开始下降。这给了我们一种想象空间：只要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90年代初的水平，则中国的基尼系数将回落到0.4以内，而这并不是不可企及的任务，”李扬说。
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转折点正在到来？
中国的收入差距为什么会持续拉大？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吗？这些问题在学术界中有广泛讨论。“按照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贸易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获益，从而缩小该国的贫富差距，但在中国，事实情况并非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日前在上海世博会一次主题论坛上开门见山地说。
为此，马斯金提出一套替代理论：发展中国家也有高技术的管理层和低技术的生产工人。而全球化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的管理层及技术人员合作，而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由生产工人执行。这样一来前者确实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而后者的收入很难提高，于是贫富差距就被拉大了。
“城市化、工业化把大量的资金和高技术水平的工人聚集在一起，由此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但这只是阶段性现象，在未来不可持续，”李扬表示。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已有初步观察，认为城镇化率达到45%时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过了转折点后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46.6%。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转折呢？李扬认为，首先是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初步完成，各项商务成本趋向提高，资本和劳动力不再单向集中，而是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此外，第三产业的崛起也使得城市优势消失，在发展三产方面有时农村条件更加优厚，这会导致配置在乡村的资金收益率有可能比城市更高。比如，李扬就观察到很多企业在上海郊区的崇明投资养老事业，有消息称像泰康人寿这样的大型保险企业也在其中。
如果说转折点已经到来，那么政府的任务就是创造条件促使这个过程更快地展开。实际上，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尝试，“比如，提高农产品价格，但因为人均土地少，这种做法效果有限。至于补贴那就更有限了。根本的出路还是让更多人从农村转移出去，”柯炳生说。
在转移的过程中，土地是核心问题之一。“如何在城乡之间配置土地，如何确保农民能够分享土地带来的收益，如何让土地不仅成为农民的收入手段，而且是养老手段。显然，这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制度安排，”李扬指出。
收入分配改革事关中国经济的顺利转型
正如李扬所言，在遏制收入差距拉大方面，政府负有重要责任。目前，各方的一个共识是，如何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应成为政府“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日前在参加一次视频访谈时指出，“十二五”期间越难的问题必须具体化。像“十一五”期间设定单位GDP能耗降20%的目标，原来看起来很艰难，但因为是约束性指标，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预计也能实现。这给了政策制定者一种启示：虽然缩小收入差距很难，但只要在制度安排、落实机制方面有保障的话，还是有希望实现的。
实际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不但事关社会公平，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是否能由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顺利转型。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突破26万亿元，较2005年时接近翻番。“看起来老百姓似乎并不缺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居民消费不振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要从收入分配结构上说起。
该所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家庭消费率随收入增加而递减的趋势非常明显。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其消费率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其消费率越低。这就意味着，全社会增长的收入，如何分配与消费联系很紧密。对于很多高收入家庭来说，边际消费倾向非常低，他们把相当部分的收入用来购买房产，然而这并不是消费而是投资，并且很容易形成资产泡沫。而中低收入家庭过高的教育和医疗消费比例，限制了这些家庭的日常消费和即期消费。
“为了扩大消费，在国民收入中，要增加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而在居民收入中，要更多地增加低收入群体所占的比重。要防止出现有钱的人消费饱和、需要消费的人没有钱的情况，”李培林说。
重在缩小城乡居民财产差距
“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要抓住主线，如只抓收入差距，很难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问题。当前，要努力缩小城乡居民财产差距，并围绕此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学家华生教授说。
14日，董辅礽经济发展基金会召开秋季学术沙龙，讨论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华生教授结合他领导的课题组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报告，作了主题发言。
华生教授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78年的2.57倍扩大到2008年的3.33倍。但大家感觉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并且不仅是统计数据这么一点。这主要是由于城乡财产差距的急剧扩大。
他说，改革开放之前，城里人基本没有住房，只有价值200—300元的手表、自行车等“老三件”，而农民有自有住房，还有宅基地、自留地，城乡居民财产差距很小。现在仅从收入上讲，农民工的收入与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并没有那么大。但现在仅住房一项，城乡居民财产差距就达10倍以上。现在说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很多，其实其他福利保障随着就业都可逐步解决，最大的障碍是住房。对只有几万元财产的农民来说，要跻身拥有至少几十万元乃至百万元房产的市民阶层，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鸿沟。
华生教授指出，缩小城乡差距关系到国家大计，而宏观政策的口径和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计数字的准确、口径的可比、统计方法的科学。应全面改革和改进统计工作，为宏观决策提供可靠基础。